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现在的医生不只会化疗，也能用“话疗”治病。
他们在课堂上玩角色扮演游戏，假装自己是病人。有人扮成烫伤的10岁男孩，一边哭闹害怕一边担心是否留疤，完全模拟真实的医疗环境，被测试的医生必须在治疗的同时安抚情绪，回答患者的问题。
女医生说，医生和病人目标一致，本不该有矛盾，出现矛盾大概率是沟通问题。
我的作者康不医亲身经历的医疗案件里，有位医生就因为一句话，被家属告上法庭。
康不医说，这起案件很特殊——医患双方中没有真正的坏人，只有原本一份好心，在错误的沟通方式下，造成了巨大伤害。
这个叫王春娟的女人，给我讲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她说她丈夫在医院被护士喂食呛死了，医院为了掩盖过失，把尸体藏在ICU不让她看，她争了两天才把丈夫的遗体抢出来。
我问她说的是哪家医院，对方报出了本市最大的三甲医院的名字。
怎么可能？这家医院医疗水平能排进全国百强，呛死人是多低级的失误，更何况ICU藏尸，这医院里几千号人是都不干了吗？
似乎感觉到我的怀疑，王春娟的语速越来越快、越来越急，最后化为一声抽噎，她说她已经找了好几个律师了，“为什么你们都不信我？”
最开始我想的其实只是安抚一下这个女人的心情，就当日行一善；毕竟没有人相信，那么大的一家三甲医院，会发生她所说的这样荒谬的事件。
我从没想过，就这一眼，我竟然真的接下了这起案件，并且在四个月后，和她一起迎来了胜诉的结果。
王春娟赶到我们约的地方时，外面的大雨已经下了起来。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把她鬓边的头发打湿成一绺一绺的。
她穿着一件着白底黑花的涤纶上衣，皮肤灰暗粗糙，两颊上还有些红血丝，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样子。
衣服和头发都淋湿了，她怀里的无纺布袋子却被保护得很好。像是怕我反悔一样，王春娟一坐下就打开袋子取出厚厚一本病历推到我眼前。
我一边看，她一边语速飞快地“解说”着。
出事的人是她的丈夫李鑫。据王春娟说，丈夫生前身体强壮，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着凉”，6月份开始断断续续地发烧。
烧了半个月不见好，吃退烧药也没用，先是去了县医院，没查出原因，反而情况越来越严重，人都有点烧糊涂了，于是连忙送进第一医院治疗。
在第一医院住了一礼拜，虽然花钱如流水让王大姐有点心疼，但欣慰的是，丈夫日渐好转，“腿和胳膊都会动了，以前一边不会翻身，后来两边翻身全都会了，真的是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王春娟一度以为丈夫很快就能出院了。变故就发生在住院的第7天。
当天下午，医院为李鑫抽了脑脊液送检，嘱咐王春娟术后4~6小时禁食禁水。但差不多5小时后，来查房的护士就告诉他们，可以用食管喂一些稀饭了。
王春娟虽然心有疑虑，但没有反对。护士操控着食管，将王春娟他们从食堂买的稀饭通过鼻腔注入李鑫的胃里。
好像是突然，李鑫抽搐了一下，接着唇边开始流出半透明的液体。王春娟赶紧叫停护士，同时喊医生，可医生只是看了一眼，对王春娟说拍拍背就行，就走开了。
王春娟拼命给丈夫拍背，但丈夫的脸还是越来越紫，同时旁边机器上的数据一阵乱跳，“心跳都跳到二十几了”。
护士们纷纷跑来，医生们也终于被惊动，团团围住了李鑫的病床。
王春娟被赶了出去，只看到医生们前所未有的慌乱，在床前忙了半天，又匆匆推着病人进了ICU，中间一眼都没让她看见。
病危通知书雪花一样地下，不到24小时后，王春娟得知，丈夫脑死亡了。
医院给出的理由是，病情恶化，抢救失败。
可怎么会呢？好好的一个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生活中最大的依靠，刚还眼看着病情好转，能说话、胳膊腿都会动了，转眼之间脑死亡？
更让她觉得可疑的是，医院对她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一开始很冷淡，“就我对象不行的那天，耐心地给我解释”。
又比如之前让他们做的一个检查，说是5~7天出结果。当时王春娟就质疑过，说结果出得太慢了，会不会耽误治疗，医生说就是这样，快不了。但人一进ICU，两天不到结果就出来了，而且什么都没检出来。
王春娟怀疑，这种种转变，都是因为医院做贼心虚，因为他们做错了事——
是医院操作失误，把丈夫呛死了。
丈夫李鑫住进ICU后，王春娟和医院的信任迅速崩塌。她坚持要进ICU看丈夫，不相信院方给出的任何说法，要把丈夫“抢”回家。
医院告诉她，病人现在已经脑死亡，出院就会死，王春娟却认为，丈夫早在三天前就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医院在装样子，在“毁灭犯罪证据”。
她只想立刻见到丈夫，哪怕是让他入土为安，也不能再被骗人的医院拿在手上折腾。
此刻，这本病历就放在我的面前，王春娟一面继续来回地重复着自己的疑点，一面殷切地看着我。
有一瞬间，我甚至都有些迷茫了，她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手中这本病历非但佐证不了她的说法，反而证明了——
医院没有任何问题。
根据病历显示，患者李鑫入院时的状况根本不像王春娟说的，仅仅只是发烧而已。
记录上写着，患者持续发烧了20天，烧到40度，入院时已经陷入昏迷，入院一小时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书，采取了一级护理。
在此之前，县医院曾怀疑李鑫得的是传染病，又怀疑是泌尿系统感染，做了乱七八糟一堆检查，连为什么发烧都没查出来。而第一医院的医生却凭借经验，准确地选择了为他急查颅脑MRI，迅速查明了发烧的根源——颅内感染性病变。
然而，这并不算是找到病根，只是找到了“主战场”。
发烧的根源不是感冒炎症，而是颅内感染，但感染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大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整个医学界都没有任何检查可以保证一步到位地查出。
医生能做的，只有根据经验一项一项排查，赶在病原体“吃”掉患者体内正常组织之前，锁定真凶，把患者抢救回来。
看得出来主治医生经验很丰富，她迅速给李鑫安排了一长串检查，既有脑脊液常规检查、tNGS等一系列检查，也有很少有人考虑的蜱虫病。
运气好的话，可能不用等检查结果出来，病原体就被稀里糊涂杀死了。
但李鑫并不是一个幸运的患者。入院第7天，他的身体好像突然一下崩溃了。
病历记录了王文娟“看不懂”的那次抢救：
5月17日晚20:03，患者出现口唇紫绀，呼吸浅，20:03给予吸氧，口咽通气道，吸痰处理——心率进行性下降，48次/分。
20:13给予肾上腺素1mg静推，多巴胺持续静脉泵入升压，呼吸兴奋剂尼可刹米、洛贝林静滴——心率恢复至93次/分，自主呼吸仍未恢复。
20:20给予气管插管+人工气囊辅助通气——指氧饱和度逐步上升……
这个抢救记录的第一行，基本就可以反驳王春娟说的“呛死”。
呛咳导致的窒息其实不像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危急，只要及时吸氧吸痰加心肺复苏，心率为零都有希望救活，而医生第一次记录的时候，李鑫的心率有48，这绝对称不上“抢救不及时”。如果只是呛咳，傻子都能救活。
那如果不是呛死的，李鑫又是怎么死的呢？
从抢救记录可以看出，医生给李鑫的治疗中，吸痰一点用都没有，气管插管管用了一阵子，但他的呼吸循环还是在慢慢变得微弱。两天后，甚至挂着呼吸机都出现了脑缺氧。
他的死亡不是突然一下，而是像是一个越来越虚弱的老人，缓慢然而不可逆的，到最后竟然挂着呼吸机“窒息”了。
其实，人们习以为常的呼吸，是由大脑控制吸入空气，到肺分解空气、氧气进入血液、送到身体各处等一系列动作组成。
李鑫最后都挂上呼吸机了，等于跳过了气管，那么问题大概率出在肺或者大脑。
结合开始医生的诊断：颅内感染性病变，可以推测，李鑫真正的死因，应该是颅内的病原体攻破了他大脑中控制呼吸的中枢。
颅内感染的抢救就像一场游击战，医生寻找病原体，病原体随时攻击患者大脑，大脑内有些部分不那么关键，有些部分例如呼吸中枢，就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核心。
而在李鑫身上发生的这场战争，是病原体率先攻下了核心。医生尽力了，没有赶上，这不是医生的责任。
可是王春娟，能接受这个结论吗？
合上病历，我开始努力措辞。
我试探着告诉王春娟，就病历来看，其实医院抢救还算及时，李大哥是颅内感染，这个病很严重，可能真的是没来得及。
王春娟本来还在滔滔不绝，被我打断，愣神一阵才反应过来：“不可能的，17号那天上午查房，我对象好转挺多的。”
她又念念叨叨说起最后见到丈夫的那一面：“就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他还让我婆婆和小姑子去歇着……”
王春娟和我见过的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属一样，眼神空洞，反应也慢半拍，问点什么有时候愣神一阵才反应过来，只知道重复自己脑子里的几句话，用方言说，就像魂丢了一样。
眼看她又要说起自己的那一套故事，我连忙打断：“医生没告诉你，大哥这个情况其实一直不太好吗？”
她说的好转，都只是表象，只是免疫系统在药物的帮助下短暂占领了高地，实际上病原体没有清除，随时都在找机会攻击中枢。
王春娟激动地说，医生们不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我说能治就是能治，不能治再说’，怎么治的根本没跟我说！”
这明显是医生被她问烦了，打发她说出来的话，王春娟自己说出来也反应过来了，眼圈一点点红了。
“一开始住院的时候我问她（主治医生）什么，老哼哼的，说我脑子不好使，听不明白，让我领家人过去听……”
她念叨的内容，从前面坚信的那个“故事”，变成了对医生态度的愤怒，她反复强调着，她不明白，她听不懂。
我从她激烈的语气中，听出了一点委屈，和恐惧。
她在害怕。丈夫猝然病倒，医生说的什么她都听不懂，也没有人愿意跟她解释。
医生们让她不懂就不用管，可那是她的爱人，她怎么可能不管？她怎么可能相信世界上有人比自己对他更尽心？
李大哥的死，我能看懂病历上全力以赴后的无可奈何，可是她看不懂。她看到的就是阴差阳错的几秒钟，眼睁睁被一口饭呛死了，随后医生们还在不断地推开她、拒绝她。
恐惧转化为愤怒，她只能竖起满身的尖刺，来保护自己和丈夫。她只能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医生，于是有了那个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不可理喻的“故事”。
我心里的烦躁渐渐散去。我打开病历，一字一句地向她解释，什么叫做颅内感染，什么叫做脑膜炎。
我告诉王春娟，李大哥的病在进医院之前就很严重了，发烧20天是什么概念，入院检查显示已经出现合并基底节区脑组织坏死，就像被大卡车撞了，救回来是奇迹，救不回来才是正常的。
王春娟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得出来，她在努力理解我说的话。
我观察着她的眼神，每当她皱一皱眉头，或者眼睛开始放空，我就停下来重新说，一直说到她点头为止。
这一套说下来，王春娟头一次茫然了：“我什么都不懂，医生也没给我们说，就跟我说，‘我说能治就能治’，我以为是能治好的……我要是知道，一定会让他早早去医院，他就扛着一直不和我们说……”
她眼泪哗哗地流，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我心里难过，但也悄悄松了口气——终于不说病人是呛死的了，这么看来，倒也没有那么难说话呀。
等王春娟的情绪稍微稳定一些，我向她确认，是不是打算放弃这个案子。
王春娟一抹眼泪，摇了摇头：“要告，她一定是给我耽误了，我接受不了，钱你不用担心康律师，我砸锅卖铁也要告。”
我的表情差点没控制住，还告？不是都说了医院的治疗没有过错吗？
王春娟咬着牙反问我：“医院难道没过错吗？治不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可以转院，我可以去北京啊，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我下意识地想反驳。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不用问也知道，看王春娟自己的穿着打扮，李大哥发烧20天咬牙不去医院，怎么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掏得出钱转院去北京。
我觉得这只是她的气话而已，真告诉她治不了，她也只能放弃。
可这话直接说肯定不太好听，我换了个说法，尽量客观地告诉她，现在死者尸体已经被火化了，我们分析死因的材料很少，只能就病历去做鉴定。
医疗鉴定一场下来就要上万甚至好几万，如果鉴定医院没有过错，将会全由家属承担。这还没有算上我的律师费。
这样一笔钱，足以吓退只想讹钱的家属，和大部分只是不甘心的家属了。
可王春娟还是眼睛也不眨地告诉我，她要告。
我说即使血本无归也要告？
她说要告，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她和丈夫一起挣的，这笔钱没有用在给李大哥治病，就用在给他打官司，她心甘情愿。
她说他们最开始很穷很穷，就在菜市场摆一个摊子，卖凉拌菜，卖了二十几年。每天清晨，丈夫独自出门去买菜，买完菜回来准备好，才会轻轻地叫她起床。
丈夫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是累活绝不让妻子去干，都是自己不声不响地办完，摆摊的木头推车就是他自己拿废木头自己做的，比买来的还结实。
他们用了二十几年，攒出了房子，攒出了女儿和儿子的学费。女儿读了师范，儿子成绩差一点，读的是护校，等他们毕业，生活就要好起来了——
就差一点，丈夫却看不到了。
他们俭省了一辈子，可在丈夫离去的那天，王春娟才发现，人不在，钱没有任何意义。
我一听就咋舌，这个病历，八九十万，怎么要？上医院拉横幅吗？
王春娟说她也觉得不靠谱，又找了第三个律师，却被对方拒绝，最后才找到我。
这样一波三折还不死心，我很难想象，如果我不接，她是不是会继续找下去，甚至采取更极端的办法。
我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会不会，我和医院都低估了王春娟治疗丈夫的决心，她是真的愿意为了这件事倾家荡产的？
这么说，医院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毕竟，李鑫的病不是真的被大卡车撞，而是颅内感染，如果找到更好的医院，更快锁定病原体，确实是有可能救回来的。
可王春娟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病的严重性，也没有面临过转院与否的选择，现在说的话，会不会都是马后炮？
她在每一张通知单上都签了字，我要怎么证明她其实不知情？
医院剥夺了她为爱人最后一搏的“可能性”，算一种犯罪吗？法律能支持吗？这算不算对医生的苛责？
抱着满腹疑虑，我复印了李大哥的病历，回到家里细细研究。
对于这个案子，我的心情只有两个字能形容：心虚。
我没完没了地跟王春娟强调着这个案子的风险，王春娟一条一条地回我，不理解的地方也认真听、认真问，末尾还不停地感谢我：“请您多费心，我什么都不懂。”
说到最后，我发现我俩位置有些倒转了，之前是她说起丈夫的事像鬼打墙一样不停，我嫌弃她烦，现在换我唠叨，她的态度可比我好。
这么一想，我都有些汗颜了，只能更卖力地研究病历。
可无论是治疗手段还是程序上看，这份病历几乎完美，诊断依据、鉴别诊断、诊疗计划每项都写得很扎实，最容易被遗漏的各种知情告知书一张都不缺。
这是想找茬都没路走啊。
我简单看了一下，她说的是医院最后给患者做的mNGS检查。
这个检查之前她就提过，这是她认为医院“做贼心虚”的疑点之一：医院给他们做检查的时候，说结果要等7天，但李鑫进了ICU后，检查结果第三天就出来了。
经过我的一番解释，她总算不怀疑检查结果出得快是“做贼心虚”了，但她仍然怀疑医院没有做这个检查，理由是报告上签字的检查人员和之前的做的几次检查一样，检查结果也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这还是天方夜谭，医院要是敢编检查结果了，那得是多大的腐败。多半只是因为患者进了ICU，医院好心做了加急而已。王春娟想得太多了。
我内心吐槽了一句，正要把手机扔到一边，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又把手机拿了回来。
针对李鑫的这种感染，医学界主流的病毒检查有两个，分别是tNGS和mNGS。
李鑫入院第二天，孙婕医生就给他做了tNGS，这是mNGS的“弟弟”，只能检测一两百种常见致病菌。
这份检查没有查出李鑫的病因。
到入院第8天，李鑫进了ICU，医生终于给他安排了mNGS，出结果是第十天近中午，那时候李鑫已经去世。
虽然最终结果显示，mNGS也没有查出病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份检查本来就没意义。第2天和第8天之间，李鑫用了很多抑菌剂，更何况第8天时他本人身体已经濒临崩溃，病原体很可能和患者“同归于尽”了，所以无法被mNGS查出来。
如果入院第二天就查，说不定更强大的mNGS就能找到病原体，对症下药，阻止感染，李鑫也就不会死了。
我问王春娟，她是否知道两种检查的区别？王春娟茫然地回答，她不知道。
也就是说，先做tNGS的决定是医生做的。治病救人争分夺秒，一点可能性都不该放过，为什么不先做更厉害的mNGS？
问题浮现的下一刻，我心中就有了答案——因为怕王春娟他们家里穷。
tNGS虽然只能检测一两百种常见致病菌，但费用才是mNGS的五分之一，医保还能报销。mNGS则需要花5300元，还只能自费。
孙婕医生肯定是看到了他们家的情况，于是先入为主地为他们选择了便宜的方案，想着如果能查出来，就不用贵的了。
可是这个选择，王春娟真的愿意吗？她真的舍不得这四千块钱吗？医生有权力替她做这个选择吗？
也许，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那个，可能证明医院过失的关键点。
正式接受委托后，我去找第一医院协调，准备共同委托鉴定机构来鉴定这一事故中的责任。
医院的法务听说我是为王春娟的案子来的，脸上竟然露出松一口气的表情：“他们家终于找律师了。”
他说王春娟早就来过医院好几次了，之前一直说医院把她丈夫呛死了，歇斯底里，医生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和她解释，她一句也听不进去，就要主治医生“出来见她”。
医生们巴不得有个律师在中间“翻译”一下，甚至问我，你作为律师看这份病历，是不是能明白病人不是呛死的？我们做得没问题对吧？
我没有说话。
我心情复杂地摁灭了手机。
听证会安排在9月，鉴定机构请了四个专家，分别来自感染科、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科、法医学。第一医院则来了四个人，负责主治的女医生也在其中。
我看病历时就专门留意过，主治医生叫孙婕。我在医院官网里找了孙医生的简介，她挺年轻的，是个80后，照片上的她笑容温和，目光坚定；下面的学历也十分漂亮。
我还找到一篇报道，是她在社区参加义务宣讲，给居民讲解怎么及时辨别脑卒中。
此刻我见到她本人，她扎着一个低马尾，个头比我稍矮一些，打扮给人的感觉很精英。
就像她的简历和写的那份病历一样，严谨、专业，近乎完美。
我和她打招呼，说不好意思把你们喊这么远，但是家属实在是情绪压不下去。
孙婕医生看了我一眼，淡淡地点点头说：“理解。”
我猜到了她的反应。我想，她心里大概也觉得很委屈，自己明明尽了全力，为什么会被患者家属“胡搅蛮缠”。
听证会的过程中，孙婕医生和我隔着一个座位坐着，接受专家的质询。每一个问题她都对答如流，病历上每一步治疗方案的选择她也说得头头是道，能感觉到，她对于自己的治疗非常自信。
几个专家一起围着病历和颅脑CT研究了很久，最终得出的结论和我之前猜的差不多，李鑫死于自身疾病转归影响呼吸系统，也就是颅内感染伤害了负责呼吸的中枢，导致失去呼吸能力，而不是呛咳导致的死亡。
这个结论说出时，我能感觉到，孙婕大夫轻轻地松了口气，整个人放松了一些。
王春娟的质疑一定给她带来过很大的心理压力，此刻专家定论，她终于可以放下心结，确认自己的诊疗没有问题。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认可了这个结论，转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在这个患者身上，查明感染源是关键，为什么没有更早选择做mNGS检查呢？”
孙婕大夫明显一愣，很快回答道：“tNGS也是比较主流的检查，它能走医保报销……”
我追问：“在做tNGS的时候，您确定曾经告诉家属还有检查范围更广的mNGS吗？您和家属说了这两个检测的区别吗？是家属选择了做tNGS吗？”
孙婕大夫头一次卡壳了。
法医学的专家接过话来，用更温和的语气再问了一次：“你当时怎么考虑的？”
孙婕大夫抿抿嘴，轻声说：“我们主任一开始确实想做mNGS来着，是我觉得tNGS出结果快，家属负担小，我商量主任改成tNGS，没和患者说，我是想给他们省些钱……”
专家看着她的眼睛慢慢说：“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医生不能闷头去治病，与家属的沟通也很重要。”
孙婕大夫沉默地点头。她好像从来没想过问题会出在这里，反应有些慢，皱着眉头。
听证会的最后，我总结了我方提出的问题，最关键的一项，就是mNGS检查做得太晚。
我也再次强调，我知道孙医生在治疗上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医疗纠纷不代表说你作为医生失职，很多时候，是因为患者觉得自己委屈，患者想搞清楚这个事情，才产生了医疗纠纷。
“而我的患者的委屈就是，她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爱人拼尽全力一次？她为什么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爱人是怎么死的？”
我知道医生都很忙、很辛苦，没有办法做每个患者和家属的“幼师”，对他们解释清楚每一件事。可是世界上真的完全听不懂人说话的人不多，我的当事人并不是其中之一。
如果多一句话告诉她，她尽力了，你也尽力了，也许事情就会不一样。
我看向了孙婕医生的眼睛。
听证会结束后，孙婕医生边走出去边和自己医院的法务老师聊着天，她说专家的问题很专业，回去应该在出院患者的病历上加上一栏“针对办理出院时去世的患者的尸检告知”……
法务老师点头应和着她的意见，我看见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十分温柔。
她的余光也瞥见了我，停下来，冲我笑了笑。
我知道，我们的立场限制不能说太多话，但还是托法务为我带两句话给她：“今天跟您学到了很多，感谢。”
“不论结果，我相信您是一名真正认真负责的好医生。”
我也相信，就像在李鑫的诊疗过程中，如果找到了病原体，她一定可以快速出击、药到病除；在这一次听证会后，她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也一定会做得更好。
听证会后一个多月，我和医院同时收到了鉴定报告，给医院定了一个轻微-次要责任。医院最后考虑患者家庭情况，争取到了29万的赔偿。
29万，不能换回一条人命，但能告诉王春娟，不是她的错，她本该有机会尽力，现在，医院为此向她道歉了。
放下过去，向前走吧。大雨已经停了。
天才捕手记录过很多医疗故事，也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故事？
我的回答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沟通的渠道，让医生和患者之间相互理解。我想用故事的方式，解释那些疾病，和发生在人身体上的战争，让患者明白医生在做什么。
而这个任务的另一半，就是让医生也明白，患者在害怕什么。
患者害怕自己听不懂的医学，害怕上当受骗，害怕失去生命和自己重要的人。
这种恐惧得不到纾解，就会变成委屈和愤怒，让患者去猜忌甚至仇视医生。
疾病是一场太困难的战争，没有人可以靠孤军奋战取胜，患者如此，医生亦然。我很高兴看到，这个故事的最后，不止是患者得到了安慰，医生也找到了自己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