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认为，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通信不被检查。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通信往来作为侦查内容，就像监听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自由，颠覆了律师辩护工作的不受检查的权利。
笔者当庭要求法庭将该侦查行为涉嫌违法的情况，移交有关部门查处。文中称，该案后被中院发回重审，可违法查控聊天信息的事情，一直没有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明确，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准许，也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律师法》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看守所应当及时传递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往来信件。看守所可以对信件进行必要的检查，但不得截留、复制、删改信件，不得向办案机关提供信件内容，但信件内容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以及涉嫌串供、毁灭证据等情形的除外。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修正)》第五十二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时，看守所或者监视居住执行机关应当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保障会见顺利进行，并告知其遵守会见的有关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公安机关不得监听，不得派员在场。第五十四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2017年10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下发法工委函[2017]73号文件规定，律师通信权应依法受到保护，并且明确不受任何办案机关以“办案需要”进行限制。当辩护律师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辩护律师除了按《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向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来对通信权予以救济之外，还可以根据2017年4月最高法院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的规定，各级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以及上述有关规定，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通信权。
根据以上的规定，辩护律师跟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通信，属于法律赋予律师的法定权利，办案机关不仅要保障律师的通信权，而且要“不得截留、复制、删改信件”。律师跟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跟律师会见不受监听一样，除非法定的几类严重情况，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
以上是法律规定，根据常理，律师跟犯罪嫌疑人通信、会见的内容，也应该属于保密的行为。犯罪嫌疑人跟律师的通信内容，不过是提供的一种单方陈述意见而已，如果可以作为自证有罪的证据的话，那么其通信中称自己无罪的称述，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无罪的证据呢？按照基本的法理，犯罪嫌疑人没有自证有罪的义务，除非是向办案机关自首坦白。
同样的，保障律师的会见、通信保密原则，也是律师刑事辩护职业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如果跟律师的通话、通信，都可以作为自己有罪证据的话，律师会见，就成了办案机关侦办案件的手段，犯罪嫌疑人谁还敢再聘请律师呢？刑辩律师还有存在的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