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律师行业迎来一波而立之年的律所30周年庆祝潮。
大成、隆安、通商、建纬、海问、段和段、金诚同达……一批品牌大所纷纷推出30周年庆祝活动。这批创立于1992年的品牌律所目前已是中国律所第一梯队中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国第一批经过市场洗礼的律所。
1992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经济改革的影响，“92派”律所因受益于制度改革而独具特色。1992年至1997年期间，国办所转型合伙制所，独立开所者甚多，律师不再是公职人员，律所真正市场化，这一时期堪称中国律界的黄金创业期，也开启了中国律师行业30年来的快速发展浪潮，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组织与个人，活跃在法律服务行业第一线。
从大律师到名律所，中国律界品牌建设思路逐渐清晰，专业品牌与组织品牌比翼齐飞的背后，是法律服务业进入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底色。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品牌战略也成为下一轮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分水岭。未来5年，我们会见证更多品牌律所进入而立之年，与此同时，更多厚积薄发的品牌律所扛起中国当代律所的时代担当。中国律所品牌“风云榜”已是龙腾虎跃，一起回顾这30年来的品牌足迹，看识实务者如何顺势而为成俊杰！
01
90年代：春江水暖创业火热
左图：1980年7月，司法部公证律师司编制了《律师工作资料选辑第一辑》，其中包括1979年12月19日发布的《司法部有关律师工作的通知》，此通知的发布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的开始（
右图：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
1979年，律师制度正式宣告重启。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198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伴随着“法律顾问处”国资所形式，律师制度开始恢复重建。
左图：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会场（
右图：《中国法制报》对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开幕及成立全国律协的报道（
1986年4月，司法部正式下发了《关于律师资格考试的通知》，中国律师行业有了准入标准。同年7月5日，第一次全国律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律师协会宣告成立。
1992年初，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掀起了下海经商、投资办厂的热潮。
1992年起，司法部逐渐放开了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开始允许注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在此基础上，1993年，司法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报告》和《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大力发展经过主管机关资格认定，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的自律性律师事务所”，得到了大力支持。
继之前试点成立的康达、经纬、北方、君合、环球、大地等所之后，一批心怀理想、敢为人先的有识之士投身创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热潮，仅1992年就批准了10家合作所。这些开拓者中，不乏砸掉了金饭碗下海的的公职人员、大学教授。
▲大成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雪峰、何建国（
1992年，大成律师事务所成立，成为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第二批合作制律所试点，并于1994年成长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同年，徐家力、李京生等走出机关大院，成立了国内首家全部由法学硕士组成的隆安律师事务所。北京大学教师王立华、宁成、李方、李鹏等成立了开元律师事务所，后更名为天元，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能够从事上市业务的律所。
同达律师事务所和金诚律师事务所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在北京成立，是北京市司法局批准的第三批实行合作制试点的律师事务所，后合并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开业仪式（
1992年11月，留学归国的段祺华在上海浦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同年，王俊峰和三位同学一起创办了金杜律师事务所，并逐步成长为日后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1992年12月，朱树英在上海创立了首家以城乡建设、房地产为主要服务领域的专业化律师事务所——建纬律师事务所。
成立于1984年的浙江浙大律师事务所原名为浙江联合律师事务所第一所，也是中国恢复律师制度后浙江省第一批联合律师事务所。其在1992年改制并更名为浙江华夏律师事务所，即后来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1993年1月，当时正在司法部担任政治部组宣处处长的王丽受命下海建立了综合性、专业化的大型律师服务机构——中国律师事务中心（德恒的前身），并成为一支法律服务的“国家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铁等国家大型基建，以及资本市场领域的重大IPO项目都有德恒的身影。
1993年，张学兵等5人创立了中伦律师事务所，并顺应市场需求，拓展了房地产法律业务。
1993年，方达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同时提供中国法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法律服务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
1993年，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在深圳成立、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在广州成立，二者均为广东省律师制度改革第一批合作制试点律师事务所。
天达律师事务所与共和律师事务所分别成立于1993年和1995年，均由国有所完成合伙制改制，后合并成一家大型综合一体化管理的律师事务所——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创设于1994年，在发展中摸索到了“品牌为力”等理念，最近几年已成为北京地区的规模大所。
1994年，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成立，在事务所创始人之一的祝小东主任的带领下，历经股份制改革与专业开拓，形成一家以房地产法律专业见长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
1994年，杭州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改制更名为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1995年，原上海市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1988年成立，国办所）由国办所改革为合作所，并顺应时代需求，取名“金茂”，为经济贸易建设服务。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5年，专注于能源、环境及基础设施领域，实行一体化统一管理，至今都保持着行业内的翘楚地位。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5年，是国内较早设立的合伙制（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之一。
中豪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7年，2004年成为司法部批准的第二家全国性律师集团，并将管理总部设在上海。
1998年，曾执教于西南政法大学的孙渝和杨泽延为主要发起人，创立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
左图：2015年，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与君泰律师事务所合并仪式（
右图：2016年，观韬中茂与申达律师事务所合并仪式（
此外，成立于90年代、后来经过合并不断发展的律所还有：海问律师事务所、通商律师事务所、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岳成律师事务所、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中豪律师事务所、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六和律师事务所……
乘着南巡讲话的东风，中国的法律服务业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的自律性律师事务所”在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后，冲破了法律服务的体制束缚，激发了主体的积极性，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多形式、多层次结构的专业化律师工作队伍开始形成。
在那个物质还不太丰富的年代，今日的业界大咖、彼时的热血青年们，如饥似渴地研究学习，忘我地奔走在大江南北，直面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填补一个个业界的空白。
让这些先行者坚持在风雨迷航中百折不挠、劈波斩浪的灯塔，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有创所之初的使命和精神内核，或是源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仰，或是来自领导的重托和希冀，亦或是对未来法治中国的无限想象......
关于这种使命和愿景，有的创始人在建所之初就进行了阐述。如金杜律师事务所提出“卓越的法律服务、卓越的制度和卓越的人才”，建立一家“根植亚洲、服务世界的领先一流国际律师事务所”的愿景。其后，金杜的发展始终围绕其初心，成为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典范。
这些使命和愿景在事业的发展中逐步完善，并成为指导发展、凝聚人心的精神内核，亦即律所品牌的核心。在那个水大鱼多、乘势而上的环境中，律师更多是埋头做业务。律师与客户都在摸索法律服务规则，“熟人口碑”就是最好的品牌。一些律师接受广播电视、报刊杂志采访，担任访谈节目嘉宾，通过开设讲座、著书立说等形式扩大了知名度。
▲李国机律师事务所揭牌仪式（
大量的经典服务案例以及媒体报道塑造出了一批大律师，“海派大律师”便是地域代表之一。例如，李国机律师就是律师制度恢复后上海最早复出的律师，是新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上海乃至全国律师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大潮中，一些市场服务机会也为律所崛起带来了风口。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的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开启，“红圈所”以及精品所产生于近20年的发展机遇中。
国枫律师事务所创立于1994年，专业特色突出，尤其在资本市场法律服务领域实力超群，业内有口皆碑。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创始于1994年，是上海第一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于1998年创建，专注金融、公司等商业服务，在业界以坚持“优质服务”“专业创新”“专业分工、团队合作”和“注重青年律师培养”为品牌力。
2005年，原虹桥律师事务所与正瀚律师事务所（创始于1997年）合并，更名为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家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以“极简极致无我”的精神，坚持一体化公司制，其品牌气质超凡脱俗。
90年代的黄金十年给了第一代律所开拓者们太多挑战，更给了他们无限的舞台。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经济类案件逐渐增多，律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法学专业毕业生选择走进律师队伍中。《中国律师年鉴》以及司法部数据显示，到2000年，中国共有执业律师6.8万多人。
02
2000－2010：千帆竞发多元发展
千禧年的第一天，硅谷归来的年轻人李彦宏在北京中关村创建了百度，当时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搜索引擎为何物；彼时，腾讯企鹅也刚出生不久，外形还没有“发福”。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互联网企业开始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拓展海外市场。从2000年代到2010年代，这十年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发展及企业出海的黄金期，为律师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服务领域和服务空间。大量的精专律所在这其间诞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国律所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黄金十年。这个阶段，律所品牌价值和专业团队、律师的品牌价值都在市场竞争中升值，大家也逐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序到有序、从战术到战略。
如资本市场领域，服务外商投资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境内外上市业务，让中国律所取得了高额的回报，也积累了国际化服务经验和行业服务品牌。
中国律所在创设和发展中也越来越有品牌定位意识。
2001年，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设立。发现所以文化为品牌，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律师文化书院——发现书院，成为律所的独特景观。
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1年，是陕西首批特殊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经过20多年的卓越发展与品牌磨砺，永嘉信已成为西部地区规模强大、专业实力突出的综合性律所。
2002年，上海古北律师事务所变更为“海华永泰”（Hiways），以房地产、投融资和公司商事为业务重点，实现了重大突破和转折，逐步成为海派律师事务所的杰出代表。在品牌建设中，海华永泰还以自身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律所品牌指数”方法论。
2004年，以投融资领域为突破口，服务于创业公司、投资机构和基金客户的汉坤律师事务所创立。
2005年，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在区民政局登记注册了民非企性质的全国首家以专业律师为主体的信访矛盾调解组织——上海新闵调解事务所，主要为社会活动中各类社会矛盾（尤其是群体性社会矛盾）的主体提供咨询服务、顾问服务和预防、调处服务。律所调解品牌也成为律师行业的特色之一。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6年8月，作为一家专长于商业和争议解决领域的综合性新海派所，厚积薄发，全面“品牌化”收效显著，在2021年获得“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称号。
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6年9月，是一家采取一体化运营管理的公司制精品律师事务所，也已发展成为华东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律所。
2006年，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成立，是中国首家专门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敢于专项服务专项品牌，是实力也是眼光。
2010年，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在北京成立，致力于打造“为上市公司服务，为公司上市服务”品牌的专业型律师事务所。
▲1999年，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开业典礼（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公司快速成长，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大公司、大项目的集中采购以及风控需求都要求供应商具有网络化服务能力、资质保障以及品牌实力。因此，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律所的合并浪潮开始涌现，通过规模化来实现服务全覆盖，品牌化成为必然需求。1999年，锦联、天和、长城三家律所合并为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其后成为上海地区的领军律所。此外，竞天公诚、金诚同达、福建天衡联合、福建联合信实等大所均进行了强强联合。
随着客户“走出去”发展的浪潮，律所和律师行业也明确了“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在专业化方面，一大批专注于细分领域法律服务的事务所成立，建立了差异化竞争的护城河。
成立于2001年的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积极开拓科技、电信与互联网领域法律事务“蓝海”，用专业优势打造专业品牌。
2002年，专注于高风险诉讼案例的“网红”律所——天同律师事务所诞生，把一家“小而美”的精品所做成了全国律师的“打卡地”，律所品牌力指数飙升。其创始人蒋勇律师后来参与“无讼”创业，用互联网推动律师服务的便捷化和品牌化，至今都得影响着业内人士。
2003年，陈岩和其他几名合伙人在青海创立了一家一体化律所——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进入了矿产资源法律服务的“蓝海”，聚焦矿产资源领域业务。树人所在青海这个经济总量不到三千亿的省份，做出了接近“红圈所”的人均创收业绩。
2009年，浙江省首家专门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在杭州成立。专注刑辩20年的靖霖在创业的第二个十年，不仅把总部从钱塘江边的杭州迁到了黄浦江畔的上海，还借助浙江“靖霖”和上海“靖予霖”双品牌战略，面向全国布局，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专门从事刑事业务的律所集群。专业化和行业化在律所品牌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2010年，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成立，并逐步发展为建设工程法律服务领域的佼佼者。
2007年，新修订的《律师法》第15条规定了“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按照合伙形式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依法承担责任”。这一规定的出台，启动了中国律所规模化扩展的高潮。
▲盈科律师事务所中国区布局、全球法律服务网络（
律所规模化建设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盈科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1年的盈科律师事务所，在梅向荣主任的战略规划中，高度重视品牌战略对于律所发展的促进作用。盈科在“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方针的引领下，冲出传统模式，引入职业经理人、推出多层级合伙人、践行“直投直管”等制度，让律师和律所形成利益共同体，盈科的品牌指数快速提升，在业内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盈科速度”展现了中国律师业的蓬勃活力，从成立之初的11人发展到18000余名员工（数据截至2022年6月），在全国拥有104家分所，在单体上做到了全球律所最大，打造了品牌引领规模化发展的传奇。
自2009年始，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中银律师事务所、德恒律师事务所等均开启了全国分所步伐。北京成为律师行业的总所聚集地，拥有数十家分所的总所品牌成为律所规模的分界线。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法律服务业受惠于中国入世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历经了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危机的巨浪冲击，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0年上海世博的盛世烟花。中国律师界在收获时代红利的同时，也在不断规范发展，践行行业内外的社会责任。
在律师事务所内部，更系统、更科学的管理运营制度也在悄然形成。2004年，王忠德加盟大成律师事务所，出任大成管委会主任，推出了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制度建设规划纲要、考核管理办法。大成逐渐确立“议、决、行、监”相对分离的民主管理制度。将社会管理的方法引入到事务所内部治理后，到2007年，大成的创收破亿，在全国开疆拓土，扩大市场份额，并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海外分所，奠定了其“宇宙大所”的基调。
2003年，在“非典”的冲击下，刘光超创办了北京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他在央企、民企均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创所之初就开始践行一体化管理，确立了公司运营理念，分有战略、品牌、研发、产品、市场和人才的管理运营方式，一体化运营带来的一体化品牌管理模式创造了新动力，为新一代律所探索了新型发展之路。
成立于2002年的兰台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开始全面实行“一体化”运营机制，落地“四个统一”，即统一收入、统一支出、统一收益率、统一配置作业资源，为合伙人业务拓展赋能，为青年律师专业提升助力，更为客户排忧解难。最近，兰台出版的《机制的力量》不仅提升了兰台品牌力，也引发了业内对一体化的思考。
成立于2003年的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在东北地区率先施行公司化管理和运作，开启了以计点制代替提成制的现代律所的先河，发展成为东三省屈指可数的“亿元所”之一。
黄山律师于2008年作为主要创始合伙人创办了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广悦所坚持综合精品化路线，持续优化行政管理体系及业务领域体系，一体化品牌效果显著。
随着业务的迭代更新和律所规模的不断扩展，律所的品牌建设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市场营销和案源获取的粗放发展范畴，而是担负起了更大的战略责任。大成终身名誉主席王忠德将其概括为“律所的发展战略、文化建设、专业品牌、营销理念和策略、薪酬制度、人力资源、党建工作”等方面。对内，起到凝聚共识和团队的作用，通过事务所文化的引领来建设品牌服务产品和品牌律师；对外，放大知名度和美誉度，形成品牌效应。
尝到品牌红利后，很多律所开始大胆投入。这一时期，各大律所纷纷入驻高级办公场所，进行高级装修，引入VI视觉传达系统，也更加注重对律所企业文化、品牌理念和愿景等核心理念的讨论和提炼。与此同时，积极与媒体合作，主动发布各类信息，开展各类活动。在传播领域，也逐渐增强了互联网和数字化理念，律所纷纷通过门户网站、在百度投流等方式开拓案源、传播品牌。
还有一批律师参与建设了专业网站，用于公益法律服务和品牌传播，均有良好效果。2004年，华律网（www.66Law.cn）在成都成立，依托“问律师”“找律师”“查知识”三大核心功能，构建了广阔的法律服务品牌数据体系。随着法律服务行业规模的提升，服务律所的品牌传播机构开始涌现。
03
2010－2020：规模发展品牌红利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要有3个“30万”，即30万注册会计师、30万税务师、30万律师。截至2022年初，全国共有执业律师57.6万多人、律所3.6万家，真正实现了邓小平所设想的“30万律师”宏图。
从2010年代到2020年代，市场经济模式多元，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互联网+”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在律师行业，律所的组织管理方式发生了量变，千人、万人律所有了规模化发展的土壤。与此同时，律师行业的品牌红利溢出效应也随之扩大，从中国律师品牌延伸到国际律师品牌。
▲2015年11月，大成与Dentons在盘古大观的合并仪式（
2015年，大成与Dentons实现了合并，一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大成与Dentons合并后的飞跃发展，使业界感受到了品牌赋能业务的巨大推动力，进一步触动了业内律所规模化及“出海”发展的浪潮。
2013年，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国内律所加快了“出海”发展的步伐。继全球化战略实施较早的金杜、段和段外，中伦文德于2010年加入INTERLAW国际律师联盟；树人所的足迹延伸至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国、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等资源大国；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通过与全球各地优秀律师事务所的联盟，构建起了强大的海外网络；云南唯真所纵横东南亚；德恒、段和段的业务深入中亚……经过近20年的奋斗，中国律所的国际化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区域化律所的合并渐成趋势。2013年，30多家律师事务所在成都重组合并形成明炬律师事务所。2012年起，陕西海普睿诚开启了合并之路，重组整合后，迅速将品牌影响力扩大，仅用5年便领跑陕西法律服务市场。2014年，天达与共和合并为天达共和，经过近几年的一体化管理，“老字号”焕发了崭新的活力。
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底经过优化重组，重新焕发活力，通过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5年，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由同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的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清泰律师事务所经批准合并成立，两所均有20多年丰富、成功的执业经历，强强联合后成为山东规模大所，品牌效应倍增。
2019年，江苏法德永衡和东恒两家“亿元大所”合并形成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同时拥有创立于1979年的悠久历史和现代发展理念，其品牌气势非同一般。
2021年，上海普世所、恒谊所、万联所正式官宣合并，并更名为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走出一条“适度规模化下的精品化”发展路径。
2020年底，源于契合的理念与价值观，上海博和与汉商两家律师事务所强强联合，成立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博和专注于刑事辩护、政府法律服务、企业合规等领域，汉商在争议解决、资本市场、金融保险等领域优势明显，两家律所融合，有助于重组优质资源，打造区域性强所。
一些专业精品所深耕某一行业及领域，比如从事劳动法律服务的江三角所、蓝白所，而一批新精品所也在互联网时代走出了独特道路。
成立于2014年的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运用“技术+产品创新”，高度专注于婚姻家事领域。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近年来在谭芳律师的带领下再出发，开启全新品牌升级。
2019年底，ALB2017年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邹佳铭创办了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致力于打造一家“专业+研究”型刑事律师事务所。
2019年，迎来成立十周年庆的上海宋海佳律师事务所正式更名为上海宋和顾律师事务所，秉持专业化律所建设之路，专注解决股东纠纷。
同时，注重运用“技术+创新”运营模式的律所也不断涌现，通过一体化运营，集中品牌优势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创立于2010年的恒都律师事务所明确设立了“以成就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运营和品牌形成有效合力。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也创立于2010年，在明确了一体化运营的精品律师事务所定位后，用“热爱法律的技术派”作为价值观，发力品牌化和市场化运营，成效逐渐凸显。
2019年9月重新出发的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不依靠简单地合并律所来扩大规模，而是坚持依靠“内生长”模式培养人才。成立仅两年多，便从最初的19名律师发展到现在120余人的规模，2021年业务创收近亿元，同比增长60%。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运营的“为你辩护网”流量很大，不仅为其带来了品牌效应，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互联网思维启发，其后在刑事律所建设方面推出了很多创新主张。“庭立方”探索了很多方式，为刑事律师的培训和品牌建设提供支持。
2018年，法律服务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伴随着中国律所的持续发展，对品牌、内部管理、专业化服务外包等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法律媒体、法律品牌服务机构、法律科技服务机构等新兴法律服务行业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应运而生，以专业赋能律所品牌。
▲《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200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目录
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倡导律师“既要有服务当事人权益的力度、建设法治中国的高度，更要有履行社会责任的温度”，长期致力于社会公益。早在2009年，国浩就发布了中国第一份律所社会责任报告。其后的每年，国浩都坚持发布律所社会责任报告，引领行业风范。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作为深圳市第一家成立党委的律所，以公益利他为基石，“党建+公益”的品牌文化凸显了卓建所文化的差异性，增强了品牌认知度。卓建整体的运营机制都以文化建设为底蕴，为品牌爆发蓄积了实力。
山东求新律师事务所建设了党建文化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不断迭代升级刑辩专业产品，推进“专业+公益”法律服务，参与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
作为“中国新生代律师事务所”的代表之一，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以“党建+”为抓手，实现了党建工作、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打造了“乾成红”党建品牌。
律新社在调研中注意到，践行公益在很多律所文化建设中蔚然成风，给律所的品牌文化带来了很多温暖元素。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围绕律所党建推出各类公益法律服务活动，还推出了帮助自闭症孩子家庭的“公益咖啡”。
上海灏思瑞律师事务所以社区型律所为定位，扎根于社区，服务于社区，将律师的价值和社会治理的需求相结合，将公益服务和精准服务相结合。
04
2020－2030：数字赋能品牌升级
行业竞争的日益加剧和律所规模化扩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给经营者带来了冲击和困惑。规模化扩张中的理念和愿景认同、文化落地、利益分配、精细化管理、负面舆情处理等都给律所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管理不慎或是风控不足引发的负面事件都会给品牌带来巨大的伤害。“大而不强”“一盘散沙”等忧思也在困扰着大所的管理者，许多律所纷纷进行反思和讨论，管理模式革新和专业品牌建设不断迭代更新。
老牌规模所不断优化管理。
中闻律师事务所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改革，确立了以“民主办所”作为首要核心办所理念，实施三项基本制度，即三权配合制度、合伙人股份制、三个公共制度（专业平台、公共律师团队、公共积累），实现了每年业绩增长均超过50%的跨越式增长。中闻所迁址后，其品牌力不断增强，进入新一轮更强的发展中。
中国律所在海外的业务开拓过程中也以品牌统一为战略。兰迪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左右发力印度业务并快速扩张，再次证明了战略思维的有效性，表面是品牌层面上的统一，本质则是专业化分工和运营理念的落地。
▲2021年，中联律师事务所官宣
律所在合并中也以战略规划和品牌规划为重点，寻找适合强强联合的新方式。2021年10月22日，国内首家以联盟做大的“N+1”模式律所——中联律师事务所在上海正式官宣，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之前，国内律师行业启动规模化主要以“1+N”这种总所跨区域设立分所方式进行，而中联创新采用了“N+1”模式。其中，“N”是指以省级区域为单位的一级分所，主要由联盟成员所为主转换设立，中联内部管理称其为地区办公室，“1”则是各地区所有的办公室。以上海在内的办公室作为发起人，共同打造一个不带任何区域特色的全国性品牌，即中联律师事务所的品牌。
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将运营委托给专业团队，探索了“中台”专业化之路，不仅对律所品牌有显著提升，同时也激发了律所的创新力，大家将精力集中在研究创新上，用数据驱动创新。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专注于“中台”建设，以强大的“中台”支撑启动“云办公室计划”。田庭峰主任提出，中台不但要提高申浩律所的知名度，更要提高律所品牌的美誉度，这是全所律师的共益事项。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将“云端律所”共享品牌理念不断推动落地，成为律所运营的重要目标，短短几年便从一家小所成长为300多人的大所，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
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断加深及疫情影响的助推，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法律工作的各个环节，法律服务及品牌传播也将不断与新技术融合。2019年，瀛和律师事务所大力推动数字化工具运用，过数字化的方法实现降成本、提效率、增收益，致力成为数字化律所。
当前，数字化律所虽然还在探索运营中，本质是从管理运营上对服务流程、服务数据、品牌数据进行集约化升级。
随着各大律所组织品牌、专业品牌的构建和升级，品牌助力业务的效果有目共睹。律所的品牌价值日益展现，品牌资产不断积蓄。在品牌引领规模化、规范化方面，拥有统一清晰的品牌有助于律师事务所进入更广泛的下沉市场、海外市场，并让当地的分所和新进律师树立一致的理念和愿景，快速落地标准化管理、专业服务，在当地客户中建立品牌认知。在品牌保障代际传承方面，经过30年的发展，一批大所到了新老管理层交接的节点。新老掌舵人对律所核心理念的内心认同和有效传承，是组织平稳过渡并焕发新的生机的关键因素之一。
数字化驱动也催生出了一批法律科技、法律生态服务、人工智能、律所跨界等新鲜尝试，使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正在变得更加开放、专业。律师大数据服务、智能合同库、SaaS平台、律所管理系统、法务服务流程外包等法律科技产品纷纷涌现，极大提升了服务的效率和普惠性。全新的服务体验以及服务品牌都在积蓄中。
总之，数字化品牌建设不仅是用户需求，也是律所专业化建设的必经之路。随着客户和用户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升级，品牌化是题中之义。如何运用数字化工具不断提效管理运营，打造服务产品，积淀品牌资产，把握数字化时代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红利，正等待有识之士充分探讨和破局。
30年上下求索，
30年风华正茂。
总有一些令人尊敬的律所，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蓬勃发展。
总有一些法律人的身影，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留下坚实的烙印。
黄金30年，中国律所品牌建设经历了从大律师个人品牌到律所团队品牌、企业品牌乃至于行业品牌的迭代升级，品牌建设日臻完善。这些由初心、使命和奋斗凝聚成的，正是中国律所的品牌力量。
#参考资料#
[1]张羽：《从0人到36.5万人，律师业四十年之变》，“方圆”公众号，2018-08-03；
[2]智合研究院：《中国律所40年：萌芽、崛起、浪潮和蜕变》，“智合”公众号，2019-07-04；
律新社研究中心出品
孙云康：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肖文彬律师按语：关于刑事案件、刑事律师的收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首先，刑事案件是不允许风险收费、以办案结果作为收费标准的，这是法律行规、行业性质所决定的，就像去医院看病先付钱后就医的行业规则是一样的；
其次，刑事律师的收费标准各不相同，受律师名气、执业年限、专注领域、成功案例、案件工作量、案件重大、复杂、疑难程度、委托人的经济能力与支付意愿等因素所影响。收费高的，一单案件律师费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甚至几个亿，收费低的几千元一单。下面是上海孙云康律师关于此问题的看法，某些观点我深表认同。
孙律师观点：律师代理民商事案件有诉讼标的为收费标准，委托双方心理落差不大，刑事诉讼攸关当事人人身自由，财产得失依附于罪与罚的定争，实无诉讼标的为依据。关于刑事辩护收费，行业规范是按不同诉讼阶段确定律师费区间，双方协议确定，同时，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多罪名案件，许可双方再行协商。此外，刑事辩护还允许计时收费方式。
还有一点，委托人对律师费支付能力不失为重要原因。不难发现，对于经济状况优越的委托人，辩护律师容易正常甚至超标准收费。但更多的情况是，即便案件疑难复杂，辩护律师耗时费力，无奈委托人经济能力受限，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受托律师认为得不偿失，拒绝委托。或者律师接受委托，甚至援助办理。此时，辩护律师付出和收益就无法匹配。
上述种种，协议收费为刑事辩护通规，辩护人待价而沽不存在道德失衡，为物有所值，委托人应择善而从，远离承诺律师，信赖真辩合规律师。鉴于刑事诉讼的复杂性，委托人应理解善待尽责辩护律师，树立愿打服输心态，共同构筑刑事辩护和谐生态。
3月27日，俏江南张兰致上海司法局一封信，信的内容投诉邓高静律师。
张兰在投诉信中写道：本人张兰，现象规矩投诉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邓高静通利用网络违法、违规，对我本人进行诬陷诽谤的方式炒作案件的行为，请贵局依法、依规查处。
张兰这边投诉邓高静律师的信息刚一发布，邓高静立马发博文回复：张兰，你装什么装？你和你儿子放马过来，鬼怕你们我不怕，爱去哪里投诉你就赶紧去…
看了邓高静律师的整篇博文，邓高静在避重就轻，张兰女士投诉她的信上写很明确，要求邓高静立即停止对此案件的炒作行为。
而邓高静作为一个律师，没能压着当事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还在网上大放厥词掀起网上舆论，这种行为，有失一个律师对案件的严谨。
在这里想表示一下个人观点，不偏不倚。按理来说，既然离婚前签了离婚协议，离婚后就要按离婚协议上来办。
汪小菲给大S的钱，大S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是她的事情，汪小菲这边管不着吧，汪小菲现在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了。
夫妻离婚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现在上升到张兰和律师有了纠葛，看着都有点伤脑筋。
张兰，一个60多岁的女强人，奋斗了一辈子，大起大落后绝地重生，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不但在直播间和年轻人一样的拼搏，而且还为儿子孙子孙女和前儿媳妇的事情操心劳肺，可怜天下父母心。
互联网+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无处不在，并将催生新的经济业态，律师业也将不断衍生出新的形态。互联网plus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