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本以为新冠疫情会在2021年渐趋式微，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会恢复常态，但现实却是病毒在不断变异，人们不断见识到命名新变种的各种希腊字母。就在刚过去的12月，奥密克戎（Omicron）在欧美掀起了新一轮感染潮。
过去一年，中国凭借出色的疫情防控能力，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依然表现抢眼。但是，境外疫情此起彼伏，中国也承受着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疫压力。
国内，疫情局部反复，CPI与PPI走势背离挤压着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在国际市场，疫情持续妨碍人员往来，集装箱供应失衡阻碍货运流通，美元贬值导致外贸企业利润受损。而中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也频频遭遇投资审查，甚至各种无端制裁。这些因素都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下行压力。
而国际环境的大气候也依然难言稳定。各国选举带来的政治力量调整，欧美通胀带来的经济发展压力，剑拔弩张的地缘冲突，以及反复不断的疫情，都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依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在充满未知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的发展战略亦在作出调整，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之后，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逻辑也在脱虚向实、共同富裕、共同市场等新理念之下进行调整。
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在经历此前总体粗放式的发展之后，也来到了自我调整的节点，在内外环境的变化之下，探索着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一、行至中游的法律服务行业
当下的中国法律市场，正呈现出几个明显的趋势：
第一、律师人数快速增长，从2018年起，进入了高速发展的“5万人时代”，年增长率约为12%。
第四、中国律所的全球布局持续推进，涉外人才队伍不断扩大。（更多具体数据，请参见《4大趋势，3大变革，洞悉2021年中国法律服务市场》）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商业法律体系的成熟，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仍有巨大的增量空间。另一方面，此前行业快速成长时期百花争艳的各种发展形态逐渐成型，随着法律行业逐渐渡过了群雄逐鹿的初步发展期，一些分化现象已经肉眼可见。市场竞争的加剧，倒逼许多律所将目光投向内部建设和专业提升上来。
时至今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已经发展为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生态体系，在规模上既有万人以上的超大型律所，也有众多的个人所；在发展路线上，既有一站式综合化业务路线，也有深耕特定领域的精专化路线；在管理体制上，紧密型的公司制、半紧密型的团队制、松散型的个体制等管理模式，以及相对应的计点制、提成制等分配模式，都在中国律所的管理实践中有所运用；既有扎根当地的区域强所，也有布局广泛的全国大所，更有走向世界、布局海外的律所。
如此多样化的生态，对应的是多样化的竞争生存之道。过往历史和发展现状各不相同的律所面对着不同的挑战。目前而言，行业中遭遇发展瓶颈的往往是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律所。
1、【“中间地带”的困局】
从业务类型的维度看，能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性大所，以及在特定领域不断深挖的精专所，都在市场上有相对稳定的立足之本。相比之下，没有突出业务特色而服务类型又不够全面的律师事务所，在市场上正逐渐丧失竞争力，难以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才，相对优秀的合伙人也有流失的可能。
从规模维度看，大所在人才、品牌、市场开拓、知识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实力，获得案源的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律所小到一定程度（最极端的情况就是个人所），依靠熟人网络和转介网络，也可以生存得较好。
相比之下，中小型律所可能因规模不足难以达到招标要求，或者达到招标要求，由于客户更信任大所品牌，也在与规模大所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即便是一些精专所，也在考虑是否要进行适度规模化，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从区域维度看，自国家推动城市群发展以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为代表的区域经济活力日渐增强，为当地专业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红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海南自贸港等自贸区域也在吸引着律所前来开设分所。
随之而来的是，对区域市场份额的争夺也逐渐升温。全国大所纷纷落子区域市场，传统区域强所面对着新的竞争压力。这些区域强所不会轻易选择被全国大所纳入麾下，但想要突破市场范围和自身实力的瓶颈，却也并非易事。
从专业化程度的维度看，有能力从事重大复杂业务或前沿创新业务的律所或团队，以及有能力将法律服务高度产品化、标准化的律所或团队，会建立较高的竞争壁垒。前者是依靠较强的法律业务能力，通过提供高附加值，提高单案收费；后者是依靠较强的产品运营能力，通过程序的优化和资源的有效整合，来降低服务成本，扩大服务规模，从而提升总创收。
而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律所或团队，则无可避免地陷入比较激烈的竞争中。向更高的专业化方向深耕，意味着要舍弃一些现有的业务和客户，这种触及利益的改革很难推行。要往更产品化的方向发展，对律师而言，要转变专业匠人的思维，成为一个产品经理，这与许多律师的专业追求未必契合，也不容易推动。
2、【规模大所的整合】
处于中间地带的律所正面对着发展的瓶颈和困惑，而处在头部的律所也有着自身的挑战。
在内部整合方面，规模大所往往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形的挑战：
（1）总分所之间的矛盾。自主权较大的分所，如果觉得整合的红利不足以弥补其损失的利益，那么整个律所的整合就会十分困难，甚至需要做好面对一定程度动荡的心理准备。
（2）创收分化带来的矛盾。如果不同合伙人之间的创收差异较大，那么各个合伙人对律所重要问题和决策的看法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分化，导致事关律所发展的重要决策难以推行，律所的竞争力停滞不前。长此以往，那些能力强、创收高的合伙人就有可能会选择离开。
（3）新老之间的矛盾。在以计点制为主要分配模式的一些老牌律所，青年律师上升成为合伙人的通道较为狭窄，而成功得到晋升的年轻合伙人也可能觉得现有制度对老合伙人更为有利。如果不能有效平衡新老之间的矛盾，就可能导致年轻人才流失，律所发展陷于老化和钝化。
3、【新生力量的冲击】
除了内部整合的挑战，目前暂时坐稳头部位置的律所也面对着新锐律所的冲击。这些富有冲击力的新锐律所，不少是由一些从头部律所走出的年轻合伙人发起创立，这些合伙人已有相当的经验和资源，再辅以自己敏锐的市场触觉，不少找到了创业的突破口。
这些新锐律所没有历史的包袱和复杂的利益关系，更容易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高效作出决策。例如，旨在争夺优秀人才的行业涨薪潮中，除了头部大所，也不乏新锐律所的身影。
与此同时，全国大所也面对区域强所的竞争。随着全国大所纷纷进军区域市场，各地传统强所也开始积极探索破局之道。比如，部分同一区域内的律所选择合并做大，以应对来自全国大所的竞争。
又比如，多个区域强所在2021年先后易帜，联手发起成立了一家新的全国级律所，不仅开辟了律所规模化的一种新路径，也是对区域强所实现突围、建立全国品牌的一种尝试。
总体来看，中国法律服务行业在不同维度的发展光谱上，两端加强的趋势都日益明显，中间地带的空间日益缩减。
与此同时，新兴的力量依然在涌现，而对于具有一定发展历史的行业顶端律所，内部的整合问题日渐突显。
二、疫情持续下的市场机遇
1、【逆周期业务热度依旧】
在疫情持续的大环境之下，争议解决、破产重整等逆周期业务依然热度不减。
2021年，不少知名或不知名的企业都先后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或陷入了资不抵债、资金链断裂等财务危机。案件数量递增、企业所有制类型逐渐多元化，是过去一年破产重整案件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各类企业对于破产重整或预重整的接纳度逐步提高，案件金额有了跨越式提升，整套破产重整制度的运作日趋成熟。同时，案件的复杂程度也在迅速上升，对律师专业性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在争议解决领域，增长的案例以公司商事纠纷为主，例如买卖合同、担保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房地产、金融资本市场的纠纷解决。
与此同时，客户的法律服务需求很多时候更为综合，诉讼客户的需求除了争议解决领域，可能还兼有合规经营、风险防范、裁判文书执行等非诉领域。而非诉客户也可能有争议解决法律服务的需求。这些考验着律师在诉讼与非诉两个领域的全方位综合服务能力。
疫情不仅增加了争议解决的数量，也改变着争议解决的方式。这点在国际仲裁领域尤其明显，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线上庭审模式迅速成为了主流庭审方式之一，配套规则、技术也在逐渐成熟。不过，如何确保证人作证时不受干扰、如何保证网络开庭的安全性、如何公平对待双方当事人，是线上开庭实践中要解决的挑战。但是线上庭审的便利性、高效性意味着，即便在疫情之后，线上模式仍有应用的空间。
2、【知识产权强保护时代来临】
近两年，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频频亮相，国家从各个层面对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进行了战略布局，知识产权强保护时代拉开帷幕。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中，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于2021年6月1日开始实施，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法定赔偿上限提高至500万元。
历时8年之久的《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终于在2020年10月尘埃落定，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也在2021年6月1日开始施行，针对恶意侵权可以适用一至五倍的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额下限从1万元提高到3万元，上限从100万元提高至500万元；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延长至15年。
随着国际博弈的加剧，国家对技术自主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尤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技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行业。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已经到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的关键节点。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知识产权领域的从业人员规模也不断上涨，尤其是诸多年轻血液的流入，为行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希望。
3、【海外监管压力不减】
在国际市场，受疫情不断变异、集装箱供应失衡等因素的影响，人员和货物的流通依然不畅。此外，由于各主要经济体发展陷入困难，欧美保护主义依然没有消退，中国企业频频遭遇贸易调查、投资审查。高科技企业更面对着各种无端的制裁。
尽管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是持续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2022年1月1日生效的RCEP，都在为“双循环”新格局之下的外循环体系构建奠定坚实基础。尤其是RCEP的生效，在有利于形成区域内统一消费市场的同时，也将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为中国企业调整战略布局提供空间。
作为对长臂管辖和无端制裁的回应，中国在2021年1月和6月先后出台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反外国制裁法》。由于此前国家没有出台过类似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如何应用，是否可以借鉴此前其他国家阻断法令的适用经验，有待法律从业者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4、【资本市场的冲击与机遇】
而2021年的资本市场业务，尤其是IPO业务，在面对监管力度提升的同时，也迎来了国家改革资本市场体系带来的机遇。
7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六条提到，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美国方面的监管政策，也极大利空了中概股。12月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过修正案，最终确定了《外国公司问责法》（HFCAA）的实施规则。
根据新规，SEC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须披露是否由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并提供审计检查证据。若PCAOB规定期内不能取得所要求的审计底稿，或者企业未及时申报是否为外国政府所有及控制，SEC可禁止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甚至摘牌。SEC对不遵守规则的公司退市时限最长为三年。
在此背景之下，于2018年完成上市制度改革、对新经济公司和生物科技公司敞开怀抱的港交所，正吸引着更多准备或已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目光。而在科创板、创业板积极试点注册制改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也为众多自主创新企业提供了更便利的融资平台。
安永12月15日发布的《中国内地和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市场调研》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IPO活动是近20年来最活跃的一年，其中，中国内地和香港仍是全球IPO活动最活跃的地区，IPO数量和筹资额分别占全球的25%和28%。安永预计，上交所和深交所的IPO数量将分别位列全球第二和第三位。
对律师而言，作为IPO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在注册制下将承担更多实质审核的责任，工作量增加。近一年来，监管机关对中介机构执业质量检查及验收的要求都较以前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及中概股企业将目光投向国内的北、上、深、港四大交易所，以及整个资本市场体系的层次更加分明，客户同时考虑几个上市方案的可能性增加，律师的知识和经验也当与时俱进，更趋综合化。
5、【合规业务成焦点】
不过企业合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光就涉及的领域而言，就可以覆盖反腐败、反垄断、反洗钱、进出口管制、知识产权、数据安全、劳动用工、税务、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更不必说合规制度与合规文化的建立。合规的内涵不断扩大、交叉，不仅考验着律师的综合能力，更考验着律所的组织管理能力，协同不同领域的律师提供合规服务。
2021年6月，最高检发布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有4起案例被选作典型。
在第一期的基础上，最高检于2021年4月发布《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方案》，启动了第二期改革试点工作。6月，最高检发布《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
第二期试点覆盖的地域范围，以及基层检察院试点数量，都扩大了许多，并且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均纳入其中，且不限企业规模。
改革试点工作的背后，是思维和理念的转变，从过去的以罚代管，转变为引导企业建立合规理念和制度，从源头防止企业违法。
总体而言，国家发展主题和聚焦的变化、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现象，以及紧随其后的法律法规调整，为法律从业者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新型业务往往复合性与复杂性更高，对律师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业务研究及开发方面具备较强能力的律师团队，更有可能从中受益。
三、新格局下的法律服务市场
2022年，国际环境的大气候依然难言稳定。
在欧洲，作为欧盟双核的德、法两国都正面临着政治力量的重组。默克尔时代落幕，德国新上台的“红绿灯联盟”内阁被普遍视为一个极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各派力量矛盾下的日后政策走向不明。法国将在2022年迎来总统大选，现任总统马克龙目前民调占优，但是一众对欧盟和移民持保守态度的候选人也来势汹汹，无论结果如何，势必影响未来法国的政治议程。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也将在2022年迎来中期选举，对华议题恐继续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在前不久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失利的民主党，为提升其支持率，未来对华政策如何加码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政治因素之外，国际经济环境也充满未知。疫情的持续拖累了各国经济，而高通胀席卷欧美，更使经济的复苏雪上加霜。美国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港口拥堵问题，举债规模也仍在增加。而此时的欧洲，面对飙升的能源价格，仍在“北溪二号”问题上难达共识。通胀的阴影，至少这个冬天难以散去。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早在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后，在5月下旬的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进一步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指出，当下全国上下应重点从九大方面进行发力，打造未来发展的新优势：一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二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三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四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五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六是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七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八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九是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社会发展和市场监管的逻辑都会调整和重塑。国家政策的导向、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产业的境内外布局，都会因此有所调整。
作为“双循环”的其中一环，“内循环”之下，国内统一市场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这意味着促进各类要素有序流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与协调发展，城市群之间的聚集效应、产业联系也会进一步加强。对法律行业而言，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跨地域支持的律所或许更能适应统一市场的发展趋势。
“内循环”也需要以强大的内需为依托，这意味着财富分配的调整。因此，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共同富裕成为了经济发展方向的关键词，反垄断力度将继续保持强势，一些行业的高速发展期已逐步临近尾声。同时，一些在资本运作下引发社会内卷的行业预计也难以恢复往昔的光彩。
此外，科技发展是当下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战略任务，将决定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独立性，也是提升中国人均收入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内循环”的重要支柱。因此，保护企业创新成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会减弱。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安全也将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在数据出境和隐私保护方面，企业很可能会面对更严格的监管。
在境外的投资贸易活动中，一方面是中国投资和贸易在欧美国家遇到的阻力上升，另一方面中国在积极推动RCEP之后，也提出了加入CPTPP的申请，一带一路倡议也在稳步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风向转变，也会导致法律服务需求的转变。涉外律师的目光，可能需要更多地投放到西太平洋及一带一路区域。
原标题：2022年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发展逻辑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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