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商建刚已被任命为法官年收入千万是误传

商建刚（右）接受记者采访（记者李婧摄）

上海市的司法改革试点推进一年，其中一项创新就是从律师法学家中遴选法官和检察官。经选拔，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商建刚任市二中院三级高级法官，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白江任市检察二分院三级高级检察官。

对话商建刚：年入千万是误传

记者：您怎么看以前对您的报道？

商建刚：这些报道让我感到很委屈。我周围的不少朋友都跟我说“你要低调”，好像是我要炒作。我本人不想高调，单位要求我接受采访才会接受采访的。而且年赚千万也不准确。我所在的团队去年为律所创收了1300万。这是营业额，不是净收益。而且还是一个团队的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虽然赚些钱，但没有赚这么多。

我没有接受媒体采访的经验，有些事就当朋友聊天说了。比如，有记者问我能赚多少钱。其实在律师界，收入很少有人谈起，这是企业核心的商业秘密。但是，我们会交流营业额，我就按习惯说，去年为律所创收了1300万，没想到会被写出去。

其实做律师很辛苦的，有人说“其他人的生活是蜡烛一头烧，律师是蜡烛两头烧”。大家不要感觉做律师就等于能赚钱。其实，遴选当初没有一个条件是和创收有关的，这与我参加遴选真的没有关系。

记者：为什么做律师赚钱，还要选择参加遴选做法官呢？

商建刚：第一，有人说“你是不是钱赚够了才去做法官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做律师不赚钱，要赚钱不要做律师。再说，钱要是想赚，总是赚不够的。比如，我的校友复星集团创始人之一梁信军，复星集团最近刚刚捐了一亿元出去，而我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第二，要说奉献，我也不是典型。我另一个校友张轶超，他是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创始人。曾经我送他回家，他说他没有钱交房租，所以房间的电被停了。我很感动。要说奉献。我不如这样的人。

我要做法官是有合理理由的。我见证了中国与互联网有关的法律的发展。我想成为司法改革的参与者，人生要有不一样的经历，参与国家的改革这种亲身经历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再说，我感觉做法官也很快乐吧，每天就跟学者一样看案子。本来，我做理科生就很内向的，我向往这种生活。

我以前是学数学的，后来转系学习法律。我不是因为厌恶数学才学习法律，也不是厌恶律师才做法官。我本人喜欢挑战，也很享受被遴选为法官的过程。

记者：做法官会给您的家庭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

商建刚：收入会减少。我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也得要有些准备。我太太最近把信用卡给注销了。我们使用的信用卡金卡，每年如果消费不到20万，就有2000元的年费。现在也要改变消费习惯，以前要刷卡，现在要花现金了。这是我省钱的一种方式。

另外，我如果要工作就得穿西装，一穿上西装就进入战斗状态，像打了“鸡血”一样。以后估计穿着会有改变。

记者：您认为，您接手新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商建刚：我比较紧张的是我如何和新同事很愉快地相处和工作。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奔着名气来的。同事会不会想“你来不是想好好干的，是混迹几年，回去做律师？”我其实不是的。

现在法院也跟我说，会安排同事先带带我，让我逐渐融入这个工作状态。领导跟我谈，现在不着急。我很欣慰，能有这个导入的过程。我也要抓紧适应这个工作。

记者：突然收入减少了，家属有什么意见吗？

商建刚：我也得和家里商量啊。我说，我已经快40岁了，我也为家庭做了很多贡献，主要是收入方面的。现在我想任性一把。刚开始爱人沈奕斐不同意，后来得到了沈奕斐的支持。

记者：您做律师，如果碰上了以前老同事代理的案件，还有老客户的案件，该怎么办呢？

商建刚：按照法律的“回避程序”来做。我个人也会公开这种关系，由当事人申请回避。

记者：有人说，法官和律师是“医患”关系，您认为呢？

商建刚：我不是这样认为。我认为，律师是法官的助手。

遴选委员会沈国明：遴选委员会不是橡皮图章

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主任沈国明介绍，现在法官当律师很常见。在上海司法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关于“到底有没有律师愿意进入法官队伍？”最初，有关部门也有担忧。在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盛雷鸣建议，在司法改革过程中要开辟律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的通道，这项制度在研究后得以实施。目前，青海等地也在研究律师、法律学者遴选进入法院、检察院工作的方案。

据悉，商建刚和白江并不是律师、学者转型做法官首例。去年，原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清林经过遴选，成为最高法民事审判庭审判长。

但商建刚、白江的任职依然体现了上海司法改革工作的成效，也为法院、检察院从优秀人才中选拔法官、检察官开辟了一条可复制、可参考的遴选制度。

沈国明对商建刚评价很高，认为其“智商高业务好”，希望他在法院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