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这个常被视作刻板的领域，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苟博程看来，却充满了鲜活的变化。经过十多年的律师实践，他在为众多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服务的同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了更多感悟。“那些看似冷冰冰的法条背后，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和崇高的法律精神。律师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苟博程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他不仅对法律行业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也大胆拥抱未来科技。“律师不能固步自封，要敢于拥抱科技的浪潮，迎接变化，迎接挑战。”在与《法人》记者的深入对话中，苟博程所展现的，不仅是一位诉讼律师的专业形象，更像是一位对职业、行业、未来有着深刻洞察力的思考者。
敏锐洞察揭开真相
在苟博程眼中，律师不仅是法律条文的诠释者，更是解决问题的专家能手。他们需要将那些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转变成鲜活、通俗的语言，让每一位当事人都能明晓。对于那些棘手的疑难案件，他认为，关键在于透过表象发现事件的本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他坚信，能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是衡量律师价值的最高标准。
在另一起案件中，苟博程担任刑事辩护律师，揭开了一家P2P公司大股东精心策划的阴谋。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是一名资深律师，精通法律。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以房产作为抵押进行融资，涉及金额高达数十亿元。然而，当房产处置出现纰漏，投资人纷纷向公安机关报案。大股东意识到法律风险后，想减轻自身责任，于是将公司CTO（首席技术官）推上前台，任命其为CEO。CTO被检察院建议量刑6年有期徒刑，而实控人大股东被建议量刑3年有期徒刑。
苟博程并未被表象迷惑，他凭借专业的洞察力，挖掘出关键证据，证明了CTO的罪责被放大，而公司的实控人是那名大股东。最终，法官改判实控人大股东6年刑期，而CTO的刑期则减至4年。“通过一个案件把事件背后的真相还原，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权益，这是衡量律师价值的最高标准。”苟博程说。
数据驱动法律变革
在对律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洞察中，苟博程敏锐地捕捉到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行业的巨大推动作用。
他参与起草了国内首部数据资产融资标准《可入表数据资源信贷融资基础要求》和国内首部AI知识产权标准《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指南》。
不久前，湖北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以商业秘密作为质押物，顺利获得某银行120万元贷款。苟博程说：“过去，我们将商业秘密视为知识产权，认为用商业秘密进行融资类似于权利的质押，但这仅是传统思维下的考量。此次贷款的成功发放，标志着商业秘密作为一种数据，在融资领域的应用取得了新的突破。其意义在于，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数据拥有巨大价值，谁掌握了数据，谁能更好地发掘和运用数据，谁就掌握了生产力，而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数据。”
尽管上海、广东广州、北京等地已建立数据交易所，但交易量还未达到预期。苟博程认为，其背后原因在于，整个数据交易规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数据交易最根本的前提是法律底层架构要清晰。数据究竟归谁所有，这是一个业内探讨已久但没有明确答案的话题。”他举例，“就像我们利用打车软件打车或使用外卖平台订餐，会涉及很多个人信息，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归属，也就是通常说的数据确权，是核心所在。其次，还有数据价值如何衡量等数据资源处置的问题。”
当前，法律并未将平台这类数据掌控者称为所有者，而是称作数据持有者，这反映了数据权利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因此，在为数据交易平台制定标准时，苟博程提出了一个关键意见，即建立明确的数据规则体系。“平台对数据应该进行清洗、标注、筛选和整合，这对于确保数据交易的合法性来说至关重要。”
“未来，数据将成为每家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律师事务所也蕴藏着海量的数据财富。每一个案件、每一份资料，数十年积累的案件档案，都是宝贵的数据。一旦这些数据被智能化处理，将变得有价值，甚至可以转化为经济收益。”苟博程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制定规则，如何设置有效的管控机制以及如何在不破坏现有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这些数据，使数据变得有价值。在他看来，数据合规将成为未来律师业务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洞见未来
“人工智能将对各行各业带来冲击，律师、记者、医生等职业无一例外。”苟博程称，“诉讼律师因为掌握了一定的裁判辅助权，可能是最后几批受到威胁的群体，但这种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垂直领域的大模型，法律行业也不例外。据悉，一款法律大模型目前正以“实习律师”的身份“积累经验”。虽然目前看来，人工智能还无法完全取代真人律师助手，但苟博程预见，未来二十年甚至十年内，人工智能必将在法律服务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持续对其进行语料输入和智能升级，这些产品有望迅速成长为高级律师，甚至快速晋升为高级合伙人，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超越大部分律师，成为行业的领军者。”
如今，全国有70多万家法律服务机构和近400万名法律从业人员，有4万多家律师事务所和75万名律师。“律师行业很卷，竞争很激烈。”但苟博程认为，若能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并提前布局，有助于案件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律师完全有机会为法律大数据赋能。
在中国，律师行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但这些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缺乏足够的可信度。一旦输入的语料存在偏差，可能导致模型产生错误的判断，产生模型幻觉。因此，法律数据的清洗和标注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是确保大模型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关键步骤。
目前，已有法律大模型能够演示人工智能起草、修订合同的基本操作，但这些模型仍处于初级阶段。它们能够在金额或管辖地等基础信息出现错误时进行修正，但在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时，仍然需要律师的精确判断和专业处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商事问题，背后必然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进行完善和指导，成为人工智能的法律导师，能为法律服务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苟博程坦言，律师不用对行业竞争太过激烈而担忧，应当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无限可能。
他畅想未来，以后每家公司都可能拥有自己的AI律师，这将大幅降低企业的法律团队成本。尤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单一律师的知识库毕竟有限，难以全面掌握多个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一个AI律师则能通晓世界各国的法律，为企业提供无国界的法律支持，这对于企业出海的国际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