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推动新时代少年法庭工作开创新局面、实现新发展，扎实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成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并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沈亮同志为常务副主任。3月2日上午，最高法隆重举行了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大会，周强院长出席会议，亲自为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揭牌，并发表重要讲话。随即最高法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的有关情况并发布7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主任杨万明在发布会上介绍，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少年儿童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关怀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这也对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矫治工作，一直致力于推进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改革发展。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以来，少年法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断成长壮大，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失足未成年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帮助未成年罪犯悔过自新、重返社会。经过教育矫治、绝大多数未成年犯悔过自新、重返社会，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和有用之材。少年审判被誉为“特殊的希望工程”。
二是促进发展了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在少年法庭发展过程中，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创立发展了寓教于审、圆桌审判、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心理疏导、合适成年人到场、回访帮教等一系列适合未成年人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少年法庭的很多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推动了《刑事诉讼法》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的设立，促进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推动建立了“政法一条龙”、“社会一条龙”的工作机制，促进形成了党委领导、各方参与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
三是培养锻造了一批少年法官先进典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各级人民法院培养了一批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热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事业、具有丰富专业审判经验的少年法庭法官。全国法院涌现出尚秀云、李其宏、詹红荔、陈海仪、顾薛磊等一批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少年法官先进典型，许多法官被未成年被告人亲切称为“法官妈妈”。少年法庭是人民法院的“金字招牌”，成为我国人权司法保障的亮点。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涉未成年人案件数量虽然不多，但各方关切、影响深远。针对近年来社会关切的杀害、性侵、拐卖、虐待未成年人，校园欺凌以及利用网络实施的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挑战法律和社会伦理底线、性质恶劣的重大犯罪，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绝不姑息。
自2016年至2020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理拐卖、猥亵儿童、组织儿童乞讨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24035件，惩处罪犯24386人。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保护，2016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望等民事案件120多万件，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社会观护、心理疏导、司法救助、诉讼教育引导等制度，依法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充分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修订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从七个方面，对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意见》出台后，各地法院积极响应，迅速组织落实，推出了改建少年法庭、确定专业审判团队、加大法治宣传教育等一系列举措，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
今年党组经慎重研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在六个巡回法庭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这是人民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两法”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推进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不是一个松散性、临时性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是一项层级高、职能实、成员相对固定的重要工作机制。主要负责：综合统筹未成年人审判指导，参与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管理，协调开展未成年人案件巡回审判等工作。
杨万明表示，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将抓紧研究制定各项制度，认真组织实施好各项工作。
一是要坚持少年审判的专业化发展方向。少年审判三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充分证明，审判专业化是加强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司法保障的重要举措。坚持少年审判专业化发展方向，既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两法”的要求，也是充分履行人民法院职能，坚持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政策的重要体现。
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统筹全国少年法庭工作。少年审判是综合性审判。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要有效整合少年审判工作力量，设立工作规则和运行制度，要会同审管办等部门做好对涉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项统计、单独考核等工作。切实强化对全国少年法庭工作的统筹协调、统一指导，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在全国法院形成示范效应，充分发挥未成年人审判的既往优势，坚持并巩固已有的经验成果，推动全国少年法庭工作再上新台阶。
四是要切实发挥众多研究平台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好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少年审判专业委员会、少年司法研究基地等平台的作用，加强对涉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态势的分析研判，为更加精准掌握未成年人案件的规律，制定司法政策、完善国家治理提供实证支撑。
五是要充分借助专家学者的智慧力量。去年年底，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少年司法研究基地聘任了首批8位专家委员，他们都是长期关心、支持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有精深造诣、丰硕成果的权威专家。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后，也要抓紧聘任一批专家委员，要加强与专家学者们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智慧力量，推动形成一批有影响、有实效的研究成果。
杨万明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以及六个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的成立，对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综合统筹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解决少年审判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事业不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定会认真落实院党组决策和周强院长讲话精神，砥砺前行、担当作为，努力为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实现新发展、为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做出应有贡献，不负党组重托，不负全国法院厚望，不负全社会期待。
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希望社会各界能更加关心、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继续关心、支持人民法院的少年法庭工作。让我们携手同心、密切协作，共同守护好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办公室副主任何莉介绍此次发布的四个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刑事案例的情况。
第一个案例是于某某抢劫案，这是一起人民法院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帮助未成年人重回人生正轨的典型案例。在本案中，被告人系中学学生，抢劫他人手机和少量财物，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被告人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归案后认罪、悔罪，此次犯罪与被告人同父母家庭关系紧张等有一定关系。法院综合考虑，对被告人依法适用缓刑，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做了大量被告人与家庭之间的沟通疏导工作，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入大学。案件审结后，承办法官继续对其学习生活情况进行跟踪帮教，帮助被告人成为社会有用之材，取得良好效果，充分体现了少年审判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独特司法价值。
第二个案例是王某甲故意杀人案，这是一起家长不能理性处理孩子与同学间的摩擦，公然持刀闯入课堂杀害未成年小学生，受到依法严惩的典型案例。在本案中，被告人女儿与小学三年级同班同学发生摩擦矛盾后，学校老师及对方家长已经在积极沟通、协调解决，但被告人不能理性、平和处理，竟购买刀具闯入学校课堂公然行凶，当场砍死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小幼童，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并核准执行死刑。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类似本案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姑息。
第三个案例是王某乙强奸案，这是一起强奸未成年被害人，情节特别恶劣，受到依法严惩的典型案例。在本案中，被告人为满足畸形心理，在一年三个月内，专门以年龄幼小的在校女学生为侵害对象，教唆多名未成年人予以协助，连续对15名未成年被害人实施强奸，其中8名被害人系幼女，造成多名被害人被迫辍学或转学，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并核准执行死刑。需要强调的是，强奸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给未成年人的人生蒙上阴影，使未成年人父母及家庭背负沉重精神负担，并严重践踏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社会影响恶劣。人民法院对强奸未成年人特别是奸淫幼女犯罪将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零容忍立场，绝不动摇。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办公室副主任郑学林介绍此次发布的三个民事案例情况。
一是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
民法典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但是，现实中，父母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次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双方在恋爱期间同居，生育了非婚生女儿，但在解除恋爱关系后，都不愿意抚养这个孩子，起初是由孩子的祖父母抚养，后由于祖父母年老多病，无力继续照顾，多次向当地村委会反映。最终由妇联组织代该未成年子女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其父母全面履行抚养义务。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少与本案类似的留守儿童抚养问题，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虽未直接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但怠于履行监护义务，把未成年子女留给年迈的老人照顾，子女缺乏充分的经济和安全保障，缺乏父母关爱和教育，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轻则心理失衡，重则误入歧途，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本案中，法院积极探索由妇联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机构直接作为原告代未成年人提起诉讼的模式，为督促未成年人父母履行抚养义务，解决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是关于撤销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的监护权问题。
近年来，父母怠于履行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职责或者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子女权益的案例时有发生，冲击了社会道德底线。本次发布的案例就是比较典型的情况。涉案的女子生育女婴后将其遗弃，已不适合履行监护职责，法院根据民政局申请撤销其监护权，同时指定其下属的某儿童福利院抚养女婴。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兜底监护是家庭监护的重要补充，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未成年人因为年龄、智力等原因，往往无法自我保护，作为最亲近的父母如果怠于履职或严重侵权的，这些未成年人权益由谁来保护。这次编撰民法典对监护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明确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这样就对未成年人建立起了全方位的保障体系，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三是关于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的问题。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虚拟充值消费等导致的纠纷屡见不鲜。尤其是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亲属账号作出的打赏、购买等行为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引起社会热议。这次发布的案例非常具有典型意义。涉案的未成年人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该案经过人民法院多次辩法析理的调解工作，最终双方庭外和解，该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司法实践中涉及到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的纠纷，多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些人在网络进行游戏或者进行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纠纷提供了规则指引。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更多地考量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引导网络公司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网络环境。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1.于某某抢劫案
——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
2.王某甲故意杀人案
——家长公然持械闯入课堂杀害未成年小学生，应当依法严惩
3.王某乙强奸案
——教唆、利用多名未成年人协助强奸众多未成年在校女学生的，应当依法严惩
4.邹某某猥亵儿童案
——采取恶劣手段长期猥亵男童的，应当依法严惩
5.某妇联诉胡某、姜某某抚养纠纷案
——父母应当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
6.某民政局诉刘某监护权纠纷案
——遗弃未成年子女可依法撤销监护权
7.刘某诉某科技公司合同纠纷案
——未成年人大额网络直播打赏应当依法返还
被告人于某某系某中学学生，先后持刀在大学校园内抢劫被害人杜某某、王某某、胡某某、徐某某等，劫得手机3部（共计价值人民币753.96元）及现金人民币487.5元。到案后，于某某如实供述了抢劫罪行，赃款、赃物均已发还被害人。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某持刀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应予惩处。综合考虑本案的事实、情节，于某某系未成年人，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已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于某某在校期间表现良好，一直担任班级学生干部，连续三年被评为区、校级三好学生；此次犯罪与家庭关系紧张、与父母存在沟通障碍有一定关系等。于某某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人民法院决定依法从轻处罚，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于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对被告人于某某的一贯表现等背景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积极帮助于某某与父母之间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通过工作，法官与于某某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于的性格与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于某某在取保候审期间，返回学校参加高考，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学。案件审结后，法官定期对于某某的学习生活情况进行跟踪帮教，帮助其疏导人生困惑，增强人生自信，并与于某某的父母保持互动，督促、指导他们增强亲子沟通，缓和家庭关系。大学期间，于某某成绩优异，获得国家级奖学金，缓刑考验期满后顺利出国留学，现已完成学业回国工作。
本案是一起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帮助其重回人生正轨的典型案例。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既有其自身心智发育尚不健全、尚不具备完全辨认、控制能力的原因，往往也有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正是因此，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准确定罪、恰当量刑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做好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跟踪帮扶工作；要通过认真负责、耐心细致的工作，促使犯罪的未成年人悔过自新，不再重蹈覆辙，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和社会的有用之材。
被告人王某甲的女儿何某某与年仅9岁的被害人刘某某系某小学三年级的同桌同学。2019年5月9日，王某甲得知女儿被刘某某“欺负”后在班级群发消息质问，刘某某之父刘某联系王某甲未果，又联系其妻何某进行沟通、道歉,班主任汪某某从何某处得知王某甲脾气暴躁，应何某要求转告刘某夫妇先不要和王某甲见面，并答应给刘某某调换座位。10日早上，王某甲送何某某上学时在校门口未看到刘某某家长，在得知多方都在积极解决此事时仍不满意，执意将女儿送回家中，并购买刀具，冲进教室，持刀连续捅刺刘某某的要害部位，又将刘某某拎出教室摔在走廊上，致刘某某大量失血死亡。后公安人员将在学校等待的王某甲抓获归案。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甲女儿与同学发生摩擦矛盾后，学校老师及对方家长已经在积极沟通、协调解决，但被告人不能理性、平和处理，竟购买刀具闯入学校课堂公然行凶，砍杀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小幼童，致被害人当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王某甲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并核准执行死刑。
本案系因家长不能正确处理未成年子女在校期间与同学间的摩擦矛盾，而持凶器闯入校园课堂，公然杀害弱小幼童的恶性案件。人民法院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判处死刑，绝不姑息。
2016年4月至2017年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乙专门以年龄幼小的在校女学生为侵害对象，本人或教唆同案被告人雷甲、陈乙、崔丙、宋丁（均已判刑）等未成年在校学生，以介绍男女朋友为幌子，或者采取暴力、胁迫、酒精麻醉、金钱引诱等手段，将多名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带至酒店、KTV、王某乙驾驶的轿车上或野外荒地等处实施强奸。截至案发，王某乙共对15名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其中8人系幼女）实施强奸犯罪17次，其中12次既遂、3次未遂、2次中止，多名被害人因遭受强奸而被迫辍学或转学。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乙犯罪动机卑劣，为满足畸形心理，在一年三个月内，专门以年龄幼小的在校女学生为侵害对象，教唆未成年人予以协助，连续对15名未成年被害人实施强奸，其中8名被害人系幼女，造成多名被害人被迫辍学或转学，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王某乙以强奸罪判处并核准执行死刑。
强奸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给未成年人的人生蒙上阴影，使未成年人父母及家庭背负沉重精神负担，并严重践踏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社会影响恶劣。人民法院对强奸未成年人特别是奸淫幼女犯罪历来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立场，对强奸未成年人特别是幼女人数、次数特别多，手段、情节特别恶劣，或者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从重判处，直至判处死刑。本案中，被告人王某乙教唆、利用其他未成年人协助对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实施强奸，强奸人数、次数特别多，犯罪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极深，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死刑。
被告人邹某某与被害人黄某甲、黄某乙的母亲徐某为同乡，2015年双方结识后常有往来。2017年暑假期间，邹某某将黄某甲（男，时年5岁）带至其居住的房屋，播放淫秽视频给黄某甲观看，并对黄某甲的生殖器实施猥亵。后邹某某趁受徐某所托照看黄某甲、黄某乙（男，时年7岁）的机会，对两名被害人生殖器实施猥亵，并播放淫秽视频给二人一同观看。此后至2019年，邹某某多次采取上述类似方式分别或者同时对黄某甲、黄某乙实施猥亵。2019年2月1日，被害人母亲发现被害人表现异常后报警，邹某某被抓获归案。公安机关从邹某某使用的手机中查获多张黄某甲、黄某乙裸体照片和多名身份不明男童生殖器照片以及大量淫秽视频。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邹某某利用与被害人家庭熟悉的机会或受委托照看儿童的机会，长期对两名不满10周岁的幼童实施猥亵，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且手段恶劣，并导致两名被害人受到严重心理创伤，属于猥亵儿童“情节恶劣”，应予从严惩。人民法院依法对邹某某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胡某某（2003年3月6日出生）系胡某与姜某某非婚生女儿，后因胡某与姜某某解除恋爱关系，遂由胡某父母负责照顾、抚养、教育。2016年11月8日，经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诊断，胡某某患有抑郁症、分离转换性障碍。胡某、姜某某长期未履行对胡某某的抚养义务，胡某父母年老多病，无力继续照顾胡某某，多次要求户籍所在地的村社、政府解决困难。该地妇联了解情况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胡某、姜某某全面履行对胡某某的抚养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适格原告胡某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应由其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提起诉讼，但胡某某的父母均是本案被告，不能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综合考虑二被告的婚姻状况、经济条件和胡某某本人的生活习惯、意愿，判决胡某某由胡某直接抚养，随胡某居住生活；姜某某从2017年6月起每月15日前支付抚养费500元；胡某某的教育费、医疗费实际产生后凭正式票据由胡某、姜某某各承担50%，直至胡某某独立生活时止。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父母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的案例。审判实践中存在大量与本案类似的留守儿童抚养问题，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虽未直接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但怠于履行监护义务，把未成年子女留给年迈的老人照顾，子女缺乏充分的经济和安全保障，缺乏父母关爱和教育，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轻则心理失衡，重则误入歧途，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本案中，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的有关精神，积极探索由妇联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机构直接作为原告代未成年人提起诉讼的模式，为督促未成年人父母履行抚养义务，解决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2018年7月22日，刘某在医院生育一名女婴后，于同月24日将该女婴遗弃在医院女更衣室内。女婴被发现后由民政局下属的某儿童福利院代为抚养。公安局经调查发现，刘某还曾在2015年1月29日，将其所生的一名男婴遗弃在居民楼内。民政局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刘某犯遗弃罪，已不适合履行监护职责，申请撤销刘某的监护权，民政局愿意承担该女婴的监护责任，指定其下属的某儿童福利院抚养女婴。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将出生三天的未成年子女遗弃，拒绝抚养，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被监护人自被生母刘某遗弃以来，某儿童福利院代为抚养至今，综合考虑被监护人生父不明、刘某父母年龄和经济状况、村民委员会的具体情况，由民政部门取得被监护人的监护权，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生存、医疗、教育等合法权益。综上，法院判决撤销刘某的监护权，指定民政局作为该名女婴的监护人。其后，刘某被法院以遗弃罪判处刑罚。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有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教育被监护人的法定职责。监护权既是一种权利，更是法定义务。父母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有关个人或组织可以根据依法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依法指定监护人。在重新指定监护人时，如果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一般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兜底监护是家庭监护的重要补充，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司法及时发挥防线作用，更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建立起全方位的权益保障体系，为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保驾护航。
刘某生于2002年，初中辍学。2018年10月23日至2019年1月5日，刘某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刘某父母得知后，希望某科技公司能退还全部打赏金额，遭到该公司拒绝。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科技公司返还上述款项。
法院在审理该案中，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经过耐心细致的辩法析理，最终当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刘某申请撤回起诉，某科技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并已经履行完毕。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案例。司法实践中涉及到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纠纷，多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些人在进行网络游戏或者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依法应当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纠纷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规则指引。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更多地考量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引导网络公司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网络环境。
附：
就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
的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3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成立的有关情况并发布7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主任杨万明，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何莉，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郑学林，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出席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新闻发布会。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问题更加关切。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优先保护，多措并举，不断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保护，主要工作举措有：
一是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加强对未成年被告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力度。对未成年人犯罪，始终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同时注意体现“宽容包容但不纵容”的精神，在判前、判中及判后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从严从重惩处，有效震慑犯罪，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成长环境。
二是制定司法解释或政策文件，织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制度之网。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多部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明确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法律、政策适用标准等，并取得良好的施行效果。
三是加强审判业务指导，确保未成年人保护的司法政策精神落到实处。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编写审判实务丛书、举办业务培训等形式，指导各级法院将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政策精神落实到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发挥好司法裁判的引领、导向作用。
2.问：据了解，抚养费纠纷是涉少年儿童案件数量最多的纠纷。请您介绍一下抚养费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以及人民法院如何在民事审判中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对于未成年人来讲，抚养费只能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一个安全、稳定的成长环境，一个父母共同陪伴、温馨有爱的家庭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正如一个心理学家所讲的“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治愈”。因此，自2016年开始，最高法院致力于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要从身份利益、财产利益延伸到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注重人文关怀，充分发挥家事审判对婚姻关系的诊断、修复和治疗作用，弘扬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念，推进家风建设和家庭美德建设。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了包括教育部、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等15个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抓前端、治未病，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力争从源头化解家庭矛盾，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问：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违法犯罪时有发生，人民法院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违法犯罪侵害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答：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网络保护”专章，对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严格网络产品和服务责任、加强网络管理等社会关切的问题作出了规定。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切实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严格公正司法，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人民法院将继续贯彻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法律政策，依法严惩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实施猥亵、组织强迫卖淫、制作传播淫秽物品、引诱吸毒贩毒、诈骗等各类犯罪，依法惩治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的违法行为，依法公正审理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戏、网络打赏所引发的纠纷，全方位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
二是充分履行职能，做好延伸工作。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遭受网络违法犯罪侵害的未成年人，人民法院要及时做好隐私保护、心理疏导和跟踪帮扶等延伸工作，依法给予未成年人司法人文关怀，同时，帮助未成年人提高网络素养，增强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对没有履行监护、教育责任或者履责不力的家庭、学校，要根据情况进行指导、督促；要落实普法责任制，结合案件办理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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