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哥（民营企业家虞凌云）有罪就是因为太有钱了。”
虞凌云妹妹虞艾玲法学本科毕业后，考取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在温州市下面的瑞安市检察院工作十余年。
哥哥虞凌云，曾是互联网+新时代网贷行业的最早进入者和持续领军者，曾被誉为“浙江金融投资行业贡献企业家”，是国内最早探索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的企业家之一。
如今，虞凌云已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追缴非法所得34亿，昔日的检察官虞艾玲走在了为兄申冤的路上。
文｜温柔雷雨编辑｜徒徒劳
虞凌云在上海被江苏泰州警方跨省抓走的那天，是2019年3月25号。
当天在外地，已经太晚了，虞艾玲心里惊慌，也没能睡个好觉，第二天一大早飞去上海。
虽然慌乱，但是没有打乱她的阵脚，她是这个家庭中对法律最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她立马联系了在上海做律师的前同事，中午与他签订了委托合同。
随后虞艾玲和父亲开着车带着律师从上海赶往泰州。
两辆车开了三个多小时，终于赶在五点前抵达了泰州市看守所，想让律师立即会见，了解案发原因。
虞艾玲作为虞凌云的妹妹，开始处理所有事，给涉案公司员工找律师。
看守所里夜晚很冷，需要买棉衣，她给100多名公司员工每个人交了钱，虞艾玲在这些乱如麻的事情中，努力营救哥哥虞凌云。
万一，谁真的“有本事”呢？
以前的虞艾玲在检察院，长期做办公室工作，工作相对单纯。
现在她却要顶上来，与各路人马斗智斗勇。
最多的时候，五路人马在同时“想办法”取保候审虞凌云。
她们像等待一个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客人一样等待着虞凌云出来的那一天，日子不断往后推移。
先是说清明能出来，然后说五一能出来，后来又说国庆能出来。
针对虞凌云的取保候审，失败了。
后来，被监视居住的虞凌云住在润江宾馆。
这里条件很差，逼仄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纸和笔，用来写悔过书。
律师每一周或者每两周去看他一次，虞艾玲和父亲也会跟着去。
她很担心这样的狭小压抑的环境会给哥哥带来心理上的问题。
这种担心在哥哥第二个监视居住的地方成了真。
因为中央督导组要来了，润江宾馆的条件太差，警方就转移他们去了溱湖生态农庄。
每次会见，这些被告都还是要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
虞凌云情绪的崩溃是来自于一次公安的审讯结束，他不小心看到了留在审讯桌上的汇报材料，标题写着“虞凌云黑社会案”。
他（虞凌云）没有料想到黑社会的帽子竟然会向他扣上来。
在知道自己的案子涉黑之后，虞凌云尝试着自杀。
虞艾玲听到这个消息，心慌不已，感觉天都塌了一样，但是她不能告诉年迈的父亲，不能告诉哺乳期的嫂子，只能自己消化，时常想起哥哥是多么绝望，然后强迫自己不能放弃。
在她心中，虞凌云一直是个了不起的人——在他们这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家庭里，虞凌云是不一样的。
妹妹认为，哥哥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她认为比起按部就班地上班的自己，虞凌云是真正的年轻的企业家，对市场经济具有极强的敏锐度和判断力，对创业富有热情和野心，帮助许多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成长，这些都是她做不到的。
虞凌云有特殊的人格魅力，能够从蚂蚁金服、华为、腾讯、百度等大公司挖掘人才，另一方面，他重视教育，是个善良的人。
他强调，人一定要接受教育，教育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不断鼓励员工要不断学习，员工只要有意向要去参加某些培训班甚至高管要就读高昂的NBA、EMBA课程，虞凌云对这些培训费、学费一律由公司报销。
他还计划给母校宁波大学捐3000万作为一个奖学金，去帮助学校里一些家境比较困难的大学生，资助他们完成学业。
但是这个奖学金的事还没有对接好，虞凌云便出事了。
虞艾玲不明白，哥哥那么有本事那么好一个人，怎么就一辈子都要给毁了呢。
在虞艾玲的记忆中，一审的第一天早上下着倾盆大雨，仿佛诉说着莫大的冤屈。
法庭上的虞凌云是很不一样的，认识他的人只要一眼看过去，就能知道这场灾难带给他多么大的影响，又是如何腐蚀了他的精神。
从前的虞凌云整个人是挺立的，能说会道，抬头挺胸，脖子伸的很长，双手交叉在后，很自信的样子。
但是五天的庭审直播，他的背永远是弓着的，低着头，面对法官的问话，想说的话很多，又不知怎么整理，语速太快，无法听清，显现出一种长期处于压力下的被压抑的脆弱。
开庭第一天上午，法官好几次向虞凌云发问催收的细节，虞凌云提起堂哥虞云清，便开始低头崩溃哭泣，说不出话来。
虞凌云并不知道他的堂哥是怎么管理催收公司的，他只是帮助堂哥在2017年7月出资了800多万开了个催收公司在安徽，而且还亏损200多万。
2018年7月12日，虞凌云堂哥虞云清发邮件给虞凌云，附带各项公司管理制度。为华纵公司的发展考虑，行政和人事方面审批权限也下放到安徽合肥的催收公司，由虞云清审批。
虞云清不同意以每月一分息的借款方案。虞凌云没有人接盘其华纵的股权，考虑引入外部的投资人。
后虞云清同意接收了虞凌云的股权，整个股权在2018年12月彻底完成股权独立。
所以，催收的具体事宜，虞凌云根本没有参与过。
虞凌云始终认为催收是一个低端的行业，门槛太低，当初也就是家族使命感，让他投资几百万给自己的亲戚有个事业做做，出来闯一闯。
虞凌云认为，他要做前沿的东西，大数据的风控才是互联网经济产业的核心优势，为此，同时期，他全力支持一名蚂蚁金服出来的高管成立独立风控公司，做大数据风控。
虞凌云指示贷后资产高管，对催收的合规管理，有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合规管理，上线一键呼叫系统。
2、一旦有辱骂等情况，联通直接进行封号并要求出具整改说明，有效控制催收公司辱骂和群发通讯录短信的情况。
3、催收系统下架借款人自拍照和身份证照片，防止P图。定期的催收报告；投诉后的减免利息、服务费等处理措施。
如他要求高管对所有21聚投诉，无论有效无效，均进行罚扣，每月通账龄段投诉率最高的公司，每个席位给予500元罚款，有效投诉额外进行每单高额罚款。催收投诉解决率接近95%以上。
在法庭上，虞凌云对法官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催收是这样管的，他是我哥哥啊，我也管不住！”
坐着看视频的家人也都情不自禁流泪，看她认识的坚强的男子汉在法庭上泣不成声，哭到说不出话来。
他（虞凌云）太委屈了，也太恐惧了，暴力催收的事实是他堂哥的公司（安徽华纵公司）的部分底层员工做的，而在上海的虞凌云和公司涉案员工们，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遭遇可能无期的刑罚。
另一方面，他们公司风控做的很好，还贷率很高，根本不需要通过暴力催收来保证盈利。但是远在安徽合肥的工作人员违反了规定，承担后果的却是上海的虞凌云公司和员工，为什么？因为上海的虞凌云公司有钱。
虞凌云案的专家意见书，都是出自法学界知名的高铭暄、张明楷、陈兴良、陈瑞华、周光权等刑法学、刑诉法学教授，在学术领域享有盛誉。
教授们经过对律师提供的材料的审阅之后认为，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求行为人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行为，被害人基于此欺骗手段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继而产生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产损失的后果，并且行为人对此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本案中，虞凌云及公司员工在利用“极速钱包”等APP实施网络借贷的过程中，对于借款利息的比例、支付方式、以及综合服务费、逾期费用等问题均以合同的形式明文告知用户，不存在任何隐瞒、虚构行为。涉案用户在通过APP借款的过程中均会逐步阅读合同，不存在因虞凌云等人的欺骗而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形。因此，虞凌云等人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虞艾玲觉得，自己无论是作为一个前检察官，还是一位普通人，都不可能认为APP中写明了合同，借款人自己点击了同意，算得上是一种诈骗。
但是法院却不这样认为。
法院的判决却偏离了专家的结论，也偏离了普通人的常识。
在法庭上，虞凌云陈情说，他对不起这些跟他出来拼搏的员工，他原本想带这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去上市的舞台。
其他六名公司高管说：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以来，我们从没有怨过老板。
当时虞凌云在庭上泣不成声，讲这些他自认为比较优秀的员工，请求法官不要判他们十年以上，他判多久没有关系，他作为老板一人承担。
法院的审判如此残酷，一审判决虞凌云有期徒刑18年（二审拒绝开庭后又改为17年），从2019年9月25日起，到2037年6月23日为止。
那时，他（虞凌云）2018年出生的女儿已经高中毕业了，作为父亲的虞凌云将因为莫须有的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缺席她的整个童年、整个青少年时期。
一审不是最绝望的事，一审之后还有二审，然而二审毫不犹豫地打碎了他们的希望。
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出现了虞凌云堂哥虞云清归案的情形。
虞云清是本案具体负责“软暴力”催收的人员，也是本案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关键人物。
其供述以及提供的新证据，可能会影响一审判决对虞凌云等人恶势力集团犯罪的定性，以及犯敲诈勒索罪的定罪量刑。
这种情况之下，刑事诉讼法律要求二审应当开庭审理。
但尽管如此，虞凌云案二审依然没有开庭审理，几乎像走个过场一样。
2021年春节，年迈的父母连温州老家也没脸回去，就跟儿媳与小孩在家里过了一个孤独而冷淡的年。
父亲之前已经戒烟了，现在又抽烟，但一抽烟就咳嗽，腰痛，夜里起来就发呆坐着床头。
虞艾玲劝父亲戒烟，说凌云也不愿意看着他这样，虞父老说，等凌云的案件完结了再戒烟，现在烦着，戒不掉。
他现在一直在计划着寻找受害者，他经常说，他比公安局更想找到受害者，欠多少钱就还多少钱。
妻子独自养育着两个小孩，她严重失眠，长期服用失眠药，因为她不能倒下。
明明事发才两年，但是在虞艾玲看来，父亲和母亲仿佛老了十岁不止。
虞艾玲听人这样说：哥哥虞凌云的案子一开始，是涉嫌寻衅滋事，后来公安看到虞凌云是一头肥羊，便把这个案子无限拔高，一度想定位黑社会，因为这样就可以没收全部财产。
整个浙江省三年扫黑的违法所得是45个亿，而隔壁江苏省，泰州市一个虞凌云的案子的涉案金额就是35个亿。
实际上，虞凌云的涉案金额哪里有35亿？
是泰州市公检法可能出于业绩，也可能是出于个人私利，通过不正当的鉴定手段，人为地拔高了涉案金额。
想要搞清楚具体的涉案金额，应当做的是司法会计鉴定。
而公诉方做的却是电子数据鉴定，仅仅因为有关涉案金额的材料储存在移动硬盘。
退一万步来讲，即便要做电子数据鉴定，鉴定人也不应当就涉案金额给出鉴定意见，这是法律所要求的。
但荒谬的是，鉴定人不仅就涉案金额给出了鉴定意见，该意见还被法院采纳了。
最终虞凌云的涉案金额被认定为34,5624,3623元。也就是说，虞凌云和他家属必须得还这34,5624,3623元。可是，拿什么来还？全家人就是砸锅卖铁也筹不到这么多钱。
虞艾玲没想过，法院能贪到这个地步。
可是，江苏高院的二审判决书明确写道：
“经查，上诉人陈刚、原审被告人邱鹏作为虞凌云犯罪集团主要成员，应对共同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承担退赔责任，查扣在案的财产中，违法所得应予追缴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应以其本人合法财产退赔，但家庭成员的合法财产应予退还。故该上诉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成立。”
但是，泰州法院却坚决不按照省高院判决来执行。
被告人配偶辛勤劳作的合法收入，即将被执行法官违法没收。甚至未来的工资、收入，也已被法院盯上，目前，已经有被告人的配偶的工资卡被冻结的情况发生了。
泰州中院执行法官机械执法，冻结被告人配偶自有的证券账户、银行卡等等，在未听取案外人意见的情况下，径直予以划拨没收。
诸多现象都表明，执行的缺口很大。
2020年11月24日，《中共泰州市公安局委员会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就曾指出，泰州市公安局存在“资金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市公安局未经财政部门审批，擅自开设6个银行账户，长期脱离财政监管，存在风险隐患”的情况
上述通报还指出，“有的派出所多方面收入不入分局财务帐，支出无迹可循”，通报要求泰州市公安局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和“罚缴分离”的管理制度。
一方面，泰州中院怠于履行职责。
另一方面，泰州中院却继续超额查封被执行人的财产，甚至要向多名未成年人追缴数以十亿的财产。
最近，虞艾玲和本案第四被告人林明亮的妻子李耘昀一起来到了北京——她们要去申诉，要去信访。
前些日子，北京天气特别炎热，虞艾玲和李耘昀在北京，如同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她们早上去了最高法，最高法说不接待执行这一块的；然后她们到了信访局，排完了长长的队，信访局却说这个是法院的问题。
即使她曾经是经验丰富的检察官，也不知道何去何从。
晚上9点，辛苦了一天的两个女人回到了住宿的地方，却被老家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让她们回去。
5月份，监狱的会见日相继到来，妻子、姐姐、父母看到2年多不见的亲人，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虞凌云案总共7个被告人，每个人都瘦了二三十斤，男人的发际线都严重靠后，眼睛都陷在了眼窝里。
被告人陈刚看到妻子就大哭了起来，他说，是不是我们没有交罚金，所以才要在最差的环境里做苦力，赶紧交了罚金吧。
这个工作是踩缝纫机做衣服，大热天在车间要戴着双层口罩，一天下来，脸上全是毛絮。他以前是个高级计算机工程师，读书人的手指每天只是打打电脑研发代码，现在做这个工作承受不住，而且他被判了11年，想起来还要多少个踩缝纫机的日日夜夜，看到亲人，他承受不住了。
他不知道这个案件，不是罚金的问题，而是34个亿“虚构”的违法所得无法交齐，即使是所有本案家属的全部资产都凑不够。江苏泰州公检法太贪了，贪得无厌。
古希腊神话中，天神阿特拉斯，因反抗宙斯失败，被罚在世界最西处用头和手顶住天。
虞艾玲就是阿特拉斯，她因为对哥哥的感情，因为不愿意看到父母和嫂子日日忧愁，背负起了苍天。
自从哥哥出事以来，她缺席了女儿的教育。她的女儿才读小学，正是放学后会和妈妈说今天在班上发生了什么的年龄，现在被保姆照顾。
昔日的检察官，现在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生活，她全力配合律师，去为虞凌云案的执行和申诉努力。
她跟了这个案件两年，日日夜夜都在想怎么让事实回归。
她想让虞凌云等人接受公正的司法审判，而不是因为地方司法机关追逐利益，恶意拔高案子，让虞凌云以及其他被告人家属陷入万劫不复，永无止境的负债之中。
她哥哥虞凌云在南京服刑，未来十几年，虞爱玲一定是要频繁地往南京跑，会见、申诉、控告、找律师、沟通。
她会一直控告、申诉，直到虞凌云案重新改判的那一天。
她决定以后当一名律师，研究冤案如何申冤，现在经历了这些，也让她了解到了冤案平反有多难，她想为有相同遭遇的家庭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