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章春芳，女，38岁，在上海制药机械二厂工作
被告：章建华，男，44岁，在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活畜禽经营部工作
原告章春芳诉称：被告因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于广州、上海。她闻悉广州录像机价格低于上海，遂委托被告章建华代购。为此交付被告人民币2600元，要求被告在四种型号中任选一台录像机。数日后，被告交付给她录像机一台，她发现外观不好，商标贴纸折叠脱落，无产品说明书，经试放发现性能异常，请人打开机盖，发现内部零件锈迹斑斑，由此判定该机是旧机器、废机器、“海水机”，无修理和使用价值。经她与被告交涉无结果，为此起诉要求被告退回录像机价款人民币2270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录像机修理费人民币1500元。
被告章建华辩称：原告主动要求他代购录像机，他按原告的委托要求，经挑选试放完好才购下录像机，原告得录像机时放弃试放要求。现银货两讫，自己得代理行为已完车。至于原告所称该机内部质量问题，他无义务予以确保，故不同意原告的赔偿要求。
「审理」
原告章春芳要求被告章建华赔偿录像机修理费人民币1500元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由章春芳负担。
「分析」
2.李凌与李小明法定代理关系纠纷案
李凌与林红于1994年结婚，1996年生育一子李小明，1998年李凌与林红协议离婚，李小明由李凌抚养。2000年李小明在与邻居小孩玩耍过程中将一男孩张明新打伤，张明新共花去治疗费3000余元。张的父母多次找李凌商议解决，但李凌称：“这孩子我管不了，有什么事你们找他妈妈去吧，我不为他惹的事操那个心。”张明新的父母遂起诉至县人民法院，要求予以赔偿，县人民法院在开庭前通知李凌到庭，但李凌拒不到庭。县人民法院认为此案中的一些问题必须李凌到庭才能查清，遂延期审理，又向李凌送达两次传票，要求其到庭，李凌仍予以拒绝。县人民法院遂对其拘传。开庭以后，李凌到县人大常委会控告法院限制其人身自由，理由是张明新受伤并非他所致，他没有法律责任，法院的拘传是错误的，要求予以道歉并赔偿他的精神损失。
3.刘力、刘巍代理刘虹诉讼纠纷案
张军与刘虹于1980年结婚。婚后因一直未能生育子女
造成刘虹与其公婆之间的关系紧张。由于长期心情郁闷，精神抑郁，刘虹于1988年患精神分裂症，完全丧失了行为能力。1990年张军向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刘虹离婚。因刘虹母亲早逝，市人民法院遂通知刘虹的父亲刘力代理刘虹参加诉讼。而刘力声称，他现在已另有妻室子女，不能作为刘虹的代理人，但他可以让刘虹的哥哥刘巍作为刘虹的代理人，刘力告知刘巍后，刘巍表示拒绝，二人遂申请刘虹住所地居民委员会解决。
4.王立生代理行为无效案
王立生是某单位后勤处的负责人。1995年9月，其亲戚
家的一头牛得了一种传染病，且使其它15头牛全部被传染，王立生利便用职权之便以该单位食堂的名义买下其亲戚家中16头病牛，随后又找人将该16头病牛全部杀掉，并把牛皮送其亲戚，牛肉运回本单位食堂，其亲戚送给他1000元作为酬谢。由于牛肉感染病毒，本单位职工食用后发生9人中毒，食堂只好将剩余的牛肉倒掉，造成经济损失20000余元。有人将此事向单位反映后，单位责令王立生追回牛肉款。王立生表示，牛肉是其亲戚的，他是代理单位购买牛肉，发生损失应当由单位负责，与其个人没有关系。其所在单位遂起诉至区人民法院，要求王立生及其亲戚归还牛肉款。
本案所涉及的是代理行为无效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3款规定：“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由此可见，构成无效代理必须符合三个要件：一是代理人和第三人有主观上损害被代理人的故意，即恶意通谋；二是代理人和第三人客观上都实施了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共同行为，并且实际上也给被代理人造成了损害；三是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与被代理人利益受到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以上要件缺一不可。本案中，王立生作为单位后勤处的负责人，明知买下这16头病牛会给单位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但仍然与其亲戚通谋，具备了主观上损害本单位利益的故意。在客观上，牛肉被本单位的职工食用后不仅造成了食物中毒，而且给本单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0元，损害实际发生。在因果关系上，该单位的经济损失正是由于王立生及其亲戚的恶意串通将病牛卖给该单位食堂而直接造成的。因此，王立生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是代理该单位的行为，但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在本质上是一种无效的代理行为，因而王立生应与其亲戚对该单位的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
5.武汉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陈某代理案
陈某接受委托后，即组织人员展开销售活动，并与1993年3月8日代理房地产公司与湖北省某农垦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单价为每平方米1255元。合同由陈某交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签定。1993年3月15日，陈某又代理房地产公司与湖北省某房屋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房屋公司）签订联合经营房屋开发合同，合同单价为1306元，总价款8010万余元。此合同亦加盖房地产公司合同专用章及陈某私章。1993年3月22日，陈某将此合同交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并按总经理的要求销毁与实业公司签订的合同的全部原件。3月24日，总经理通知陈某前往房屋公司，告诉其房地产公司、房屋公司和拆迁公司已于3月20日另行签定合同，陈某代理房地产公司与房屋公司于3月15日签订的合同原件被销毁，陈某得到房地产公司的承诺后，将合同专用章交还房地产公司。此后，房地产公司拒付陈某的代理费及报酬，双方发生纠纷，房地产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被告陈某答辩并反诉称：与被告签订有委托代理合同，所有行为均系依约履行。现原告违约拒付代理费和报酬，故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代理费及报酬共计496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房地产公司上诉称：原判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和对陈某出具放弃代理酬金的字据不予采用，是错误的。请求确认委托代理合同无效，陈某无权追索代理酬金，应追究陈某企图侵害我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
陈某上诉称：原判认定我仅完成部分代理事务不当，请求认定已完成全部代理事项，判令房地产公司支付全部代理费用、报酬及违约金。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地产公司与陈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未违背法律、政策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属有效合同。房地产公司在委托代理合同代理期间届满前撤销授予的代理权，致使陈某未完成全部代理事项，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对陈某由此受到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陈某依合同完成部分代理事项后，因房地产公司取消委托而丧失代理权，对应按合同取得的报酬，根据公平原则，需由房地产公司给予适当补偿。据此，经法院主持调解，房地产公司与陈某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房地产公司付给陈某代理费及报酬人民币197万元，按约定期限分期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