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跨境赌博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刘立杰、钱浩律师代理的某技术公司法人开设赌场案，因法律关系复杂，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甚巨，案涉“澳门小赌王”周焯华（“洗米华”）犯罪集团等入选此次公布的6起典型案例之首。
刘立杰律师团队接受当事人委托后，及时、全面、有理有据地开展辩护工作，获得当事人和办案机关的充分肯定。
（一）据理力争、契而不舍，依法争取海量电子数据阅卷权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除了近千册的纸质卷宗外，本案还有近1T的海量电子数据。检察机关开始以电子数据涉密、只能查阅、不能复制等理由，拒绝律师复制、拷贝电子数据。为此，刘立杰、钱浩律师先后多次出差前往检察机关争取电子数据复制、拷贝权：一方面，辩护律师严正表明，涉案电子数据涉及网络赌博平台架构、赌场代理层级认定、参与人数、涉案金额等诸多定罪量刑情节，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的案卷材料；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对办案机关的谨慎和顾虑表达了充分的理解，主动提出愿意和其上级领导沟通并签署保密协议。经过多轮沟通，刘立杰律师成为全案第一个成功拷贝全部电子数据的辩护律师，既为后续开展有效辩护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同案律师充分阅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大处着眼、细处着手，诉讼可视化助办案人员厘清当事人的地位作用
一是，在案证明被告人故意参与开设赌场犯罪的证据比较薄弱，被告人及其控制的公司更多的是为澳门赌场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被告人的行为更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
二是，被告人虽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但其在整个犯罪集团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仅相当于普通的项目负责人，不应比照犯罪集团中其他发挥独立、关键作用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进行量刑。
三是，被告人不应认定为跨境赌博犯罪集团的成员，其仅提供的是中立的技术服务，在公司经营成立、与跨境赌博集团的关联度方面，和其他涉案公司存在本质差异。
五是，被告人开发的软件，与最终涉案软件是否同一的问题，始终未能通过技术鉴定等任何方式进行确认，并不排除涉案赌博网站并未使用被告人开发的软件的可能性。
三、以打促谈、寸土必争，量刑建议基础上再减刑期
结合上述辩护意见，经过律师的多轮沟通，在充分考虑本案特殊影响和背景的前提下，当事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获得了符合其预期的量刑建议。即便如此，辩护人并没有放弃在审判阶段为被告人最后争取量刑减让的空间。
2022年8月10日至12日，疫情尚未结束，审理法院选择了非常人性化的“远程+现场”庭审方式，为了取得最佳的辩护效果，刘立杰律师团队全程现场参加庭审，并在尊重被告人认罪认罚意愿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电子数据鉴定、是否成立帮信罪、被告人的地位、作用、财产刑适用等问题充分发表辩护意见。
最终，通过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的有效辩护，人民法院采纳了辩护人关于被告人不属于跨境网络赌博集团成员等辩护意见，对被告人判处了比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更轻的刑罚。目前，被告人已回归社会和家庭，并重新创业，利用自己的技术和才能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
继刘立杰律师参与办理的“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首例证券犯罪合规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之后，本次刘立杰律师团队代理的开设赌场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再次展示了京都律师追求卓越、打造精品的执业追求，刘立杰律师团队亦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探索“大要案”辩护机制，深耕刑事辩护经典案例，努力践行京都律师“个案推动法治建设”的执业理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