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教书育人二十余载，在学术和教学领域收获颇丰的陈永强与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有了交集，被聘为浙江省法学会首批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陈永强有一系列头衔——中国计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现代科技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法学专家，浙江省高层次人文社科领军人才。他是复旦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法学方法论、数字法治、知识产权，他还兼任《法治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等项目20余项，在核心期刊报纸发表论文近百篇，其著作《私法的自然法方法》一书入选国家哲学社科成果文库，获浙江省哲学社科成果一等奖。其主持的《“四化四融”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系全国首个知识产权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现在，陈永强又多了浙江省法学会首批首席法律咨询专家这个头衔。在浙江省法学会看来，陈永强是一位出色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不仅很好地发挥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的作用，还承担了“法治服务一号台”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课题任务。
近日，记者专访陈永强，倾听这位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介绍浙江“首席”制度的实施推广。
记者：2022年2月25日，浙江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联合印发《关于推行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实施意见》，在全省推进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实施。您是如何成为浙江省法学会首批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的？
陈永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是着力发挥法学领域一流理论专家和实务专家参与法治社会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提升党委政府决策法治化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
2022年5月，浙江省从理论界和实务界遴选了首批省级层面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72名。我为自己能入选首批省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感到十分荣幸。
记者：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项目？
陈永强：好的。2019年5月，我们智库团队承接了浙江省委政法委关于诉源治理的课题研究，这个项目为我们切入有浙江特色的法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中国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浙江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有着很好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历史经验。我们智库团队通过一个暑假，对全省各地的基层治理情况进行调研和考察，提出了推进诉源治理、建设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等多条对策建议。
我们还结合中国计量大学自身的专业特色，提出了以标准化、数字化构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社会治理中心”的设想，项目研究成果得到有关省领导的肯定。
浙江在“信访超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诉讼服务中心”等基础上，全面整合人才、资源、智力，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形成了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集成解纷效应。
我们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还结合了数字化这个浪潮，以数字技术赋能矛盾纠纷化解，建设“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中心，建立数据驾驶舱，形成从预警、预防到纠纷出现、化解的数字闭环。有效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到“最多跑一地”再到“一次不用跑”“让数据跑”的矛盾纠纷化解系统的迭代升级。
2021年，我有幸参与了浙江省法学会推出的“法学专家基层行”行动计划。这项行动的目的，是让更多法学专家能够更多地发挥其专业领域的理论优势，为基层社会中长期得不到化解的“疑难杂症”把脉问诊，解决人民群众心中的“急难愁盼”，切实为基层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正是有了前期的工作基础，才有了受聘浙江省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的条件，这是对我此前工作的肯定，亦是对我今后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陈永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是围绕“重大决策论证、重大风险防范、重大矛盾纠纷化解、重大信访积案化解”四个重大的研究任务来构建的。我在受聘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后，首先承担了省里的一项重大调研课题研究任务，即“法治服务一号台”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课题任务。
“法治服务一号台”，是以数字赋能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落地为牵引，为浙江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开发的法治服务数字化应用平台，目的是精准服务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在决策论证、风险防控、矛盾纠纷调处、信访积案化解等方面的法治需求，助力推进党委政府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浙江较早开展了数字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建设“数字浙江”的设想。浙江顺应数字化改革浪潮，在法治领域也率先开展了数字法治系统构建的创新探索，浙江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提出了构建数字法治系统应用场景建设的研究任务，涵盖四个应用场景，即“法治服务一号台”“企业法务帮”“之江法智汇”“全民法理通”四大数字化场景建设。
我所在的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质量发展法治保障研究中心”，承担了“法治服务一号台”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任务。“一号台”的建设任务，即是围绕服务保障重大决策、重大风险防范、重大矛盾纠纷化解、重大信访积案化解等“四个重大”，展开数字化系统建设。以数字化手段来汇集专家智囊、大数据集成、智能分析、智慧研判等集成性数字法治成果，为实现一键生成的智慧决策体系、一体化解的矛盾纠纷处理机制建立了创新性模式，该系统将大大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是数字法治系统构建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我们课题组完成了《“法治服务一号台”应用场景课题调研报告》研究任务，并顺利通过了数字化改革项目专家组评审论证，已成功纳入2022年浙江省重大改革项目。我本人对“法治服务一号台”很期待，希冀它赋能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让其能够发挥更大功效，绽放在浙江大地。
受聘以来，我还承担了多项决策咨询的研究任务。今年，我们团队开展了信访问题研究。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把浦江作为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第一站，开省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先河。由群众上访转为领导干部主动下访，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深切关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信访积案疑难问题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重复信访、信访积案是“老大难”问题，解决信访问题，领导干部不仅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更要善于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信访工作也是法治工作，解决信访问题必须依靠法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信访疑难案件的解决。在土地拆迁、企业改制等涉及面广、利益复杂的案件中，要注重多部门的协同联动，要建立法律专家参与释法说理的体制机制。通过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专业咨询，不仅有助于发挥法学专家以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职能，更是有助于推动全社会信法、服法、崇法、守法的观念和意识，对法治社会、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立法难题，我们智库团队展开了两年多的集中攻关，通过广泛调研和论证，于今年4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字经济促进法（草案）》（专家建议稿），共八章六十六条，包括总则、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数字治理、数字经济促进保障等内容，系国内首部数字经济立法的专家建议稿，为我国制定数字经济领域的综合立法提供了一个有建设性的立法思路，有力推动了数字经济领域的立法研究。该文本已提交给有关部门，希望为我国立法机关将来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提供决策参考。
另外，本人撰写的数字经济立法、信访纠纷化解等决策咨询报告，参与的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矛盾纠纷治理等决策咨询报告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
今年，浙江省通过了《浙江省平安建设条例》，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纳入其中，切实保障该制度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其中，第五十条规定：“各级法学会应当完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为平安建设有关重大决策、重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等提出专业咨询意见。”这意味着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有了法律上的保障。
各地市法学会应当积极建设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各级政府在重大决策论证、重大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时应当使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并听取专家咨询建议，这无疑将会推动了政府工作的法治化，提高决策的法治水平。浙江省还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的实施情况纳入各级法学会的考核指标，作为平安建设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进行考核，并对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将来，期待通过立法、政策和考核等制度，进一步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纳入法治政府建设中，以提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在重大决策、重大矛盾纠纷化解和疑难信访积案件化解的参与度和咨询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