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钱渊大约也有六七年了，隐约记得他是由一位大Par介绍给我的。钱渊思维简洁敏锐，为人直爽仗义。我一直把他归于好朋友那一类。每次我在上海组饭局，只要钱渊在场一定会在散场之后开车把我送回酒店，不管顺路与否。虽然我们都已经很熟了，他对我却始终用敬语“您”，这在上海人当中似乎不多见。
钱渊就是这样一个人，加入法佬汇后，他对我的支持一向体现在行动上。
因为多次搭乘他的车，我们一路上也聊聊天。他经常给我提建议怎么样能把法佬汇的平台办得更好。听了他的妙计，我由衷地感叹：人家都说精英都在体制内，这话不假，在体制内待过的人确实非常优秀。我有什么新思路、新想法，需要军师帮我参谋的时候，也经常叨扰他，每次他都能给我很好的建议。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几个月没聚了。于是我邀请他参加郡主的客厅栏目聊聊天，约在五月中旬。这是我们第一次视频。居家五十多天，没办法去见Tony老师，他的头发已经很长了。我问他，你在上海怎么样啊？他正好坐在窗边，把手机对准楼下空无一人的街道扫了一圈给我看。这时，手机铃声响起，他买的团购物资送到小区门口了，这是他为接下来几天的“静默期”准备的物资。我劝他赶紧去取“救命粮”，但他说不要紧，淡然而坚定地开始了我们这次特殊的专访。两个小时的聊天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位陌生的熟人。
采访的牛人越多，我越清晰的感悟到，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张空白棋盘，你执白子，命运落黑子，博弈之间，充满了诸多难以预测的可能性。普通人照谱下棋，生怕出错经常处处受制，而牛人棋路叵测，敢于胜天半子，往往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
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身高七尺，行事风雷的钱渊大学竟然学的文秘专业。
当然不是说文秘专业不好，相反钱渊读的上海大学是中国最早开设中文秘书专业的院校，含金量颇高。只是文秘一职充满女性色彩，跟我印象中的钱渊反差颇大。
1994年钱渊大学毕业，受时代背景和父母影响，钱渊选择服从分配进入检察院任职，开启了他从白面书生到铁面判官的转变之路。
初入检察院，都是从书记员做起。因为自身性格喜静，并不排斥案头工作，再加上钱渊很有正义感，所以他发现这步棋下对了，法律行业就是自己的归宿。为了弥补专业上的不足，钱渊报了夜校恶补法律知识。当时检察院还是传统师徒制，钱渊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忙碌且充实。
钱渊工作起来跟我一样，都有股“拼命三郎”的劲头。
也是因此，刚参加工作两年的毛头小子钱渊，力压一众资历比他高许多的同事，获得了个人三等功的荣誉。当时钱渊所在的单位有200多人，但名额只有5个，钱渊便是其中之一。
经过两年高强度的历练后，钱渊正式成为了一名公诉人。
书记员和公诉人相差甚远，对案子接触的程度天差地别，对于非法律出身的钱渊而言，他特别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当然成为公诉人除了钱渊自身的努力之外，也离不开他师傅的无私教导，因此每每提及师傅，钱渊总是充满感激与尊敬。
5年公诉人生涯，钱渊办了重案要案近百件，其中几十件都是死刑案，这是一个相当夸张的数据。量变引发质变，这五年钱渊在刑事案件办理方面的经验得到快速的提升。
我说：“那经常要面对杀人犯，你都有啥感想。”
钱渊说：“作为国家公诉人对罪犯进行指控，与他们的辩护律师交锋，这是一件极具正义感的事情，做起来也很有成就感。但毕竟长期面对生死，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案情的走向，所以经常会担心自己还不够努力，对法律的理解运用还不够精准，对案件的了解还不够透彻。这种追求极致的正义与完美导致我心情比较压抑，我父母说你一个年轻人，回到家从来没见你笑过。这可能也是我后来转做民事的原因之一，最终结果是不做刑事之后，我确实整个人开朗了很多。”
1999年，钱渊离开刑事领域，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处，开启了17年的民商事旅程。
这样的经历好处很多，能培养人对整个法律体系建立深刻的认识，一个长期做民商事的法律人，是很难理解做刑事司法的法官、检察官的办案思路，因为他们对证据的看待和判定是完全不同的标准体系。
由于身份的特殊性，钱渊可以便捷地参考法院判决，对内卷以及讨论记录进行研究，这让他对法院办案思路和办案程序建立了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双方当事人的辩论理由进行分析，能够提炼出原告被告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引用什么法律条款来维护自身权益。钱渊通过不断的换位思考，研究学习，逐渐建立了法院、原告、被告三方立体的认知体系和实战方法论。这样的收获，让钱渊在日后的案件办理中，有种游刃有余的畅快。
充满正义感、足够努力又善于总结学习，使得钱渊在体制内晋升迅速，但也因为钱渊的正义感，为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小的挫折。
在检察院系统，钱渊做了5年刑事，17年民事，整整22年奉献给了国家司法事业。机关生涯里，钱渊始终牢记师傅的教诲，坚守正义，两袖清风。
我说：“那你后来转做法总，主要是从收入方面考虑的吧？”—记得有次钱渊跟我说，最让他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当儿子问他：爸爸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呀……
钱渊听后哈哈笑了起来：“当然收入太少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当时我和太太夫妻二人都是公务员，当公务员收入就那么多，上海的消费又高，你不贪污受贿那就肯定囊中羞涩。另外在机关工作22年，知识还有经验的积累都到了一定阶段，你只有去到新的环境才有更好的学习锻炼的机会。当然就像您所说的，最大的触动还是来自我的儿子。”
有次钱渊带孩子出去玩，住到一家五星级酒店。当时他孩子才5岁，童言无忌。第一次住这么舒适豪华的地方，儿子问他：“爸爸，我们可不可以天天住这里呢？为什么这里这么好，但我们家的房子那么破。”
作为一名公务员，两袖清风是钱渊的荣誉，但身为一名父亲，给不了孩子好的生活环境，也令他自责。
钱渊说：“从父亲的角度而言，当时真的很心酸，可是我做的这份工作只能赚这么点钱，怎么办，你就只有换工作了。所以当时单位领导已经表态要提拔我，之前屡次被提名但都因为那个领导借着职务之便给压下来了，现在那个领导已经离任，这次提拔就算板上钉钉。基于上面这些条件所言，我仔细考虑后还是拒绝了。除了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我还要对得起家庭。”
青春献给了国家，余生，钱渊想还给家庭。
钱渊从体制内离开后，进入分众传媒集团做起了法总，一直到现在。
当时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先生基于业务需求，正好想从体制内找一个经验丰富，既做过刑事又做过民商事的人才，便通过自己的人脉打探。江总的一个朋友一听需求，这不就是钱渊吗？于是就把他推荐给了江南春。这是钱渊跟分众传媒之间的缘分，也是体制内同志们对钱渊工作能力的充分认可。
从命令的接受者到决策的参与者，这不是简单的身份与思维的转变，更直接的是肩膀上责任的大小。参与决策后，你的能力会得到充分的展现，但错误也会同样曝光在别人的视野下。
钱渊说：“之前我们做过一个知识产权的案子，历时近三年，一路打到最高院。这个案子对我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案子本身金额不大，对方起诉金额1000万，一审法院判决我们赔偿300万。当时二审最高法院准备将这件案子纳入范例进行宣传，但这种宣传对我们企业而言是不利的，所以老板觉得反正300万也不多，这块业务本身也是尝试性的，输就输吧。也比宣传出去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要好。”
事情到此为止其实也不足以让钱渊感到压力，毕竟案子的胜诉与否因素繁多，但江南春有个优点，就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会给手下充分的尊重与权力。所以他在摆清利害关系后，将赔钱认罚还是坚持打下去，但要面临败诉后法院的宣传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决定权交给了钱渊。
“你决定！”董事长江南春的这三个字，对钱渊而言有万钧重。当然钱渊也没有让老板的信任落空，他在基于自己的专业分析与对法律的理解和认知反复衡量后，决定了跟对方打到底，坚决不投降！最终结果是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分众传媒胜诉，钱渊幸不辱命。
其实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信任每个法律人都有，但在一审败诉后，这种信任是否仍在就很难说。可见钱渊除了认可自身的专业能力外，他在检察院22年的工作经历，对整个中国司法体系的深刻认识，是帮助他屡屡拿下成绩的强大助力。
虽然做过刑事、民事，商事，但钱渊也不是没有弱点，他坦率的跟我说，在进入分众初期自己在非诉，尤其是并购方面是相对薄弱的。
当时分众传媒的并购业务较多，钱渊也被分配到一个收购项目。在此之前，钱渊从未亲自主导执行过此类工作，但好在自己底子厚，专业硬，边干边学也应付的来。于是在搭建好项目小团队后，钱渊开始了具体的谈判和尽调工作。在尽调过程中，钱渊发现对方几十人的公司只有一个人缴纳了社保，要继续并购整个公司的话，里面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如果并购结束社保机构来查，那就得面临至少几百万的罚款。为此，钱渊找到老板，通过沟通否定了之前的并购计划，并提前制定了新的方案-——只收购对方业务，不收购对方公司。如果对方不同意，可以发展他们成为公司的代理商。如此一来，问题得到完美解决，并购得很顺利。
时隔一年，财务部的老总跟钱渊说：“去年公司有近30个收购项目，你负责的项目是成本最低的。”
正如钱渊所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是对企业法总的基本要求。而钱渊，也确确实实做到了。
2020年起，除了负责分众传媒的法务部之外，钱渊开始分管企业廉政部门。
一提到廉政，我首先想到了港剧里的廉政公署，就问他：“这部分工作是真的会抓人坐牢吗？”
钱渊说：“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因为之前做过公诉人，所以我对刑事审讯方面的事情还是挺了解的。换成别人可能还真做不了，因为你要对如何谈判、审讯、突破别人心理防线有很好的经验。企业廉政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出以违法手段，破坏企业利益的人，追回企业损失，并将其绳之以法。”
话虽如此，但企业廉政部门跟政府执法机关还是有区别的，主要体现在情与法之间的弹性方面。企业本质上的目的是追回损失，而不是真要送谁去坐牢。通常在发现案情并掌握证据之后，会先进行内部处理，只有犯案人心存侥幸拒不承认，或者损失无法追回的情况下，才会介入司法程序。
钱渊说：“首先我们是不允许犯错误的，但偶尔行差踏错后也不是不给你机会，只要能够弥补损失，主动配合，我们还是会网开一面。”
去年廉政部门处理了十来人，仅主动移送司法机关两人。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除了体现企业格局气度之外，不将犯案者逼到绝路，更利于企业追回损失。
说到这里，我还是挺好奇廉政部门的线索从何而来。
钱渊说：“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员工举报，二是摸排异常并进行针对性走访调查。”
廉政部门成立后，钱渊及部门小伙伴会经常出差，实地调查签约单位是否存在问题，比如业务员有没有采取阴阳合同，收取回扣等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这就像钦差大臣携尚方宝剑去各地出访一样，所以从2020年起，在钱渊的带领下，各地分公司，各部门对法务部也开始心存敬畏。
分众传媒全国几万个项目，员工众多，难免会滋生蛀虫，企业廉政的意义就像啄木鸟，将这些蛀虫硬磕出来，保持企业发展健康。
我问钱渊关于两个部门团队配置的问题。
钱渊说法务部目前有20多人，廉政部分目前两人。
跟江南春一样，对于关键位置或者说核心团队，钱渊也更愿意通过熟人推荐，从公检法内部寻找人才为己所用。他认为通过猎头或者招聘渠道只能看到应聘者想展示的部分，而通过熟人推荐则会更加客观，准确。尤其是关于人性方面的问题，通过一张简历是完全没有办法判断的。
专访接近尾声，我问钱渊：“你这么勤奋的人，现在被迫居家，肯定憋坏了吧。”
钱渊说：“我一般休息超过三天就浑身不自在，家里小孩也不用我操心，我爱人主动揽下了教育孩子的工作，并且做得很好。所以我不工作干什么呢？不过话说回来，这次疫情对很多企业的打击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中小企业。所以对分众传媒我心怀感恩，在目前的局势下让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家呆着远程协助协助还有工资可拿，相信有很多人的处境会更加艰难。所以还是希望疫情早点过去，中小企业都能熬过这段寒冬，恢复到从前热火朝天的样子，为国家经济继续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