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辩护人的发言权应当保障没有任何法律是给辩护人发言限时的
休庭后，徐昕要告知被告人解约和退出辩护事项，被一群法警制止。图源自网络
事发于7月11日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法院关于王永明涉黑案的庭审现场。
2019年4月，包头警方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13个罪名，对王永明等人移送起诉。王永明的女儿则称他是被人陷害，一直通过多个渠道为父申冤。
法警律师法庭对峙
中国新闻周刊：网上流传你和法警的对峙图，当时发生了什么？
徐昕：从7月2日庭前会议到7月4日开庭，控辩双方的冲突都非常激烈，法院和检察院有很多违法现象。7月11日上午，我觉得违法行为过于严重，没法容忍，于是我提出退出这个案件。提出之后，冲突更加激烈了。
我提出退出辩护的时候，我跟被告人王永明提出解除合同事由，问他是否同意，这个是完全许可、法庭应该保障的，但是突然围上来一群法警，不让我说话，法警队队长用手指着骂我，说我不懂规矩，其他的法警也大声的喝止。
当时休庭，我说被告人王永明，我刚刚提到了要和你解除合同的事情，话没说完就被他们制止谩骂，没有任何征兆。我当时站在那个地方，其实我是有一点无奈的，也没有任何人制止他们，然后才有了我对面站了一群法警的照片。
中国新闻周刊：庭审时情况怎么样？
中国新闻周刊：不是因为你要播放公诉人索贿录音？
徐昕：不是，我是很晚才知道有这个录音，因为这个涉嫌索贿的录音涉及到中间的一个包头本地律师，家属不愿意把他牵涉进来。11日中午，部分律师从家属那里获得了公诉人李某耀涉嫌索贿的录音，他们紧急商量，想要下午抛出这个重磅炸弹。
部分律师申请公诉人回避，因为他涉嫌索贿30万元，录音内容是律师作为中间人和家属的通话，通过律师，暗示家属送钱。当时我们要播放这个录音，刚开始审判长是同意的，但旁边的两个审判员制止，后来王振江律师就想趁着他们不注意悄悄地放，当法庭响起录音内容时，法官非常紧张，就让法警紧急上来抢他的电脑和麦克风，整个电源都拔掉。
中国新闻周刊：控辩双方的冲突主要有哪些？
徐昕：非常多。比如，非法剥夺李爱军律师和李啟珍律师的辩护资格。
另外，我们在庭前会议申请检察官回避。法庭应当先做出是否回避决定之后才可以审理，但是没有作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15、16条，这个案件必须配用陪审员审理，且应当适用七人合议庭审理但是，是三个法官审理了这个案件。
再比如，开庭审理前，我们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但是在庭前会议中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直接违反了庭前会议规程中第一条最后一句，被告人、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召开庭前会议。
根据刑诉法，应当在开庭之前至少十日向辩护人、被告人送达起诉书。这是强制性的规定，但是送给我起诉书是7月2日，4日就开庭。
这样的违法行为不胜枚举。我们提出来，一举手发言，法庭就不让说、警告，第二次警告又进行训诫，这导致包头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
到后来我提出首先把剥夺辩护人资格的问题解决，让辩护人回到法庭，他们不同意。第二建议司法公开，庭审直播，他们也不同意。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冲突到了什么程度？
徐昕：到了中度激烈的时候，法院一宣布休庭，一个检察官助理就当庭骂律师法盲、文盲、流氓，检察长也骂，这在以往的任何辩护中都没有出现过，这都是有录像的。当时我们要求拷贝录像，法院开始答应的，后来又不同意了。
甚至，出现了男法警打女被告人的情况。会见的时候，第二被告人石莉芳说一个男法警打她，这是不能理解的。按照法律规定，在任何环节都不会出现男法警押解女性被告人，应当由女法警来押解，这是非常恶劣的事件。
涉嫌“未审先定”
中国新闻周刊：我看到你们之前申请让检察院回避
徐昕：对，我们发生冲突，申请检察官回避。原因有很多，比如起诉书内容存在严重错误。将红红、贝贝等这类昵称，宋老二、老乔这种寻常可见的称呼，都定性为绰号。
我们申请检察官回避。但他竟然不知道如何做出回避决定，本来应该写给申请人的，他把抬头写成给法院的。
紧接着，我们要求他送达。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送达回避决定书之后再申请复议，但他就是不送，明知是违法，我们指出来他还要坚持，这就肯定会爆发冲突。
此外，将公安机关成“东安机关”，将兵写成“斌”，将月写成“年”……当然更为严重的是，组织犯罪和个人犯罪不分，违法和犯罪不分，指控被告人的具体事实不明，指控的具体事实不明。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如你所说，你们的举证和诉求都被反对，不让你们说话，那庭审现场做什么了？推进了什么？
徐昕：从7月2日庭前会议到12日我解除委托，中间就是不断的冲突，这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今年3月17日，他们召开大小三长会议，说“对本案是否涉黑等问题达成了统一共识”，还在审查起诉阶段，他们就达成统一共识，案子就未审先定了。
这个案子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审判地点违法——基层法院借用包头中院的审判庭开庭。根据刑诉法，上级法院可以到下级法院二审的时候开庭，但是没有下级法院可以借用上级法院开庭的。
另外，案子指控涉及40多个包头市中级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等，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包头中院的民事法官，那再在包头中院审理这个案件就不合适了。
这些中院的民事法官，审理了王永明提起的民事诉讼，做了生效的判决，因此他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刑事案件中，他是证人的身份，我们可能传唤这些法官作为证据吗？
中国新闻周刊：这跟后来你们提出改变管辖有关吗？
徐昕：有关，40多个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下级法院刑事法官审理上级法院民事法官，这应当回避。我们就提出改变管辖，但是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和高院目前没有做出这个决定。
中国新闻周刊：后来李永恒等律师的遭遇，你怎么看？
徐昕：律师已经解除委托，都到呼和浩特市了，直接到酒店律师的房间对人家进行执法了，说要追回他们的律师费。
他们怎么知道别人酒店是哪个？房间几号？随便闯进。这是动用技术侦查手段了，这是违法的。即使要查扣律师费，也要通过律师事务所冻结，也要有生效的判决认定是赃款，警方没有权利直接查扣。
希望直播庭审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业内对这个案子反响很大
徐昕：对，我们所有的律师都经历过很多的庭审，从来没见过这么随心所欲的法庭。
中国新闻周刊：你后来跟王永明解除委托关系了吗？
徐昕：对，解除委托作为他辩护人的关系，变更为作为他的控告代理人身份，就是代理他和家属控告本案中的违法现象。7月13日，我到包头市检察院、包头市信访办，控告他们的违法行为。14日，到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监察委来反映违法情况并提交公诉人涉嫌索贿30万的控告材料。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怎么接的这个案子？
徐昕：是包头市的律师要求我进入的，他们认为案件基本不构成犯罪，认为是冤枉的。本来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4月他们批捕王永明，他实际是收到过十几次病危通知书的，随时有生命危险，本来不符合批捕条件，我是为了救命才进入这个案子的。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做无罪辩护？
徐昕：我们十多位律师进入这个案子之后，经过我们研究，一致认为这个案件明显不是“黑”，基本上所有的指控都是不成立的。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你之外，还有多少律师解除委托了？
徐昕：外地过来的律师一共是16位，我是7月12日解除委托，除一位律师请假到合肥开庭前会议，其他14位也都结束委托了。大家都没碰到过，都没法容忍这种违法行为的继续进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国内庭审改革的实质化进展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徐昕：因为我也是法学教授，多年来研究我国的司法改革，每年出一个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我对中国司法改革有两项评价非常高：
一是死刑复核制度收回，减少了大量死刑；二是最重要的一个改革，就是司法审判公开。中国的公开审判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尤其是庭审直播。
我们讲司法改革、庭审的中心化、改革成果，以庭审为核心，第一条就是公开审判。(包头案)这个法庭，240个位置，每天去旁听的人不超过10个，并且仍然在限制公开审判，更不敢直播。如果能真正实现司法的公正公开，那就应该直播，让全国人民看看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