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红色律师”。
由于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和丑陋，他们向往政治昌明、法制健全，坚持公平正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和斗争中。他们以律师的身份，以法庭为阵地，以法律为武器，营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们是民国时期的大律师，有毛泽东口中的“女中豪杰”，周恩来心目中“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有正义感的大律师”，董必武眼中“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还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奠基者和见证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
在全党将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之际，本刊特以“党史上的红色律师”为主题，在第30期推出沈钧儒、章士钊、潘震亚、张志让、史良等五位“红色律师”（按出生年月排序）的革命英雄事迹，本期继续推出刘崇佑、江庸、施洋、吴凯声、陈志皋等五位“红色律师”（按出生年月排序）的光荣事迹和法治故事，重温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走心。
《党史上的“红色律师”》系列报道之九
吴凯声：共产党不会忘记的“头牌律师”
文/童洪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海万航渡路269弄40号的老房子里，住着一位老人，他举止儒雅，气度从容，眉宇间流露出非凡的过往，邻居们都尊敬地称呼他为吴先生。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与世纪同龄的人，更不知道民国时期他那叱咤风云的岁月，折冲樽俎，是一代外交家、名律师。解放后，他历经坎坷，却在改革开放年代依然活跃。他就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外交、司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吴凯声大律师。
吴凯声（1900年-1997年），号丹农，江苏宜兴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赴法留学，获里昂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春归国，在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吴凯声刚入行律师时，虽然初出茅庐，但是那时候“留法法学博士”，凤毛麟角，何况他能用英语、法语出庭辩护，是最早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出庭的中国律师之一，他还兼任上海法科大学教授。这些经历与头衔，足以使他在律师界出人头地，他很快成为上海滩的“头牌律师”。“当年他与人谈话两个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一辆小汽车。”著名作家叶永烈在《“民国大律师”吴凯声》一文的开头，三言两语就勾勒出这位大律师在业界如日中天的声誉与显赫一时的身价。
留学法国期间，吴凯声与周恩来、王若飞等相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开展地下革命斗争，为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常常委托吴凯声律师提供法律服务。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为同盟总干事，吴凯声是同盟成员，担任同盟的法律顾问。吴凯声律师坚持正义，积极为革命志士提供法律帮助，营救共产党人。
营救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
1927年6月26日上午，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会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突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事不妙，那位交通员知道这个会址，即与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宣布散会，提醒同志们小心谨慎，以防万一。下午三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冒险回到恒丰里104号，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时，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大批军警包围，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被捕。叛变了的交通员不认识陈延年，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的厨房师傅，名叫陈友生。敌人将陈延年看成普通的嫌疑人，押往龙华监狱，陈延年的身份没有暴露。
中共地下组织得知陈延年等被捕，立即开展营救。王若飞写信给陈延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好友刘方岳，请他设法营救，刘方岳便委托吴凯声律师。吴律师出于同情革命，慨然应诺，同意接办。
当天，吴凯声派出律师事务所的人员到各巡捕房、警察局去了解情况，他们看到了一份材料，上面说：“一自称陈友生者，皮肤粗黑，身穿短衣，裤脚扎有草绳，很像是干粗活的人，彼云是房东家烧饭师傅，警察局抓错人了。”吴凯声因之前见过陈延年，对他的体貌特征有印象，再综合了其他方面汇集来的信息，便确认了这个自称陈友生的人就是陈延年，并判断出其尚未暴露身份，又从其他案卷上了解到陈延年被军警包围时拿起桌椅搏斗、击伤两个军警等情况。吴凯声立即将这消息告知刘方岳，并告知军警因陈“凶狠”，要给陈吃点苦头以泄愤，一时不会放人。不过，他已向巡官塞了点钱，估计过几天就会放人，请刘方岳安心等待。但是，在陈延年即将出狱之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吴凯声律师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整个营救计划失败！
原来，在刘方岳、吴凯声全力营救陈延年的同时，另外还有人在营救。陈延年被捕后，与陈独秀世交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突然收到了上海警察局寄来的一封信，虽然此信署名陈友生，但汪孟邹从字迹认出是陈延年。接信后，汪孟邹心急如焚，立即去找胡适设法营救，胡适满口答应。遗憾的是汪、胡并不知道陈延年没有暴露身份，而将“陈友生”误读为“陈姓朋友所生的人”，以为陈延年在暗示自己是他们朋友陈独秀的儿子。胡适就连夜写信给他的老友吴稚晖请其相助，胡适想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是吴稚晖出面资助、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吴陈之间有师生情谊，只要这位国民党元老出面说情，事情就成了。谁知因信仰分歧，陈延年陈乔年与吴稚晖早已决裂，分道扬镳了，陈独秀曾骂过吴稚晖是老狗，吴稚晖记恨在心，接信后便出卖了陈延年。时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当初还不知已抓到陈延年，吴稚晖来函向他告密，不禁大喜。其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韩步先在严刑拷打下叛变，供出烧饭师傅的真实身份是陈延年。吴稚晖告密和韩步先叛变，使一切都无济于事。
吴凯声得知变故后，不觉大吃一惊。他立即驱车去闸北警察局，想做最后的努力，以非常手段，采取紧急措施，向警察局长许以巨金，立刻带走陈延年。不料，两人扑了个空，陈延年已被押解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去了。
7月底的某天，上海国民党军事法庭开审陈延年，吴凯声出庭辩护，慷慨陈词，力辩达一小时之久。可是在法西斯的法庭上，即使有据有理的辩词也怎能抵得住当局的一纸指令，法庭判处陈延年死刑，连上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第二天，陈延年在龙华刑场被秘密枪决，壮烈牺牲了。
营救廖承志、陈赓等人
1933年3月底的某天晚上，杨杏佛来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12号吴凯声寓所。杨杏佛告诉吴凯声，何香凝之子廖承志于28日被逮捕，一起被捕的还有罗登贤、余文化两人，现关押在老闸捕房，他随即介绍了廖等详情。杨杏佛郑重道：我衔廖夫人、孙夫人、蔡元培先生之命，特来聘您为辩护律师，出面营救廖公子等三人。吴凯声当即允诺，并慨然答道：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是我们同盟的光荣职责，以前已经多次这样做了。我是同盟的法律顾问，营救廖公子等人，义不容辞！接着，杨杏佛又说：另外还有两位爱国人士，是一对兄妹，哥哥叫陈赓（化名陈广)，妹妹叫陈藻英，已先期在24日被公共租界逮捕，将与廖等三人同庭受审。接着，介绍了陈氏兄妹的详情，同时也要求吴凯声担任辩护律师并大力营救，吴凯声也一口答应。
郁华一俟吴凯声辩护完毕，即命陈赓退下，传上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三人。郁华照例核对各被告身份后，捕房律师甘镜首先发言，指控廖承志等三人都是共党分子，危害民国，应即押解南京依法制裁。他还特意举出下列两件事以证明廖承志的口供虚假：第一，廖承志称住母亲何香凝处并不属实。因为询问何香凝，何答以不知廖住在哪个房间，岂有母亲不知道儿子在家中住于何室之理可见廖并不住其母处，而是在外从事秘密活动。第二，廖承志称去山西路五福弄九号找茶商欧阳纯订购茶叶支援东北联军抗战不能成立，该地址没有茶商欧阳纯其人，据该房二房东称，房客是余文化，不是什么茶商欧阳纯，他不认识这个人。甘镜抛出这两个“重磅炸弹”后，上海警察总局法律顾问詹纪凤律师又对廖案的严重性论述了一番。接着，叛徒王其良出庭作证，咬定廖等三人是共产党员。顿时，气氛紧张，情势危急！
吴凯声霍地站立起来，他首先以恳切的语气、沉重的声调说：“廖公子是先烈仲恺先生之嗣，且仅此一子，自其被捕后，母亲何委员思念心切，以致旧疾复发，昨已昏迷一次，今仍卧床，忍泣以对。对党国有殊勋之人，而其后嗣竟遭此牵累，能不痛心！”他这几句饱含感情的开场白，使法庭的氛围为之一变，顿时，在场的人们大都露出了同情怜惜的目光和神色。紧接着，他当庭驳斥了叛徒王其良的指证，说：“证人王其良因在经济上与廖公子有纠纷，结私怨，便诬告廖公子等是共党。但空口无凭，怎能成为证据只有充足证据，才能让人信服！否则，王其良的指证，不能成立！”说罢，他拿出何香凝当天上午在病榻上写就的一封亲笔信，一字一句地读后，逐条加以说明，并概括一句：“廖承志确是奉母命为东北军采购茶叶，所谓共党嫌疑，并不存在。由此看来，廖承志无任何犯罪行为。再说，即使被告真是共党，或曾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为法律所允许，不能因之即欲科罪。”最后吴大律师提出结论与请求：“犯罪者必有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经确证始可定罪。被告逮捕至今，已经三天，法庭并未查到任何证据，因此，应立即将其释放！”
吴凯声慷慨陈词，讲了一个多小时，根本上扭转了法庭形势，大大有利于廖承志了。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叛徒张汉卿出庭作证，他证言：罗、余、廖三人，我都认识。罗登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派往满洲的代表。余文化亦是中共党员，我去年二月与他相识。廖承志是去年五月回国的，任中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说得头头是道，言之凿凿。郁华让罗、余、廖与张汉卿当庭对质，罗登贤回答：我不认识这个张某，我曾是日本纱厂工人，少读书，没有文化，不知共党是什么。我确实去过满洲，那是去当义勇军，抗日杀敌，这有什么错接着，余文化回答说：“我坐牢到去年七月才获释，而这位张某说他去年二月就与我相识，大墙阻隔，怎么认识？真是天大的笑话！”廖承志在旁见罗余两人有力反击，大受鼓舞，高声答道：“我从不认识此人，他在法庭上一派胡言，在诬告，在陷害！我个人并不以父母的光荣而希望给我优待，我根本无罪，应立即无条件释放！”见王其良、张汉卿这两位证人被驳斥，控方再无什么过硬的证据，郁华宣布休庭。在后室，他与推事、检察官合议了一会儿，继续开庭。郁华宣布：现决定将陈赓、陈藻英、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五犯移交上海警察总局。
4月1日，突然传来紧急消息：罗登贤、余文化、陈赓和陈藻英等四人当天被秘密押上火车解往南京！事情果然不出原先何香凝、杨杏佛、吴凯声等所料。情势十万火急，必须马上进行营救。第二天，由宋庆龄、蔡元培联名签署的一份电报发给了南京汪精卫，要求不得使用军法刑讯，交由法庭依法审判。4月4日，宋庆龄、杨杏佛、吴凯声、沈钧儒和伊罗生等五人到达南京，下榻扬子饭店。汪精卫带一侍从来到扬子饭店，宋庆龄当场向汪精卫提出：根据我国《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就是共产党员也有此权利，不能除外。这四个人如果确实是犯了什么法，也应送司法机关审讯，不可任意关押……汪精卫走后，他们前往南京卫戍司令部，探望罗登贤、余文化和陈赓兄妹。又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及强大的舆论压力，陈赓被释放了，陈藻英也跟着一起出狱，罗登贤、余文化被害。
后来，事过多时，一次吴凯声与吴铁城在宴席上相遇，吴铁城一见吴凯声就来气，面孔一板：“你代表的都是共产党！”吴大律师也不示弱，顶了回去：“我是律师，只知道接受委托，依法办事！”吴铁城愤愤然白了他一眼，只得侧过身去。
颇具政治眼光的官员律师
当年的吴凯声是一位具有政治眼光的律师，又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外交官任上，吴凯声先后提议并通过了《外国在华设厂应受华人检查案》《华人海员在外籍轮船八小时工作案》等法案，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国籍法》《国际海洋灯塔公约》和《禁烟条约》等，他的外交生涯，卓有成效。他开办的“吴凯声法律事务所”，是当年上海滩规模最大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他又兼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及上海法学院、东亚大学等校校董及教授，并任中外文化协会理事长。吴凯声亦官员亦律师，声名鹊起，拥有“上海第一大律师”“头牌律师”的美誉，除了担任北洋政府法律顾问，他还担任了中央银行、哈同洋行、上海工商联合会、码头工会、印刷工会、电车工会等法律顾问，其中特别是担任明星电影公司法律顾问以及影后胡蝶等名演员的私人法律顾问，更增加了知名度与影响力。他追求公平正义，敬佩、爱护革命志士，不畏强暴，敢辩能辩的执业风格，正是中共地下党所欣赏和信任的。
解放后，吴凯声因历史问题，被送到江苏盐城大丰农场劳改。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视察上海时，得知吴凯声的境况，说道：“在30年代初期，上海有位大名鼎鼎的律师，叫吴凯声，他身为国民党党员，却能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维护正义，为共产党人辩护……我见此人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实为敬佩。”陈赓大将这一席话，吴凯声得以获释。然而，在“文革”中，吴凯声再度入狱。虽然陈康大将已经逝世，但周恩来总理关心这位留学法国时的老朋友，惦记他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提供过帮助，便亲自批示，吴凯声得以出狱。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吴凯声的境遇得到改善，受聘为外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文学研究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顾问，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吴凯声晚年说：“共产党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这几年我那美籍的老丈人、在西德四十余年的兄弟和一些老朋友，都劝我到国外去。可我这把老骨头，无论如何也要埋在自己的祖国的。”
1997年8月27日，吴凯声在上海无疾而终，享年97岁。孙子吴征与孙媳杨澜为他在报纸上刊登讣告，杨澜就是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参考文献】
吴凯声口述吴立岚林淇编撰《吴凯声博士传记》、叶永烈著《“民国大律师”吴凯声》、范晓春著《陈延年》、铁竹伟著《廖承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