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必胜客”十年记：这份荣耀不只属于腾讯法务
文丨易峰
魔鬼潜藏于细节。
3Q大战这章，吴晓波没有采访周鸿祎。但根据周鸿祎自传《颠覆者》的记载，在马化腾发誓要“咬牙坚持”之时，老周几乎坚持不下去了：30多个深圳警察出现在他办公室外。
这位以手持AK47突击步枪为头像的初代网红，很快发现他的AK只是烧火棍——他的对手才有真家伙。时在上班路上，周鸿祎听到深圳警察到访，立即吓得掉头直奔首都机场，遁于香港避祸。
香港有个导演叫杜琪峰，以江湖罪案片著名，他在后期作品中屡次感慨：草莽英雄打打杀杀闯天下已经过时，你得结交真正的大势力和大人物。
但真实的腾讯法务部究竟是什么样的？和其他互联网公司的法务部门有哪些不同？“南山必胜客”的名头又如何炼成？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搜集了大量信息，又在数月之内，采访了二三十位与腾讯法务部有着各种联系的人：包括在职和离职员工、有过合作关系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媒体记者，以及曾与其对簿公堂的律师、公司法务和公民。
启动采访时，我们并未想到我们最终的发现，会那么超出意料——不错，腾讯“大法务”的能力，比社会想象得还要强：特别是在被腾讯和马化腾视作禁脔的游戏和反垄断议题上，腾讯更以民企的身份，变相掌握了解释权。
同时，腾讯多名高管几乎成了青少年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议题的意见领袖和权威学者，甚至被政府部门聘为专家；而自3Q大战后，不少专家学者倡导对互联网反垄断要“包容审慎”、甚至上升到国际竞争的高度。在国家对腾讯音乐进行调查时，甚至有专家出来公开呼吁数字音乐市场开垦不易，适用《反垄断法》规范市场需审慎。
对于这样的腾讯来说，“必胜”或许只是常规操作。但这一切并非全无代价，“南山必胜客”威名还能远播多久，这个绰号在未来将成为某群人的荣耀，抑或恶谥，或许连“必胜客”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一开始不喜欢打官司？
“南山必胜客”的由来，业内尚无定论。连腾讯法务部的资深员工，也只是知道这称号已流传多年。以前，他们还喜欢在内部拿这个词开玩笑，“直到领导也发现这么叫不对劲儿”。
但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其理由包括：“虽然若干道具名称具有相似之处，但原告并不能对诸如‘太阳帽、天使之环、天使之翼’等这些名称享有著作权；游戏画面从美术作品的角度双方不构成整体相似，不构成侵权……其中‘以笑表示获胜、哭表示失败’属于思想的范畴，只要原被告双方表达方式不同，即不视为著作权方面的侵权”等等。
这一判决和公众对于“抄袭”的认知大相径庭，也极大挑战了法律界的常规，争议纷至沓来。“泡泡堂”案被很多人视为“南山必胜客”的开局祭天之战。但多位现任和离任腾讯法务部员工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该说法属于事后的倒推演绎。
其主要理由是：“南山必胜客”，通常指腾讯法务部在其总部所属的南山区，在法院总能胜诉，但“泡泡堂”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另外，判决书也明明白白显示，代理腾讯出庭的，都是外聘律师，并无法务部的员工。
“实际上，一直到2010年，腾讯法务部的人都是很少的，诉讼这边就几个人，根本没什么存在感。应该是3Q大战之后，公司才更加重视这方面——特别是Pony马（马化腾）本人，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加上和360的官司也打赢了，法务部门也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认可，业务也有需求，队伍迅速扩大起来。”一位腾讯法务部资深员工说。
腾讯早期并非不重视法务，五位创始人之一的陈一丹，硕士时读的就是法律。创业初期，公司的合同审核、用户协议起草、内部管理规范制定等工作，都由陈一丹负责，后来随着业务的发展、上市的需要和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凸显，才逐渐转变为专人负责法务和专利工作。
只不过，早期的腾讯法务并不健讼，这或许和陈一丹的经历和气质有关。多年以后，他在受聘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时谈道，在参与创立腾讯前，他只打过一次官司，还是为家里人打的，虽最终胜诉，但身心俱疲，更感两败俱伤。
因此，陈一丹更主张法务防范风险的意识，尽量少打官司。
这样的理念，与腾讯世纪初狂飙突进的气质有些违和。另一个重要角色适时切入，2002年2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系的郭凯天加入腾讯，7个月后全面负责集团法务和行政等工作。
11年后，陈一丹卸任腾讯首席行政官。彼时，腾讯法务已被郭凯天烙下了鲜明印记。
据媒体报道，陈一丹卸任腾讯实职之前，长期被3Q大战困扰，情绪和身体都受到不小影响。在他隐退之后，投身慈善和公益，获得了不少尊敬和荣誉。
腾讯法务在郭凯天的带领下，一路凯歌，越来越有进取心和侵略性，进入“必胜客”时代。
“狗日的腾讯”，激出“大法务”时代
3Q大战最初爆发于2010年，一切似乎无法避免。
吴晓波把马化腾这次讲话概括为，“出外抢地盘，对内重协调”，“这是一个充满了攻击性的战略布局，表明腾讯将继续‘以天下为敌’”。
4个月后，3Q大战又爆发。
两件事件的叠加，让腾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危机，也加速了这家公司的改变。
3Q大战让腾讯一度陷入舆论危机
从业务上，腾讯改变了此前那种“与每个领域的领头羊都一战到死，不把你搞死誓不罢休”的态度，一些次要的业务被剥离，比如在百度与阿里的阴影下生存艰难的搜搜和拍拍，以及一些O2O和边缘业务。随后，腾讯开始用战略投资代替竞争。
这种基于“开放+合作+战略投资”，“做好关系与社交，大量接入第三方为用户提供服务与价值”的思路，被腾讯贯彻至今。包括对京东、美团、快手、滴滴出行、大众点评、58同城等的战略投资，都是这一策略下的成果。
事后看来颇为英明。腾讯不仅缓解了舆论危机，还赚得盆满钵满。电商业务曾深深困扰马化腾，但经过先后战略投资京东和拼多多，腾讯面对阿里，无疑底气大涨。
2010年的两次外部危机，也促变了腾讯内部的资源配置。以马化腾为核心的腾讯管理层意识到，要想在移动互联网的草莽时代走得更快更稳，政府关系、公共关系和法务等都是公司的生命线。这些部门的预算和人员编制，也逐年高涨。
首先是不惜重金，引进高级人才。公司总法律顾问、曾经在美国律所工作的BrentIrvin，法务综合部总经理、南山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前庭长江波等人，都是3Q大战时期被引进腾讯的。
这两人中，值得圈重点的是江波。两年前，江波在接受《首席法务官》杂志采访时介绍，2011年12月，在他入职后的第5天，就收到了广东省高级法院的传票。360公司向广东省高院起诉腾讯公司，诉腾讯妨害市场公平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要求腾讯赔偿其各项损失1.5亿元。
从履历来看，江波绝对称得上是体制内精英。1997年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南山法院，到2011年时，江波已经任该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长达5年。而这个庭，是最高法院在广东省高院试点基层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一部分。
腾讯作为曾经的诉讼参与人，找到之前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江波入职法务部，可谓极致精准。内中详情，外人不得而知，《首席法务官》也只是一笔带过，“2011年，有一个加入腾讯的机会摆在江波面前”，让腾讯在跟360的争斗中如虎添翼。反观360，提起诉讼更像是道德控诉，在证据方面准备得非常仓促，这很快被江波和他的伙伴们击中了要害。
一位当时在腾讯公关部任职的人士透露，当年法务部和公关部研判后感觉，“360打这个官司时就没指望赢”。比如360索赔1.5亿，却没有向法院举证自己的具体损失，只说让法院酌情判断。
无论是否还有其他隐情，3Q大战在法律层面的完胜，无疑壮大了腾讯法务部的KPI。另一位腾讯法务部前员工认为，“这是一场硬仗，法务部门取得了最高层的信任，日后的部门扩张几乎没有阻碍。”
如今，腾讯的法务团队已经从2010年的几十人，扩大成了一支超过五六百人的队伍，领衔者为公司高级副总裁郭凯天。
BrentIrvin作为总法律顾问，直接向郭凯天汇报，下面有四个具体的部门，分别是江波负责的法务综合部、谢兰芳负责的法务平台部、徐炎负责的知识产权部，以及合规交易部。最后一个部门相对国际化，由BrentIrvin曾经的助理Richard负责。
此外，司晓领衔的腾讯研究院，也是腾讯“大法务”体系的一个重要板块，其主要负责政策法律研究，以及与学界、专家们的沟通。
据内部人士透露，该部门是近10年来腾讯法务系统发展最快的一个板块。它起初只是法务综合部下属的一个法律研究中心——这也是国内互联网企业中首个法律研究中心，后来升级为法律政策研究部，与法务综合部平级；如今更是从法务部框架中独立了出来，进一步升级为腾讯集团公共战略研究部和腾讯研究院。
“大法务”的好处是，法务、GR（政府关系）和一部分PR（公共关系）都在郭总的下面，重要的项目上，比较方便协调资源、形成合力，让腾讯研究院既是发动机，也是变速箱。在法务内部，也根据业务类型做了划分，朝精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一位腾讯法务部前员工说。
“必胜客”的彪炳战绩
有“大法务”加持，从2012年开始，腾讯法务部对外主动出击的频次明显上升，并在2013年创下了29场官司不败的骄人战绩，坐实了“必胜客”的荣誉。
“可以说，在提高法院的著作权判赔金额方面，腾讯的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很多时候，他们都能争取到相对于同行更高的赔偿金额，成为后来大家参考和援引的对象。一方面，是他们的证据做得比较扎实；另一方面，人家跟法院的关系也比较好，而且游戏公司的现金流大多比较充分，不用担心判高了被告没钱、执行时遇到麻烦。”一位互联网公司的诉讼法务说。
在法庭之外，“大法务”体系也不断通过学界研讨会、媒体报道等方式，推动着学界和法院逐步接受对其有利的观点。
如从2012年开始，腾讯连续七年赞助了“北大-斯坦福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直到现在，仍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每年联合举办“知识产权南湖论坛”。
西南政法大学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官讲坛”，也是由其赞助。该校教授邓宏光曾明确表示：“腾讯研究院作为我们讲坛唯一的‘金主’，给了我们较为充分的经费保障。”
2018年腾讯参与的法律学术活动（部分）
这样的腾讯，自然有底气四面出击，起诉头条系的直播和视频平台侵权，已箭在弦上。
一般来说，法院发诉讼禁令都是非常谨慎的。一般只有事实清楚、法律上也没有什么争议的案子才会使用。但平台用户使用游戏素材直播是否侵犯著作权，在全球范围都有很大的争议，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的这个禁令，在中国绝对是首创。一位法院系统的离职法官说。
唯一有点参考价值的是2014年网易诉YY案，由于争议很大，案件审了5年，才于2019年12月26日下达终审判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禁令，却几乎在腾讯递交诉状后就应声发出，不可谓不十万火急。
这一系列刷新各方认知的操作，从学界到媒体，再到法院系统，都不乏有人支持。但在3Q大战时，站腾讯的人甚至还要弱于站360的，如今这么好的外部环境，是当时很难想象的。
或许，2011年入职腾讯的江波为之贡献不少。于是，非但在腾讯体系中，江波在体制内的产权保护事业中，也重新找回了荣光。
根据不完整的公开资料，江波除了腾讯的职务外，目前还担任深圳市知识产权联合会执行会长、深圳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市检察院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研究中心专家。
搜索一下“江波知识产权保护”，就可发现在中国最权威的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和机构中，几乎都出现过江波侃侃而谈的身影，这位前法官以专家的身份，为腾讯代言。
失控
这些不得而知。一位腾讯法务部前员工反倒认为，“南山必胜客”是一个有点被污名化的称呼。拿最突出的问题，腾讯在南山区和外地法院胜诉率差距过大来说，“外界很多人没有客观看待”。
“大部分官司，赢得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些案子确实超过了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外界针对这些案子的质疑，会让他们忽视腾讯其他案件本来就该胜诉。”他说，胜诉率太高对腾讯也是一把双刃剑，为延续“必胜客”的荣誉，法务们最怕打输官司。只要胜算不太大，就会选择和对方和解，避免领到败诉判决，所以他认为胜诉率不能完全反映问题。
但这样一来，也会让很多本该厘清的是非，让位于和稀泥的调解。
“这些案件，腾讯法务几乎全部都会要求对方签署保密协议。这虽然保护了腾讯的机密和形象，却让外界甚至腾讯高层对法务工作的认知，都难免出现偏焦和失真。”这位前员工说。
媒体根据公开裁判文书统计的腾讯胜诉率
尽管不满被污名化，这位前员工还是承认，腾讯法务部和很多法官乃至法院都维持了非常好的关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些模棱两可的案子，很多时候都会稍微偏向腾讯一些。
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用户起诉腾讯一般都败诉的居多。这位前腾讯法务人员解释说，用户无法和专业法务比，他们的法律素养和举证能力往往都不太好，一些本来可以赢的案子，往往因为证据、程序等方面的瑕疵，导致法官那里就可左可右，“这时候，就给腾讯和法院留下腾挪的空间。”
“但你也不能说这些一定就是枉法裁判。无论是公司法务还是法官，都会很注意保护自己，不会弄一些明显颠倒黑白的判决出来。”一位互联网公司的资深法务评价说。
最典型的就是沐瞳游戏案中，腾讯提出的“翻墙管辖”。这是一桩足以列入中国法治史和互联网史的奇案。
2017年，腾讯公司指责沫瞳公司开发的手机游戏MobileLegends：BangBang（中文名《无尽对决》）抄袭其游戏《王者荣耀》，于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由于《无尽对决》并没有在中国境内发行，深圳不属于“侵权行为发生地”，当地法院原本并无管辖权。
但这难不住腾讯法务。在诉讼中，腾讯方面主张，只要使用翻墙软件，玩家就可以通过VPN在深圳下载和登陆《无尽对决》，所以深圳法院有管辖权。
按照中国法律，私自架设VPN是违法行为。但腾讯法务为了打赢官司，也在所不惜。更离奇的是，腾讯的这番说辞居然被深圳中级法院认可。沐瞳游戏啼笑皆非，在上诉到广东省高级法院后，仍无力挽回败局。
腾讯法务部在办公室里架设VPN，广东的法官就能管辖全球互联网，这个神逻辑，让一些腾讯法务部的员工也认为，“玩得有点过火了”。
类似案件一多，腾讯和总部归属地法院也开始“避嫌”。最近几年，有一些敏感争议的案件，腾讯开始避开南山法院，改去深圳以外的法院起诉。
这时，反而是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案件应该由南山法院管辖，腾讯坚持应在天津审理。
甚至有些送上门来的案子，腾讯也要往外推，似乎完全不在乎主场优势。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就在2020年，抖音到深圳起诉腾讯的一个案子中，腾讯也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认为案件同时涉及腾讯重庆分公司，应由重庆法院管辖。
据了解，在重庆、成都、武汉、南京等城市，腾讯的法务部门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
此外，郭凯天和司晓都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陈一丹退隐后更是投资20亿，和中南财经政法合办过一所民办高校，所以武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像之前腾讯起诉华为、VIVO和OPPO，都拿到了禁令，但都不是在深圳的法院。
“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南山，也不是地方保护，而是腾讯。人家岂止是‘南山必胜客’，也快成中国必胜客了。”一位熟悉腾讯的律师道。
“总能找到理由赢”
事实上，王先生对败诉早有预感。他居住在哈尔滨，本案最初也在哈尔滨法院审理。
但腾讯法务的能力超出王先生的想象，他们向哈尔滨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最终案件被移送到深圳南山区法院审理。“这时我就知道赢不了了”。他说。
这几起案件，比3年来腾讯在南山区法院的胜诉率，更能说明腾讯对中国司法强大的影响力。赢得判决，你只是战胜了被告；把控法律规则，才能战胜所有敌人。
去年轰动一时的“老干妈”案，本是腾讯内部人的乌龙，却冻结了“老干妈”的账户。在全国人民声讨腾讯糊涂胡闹之后，腾讯通过卖萌与自嘲，做了一次教科书式的公关，腾讯的法务更来了一波神操作。
老干妈何错之有，为何要道歉？跟很多案子一样，这次乌龙除了再一次成就了“必胜客”的威名，似乎并没有肇事者被问责。
腾讯和“老干妈”握手言欢，企鹅的体面得以保全。但真相在哪里，中国司法体系的尊严在哪里，貌似已没人关心没人问。
来自腾讯的诱惑
一位和腾讯打过不少交道的前法官透露说，就算不涉及腐败，腾讯这样体量的科技公司也有很多“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法院和法官施加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学术会议和约稿。
由于腾讯研究院资助了很多高校的法学院，又出版着《网络法论丛》、《互联网前沿》等专业书刊，同时拥有腾讯网、腾讯新闻等大众传媒平台，很容易帮学者和法官们扩大影响力，所以大家很乐于合作。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腾讯资助一个法律问题的研讨会，同时请了高院、中院和基层法院的法官，还有很多教授一起出席，现场也有媒体记者。那么对于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这就是一个在上级法院面前露脸的机会，发言稿刊发之后，也有可能被本院领导看到，何况参会还有专家费可以领。未来如果有案子到了他们法院，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适当的优待也是很正常的。”他说。
此外，由于和媒体、学界的关系很好、加上公司的业务本身比较前沿，腾讯也有能力打造有全国影响的典型案例出来，对于主审法官来说，这同样是一种业绩，有利于其晋升。
比较典型的是深圳南山法院审理的“腾讯诉盈讯科技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入选了《人民法院报》2020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被南山法院视为“重要奖项”。
除了和法官个人的关系，在重大案件上，腾讯也有足够能力和渠道，在集团政府关系部门同事的协助下，找到涉诉地的政府或法院领导，在法庭之外，传达腾讯的诉求和期望。
在2015年之前，这种方式还只是在个别城市探索。一般来说，腾讯在当地有重大投资和合作项目的城市，更容易行得通。但近年来，随着腾讯在互联网政务领域的大量投入，腾讯可以触达的地方政府和法院都呈几何倍数增长。
“法院自己的技术能力是很差的，这些年从最高法院开始，又一直特别重视智慧法院。对于法院的领导们来说，当然很欢迎腾讯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帮忙。而且他们也没打算赚法院的钱，收费很低，也就更容易和法院搞好关系。”前述熟悉腾讯的前任法官说。
据他所知，江波现在很大的精力都在智慧法院的项目上，已经很少再管具体业务，因为他曾经当过法官，对法院系统比较了解，而且级别也比较高，方便和腾讯内部的其它部门调动资源。
例如，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前成员王晓晔教授的多位学生，如今都在腾讯研究院任职。作为在反垄断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王教授在不同场合提出，对于互联网新业态，反垄断执法应该谨慎，不能因为它发展得大就要治它，要专业地评估其行为和影响。
类似的，腾讯研究院的杨乐博士还兼任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该中心执行主任许可老师，在2020年6月发表的《网络支付垄断的真与伪》一文中，仅凭一组未介绍统计口径的数据，就主张腾讯财付通、蚂蚁金服支付宝在移动支付市场的市场份额分别为20%和14.78%，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有趣的是，这三位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前高级官员，如今都是中国互联网竞争政策与产业发展学术论坛的成员，这一论坛的发起机构共四家，其中就有腾讯研究院。
“必胜客”正走向黄昏？
“‘南山必胜客’这个称号有百害而无一益。”腾讯政务部门一位中层说，法务、政务和公关内部同事，都有类似看法，希望腾讯在诉讼方面更加慎重和低调，“毕竟司法是国之重器，不是一两家大公司的道具。”
一些影响力很大，但风评不好的案件，也有人对法务的处理持不同意见，但每个人的KPI和考核都是按照科层制和板块划分的，多说话、乱说话，过问不该自己管的事儿，都会有顾虑。
“每个人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饭碗。有时候你看到别的部门在跳火坑，还跳得洋洋得意，你只能无语。”这位中层干部说。
他举例说，2019年，腾讯曾曝出一份招聘启事，要招一个搞政府和央媒关系的公关经理，消息曝出后给腾讯造成极大被动，“都是KPI惹的祸，你要招什么人，自己清楚就行，干嘛写得那么有文采，还同步到对外的论坛上，不就是想被领导看到你工作很努力吗？”
“‘南山必胜客’是历史的产物，也会消退在历史里。”在一位腾讯法务部前员工看来，这个曾经辉煌的组织现在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从专业能力上看，这几年法务部的实力反而退步明显，不少有经验的基层员工选择离职，很多官司都是90后的小孩儿在打。和以前相比，更依赖外部律师。”他介绍说。
这些年轻人的上升通道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窄。腾讯法务的架构已非常成熟，一个萝卜一个坑，司晓、徐炎等人的晋升路径已再难复制。一些有比较高的发展期许、又迟迟无法晋升管理岗的资深员工，难免会倍感失落。
另一方面，腾讯高层重视法务，更重视“大法务”。负责具体业务的法务人员，可代替性太强。对公司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很难做出让高层“眼前一亮”的业绩。反而是司晓领衔的腾讯研究院，在反垄断等核心议题上屡屡创造出理论贡献，这几年在腾讯内外都风生水起。
“研究院现在又不再是个法律政策研究机构，承担了很多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的职能。此消彼长，公司高层的好恶很明显了。”这位前员工感叹说，“我给新人的建议就是能去研究院跟领导，就别来法务打杂。”
但对公司高层厚此薄彼的趋势，这位前员工表示理解。因为以腾讯现在的体量，把政府关系和媒体关系跑得熟、做到位，可谓事半功倍。赢官司则是水到渠成，就算法务部专业能力下降一点，也不会对腾讯的成败得失产生决定性影响，没必要投入太多。
对于最近万众瞩目的抖音诉腾讯垄断案，他怀疑，老同事们还有多少人会像当年3Q大战时那么热血澎湃。
“要是再赢了，老同事肯定有人能晋升。但这案子是输是赢，肯定不是我们这些法务能决定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