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记者郝成的一篇六盘水的报道登顶热搜，调查记者这个日渐陌生的词汇，又让人眼热了起来。
在新媒体时代，调查记者就像沉寂了似的鲜有表现。据《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2011年中国调查记者有306人，2017年仅剩175人，如今更是比大熊猫稀少了。老记白润岱说：“现在找出10个能沉下去干调查的记者已经算不错了。”
凭借着一篇稿子就能把一方搅得天翻地覆的调查记者，通常被称作“卧底”。
记者的卧底调查，有时就是与生命对赌，风险巨大。
像很早之前的南方系记者梁文祥，为了曝光广州火车站的偷抢敲诈等乱象，他扮成了流浪者深入暗访。为了摸清车站广场吸贩毒人员的具体情况，他决定深入毒窝调查。
为此他写了遗书买了保险，为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
经过了一个月的卧底，他用数百张照片锁定了证据，帮助警方成功地清除了这一毒品交易的链条。
再如2011年河南记者崔松旺卧底黑砖窑解救30多名残障劳工的事。
他把自己伪装成残障人，目光呆滞衣衫褴楼地在火车站翻垃圾桶捡东西吃。
后来他这个看起来有智力障碍的流浪汉，终于被人以500元的价格卖给了黑砖窑，从此开始了像牲口一样被打骂奴役的日子。
等到他终于摸清了黑砖窑的底细后，危险也悄然地向他逼近，为避险他上演了生死大逃亡。
这样的卧底经历，很多年之前很多调查记者有过。
他们在暗黑莫测的罅隙挖掘真相，将黑暗一点一点撕开来给大家看。
尤其，随着老一代新闻人的淡出，调查记者也显得比中华鲟更珍贵了。
历数那些具有轰动性的调查新闻，大头娃娃的事应该也算一个。
那年调查记者简光洲用一组照片让这个社会震惊了。
大头娃娃们躺在床上，躺在父母的怀里，在局促不安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他们眼神里透露出的恐惧和希望让所有人感觉惊讶与愤怒。
而那些父母却无计可施，每天对着孩子泪流不止。
简光洲被这样的场景震撼了，他开始了深度调查。
调查的过程异常艰难，但当调查的线索指向了三聚氰胺指向了三鹿奶粉时，他感觉到空前的压力感，甚至遭遇到死亡威胁。
但他还是以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把中国奶粉业搞得天翻地覆。
三聚氰胺和三鹿奶粉成了当年最具影响的食品安全事件，简光洲用一篇篇报道让30万婴童侥幸逃离了肾结石和肾病的折磨，避免了大头娃娃的再出现。
但同时，他的破坏力和重塑力同样强大，中国奶粉因此遭遇信任危机，整个行业的发展受创。
有人说，调查记者们都是一群怀有“新闻理想”的人，他们努力探求社会正义，努力追求真相，却常常面临无法理喻的质疑和压力。
所以，如果不是坚持理想，不是具有无畏勇气的人是干不了调查记者的。
尼采说，那些城市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隐藏了多少颓败，在无人理会的黑暗之中，有多少需要被温暖却没有受到任何帮助的人在哭泣。
欲望的社会开满了罪恶之花。而正是由于调查记者的努力，一点一点地揭开事实，才让大家清楚的看到那里面的血和脓，感受到了帮助和暖意。
调查记者不是拯救者，但是，没有调查记者，或许只能徘徊和叹息。
大爱清尘的发起人王克勤，就曾是一个深耕媒体多年的调查记者。
随后，全国刮起了一场证券业的整顿风暴，160人因而锒铛入狱，数十家证券黑市被连根拔起，也因此成为了“全国经济秩序整顿第一案”。
为了调查，记者们遭遇生命威胁的事常常发生，王克勤就遭到别人出价500万买人头的威胁。
但即便是这样，他仍然写出了《公选“劣迹人”引爆黑幕》的新闻，让六名涉案干部落马。
为了完成调查，他甚至紧急安置妻儿，自己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样的生命之虞，连央视记者都不能避免。2010年央视记者袁柏鑫调查黄河防汛，遭不明身份的人沿路追踪，最后被暴力袭击，采访车也被砸。
这样的尴尬几乎所有的调查记者都遇到过。
为了探求真相，他们只能孤勇前行。
他们就像《孤勇者》歌词里唱的，孤身走暗巷，对峙过绝望。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肯退缩不肯屈服，甚至不肯哭一场。
记者白润岱这样说，只有调查记者，才是觉得新闻真相是比生命都重要的人，他们秉持的新闻理想就像一把剑，努力刺向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所以，当真相临近的时候，即便有更大的危险来临，他们都要上。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身后站着党纪国法，站着正义的力量，所以他们不会怕。
其实怕不怕他们都要上，这就是调查记者。
他们犹如游弋在深水里的核潜艇，只要潜出水面，对黑恶势力来说就是致命一击。
正如河南电视台那个卧底七年，写出众多有分量的调查新闻的女记者所说：这是一条追求真相的路，这条路没有终点。路上充满了危险和挑战，有质疑有委屈，但唯独没有后悔。
他们凭借着职业的敏感度和强烈的使命感，去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调查报告，努力还社会以正义，还百姓以公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努力，点亮起社会的光明。
如果你对调查记者的理解还觉得不够，那么，记者郝成的这段回忆，或者可以让你更加理解他们：
“走，我们上楼聊聊。”
那位俨然老大的人物面无表情地指了下，然后我和同事走上楼，发现整个楼层都黑着，那间饭店并未开门。而身后，老大的人已经跟了上来。
2012年，海南，同事暗访赌博，令我在外报警，然后他在赌场内记录报警后赌场的变化。
每次都是赌场的人立即会得到风声并闪人，尝试多次都无一例外。
同事决定玩个大的，扮演陕北煤老板去直接找赌场老大，以想要带煤老板来赌博为由，聊聊他们与警方的关系。然后，老大他们来了，好几辆车，很多人。
见面就感觉不对，给我们喊来老大的那个人忽然问:“你们不会是记者吧？”然后老大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
我们上了楼但老大并没有上楼，而是指着那个手下叱骂起来，且作势要动手。
听不懂方言，但知道情况不对。
老大指着我们问喊他来的手下:“说吧，怎么办”
这情景像极了黑帮电影。同事似乎压根无视，迎上去说：兄弟怎么了咱们换个地方就是，没必要生气啊。
那个喊老大过来，又被老大叱骂的手下忽然转身要打同事，骂：你特妈的找死，骗老子。”
那场威胁因为发生在午夜，因为场景诡异、人员众多以及戏份十足，让人印象深刻。
这样的印象，可能让所有的调查记者都深刻过。
在黑暗的一角，我用我的光芒，照耀着小花小草们不因黑暗而死去。
这可能算是调查记者的职业写照。
所以，当有人质疑调查记者时，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你是不是甘受黑暗的那些小花小草们呢。
而对于调查记者来说，他们也只是拿着普通薪资的普通打工者。甚至，他们点亮了烛光，但自己还租住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
白润岱说，能将调查记者干到底的，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但是很遗憾，现在调查记者全国可能也不足十人，他们正面临着集体谢幕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