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年。这一年，举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影响深远。一是正月自北宋京师开封起，到十一月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了九次大小不一的地震，举国震恐；二是北宋与契丹（辽）内战转和，签订了“澶渊之盟”。前者以为天道有变，人类面临着世界的危亡；后者则开启了长达114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盼望已久的和平、平安之光终于降临。陈寅恪先生论及这段历史时有这样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的高徒邓广铭先生也语出惊人：“两宋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文化与经济的高度发展，是赵宋王朝的显著特征。有数据显示其卓越不凡：宋朝工商业GDP水平远超同时代其他国家，占世界的60%以上；财政收入更是惊人，最高年份达到16000万贯文，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至9000万贯文。即使半壁江山的南宋也高达10000万贯文。加上初期宋太祖赵匡胤重文抑武，曾于太庙立下“誓碑”保全“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的许诺，善待文人、崇尚文化一直是宋代的国策之一。
百年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文化的长足跟进，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宋词、宋诗、书画、医药、学校、瓷器等蓬勃兴起，形成了密集厚实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空前繁荣。洛阳作为当时的西京，文人志士云集，最终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形成高峰：周敦颐治濂学，张载创关学，邵雍居“安乐窝”中推演象数学，程颢程颐二兄弟开讲洛学，一时洛阳空前盛况，学术氛围浓厚且弥漫全国，被后人誉为“北宋五子”。熙宁四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变法产生分歧，携书局入洛，编纂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帝学教材，加上王安石推行新法形成的新学，从而形成了六大家并列立于洛阳的态势，构成了诸学相互沟通激荡、共同发展的局面。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称其为“道学六先生”，认为是北宋建国后历经百年的稳定发展，在洛阳兴起的新儒学学派。
一、“道学六先生”与洛学的关系辩白
朱熹讲的“道学”和我们现在理解的“道学”是不一样的。
《宋史·列传186·道学》讲：“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世，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灒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自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暸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等，受业周氏，巳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显而易见，朱熹讲的“道学”，非道德之学或老庄之“道学”，而是道统之学，上接孔孟，远承三代，历来为帝王百姓之所遵循之“道学”。既如此做为“四传弟子”，自然将司马光之学纳入其中，并称为“六先生”。其间，周氏敦颐是二程的受业师尊，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周氏、张载学说的起源均为《易传》或《太极图说》，出自周公之《易》。而周公旦是洛阳城洛邑之缔造者，且周公营洛而制《礼乐》，实为天下儒学均出于洛矣。另者，“河出图，洛出书，圣人侧之”，洛阳即为儒学之渊薮，周公旦被称之谓“儒学之元圣”，“北宋五子”也好，“道学六先生”也罢，就学术而言，称之为“洛学六先生”更为妥贴。邵雍“生于太平，死于安乐”，最终葬在洛阳伊川，司马光居洛十五年，编纂出宏篇巨著《资治通鉴》，更有传世名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与洛阳关系密切。更有其弟子范祖禹编著《帝学》一书传于世当为司马氏帝师教科书学说的结晶。
张载的关学主旨，集中体现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中，冯友兰先生精辟概括为“横渠四句”。张载去世后，其弟子吕大临，苏昞等到洛阳复投程颐门下学习洛学，极见与洛学契合的紧密关系。
后来历史推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很快为高层全盘接受，宋神宋赵顼不仅为书稿题名，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备受推崇，恩荣交替复出为朝廷宰辅；而邵雍之象数学却为民间接受，广为传播。尤为奇特的被改造为“邵子神数”，蒙上了神秘的面纱。正所谓：“司马鑚天，邵氏入地”，书写了文化人的传奇。
北宋云集洛阳诸派学说，相互借鉴勾连，在时代洪流中激荡前行，发生深度变革：周、邵、司马之学为社会裹挟，或为新儒学由草创到新繁荣的中介桥梁，张载之关学也由兴转衰，被洛学改造后吸收。唯有二程的洛学（特征为理）刚健飘逸，以其深刻自省，且积极用世勇于担当，敢为天下先的独特禀赋，成为后代理学家文人学士趋之若鹜、潜行追求的顶尖学问。
二、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形成与运用
南宋时期传洛学人物思想的主要有朱熹和陆九渊。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三明市）。闽学派代表人物，世称朱子。谥“文”，后人尊称朱文公。
朱熹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入都科举，获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三年后入仕泉州同安主薄，开始了长达五十年仕途。期间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外任九年，立于朝四十余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讲学著书。其著述现存25种，600余卷，总字数两千万有余，是十三世纪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之一。自元代始，其关于经学研究成果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明清两代编印了他大量的著作版本，清康熙年间李光地奉敕编修的《朱子全书》最为驰名。
陆九渊（1139年3月26日～1193年1月18日），字子静，福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南宋哲学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因讲学于象山书院，世称“象山先生”或“陆象山”。
朱熹师承二程之一的程颐，由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传而至朱熹；陆九渊师承程颢，由谢良佐、王苹、张九成、林季仲四传而至陆九渊。朱熹大陆九渊九岁，师承关系造成对理学的认知方法不同，因而产生差异。朱熹立足于原著，强调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是所谓的“朱子读书六法”。而陆九渊则以“心即理”为核心，强调以心为主，“自作主宰”，在客观上与朱熹的理学思想相抗衡。二人各抒己见，形成二程洛学在南方传播的两大流派。为了调和二派的关系，由当时知名学者吕祖谦出面，约二人至信州鹅湖寺，“及众多江浙诸友皆来会”，就发生了后来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鹅湖之会”。据文献记载，“鹅湖之会”双方各执己见、气氛热烈，结果自然可知。两人同为理学大家，朱熹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吾心即宇宙”“心即是理”，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为大。实质之争是“道问学”和“尊德性”的方法之争，后来被放大成“朱陆论战”。
“鹅湖之会”后，淳熙八年（1181年）二人又在白鹿书院见面，进行了“义利之辩”。逐渐在学习方法上找到了统一的认识，双方对立的情绪有了缓和的局面。所有这些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助推了程朱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为理学走向统治者视野，进而成为“官学”奠定了基础。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到十月间，共上五札论事谕讲。在讲《大学》时认真向宋宁宗讲理学内容，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招致了高层的打击和报复：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以“十大罪状”奏劾朱熹，开列出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受到了追究和清算：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第五位，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了沉重打击。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克服病痛的折磨，加紧整理文稿，唯一的愿望就是将自己生平的著述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4月23日，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十一月道学徒众在信州集会举行大规模的会葬，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然而当权者竟下令地方予以约束。但是参加者络绎不绝竟达千人之多。
不管怎样，朱陆之争还是把理学推向“官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走向政治中心。公元1279年（宋祥兴二年）崖山兵败后，陆秀夫谓宋帝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赵显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负之投海死。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燕京就义。过零丁洋时留诗一首，尾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程朱理学的核心意义上来看，“时穷节见”“杀身以成仁”“舍身以取义”成为理学精神领域的成功范例，对后世文人志士的治学修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元时洛学再度兴起于苏门
元代于苏门山接传洛学的主要人物三人：姚枢、许衡、窦默。
元代姚枢、许衡、窦默等厥功甚伟，若无他们的努力，洛学在北方传播至此终矣。
四、明朝洛学（理学）的发展
明朝是洛学（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主要是人物众多，高潮叠起，大家云集。
主要人物：薛瑄、曹端、阎禹锡、白良辅、乔缙、王鸿儒、许浩、何瑭、崔铣、王廷相、王尚絧、尤时熙、李士元、谢征麟、董尧封、鲁邦彦、孟化鲤、吕坤、杨东明、徐养柏、王以悟、张信民、贺仲轼、吕维祺、刘理顺、王慕祥等。
后期被明末清初推崇的中洲理学家有：刘健、王璇、刘贽、吕孔良、方时学、郭文士、王職、郭显星等。尽出洛阳，成为明代理学家群体中的独树一帜、风格迥异的特别方阵。
正所谓中原星空，群星灿烂；北学道统，人才辈出。其代表人物有：
曹端为学刻苦专一，躬行实践，重视言传身教。因此，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他注重以德服人，知行合一，向学生们传授做人的方法。曹端在霍州十余年，修明正学，政绩颇佳，且对理学有真知灼见。因而得到四方学者士人的敬慕，争相投其门下受教，“闻风来学者数百人”“诸生服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论”。父母丧，他归葬渑池，庐墓六年，霍州诸生不远千里，“多就墓次受学”（《明史·曹端列传》）。
3.刘健（1432年～1526年），字希贤，人称刘阁老。明朝洛阳县（今洛龙区乡魏屯村）人。天顺四年（1461年）考取进士。弘治四年（1491年）任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弘治十一年（1498年）春，为少傅兼太子太傅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代徐溥为内间首辅。他根据当时四方多灾诸情况，知无不言，竭忠尽智，向孝宗上疏国策，孝宗深以为是，颁诏施行，成为明代弘治中兴重要功臣，章太炎称其为中国历史上六大儒相之一。
刘健作为明孝宗朱祐樘的老师，两人之间感情较深，政治理念接近。刘健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春，成为首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1505年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早期明武宗还算勤政，后来在宦官刘瑾的引导下逐渐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战事频生，外有鞑靼达延汗进犯、内有叛乱和民变等重大事件。刘健等人眼看武宗被沉迷享乐，不理朝政，经过与刘瑾几次斗争，以失败告终，失望的刘健请求退休回家告老还乡。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专门命人前去慰问年满九十的刘健，把他比做北宋名臣司马光、文彦博，并大加赏赐。嘉靖五年（1526年）冬十一月六日（12月9日），刘健逝世，享年九十四岁。刘健死后，留下数千言的奏章，劝世宗正身勤学，亲近贤才，远离奸臣。世宗看后，十分感动。于是再次赏赐刘健家人，并赠刘健太师，谥文靖。
刘健历经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为四朝元老。对明朝中叶弘治、正德、嘉靖三朝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入阁十九年，任首辅八年（1498年～1506年），为政提倡兴利除弊，享高寿得善终，社会威望较高。
刘健是薛瑄的学生，正统洛（理）学班底，个人修养极为深厚。以身许国是毕生追求。入阁拜相十九年，并未谋取个人利益。今天我们在他的故乡并未看到明显的显赫身份象征的建筑遗存，以及后人以其遗产发家暴富的任何痕迹。清正廉洁、无私无畏、人寿年丰是这位洛学人物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五、清初洛学的再提出与兴盛
清初是洛学研究体系最为关键的环节。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形势的稳定和发展，洛学的系统研究摆上政事日程，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代表人物有：孙奇逢、汤斌、张伯行、曹肃孙等。
汤斌派人重新勘察，发现水并没有退去，即使田已露出水面的地方也无法耕种，于是上疏奏请平息原先余国柱的议论。
朝廷获悉汤斌的禀奏后，康熙帝命令侍郎素赫协助他办理救灾事务。常州知府因为对属员失察被降职调任别处，汤斌了解到他很廉洁，就奏请让他留任。康熙帝特别下旨，允许照办。汤斌命令各州县建立社学，讲解《孝经》《小学》禁止妇女四处游荡，官府小吏、市井倡优不准穿皮衣和丝织品，焚毁不健康的书籍。苏州城上方山有座五通神祠，已有数百年，远近的人都争相前往。年轻女子生病，装神弄鬼的人就说五通神要娶她做妻子，生病的女子常常病死。汤斌没收五通神的塑像，木雕的就烧掉，泥塑的就沉到水里，并下令各州县凡有类似的祠堂全部毁掉，卸下原来的材料修建学校。教化得到普遍推行，百姓都心悦诚服。
汤斌刚正不阿，不趋权贵。当时明珠为大学士，在朝中当权，前任江苏巡抚余国柱告诉汤斌，说朝廷免除江南赋税，都是大学士明珠尽力促成的，但汤斌认为是自己的坚持，对明珠毫不理睬。考核官员时，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却没有汤斌的属员。
康熙帝给太子胤礽选择辅导大臣，朝臣中有人推荐汤斌。汤斌将前往京城，苏州百姓哭泣挽留未成，停市三天，拦路烧香为他送行。汤斌上任后，汤斌悉心讲授，尽力辅佐太子，然而胤礽积习已久，成效十分有限。
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赐予汤斌谥号“文正”。
在当时特定的思想风潮背景之下，汤斌的理学思想因王学的流弊而调整，中正平实，矫而不过，具有强烈的务实求用的特征，反映了明末清初理学思想的主要发展方向和鲜明特征，具有时代精神和意识。
3.张伯行（1651年～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清朝大臣，理学家。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称。其政绩在福建及江苏最为著名。学宗程、朱，及门受学者数千人。去世后，朝廷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年，从祀文庙。有一子张师载。
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伯行考中了举人，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殿试三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补授内阁中书，从此步入仕途。后来，张伯行遇父丧归乡，建立请见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康熙帝命令按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市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准备上疏弹劾，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只好停止弹劾事。
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正月，康熙帝南巡到达江苏，在苏州谕令总督和巡抚举荐贤能的官员。在举荐的名单中康熙皇帝没有看到已闻名朝野的张伯行，就对总督、巡抚申斥道：“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才，你们却不举荐!”说完又转向张伯行：“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政绩来，天下人就会知道朕是名君，善识英才；如果贪赃枉法，天下人便会笑朕不识善恶。”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
4.曹肃孙，清河南洛阳人，字伯绳，号柏亭外史。咸丰十年，年六十六，始以“山林隐逸”荐，任河南临颍训导，旋即告归。有《迟悔斋经说》《洛学拾遗补编》《芝亭旧稿》《迟悔斋文钞、杂著》《交游录》等。
六、洛学于中原最后的实践—镇嵩军
镇嵩军原系豫籍同盟会员偃师人杨源懋等人为响应辛亥革命而策动豫西绿林组织起来的一支起义武装。后经张坊等人的安排，成立于民国初年，前期以剿匪安定地方治安为名，在北洋军阀的势力夹缝中生存，随着全国政局的变迁，实力几经消长，但实质与传统一脉相承。真正控制镇嵩军体系的正是具有洛学班底的洛阳籍的文化人，其中石言、李宾阳、邢德荣、冉心佛等中坚人物均为清末具有秀才功名以上的拔贡、举人、进士等。他以反清起义始，纵横中原数省地域，前后存在37年之久，几与民国同龄，终以反共反人民彻底覆灭而告终。在全部民国的历史中，除了臭名昭著的腐朽历史外，尚存有武庭麟领导的“抗日保卫战”洛阳对日作战的顽强一搏，算是最后一批洛学人士理论实践的最后一点光彩。
1.杨源懋（1886年～1912年），字勉斋，河南省偃师县人，19岁中进士。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源懋被授法部主事。不久弃官返乡，在偃师、洛阳、开封等地办学堂。又创立森牧社、明强学社，以振兴家乡实业。次年任中州公学监督兼河南府中学堂监督。驻日本东京河南同盟会支部派杜潜到开封组织同盟会河南分部，杨源懋率先加入同盟会。他将山东革命志士刘冠山和朝鲜反日志士金秉万接到家中，共商推翻清政府大计。
清宣统三年（1911年），河南同盟会欲在开封举义。杨源懋积极培养革命力量，进行军事训练，等备军火，借办林场之名在太行山葫芦寺潜修山寨，聚集志士。河南同盟会为策划起义曾在开封袁公祠集会，因当局戒备森严，集会不便，勉斋乃以河南府中学堂监督的身份回洛阳，利用学堂为掩护策动军队起义。并派人分头和嵩县杨山绿林武装首领王天纵等联系。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张钫在陕西组织东征军，杨源懋与河南同盟会支部长刘纯仁联络豫西山区农民武装，计划东进与开封起义同志配合，切断南北交通，阻止清军援助武汉，进而光复河南全省。当时，因河南反动势力对革命活动加紧防范，革命党在洛阳举事失败，杨源懋与刘纯仁计议，携豫西农民武装入陕加入张钫东征军。人陕后，杨源懋任东征军秘书长，刘纯仁任东征军总参议。时清军重兵集结函谷关东，杨源懋认为函谷关地势险要，不宜强攻，提议先占领函谷关关南高塬，设奇兵攻取函谷关，这一建议得到实施。崤西战斗中勉斋亲自上阵，经过3昼夜激战，东征军攻取了灵宝、陕州、渑池，缴获大批武器。与此同时，清军大量增援豫西，杨源懋力主后撤，避开敌人锋芒。但主要将领轻敌，东征军遭受较大损失。后因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军事行动停止。
民国元年（1912年），豫西农民武装3000人编为镇嵩军。不久杨源懋回开封被选为河南省临时议会议长。他纵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得失，力主地方自治，实行民主选举。是年6月18日病逝开封，年仅26岁。著有《杨勉斋遗文集》存世。
2.刘纯仁（1881年～1912年），字粹轩，号养爱庐，河南省新蔡县人。刘纯仁出生于革命世家，靠祖母汪氏、母亲时氏两世孀居抚育成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河南乡试中举人，任开封优级师范暨高等学堂学监（校长）。他利用合法身份，向学员宣传革命。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刘纯仁被推选为同盟会河南支部长，负责领导河南革命工作。武昌起义后，与偃师杨源懋、巩县刘镇华等人，亲自到洛阳策动和组织杨山绿林武装、洛阳东关的“在园”农民组织和清军中倾向革命的官兵，准备在农历辛亥年（1911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历12月15日）起事，攻占洛阳，宣布河南独立。举事前夕，由于叛徒韩庐云告密，清政府调大批军队镇守洛阳，洛阳起义受挫。为了继续战斗，刘粹轩、杨源懋、刘镇华共同商议决定，义军转人陕西同张钫领导的秦陇复汉军东征军汇合，再图收复河南。
刘纯仁到东征军后任总参议，协助张钫与清军在豫西鏖战。时袁世凯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一方面与南方议和停战，另一方面欲剿灭秦陇复汉军，派北洋陆军周符麟部同赵倜毅军并力西攻。双方相持在渑池，周、赵假意议和驰书约张钫亲至甘濠协商，纯仁说：“今日之事，安危难知，伯英（张钫）为帅不可往，我请代之。”民国元年1月14日，刘纯仁代张钫赴会，被杀害于张茅。时年31岁。
3.石言（1888年～1920年），名朝臣，字又謇，乳名贵秋，又名东乾，洛阳嵩县九店街人。石家祖上通晓经书诗词，他幼年聪慧，就读私塾。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优级师范学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加入同盟会，为便于秘密活动，化名石言。翌年，回县在饭坡南庄创办初、高级学堂，以教学为掩护，秘密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组织。同年，清廷又行科举，石言赴省城应试，擢为拔贡。
石言在乡办学堂时，常与王天纵等杨山弟兄接触，宣传反清革命的目的意义。宣统三年（1911年），在石言的引导下，王天纵袭击了清廷孙店守备署和鸣皋巡防营；柴云升袭击了栾川巡检署，捣毁了文武衙门，赶跑了朱阳关“镇山侯”；憨玉琨袭击了旧县巡营，又在阎沟脑截夺了清兵押送的枪支弹药。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河南支部派刘纯仁、吴沧州、刘镇华等五人至豫西，联络地方武装。在石言的策划下，发动杨山弟兄起义。义军下山，攻取洛阳，兵至龙门，由于攻城计划泄密，转赴潼关，参加张钫率领的“秦陇复汉军东征军”，石言任军部总参议。
民国元年（1912年）镇嵩军成立，张钫首委石言任统领，石言坚辞不就举荐刘镇华为统领，淡泊名利的石言，辞职为民，定居灵宝，仍保留总参议名称。
石言处事仗义执言，颇孚众望。治军严明，受众称赞。民国9年（1920年），石言病逝于灵宝，终年32岁。
4.刘镇华（1883年～1952年），字雪亚，河南省巩县（清末民初属河南府管辖）人。清末秀オ，上过保定北洋政法学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中州公学任庶务长时参加同盟会，同杨勉斋、刘粹轩一起参加反清活动。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同嵩县的石言，蒋峨等革命者一起奔走豫西，联络嵩县杨山的绿林首领王天纵起义攻打洛阳。洛阳未克，他同杨勉斋、刘粹轩一起奔赴潼关，投入秦陇复汉军的东征军，任都督府书记官、参议。民国元年（1912年），张钫部编余5000人，成立镇嵩军，委任石言为统领，但石言不恋功名，在刘镇华的背后活动和要求下，石言只好荐刘镇华担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
民国7年（1918年），任陕西省长。民国11年（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任陕西督军兼省长。民国14年（1925年）4月，与憨玉現一起与胡景翼部激战在河洛地区，兵败后刘镇华只身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同年秋，被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攻击国民军，围攻西安达八个月之久。民国16年（1927年）夏，任冯玉祥部八方面军总指挥。民国19年（1930年）任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第十一路军军长。民国22年（1935年）5月，任豫、鄂、皖边区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1948年，开封第二次解放前夕去台湾。1952年病死在台，终年69岁。
5.蒋峨（1882年～1921年），字我山，河南省伊川县人。童年入塾，天资颖异。清光绪三十年（1905）三月，蒋在伊川书院旧址创办“鸣皋两等（初、高级）小学堂”，自任堂长。同年五月，他向往新政，考人开封中州公学优级师范学校深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河南支部在开封秘密建立，蒋经刘镇华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蒋结业后，分配到豫西一带，从事宣传和反清革命活动。先后在洛阳高等小学堂、鸣皋高等小学堂任教师堂长，不断地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并秘密发展同盟会员，壮大革命组织。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他同石言等联络王天纵为首的杨山兄弟响应，率众下山，攻洛未克，遂奔赴陕西潼关，参加张钫率领的“秦陇复汉军”，任军部参议。民国7年（1918年）镇嵩军援陕，刘镇华当了陕西省省长，委蒋任周至县知事。蒋执政期间廉洁清明，勤政爱民。民国10年（1921年），因积劳成疾，病逝军中，时年39岁。
6.刑德荣（1881年～1941年）字润斋，号沧渔，清末拔贡，伊川县白元乡夏宝村人。
邢德荣幼年就读于白元镇伊川讲院。光绪末年，任洛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堂长，其间受杨勉斋、刘纯仁等人彫响加入同盟会。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师生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为发展革命力量，联系有识之士，他又回到家乡，和地方进步人士一起拆毁庙宇，聘请良师，在夏宝创立了明新两等小学堂。
1911年10月，为响应武昌起义，邢德荣同刘纯仁、杨勉斋等人策动杨山王天纵的绿林武装攻打洛阳，失利后转赴陕西，加入张钫的秦陇复汉军东征军。1912年镇嵩军成立，邢任第二标分统张治公部幕僚，直到1927年张部被冯玉样的国民军击溃，始解甲还乡。此后，长期任明新小学董事长、校长，倾心教育，培养人才。1941年病逝。
7.武庭麟（1882年～1952年），字歧峰，河南省伊川县人，父亲武太康因放高利贷被仇家暗杀。武庭麟为替父报仇弃学投军。先在张钫的模范团当学兵，后被保送到河南督军赵倜的军士学校学习，毕业后转入镇嵩军张治公部，不数年升至镇嵩军第二路第四营营长。
民国22年（1933年）5月，武庭麟率部随刘镇华移驻安徽六安围剿红军。武庭麟由于“剿共”有“功”，当上了国民党十五军六十四师师长兼六安行政督察区专员。
民国26年（1937年）8月，武庭麟率部开赴山西抗日。10月参加忻口战役。11月2日国民党军队在忻口全线撤退，六十四师奉命守备汾河，掩护大军向晋南转移。武庭麟亲率一九一旅在汾河南岸布防。苦战数日，死伤沉重，但仍坚守阵地。得到第二集团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褒奖，民国28年（1939年）10月，武庭麟升任十五军军长。
中条山战役失利，十五军移驻洛阳。民国33年（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敌三五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等部，由虎牢关及临汝县大举西进包围洛阳，在汤恩伯部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武庭麟率领十五军和川军九十四师扼守洛阳孤城，与日军展开激战。从5月9日到24日，日军用200余门大炮、数十架飞机向洛阳狂轰濫炸，并以500辆战车配合步兵进攻。武部终日苦战，坚守城池，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以弹药不继，外援断绝，加之部队伤亡过重而突围西撤。
民国36年（1947年）8月，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武庭麟在黄河拼死阻拦，10月2日，武部六十四旅在新安铁门被歼，率残部南逃临汝。1月2日，解放军袭击临汝，武庭麟又窜到郏县，立足未稳，解放军又兵临城下，城破之后武庭麟做了俘虏。由于平生杀人太多，民愤极大，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1952年武庭麟解回洛阳，12月11日在洛阳周公庙被枪决。
七、结语：洛学的千年之思
“宋兴于洛阳，元大于苏门，明清再盛于雎水”，这是千年以来，洛学演化的行规清律。从司马光入洛，到“北宋道学六先生”，历史的天空造就了“日月同辉、群星灿烂”的璀璨星空。星光闪烁之下，眨眼间走过了一个“千年”。其间程门四先生、陆九渊、张栻、朱熹、王阳明等不断阐发，遂成显学。中原学子前仆后继，姚枢、许衡、薛瑄、曹端、汤斌、孙奇逢、张伯行等身体力行，矢志不渝，不断续写辉煌。致使这个古老的学派代有圣贤，成果丰硕影响深远。而今研究其本源及轨迹，开发其精神与传承其衣鉢，自然而决然的落在我们的肩上。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诫我们一个传统的铁律法则：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机遇倏降，时不我待；躬行自崛，舍我其谁？
综观洛学千年演变，有几条所思愿与诸位探讨：（一）千年以来洛学诸人生生不息，立志传承洛学文化，其情可嘉，其实可悯。我辈应慎重研究，以期成为中原（北方）学人矢志奋斗的不朽遗产；（二）勇于时代担当，敢为天下先之创新精神，当为我辈之推崇；（三）不求闻达，济世为民。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格局，倾其毕生所有，求得清白著于青史；（四）珍惜道统传承，把洛学精神研讨到位，赋予时代内容，为下一个新的千年继承发扬“新洛学精神”奠定基础。
下：洛学延伸脉络前瞻
沿着历史的脉络，拾级而上，领略与洛学极大关联的先贤人物，一幅中国之历史文化画卷次第展开。
一、前编诸贤人品学识优佳，正是国学传承延续之主流
依据清汤斌《洛学编》，在前编中列了六个洛学人物：宋穆修、唐韩愈、东汉杜子春、钟兴、郑众、服虔。收入这六个人物入前编，汤斌的理由也十分得直接：汉初经师多出齐鲁，修明周礼唯有缑氏。至戴圣删定《礼》经，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圣学一以治学不检，一以祖尚《老》《庄》，并罢从祀，故不敢与缑氏诸贤同列前编。
2.韩愈：字退之，公元768年生于河阳（今孟州市），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公元824年病逝于长安家中，终年57岁，后葬于河阳，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元丰元年（1078），宋神宗返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韩愈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有“杜诗韩笔”“文起八代之衰”之誉，开辟了唐以来传统古文中的优良之风，“发言直率，无所畏避”，“鲠言无所忌”。思想上力倡儒学，以继承儒学传统自届，开唐宋理学之先声。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3.服虔，东汉经学家。字子慎，荥阳人。少年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卷，《春秋左氏音》一卷，《通俗文》一卷，《汉书音训》一卷。始举孝廉，官至尚书侍郎、高平令，中年末，迁九江太守，因故免官，世乱病卒。之所以选中服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生活的年代是汉献帝时，服虔年辈与郑玄略等，郑玄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经学家，是大家马融的学生，因传古文经学而为大儒，曾著有《天文七政论》百万言，世称“郑学”。
4.郑众：字仲师，河南开封人。东汉经学学家，名儒郑兴之子，东汉明帝时任给事中，越骑司马。永平八年（64），持节出使北匈奴，因拒绝向其单于下拜，以全气节著称于时。历任官军司马、护西域中郎将、武威太守、左冯翊，有治声。征为大司农等。为官清正，反对章帝盐铁专卖等国家政策受到朝廷严责。83年去世，传有《春秋左氏传条例》九卷、《孝经注》二卷。
5.钟兴：字次文，汝南人。少从名士丁恭学习《严氏春秋》，操行正、学问好，得丁恭称赞，并荐于朝廷。时光武帝刘秀召见了他，并和他谈论经义，钟兴应答得体明白而且得到了刘秀的赏识，拜他为郎中，后稍迁左中郎将。并诏令他修订《春秋》章句，后封关内侯。钟兴自以为无功于社稷，不敢受如此重爵。刘秀说：“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耶？”郑兴说：“（这都是因为）臣师丁恭的原因。”于是刘秀乃封丁恭，而钟兴却坚辞不受爵。后卒于官。钟兴的操行与学识遂为后世所称道。
6.杜子春：（约前30-58），河南缑氏人。他生活在西汉末和东汉初，因此关系较为复杂。他先是师从大经学家两汉的宗室顾命大臣刘歆学习《周礼》，永平初年年已九十，但能诵《周礼》，识其句读，在南山开馆授徒。时名儒郑众、贾逵等俱在门下受其业。后卫次仲、贾景伯、马融、郑玄等作《周礼训诂》，皆效法杜子春之学也。
除以上六子被汤斌选入《洛学编》前编外，洛学问题根脉已延至前汉，和传统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关系极为致密。因此，我们有必要沿着这一脉络，继续寻求洛学之根源。
二、文化与精神俱在，民族之脊梁清晰可见，历久弥坚
1.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西汉名臣，皇朝宗室刘向之子。汉成帝时，即已通《诗》《书》而被召为黄门郎，与父刘向领教秘书，讲六艺传记，举凡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学门无所不究。汉哀帝时领校《五经》，总群书而类别《七略》，利用职务之便，将皇室典藏移出秘阁，从而使先秦古籍进入社会，使古文经书与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相互碰撞，从而引发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百年论争。如果说两汉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的斧开山门的鼻祖了。所以，刘歆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贡献居功甚伟。
不仅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努力，他们父子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由官方完成了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总共整理出图书分了六大类、38种、603家、共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级图书馆。同时他的古籍整理方法，校勘、辨伪、考据等学科开始产生。
第三个贡献就是对《五经》古典的整理和校勘。他特别爱好《左传》，把《毛诗》《仪礼》《古文尚书》及《左氏春秋》等列于学官。另外编校《山海经》，成就了我国第一部独具特色的地理著作。
2.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知名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景帝时充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武帝时上《举贤良对策》，把儒家思想与当时西汉时期的需要串联起来，系统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被武帝采纳，使儒学逐步“在野”而进而“在朝”，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经历了风云波谲的西汉极盛时的三朝，受到重视和优待，历代儒生不能至。前104年病故于长安，享年七五岁。
贾谊号“洛阳才子”，文笔雄健，纵横捭阖，所向披靡。著作十卷，共五十六篇传世，其中政论文为优。
4.入周问礼：公元前518年（鲁昭公24年）前后，洛阳历史上发生了几件大事，影响很大。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多处记载，一是周景王薨，庶子王子朝与周悼王（姬猛）争位，悼王出奔晋。不久悼王死，子匄即位，是为周敬王，史称王子朝之乱；二是鲁国的青年学者孔丘写到了洛阳：访先王之政，拜会老子和苌弘，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入周问礼”，影响深远。
孔子此次入周问礼，共做了三件事：一是寻访了周公的圣迹，参观了先王之政。他遍观先王遗制，瞻仰了周室太庙，“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观乎明堂，睹四门墉、尧舜之荣、桀纣之相及兴废之戒焉”，“又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喟然长叹：“吾今乃知周公之盛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并发自内心发出终生的追求：“盛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第二件事是专程拜会了老子。老子姓李，名聃，字重耳，是当时东周王朝的守藏史，即国家档案馆长，年纪高出孔丘三十多岁。两人有这样的对话，被后世文献所载：
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子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
临别时，老子又赠言道：“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
第三件事，拜会了苌弘，并请教了音乐，而且和苌弘一起探讨了音乐在人类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从有限的史料中能够看到二人对音乐表现手法，对礼乐鼓舞合作相互交融，能够表现重大题材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对以后孔子修订《诗经》《书经》《礼记》《易经》《乐经》和撰著《春秋》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5.周公：名旦，又称周公旦、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之弟。约公元前1107年-前1079年人，是西周初期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汉唐时被追尊为儒家之圣，宋时追封为文宪王。被后世称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100位名人之一。
西汉初，著名的学者伏生，在《尚书·大传》中这样评价周公：“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高度精辟地概括了周公一生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壮丽人生画卷，为我们认知这位“古今第一完人”树立了靓丽的标杆。
（一）立功于社稷，灭商兴周，创立长治久安的丰功伟业。
文王去世后，作为武王的主要助手之一，继承先父的遗志，总结文王为政的经验得失，不越位、不越权，勤勉持重，把主要副职的作用发挥到了最大极限。
武王即位之年（前1050年）二月，就秘密召见周公，向他询问治国及灭商策略。周公从文王时期的德政讲起，积极献策：决定的因素在于国内推行德政，修明道德，励精图治，对外联络诸侯，结成统一战线，待天下有变，即可抓住时机，乘势而上。要积极进取，千万不要安逸无为，错失进取天下的良机。次年，武王再次问政于周公：商纣已罪孽深重，如何有效克商，请告知最好的方法。周公就从父亲文王的“三极、四察、五刑、七顺、九纪”的政治经验中建议，应认真把握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修德善政，把握时机，制定灭商战略规划，并做足酝酿战争的各项准备：对内除患兴利，施三让（市政近民、降低物价、向商贾施资），行三虞（边境不侵内陆、道路不驱赶牛羊、使人皆居邑中），用三同（统一兵器型号、官吏一律任能、箭镞一律无声）；对外谋划实施“东观兵于孟津”的军事演习，为灭商建周创造舆论和行动的主客观条件。公元前1046年，周公佐成王亲率大军征战殷商。他身体力行，亲自撰写《牧誓》，在誓师大会上发布破殷动员命令，手握大斧冲锋在前，攻陷朝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二）勇挑重担，危难之时摄政当国。
周武王于灭商后次年病逝，时周成王姬诵年幼（13岁），如何稳定周初的局势，巩固灭商后的成果，成了严峻的课题。一方面，周初内部关于领导权问题尚未一致，管叔、蔡叔、霍叔等蠢蠢欲动；另一方面，殷商故旧、东方残余势力阴谋形成反派联盟，对新生的周王室构成了潜在威胁。在这关键时刻，周公勇挑重担，毅然担负起摄政当国的使命和经略天下。
公元前1041年，在统一内部（太公、召公等）意见后，周公举兵东征。打击的对象有二，一是三监（管叔、蔡叔、霍叔纠结殷商残余势力（武庚），图谋叛乱；二是奄、薄姑等50余个东方小国的反派联盟。对于三监这个反派核心力量，周公采用攻心为上、分化互解的方法进行。先说服霍叔，让其归顺，而后挥师东进，击溃了三监的主力，武庚、管叔相继被杀，蔡叔被流放。尔后扫荡了奄、薄姑等50多个小国，杀掉了殷商的“佞臣”飞廉，除去了祸根。
周公东征的胜利是继武王克商后的“第二次克商”，从根本上解除了周王室的威胁，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完善分封制，强基固本，完成了大一统的国家格局。
为了维持有效的统治秩序，巩固来之不易的国家成果，周公做出了“建侯卫”的重大历史选择，成功走出了一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建国治国之路。
在战略要冲和殷商势力重点地区，周公把周王室的亲信和主要力量进行了分封布局。武王之弟康叔封于卫（原三监之地），太公望封于齐（山东营丘），周公封于鲁（今曲阜），召公分封于燕，唐叔虞封于今（今山西西南），微子启（纣之兄）封于宋（今河南商丘），其他分封不一而足。从而形成了周王宗室亲分居要冲藩屏王室，进而控制全国的局面。
（四）营建洛邑，构筑强大的震慑东方的国家基石。
首先，营建洛邑是周武王激发的战略考虑。灭商后罢兵西归。在亳息偃戎师，武王就萌生了营建洛邑的计划，然而尚未展开就病逝了。虑及镇压殷商的残余势力，安定周王室的大后方，必须营建一个战略前哨，这就是洛邑。因此，在周公、召公的努力下，包括宗庙、宫殿和市井、军营等庞大洛邑都城修建起来，而且，传国九鼎迁至于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又称“成周”，取成就周到之意。雄健无敌的八师军队驻扎在河西“王城”，形成了完备的政防体系，真正成就了全国稳固的坚强基石。
（五）制礼作乐，开万世之基的创造性举措。
洛邑建成后，客观上形成西周的东西“二都”，洛邑的作用日益突出，协调全国的优势进一步凸显。为此，周公居此在治国理政上迈出了新的步子。这就是被后人称道的开万世之基的“制礼作乐”。
礼就是规章，社会秩序；乐就是配合这一规章普及实施的配合，二者互为砥砺，相得益彰。其一是“礼义”，即社会与人的道德原则。“先王之立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其二是礼义或礼节，分为五类：制礼，祭祀鬼神；凶礼，用于丧葬；军礼，用于兴师；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嘉礼，用于饮宴婚冠。第三是礼俗，起于俗但不等同于俗。首先礼来自于对前代的因袭，其次是约定俗成后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是社会和人按阶级分门别类的规范。周王是上天的元子，称“天子”，是“大宗”，其叔伯、兄弟乃同姓诸侯，是小宗；大夫、士、庶人等按宗法制形成完整的君臣、父子、尊卑、亲疏等关系制度，其间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不可逾越。如果只讲差别，不讲和同，也不是礼的高明之处。因此，“制礼”必须“作乐”，相辅相成、互相配套，形成上下一体、互为依托的规制模式，共同发展。
（六）立言于当时成就于后世，开创国本之先河。
（七）立德于后世，成就了人类有史以来的道德高峰，使后人可望而不可及。
周公的“德”，首先是以身作则，勤政廉政。对“君王”的定位：“先知稼穑之艰难”，然后“知小人（百姓）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其次是克制私欲，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是他留给后世的不朽经典。以德治国、敬德慎罚，发挥教化的作用，是周公立德的第三个特征。康叔赴任时，周公再三叮嘱，“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总之，周公作为肇始洛阳城的“洛阳之父”，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强大的文化活力，成为千百年来黄河文化、炎黄民族的不朽之光辉。除了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外，更多的是华夏儿女精神长廊里最具闪光的支柱。这将照耀我们，沿着他开辟的文化方向不断前行，去寻找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综论洛学，起于北宋百年和平发展之变局之后，形成于明末清初孙奇逢、汤斌师徒。无论是学术的思辨，还是历史事实的纠葛，的确洛学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当然仅一个千年内就能产生如此伟大的系统，恐不可信，也难服人。为此，对于中华民族之文化精神进行反思、梳理，致使其融会贯通，乃是时代文化学者治学之常理。西周之周公直至唐之韩愈，是这一文化精神遗产的肇造期，分明存在着时隐时现的民族文化精神，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的通论，也就有了一些底气，把它书写出来，也在情理之中，作为洛阳本地所生所养的一介书生，也算出了一口长气，完成了一件应该做而久无人做的正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