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年4月，该项法案就已经泰国内阁初步批准，而今终于见到胜利的曙光——尽管这则法案尚存在争议：比如同性婚姻配偶仍无法享受异性婚姻配偶的部分同等福利、不允许举办订婚仪式等。
发言人表示，这将意味着“确保所有性别身份的人都能获得公平对待”。
01.
性别/性平权
从2001年，荷兰成为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开始，到如今全球已经有29个国家或地区承认同性婚姻。另外还有一些国家，承认在其他（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取得婚姻证明的法律效力。
合法化同性婚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是法律上的。在法律中，已婚的伴侣及其可能包含孩子的家庭，有着与婚姻关联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在财产、医疗服务、甚至税务等多个方面，已婚的伴侣和家庭都享有和未婚身份不同的权利义务。使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一样享有这些权利，无疑是一个社会更为进步的表现——否则，同性伴侣将始终在法律上被视同单身，这无疑是法律对于少数性取向人群的一种歧视。
因此，在婚姻制度在大多数国家法律中，仍是主流制度的当前，争取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地位，是阶段性改善同性伴侣政治生活状态的必经之路。
（想必从我的措辞中，有些读者已经能够感受到，我对此的感受实际上是更为复杂的，在后文中我将继续展开论述。）
而必须承认的，则是它的社会意义。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精神障碍中移除，向全世界告知同性恋不是一种精神疾病。这一天对于所有的同性恋者来说都意义重大。“正常”这个词语，对异性恋人群来说稀松平常，对少数人群来说却是多年斗争才能得到的成果。
1952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同性恋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列入《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政府、警察，都掌握着性少数人群的名单，大批性少数雇员遭到解雇。针对同性恋的所谓“心理疗法”：通过电击逆转性取向也曾盛极一时。在那时，所谓的医学成为了一个社会、政府公开歧视少数人群的支持。
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的“石墙”酒吧，在这一时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众多同性恋者在此地聚集，如同世外桃源。而1969年6月的一个夜里，警察突击了石墙酒吧，这一次备受歧视和欺凌的性少数人群、以及周围的热心群众奋起反抗。紧接着，大规模的性少数游行爆发了。这就成为了性别/性平权历史上著名的“石墙事件”。也正是因此，每年6月份被定为了“同志骄傲月”。
从石墙事件开始，全世界性少数人群为了争取自身的平等权利，做出了数十年的抗争。而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不会仅仅因为自身的性取向，就遭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对待。而歧视和不公对待仍在继续。对性少数人群的歧视和恐惧，造成性少数人群的精神健康水平始终略低于异性恋人群，性少数青少年的自杀率也高于异性恋青少年。甚至于，在如今，一些国际地区的政党和政府，依然试图掌握性少数人口的名单。
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表现，能够承认同志婚姻，是一个社会承认同性恋的“正常性”的重大表现。它能够影响一个社会对性少数人群的态度，从而在社会反歧视的方面，发挥重大的意义。
02.
Intersectionality
&Performativefeminism
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尽管我为同志取得与异性恋人群平等的婚姻权感到欢欣鼓舞，却依然有着一些更为复杂的感受。
去年4月我在牛津大学参加女性主义panel，当时我们谈论的主题是“中华田园女权？”（毋庸置疑，那些提出和使用这个词语去称呼他人的人，本身早已背离了女性主义，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维护女性主义，我将在下一个部分重新论述这一点）。
就与两位教授对话期间，我们谈到了Intersectionality。
Intersectionality，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理论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个体遭受到的性别压迫，往往是和其他阶层维度的压迫交叉在一起发生的。性别、性取向、经济社会地位、种族、婚姻状态等等维度，都会产生压迫，并且这些压迫共同发生作用。
有分类的地方，就有压迫发生的可能。有“主流”，就有被边缘的少数派。当我们在庆贺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时候，我们也要警惕，这是否再一次确认了婚姻的“更高”地位。
现行法律赋予已婚伴侣（相较于未婚伴侣）更多的权利保护。也许，此时我们更应当加深我们的追问：正如同我们质疑一个人是否必须是异性恋，才能享有这些权利义务一样，一个人是否必须通过婚姻制度才能享有这些权利义务？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用5:4的投票结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
4位投反对票的大法官，对这个结果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备注：他们愤慨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反对同性恋婚姻，而是认为法院的权利不应该被放宽到立法的层面，法院不是立法机构。法院因为依据现行的法律来做出裁决。他们担忧的是仅由5个人就决定了美国所有州必须强制实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们质疑这是否是真正的民主和法制）。
在他们的判决书中，他们谈到“婚姻”这个概念。他们提出数百万年来，婚姻都是围绕着繁殖这一核心意义、进而是环绕着一男一女这种结构存在的。当那些投赞成票的法官，支持婚姻中“男女”这一核心结构可以被改变的时候，为什么婚姻属于“两个人”却依然被当作毋庸置疑的设定保存了下来？
我在这里引用法官的一段论述：
从历史和传统的角度来看，从异性变成同性的跨越比从两个人变成许多人的跨越更大，毕竟后者在世界许多文化都存在。如果多数法官愿意做比较大的跨越，很难看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小的那个跨越。我们会很震惊的发现，多数法官的大多数论断同样可以用在群婚上。
如果“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结婚在一起的结合有着同样的尊严，”为什么三个人的就没有了呢？如果同性伴侣有宪法赋予的结婚权利，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会少一些感到自己家庭缺失而造成的折磨，同样的推断难道不适用于三个或者更多群婚的家庭么？如果没有结婚的机会是对于同性恋伴侣的不尊重，那为什么这样的剥夺机会对于群婚家庭就不是不尊重呢？
我并没有想要在所有角度上等同同性婚姻和群婚。也许会有些区别使得两者变得不同。但是如果有的话，上诉方并没有指出这些不同……”
尽管上述法官的论述，其目的是说明多数法官的论证存在瑕疵，进而反对他们做出的支持同性婚姻的判决，但这段论述依然给我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
这些问题都是性别/性平权领域重要的议题。这些问题也引领着我们深化思考：下一步我们应当呼吁怎样的政治/法律改革，进一步加深社会的平等性？
在这里就还想为大家介绍PerformativeFeminism（操演/展演/述行性的女性主义？），对此我没有很好的中文翻译可以给出。PerformativeFeminism认为，性别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展演。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存在，而是一系列行为操演。“政治就是做出判断和论断——也包括你有做出这些的勇气——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标准和规则”(Zerilli，2005)。她们呼吁一种“以自由为核心的女性主义”。
在过去和当下，争取自由往往伴随着重复霸权和统治的逻辑，比如女性争取和男性相同的地位和权利，或者同性恋争取和异性恋相同的地位和权利——在争取自由的同时，霸权的逻辑却被重复了。因而她们希望通过想象力、通过为了多元和他者不断呼吁的实践，找到一些新的范式和概念，从而带来更多的自由，而不再落回到已有的霸权结构中去。
回归到寻求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根本目的，应当是为了一个社会允许更多元的选择平等地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如果以这个根本目的来衡量，同志婚姻合法化也许在一些维度提升了这一目的，而又在另一些维度阻碍了这一目的。而这也是我对此抱有复杂感受的原因。
03.
内容vs.过程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行为、言论，都包含“内容”和“过程”这两个不同的因素。以上文提到的美国合法化同性恋婚姻为例，“同性恋婚姻合法”是内容，通过最高法院做出判决来实现是过程。少数法官明确表示反对的并不是这一结论所包含的内容本身，而是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个人主体的行动和话语也同样包含“内容”和“过程”两个方面。我们往往看到一些人在批评另一些人，他们行动和话语的内容或许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行动过程却与他们的话语相背离。
我们若想要真正学会观察和聆听，就必须学会在看到听到“内容”之余，同时也觉察到“过程”。重点不是ta说了什么，而是ta是如何说的、为何说的。正确的内容也可以被错误的过程决定为错误的。正确的内容也可以被用来服务于错误的目的，比如寻求自身的优越感、比如发泄私人的情绪等等。
说句题外话，人们很多时候都被内容所局限，而没有看到对方的过程正表达出和内容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东西。比如恋爱中过于纠结于对方的言语内容。而实际上那些行动的过程更能说明问题。当然也有时，是行动和话语的过程，可能包含了远比内容更积极的信息。
多得是打着正义的旗号judge他人的人。这些人并无法意识到，自己行动和话语的过程，实际上已经重复了霸权压迫的逻辑——那些称呼他人为“中华田园女权”的人就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的女权高于这些中华田园女权”，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基于不平等的精英主义。
这一部分仅仅是希望呼吁每个人，在重视内容的同时也重视过程。正确的过程和正确的内容一样重要。
也许，我们每个人能够为平权做出的努力，至少是更多地用善意揣测他人；在你真正深入的认识一个人之前，不要只凭只言片语就对其做出批判式、偏见式的结论；是包容，是团结，是不为了攻击而攻击；是允许他人真实的局限存在，更多承认人们在怀着自己局限的同时、依然做出了的那些努力。而这些正是我们在追求平权和更美好的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坚持的“正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