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精神分析会“毒害”青少年的三观
02、精神分析会令青少年仇视父母，仇视国内社会
03、为什么有的孩子特别容易被精神分析洗脑？如何避免？
最近，我决定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精神分析流派，举起“反精神分析流派”的大旗，就像我当初独自站出来批判杨永信一样。
昨天，我们分析了精神分析流派在解决抑郁症时，存在极大的心理隐患。
虽然它有可能令患者摆脱抑郁发作状态，不再盲目地自我否定；可代价是，它会令患者采取完全外归因模式，遇事都怪别人和外界，出现严重的人格异常。
而且，如果青少年遇到了精神分析师，还认可了精神分析师的说法的话，不但容易变得偏执、遇事外归因、仇视父母；
还有可能导致本来的精神心理症状更严重，并非理性地排斥对其有益的心理治疗或心理干预。
我们在临床心理干预中就遇到过不少这样的青少年患者，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受到了精神分析流派的“毒害”！
我们收治的青少年患者安安曾接受过长时程的精神分析，深受其“毒害”。
安安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她还曾遭受过一些来自人际交往的心理创伤。在中学时期，她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被诊断为情绪障碍，曾在三甲医院住院治疗，服用精神科药物。
也就是说，安安不属于心理咨询机构的服务对象，这超出了心理咨询师的咨询范畴。
如果心理咨询师真能够深入而高效地解决安安的问题，那安安及其父母也会认同。
可安安的母亲说，当时那个精神分析师吹嘘自己是当地最好的心理专家，明知道安安是精神障碍患者，还说可以接待。
安安的父母后来才知道自己被骗了、被忽悠了。这名精神分析师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涉及“非法行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
更糟糕的是，这名精神分析师对安安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比如，安安一开始认为精神分析师不但能理解她的一些不当行为、甚至会认可这些行为。她开始对精神分析师变得非常信任，甚至越来越依赖。
如果用精神分析流派的所谓理论来说，也就是安安对该心理咨询师产生了“正移情”。
不过，安安接受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她遭受过的心理创伤曾被激活。她感到很痛苦，但这名精神分析师又不知道怎么修复。
安安后来对这名精神分析师也很愤怒，很抵触，但该精神分析师不但不反省自身的问题不足，还说这其实是安安对自己产生了“负移情”，这是正常的。
这里要解释一下。“移情”是精神分析流派的概念，意思是来访者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投射到精神分析师身上，产生强烈的情感。
“移情”有正负之分。“负移情”就是指来访者将对某个人物的不满、敌对、愤怒转移到了精神分析师身上。
“正移情”则相反，是指来访者将对某个人的信任、敬仰、甚至是爱慕和迷恋转移到精神分析师的身上。
我们之前说过，精神分析流派特别擅长把一些很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而且完全外归因。
比如上面的“负移情”，其实说白了就是来访者不认可、不信任精神分析师。
这有可能是精神分析师个人水平太low了，所说的话无法令来访者信服，甚至很荒谬；
也有可能是精神分析师无意中激活了来访者的某些心理创伤，导致来访者很烦躁、生气。
此图为AI生成
但精神分析师不会反省自己的不足和问题，而是把这归因于“负移情”，说这是正常的心理现象，甚至说这就是来访者的问题所在。
说回安安这个案例，她对精神分析师产生了信任、依赖之后，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了，几乎对方说什么她都当做是真理。
她都长大了，理应有面对难题的勇气和能力了，但她还像个小孩子一样遇到事情就躲，希望父母和别的“大人”保护自己，替自己解决难题，表现得非常幼稚。
这种心态和行为明显是不妥的，她不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还会无法抵御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
这背后的根源其实是大量的病理性记忆，一方面是那段时光带来的叠加性心理渴求，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很舒服，总忍不住重演那种状态；
而另一方面是后来她遇到的叠加性心理创伤令她很痛苦，她不敢面对现实难题，也不懂得怎么处理。
但对于安安的这个问题，该精神分析师没有引导安安尽快理性起来、成长起来，反而告诉她，这是“退行”，是个体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的正常行为。
“退行”也是精神分析流派的概念，指的是个体在遇到挫折与困难时，放弃已经学到的、比较成熟的适应技巧或方式，而是“退行”到早期生活阶段的行为方式，以原始、幼稚的方法来应对，以此降低自己的焦虑。
而为什么会出现“退行”？精神分析流派再次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原生家庭，说是父母的控制欲、攻击她等等原因导致的。
安安听了这些解释之后，把自己的不良行为完全合理化了，越来越严重！
她心安理得地逃避现实，活在自己的幼稚世界里，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问题，这都是父母的问题。她变得非常偏执、自恋。
安安的母亲发现这名精神分析师无法解决孩子的病症，后来找到我们求治。面对被精神分析流派“洗了脑”的安安，我和创伤修复师Lucy真是有苦说不出。
安安在接受精准精神心理病理性记忆修复（3PT）的过程中，她经常表现得偏执、自恋，非常轴、自以为是，甚至会条件反射地从负面的角度解读我们的行为。
比如，在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安安和她母亲有时会忍不住不断倾诉。这种行为可以理解，很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师会任由来访者倾诉。
一般来说，患者、家属都能理解这一点，并积极配合。但安安一开始以为我们这是不尊重、不理解她。
还有，安安因个人因素要暂停临床心理干预时，我们曾明确告知她一旦暂停，我们就会先为后面排队的患者做临床心理干预；
结果，后来她想过来继续接受心理干预时，发现要等待，她立刻就生气了。
而因为她对我们产生了误解和抵触，以及她有深层面的创伤，创伤修复师Lucy和她沟通要处理的问题时，她经常沉默、不说话，严重影响了临床心理干预的效果和进程。
对于安安这种情况的患者，精神分析流派对他们的荼毒太大了！
其实，安安的母亲也接受过精神分析，她一开始跟我沟通时，经常会说“攻击”、“控制”。
但她是相对心智成熟、三观稳定的成年人，我跟她深入地解释过之后，她有了自我觉察的意识，比较容易摆脱精神分析流派的负面影响。
她意识到我们对安安的临床心理干预是科学的、深入而高效的，是在救她女儿，可安安中“精神分析”的毒太深了，总是不配合，她也很着急。
如果安安还继续一味地认可精神分析流派的话，她很可能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采取完全外归因的模式，总是把责任归咎于原生家庭、社会，甚至国家。
这也正是精神分析流派的可怕之处，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青少年的三观，令其变得自恋、偏执！
还有另一名患者小璇，她父母的教育方式比较简单、粗暴，尤其是父亲，对她造成了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高中时，小璇被诊断为双相障碍。
得病后，小璇的主要症状是情绪低落，并认为自己是“废物”。她跟爸爸的关系很差，但跟妈妈关系还不错，觉得只有妈妈可以理解自己了。
可后来，她接受了精神分析疗法。精神分析师反复告诉她，她的问题源于父母带来的伤害，尤其是父母的控制欲。
这种解释令小璇不再那么自责和自我否定了。可精神分析师没法修复小璇跟父母的亲子关系裂痕，也没有引导小璇理性、深入地了解为什么父母会采取这样的教育方式。
这导致小璇变得非常偏执，她对父母充满了愤怒，认为自己得病都是父母害的，就连自己一度信任的母亲也不是好人。
她开始在家发脾气，动不动就辱骂父母，甚至打妈妈，她的妈妈也不敢反抗。
小璇见妈妈不还手，认定妈妈心虚。她失去了理性，有好几次把妈妈逼到家里角落一边辱骂，一边拳打脚踢。她的妈妈说起来的时候老泪纵横，非常痛苦！
看到患者、家属被精神分析流派毒害成这样，我们真的很痛心！
有的精神分析师遭受过来自社会、国家体制的心理创伤，他们会更加偏激，内心仇视国内社会、国家体制。
他们会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不良观点灌输给来访者，甚至把国内社会、国家体制贬低得一无是处，然后过分美化西方发达国家。
如果来访者听进去了，轻则变得崇洋媚外，重则会出现反社会型人格异常，甚至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精神分析流派发展至今，它已经不仅是所谓的心理学理论，它还渗透到文学、哲学、教育学、美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
青少年的三观还未完全成型并稳定下来。如果他们通过文学、影视剧、互联网等接触到精神分析流派，就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三观出现问题。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批评精神分析流派的人。
现代催眠学之父艾瑞克森也曾经学过精神分析，但很快难以忍受这个流派的低效和荒谬，决定放弃。
他直言不讳地说：
“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即使小孩从来不知他的爸爸是谁，但还是会有父亲固着、母亲固着，也总有口腔固着、肛门固着、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
这些所谓的事实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那只是个宗教。”
艾瑞克森是20世纪的人，于1980年去世。在那个时代，他就非常敏锐地觉察到精神分析流派看起来很精妙，但其实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没啥作用。
现在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了，继艾瑞克森之后，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精神分析流派的低效。
像我们之前说过的，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精神分析流派已经过气，使用率已不足5%。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我们分析过，现在的青少年生于“数字星球”时代，从小就学会了上网“冲浪”，见多识广，很早就有较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见，很多孩子的认知也比较理性。
从整体上讲，现在的大部分青少年接触到精神分析流派的理论时，不但不认同，反而会觉得荒谬、可笑、故弄玄虚，压根儿不买账。
可是，为什么又有部分青少年容易受到精神分析流派的“毒害”？
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部分孩子往往遭受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性格本来就有敏感、偏执的一面。
这部分青少年如果接触到精神分析流派的所谓理论，他们会更容易被说服，一股脑地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父母、别人和社会，变得自以为是、自恋。
那这些青少年本来的精神心理问题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与原生家庭、校园、社会、互联网等很多方面的心理社会因素有关。
虽然咱们不能像精神分析流派那样，把责任都归咎于父母，还说父母有控制欲，但客观来说，父母的不当家庭教育方式确实负有很大责任。
这些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方法不当，在无意中对孩子造成了大量的病理性记忆。孩子在外遇到一些事情、接触到一些不良信息时，父母也不懂得积极引导。
对此，青少年患者的父母们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不要因为我们批判精神分析流派就过度外归因，就误以为自己一点儿责任都没有。
当然，父母也要尽可能避免孩子接触到精神分析流派的所谓理论，尽量减少孩子三观受到负面影响的风险。
那如果孩子已经出现精神心理问题了，甚至被诊断为精神心理障碍了，父母要赶紧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提升；
你们确实是很爱孩子的，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家庭教育方式一定要改变；
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认知维度，学会“自我家庭治疗”，想办法尽量修复孩子的病理性记忆，还要避免再对孩子造成新的病理性记忆，避免问题愈演愈烈。
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真正病因主要是后天的病理性记忆导致的，尤其是内隐记忆层面的病理性记忆。
病理性记忆至少包括3方面：叠加性心理创伤、叠加性心理渴求、不良的归因模式。
有很多父母已经认识到叠加性心理创伤的存在，有意识地寻找、修复，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他们对于叠加性心理渴求、不良的归因模式还缺乏深刻的认知，对孩子的一些问题还是无法理解，比如有时孩子特别狂妄，稍微有点不顺心的事就怪别人等等。
建议这部分父母还要继续学习，用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武装自己的大脑。
除此之外，父母还要引导孩子塑造出越挫越勇的高逆商，还有宠辱不惊、保持自信但又谦卑的心态。
这样孩子无论遇到困难、挫折，还是取得成绩、被外界过度夸奖，都能理性、睿智地面对的话，新的病理性记忆就不容易形成；
这样一来，复发的风险也就几乎不存在，甚至能实现弯道超车。
如果整个社会的精神心理障碍患病率下降了，大众的心身更加健康，认知更加积极和理性的话，精神分析流派就会更加“无路可走”，很快就会退出时代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