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心理咨询，敲开这扇门难吗

不愿求助专业机构，抗抑郁“靠自己”的情况不在少数

袁梦在研二的时候时常“情绪起伏很大，动不动就发火，一点事就哭”，结果去医院检查出患有重度抑郁症。尽管医生开了很多药，但她“一个都没吃，（因为）药物有依赖性”。袁梦说她主要靠自己。

北京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副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科普专家张驰根据自己多年工作经验总结，抑郁症患者的一个主要症状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评价降低，觉得自己是最孤独的、最差劲的，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张驰曾咨询过这样一个学生，他基本不与别人交往，封闭在自我世界里。面对这样的情况，张驰认为不能简单地评判是学生抗挫能力差，这其实是有心理问题的表现，很多时候他们自己无法缓解，需要求助于专业机构。

青岛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米振宏给出的抵抗抑郁“药方”是：开放的性格，要学会寻求帮助，学会倾诉。“咨询师、精神科医生，以及家人的帮助都很重要，整个社会支持系统非常重要。如果光靠一个人的话，疗效肯定不是很明显。因为本身患者的自我认知就出现了问题，没有旁人帮助，恢复得就比较慢。”

记者采访发现，在面对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时，许多学生担心自己的心理问题会被告知学校，进而被告知家长。在某高校校园论坛上，有学生提问：心理咨询之后，会不会通知辅导员和导师说这个学生有心理问题。另一位学生回答道：“讲实话，对保密性不要有期待，亲身经历。因为这个问题，我曾经受到挺大的打击。但是心理咨询还是可以做的，只看你更想恢复心理健康，还是更注重私密。”

在2007年编制的《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中明确规定，咨询师应清楚了解保密原则的应用及限度，在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作为保密原则的例外，咨询师有预警责任。米振宏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咨询之前，学生要签知情同意书，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保密原则，这是心理咨询的职业伦理。但有三个保密例外，这也是必须让学生知晓的。第一是出现了自伤自杀的行为；第二是需要转介给精神科医生；第三是触犯了法律。”

选择心理咨询的学生数量逐年上升，需预约排队

米振宏比较了近5年学校新生开学心理普测的数据，发现筛查出有抑郁倾向的学生数逐年上升，一学年的咨询量变成5年前的3倍，从500多人次增长到1600人次左右。张驰认为，心理咨询预约量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发病率有所升高，另一方面是通过科普等工作使得学生和社会的知晓率高了。“病耻感”降低，愿意主动寻求帮助，实现了认知转变。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要注意，”张驰说，“第一，学校有没有资质来进行抑郁症筛查，在保护学生的前提下，如何去做好筛查服务还需要具体的落实措施；其次，最核心的是筛查之后必须要有应对方式，如何在生命权、知情权和保密性之间做出平衡，如何给学生做下一步的治疗，这些都需要再做细节化的研讨。”

今年疫情期间，青岛大学心理咨询服务团队轮流24小时在线值守。一天晚上，一位同学留言说家人不关心自己，每天晚上都失眠，觉得生活毫无意义，“还不如早点死去”，当天咨询师看到后立即与这位学生联系，进行危机干预，并持续跟进，为学生解开心结。之后，这个学生再次留言说：“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和别人讨论我的痛苦，我感觉有一束光照进了我内心的那片黑，感谢老师。”

《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也作出要求，中学、高等院校均设置心理辅导（咨询）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中学、高等院校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每学期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授课，指导学生科学认识抑郁症，及时寻求专业帮助等。

在张驰看来，医教结合将是未来更好应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模式。用“医学+教育”的方式，实现提前干预，具体干预方案需要学校和医院根据学生的个体情况共同商讨，学校提供教育帮助和辅导，医院则提供医学资源和治疗。“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心理辅导和专业治疗，形成联动模式，才能满足学生的心理健康需求，减少悲剧发生，助力整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记者杨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