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市场的千变万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跟随经济形势不断创新求存。近期随着银行不良资产的释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不良资产的收购与处置业务逐渐增多。回首政策类不良资产业务时代的工作，能够促进对如今的商业化不良资产业务的思考。尽管历史时期有所不同，部分法律法规有所变化，但不良资产收购与处置业务的法律本质和审核不良资产业务的法律思路并未发生改变。
作者丨吴光垚
第一部分
AMC与原债权银行的债权转让业务中的法律问题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收购业务，即从原债权银行受让不良资产，是本文第二部分债权转让业务的基础。从原债权银行剥离不良债权的角度上看，该收购行为亦可称为债权转让业务。
▍不良资产剥离行为的法律性质
1、被剥离不良资产的范围及种类：
①不良资产剥离的范围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66号）第四条的规定，不良贷款剥离的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其中待核销呆帐以及1996年以来新发放并逾期的贷款不属于此次剥离范围。剥离不良资产的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确定，相应的银行组织实施。”根据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有关文件规定，这次不良贷款剥离时点的掌握是国有商业银行1995年底逾期一年以上的不良贷款，1996年以来的新发放并逾期的贷款不属此次剥离范围；该次剥离实际上是以《商业银行法》实施之日作为时点标准。
②被剥离不良资产的种类
实际上，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受让了一些股权类资产，其中一部分为顶抵资本金项下的优质有效益的各类公司股权或股份；另一部分是原债权银行以零价格划转的不良股权。该部分股权类资产由于不在不良资产剥离范围之内，本文不予讨论。
2、不良债权剥离：“合同转让”抑或单纯“债权转让”？
从实际不良资产的剥离程序性文件上看，金融不良债权的剥离属于单纯的“债权转让”，而非“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式转让”即“合同转让”。这一点可以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采用帐面价值收购原债权银行不良债权的方式中得到验证，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假定原债权银行已完全向借款人履行了放款义务，其所购买的是不附随任何义务的纯粹债权。该定性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司法解释所印证，这些司法解释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阐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诉讼中具体适用法律的。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对此并不明确。
结论：不良债权剥离属于单纯的“债权转让”。
▍司法实践中，银司间债权转让涉及的法律问题
1、债权转让的生效要件
①对转让双方当事人生效的条件
原则上，债权转让协议一经原债权银行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就在转、受让双方当事人之间生效。在不良债权剥离实践中，债权转让协议的签属是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设在各地的办事处之间进行的，但不良贷款的发放行即原债权银行很多是国有商业银行设在地、市、县的二级分行或支行，这种转让是否有效？笔者认为，根据商业银行一级法人的法律地位以及资产处置操作权限，省级分行有权代表其下设分支行签署债权转让协议，该种转让程序是合法有效的。
③对债务人、担保人生效的条件
关于不良债权转让对债务人、担保人的生效条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后，即取得原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各项权利。原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担保人及有关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根据该条例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行为的完成，即可取代原债权银行行使对债务人、担保人的债权。但是，《民法通则》91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的全部或部分转让”须经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合同法》第五章规定债权转让须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由于《金融资产管理条例》作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在法的效力层次上劣于法律，上述条例的规定形同虚设。
另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1999、2000年后发生的不良债权剥离，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即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的条件是原债权银行须对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由于《合同法》并未规定债权人如何履行通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12号，以下简称“十二条司法解释”）第六条明确了对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中“通知义务”的特殊履行方式，即原债权银行可以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转让通知公告或在诉讼中由法院传唤原债权银行当庭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债权转让对担保人的生效，是否也应履行通知程序，上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担保法均未作出规定，由于担保债权附随于主债权，担保债权应当随主债权的转让一并转让，理论上，并不需要单独履行通知程序。
④国务院规定的剥离条件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的影响
上文介绍了国办发[1999]66号关于不良资产的剥离条件，该文件明确规定了待核销呆帐以及1996年以来新发放并已逾期的贷款不属此次剥离范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诉讼实践中，部分债务人、担保人认为诉讼项下的债权不符合上述剥离条件，因此债权转让无效，并以此为由抗辩，要求法院认定诉讼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上述所谓“不符合剥离条件”的项目，一部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剥离范围、额度之外专项报批国务院形成的；另一部分是由于原债权银行对1996年以前发放的贷款在1996年以后进行借新还旧或重组而来；另一些是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行等综合手段进行资产置换、资产重组、应收帐款抵债形成的对债务人、担保人的债权。
▍原债权银行发布的债权转让通知公告产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溯及力问题
与美国RTC等机构运作环境不同，中国缺乏具有操作性、权威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特别立法。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根据不良金融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四个司法解释，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律依据。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关于如何适用十二条司法解释问题请示的答复（法函[2002]3号）中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通知或公告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的债权之日”。对此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第一，债权转让通知的义务履行者应当是原债权银行，而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十二条司法解释规定的也是原债权银行。
▍法院管辖问题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债权后，对债务人、担保人采取诉讼方式进行债务追偿的，应如何确定管辖地？这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在借款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管辖地（协议管辖）的；第二，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未约定合同纠纷管辖地，或虽有约定，但同时约定了诉讼与仲裁，从而导致约定无效的；第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后，自行与债务人约定或重新约定诉讼管辖的。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诉讼案件的管辖作出了两款规定：首先，确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诉讼案件管辖地为债务人住所地；其次，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约定了诉讼管辖地的，继续有效。根据十二条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一种、第二种情况都可以得到解决，但对于第三种情况，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
如上文所述，原债权银行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的剥离与接收，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债权转让与受让，而非合同转让。学理上一种观点认为，合同争议解决条款只有在合同权利义务概括式转让时方得一并转让，纯粹的债权转让并不能产生上述效力；并且债权受让人也不得享有原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可能就是基于这样的学理基础作出的，它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人之间的纠纷认定为债务纠纷，而非借款合同纠纷，故认为诉讼管辖地为债务人住所地；鉴于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不良资产的特殊性，又认可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之间既有的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如果将上述观点进一步贯彻，必然得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人自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无效，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协议管辖的效力是建立在合同纠纷的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诉讼实践中，已经出现管辖法院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管辖属于“专属管辖”，即由债务人住所地法院管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人之间的约定无效。
类似法院的裁判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清收不良债权十分不利，原因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仅在省会城市设置办事处，而债务人遍布全国各地、市、县，在目前信用、法制环境十分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情况下，债务人完全可以利用这样所谓的“专属管辖”，在诉讼清收不良资产的活动中恶意逃废债。
为此，四家公司在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二条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请示以及其他多个场合中，请求最高法院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能将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诉讼案件统一由办事处或公司所在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十二条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答复中明确仍应适用十二条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对于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人协议管辖地条款的效力未予以明确。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根据《民事诉讼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诉讼案件管辖绝非专属管辖，对于上述部分法院的裁判理由值得商榷；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自行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管辖条款”，鉴于法律、司法解释均未予以明确禁止性规定，本着高效处置不良资产、排除地方保护主义、降低不良资产处置成本的角度出发，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支持并由法院加以认定。2002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提审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诉徐州罐头厂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中，裁定支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人自行达成的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
五、AMC接收不良债权后对债权时效的维护方式问题
不良债权接收后，对其时效（包括诉讼时效、保证期间、申请执行期限）的法律维护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债权处置的前提条件。
关于诉讼时效维护方式，《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实施意见（试行）中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中断。
但是，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主张权利的方式未做具体规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诉讼时效的维护通常是通过向债务人、担保人送达催收通知的方式进行，但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采用这种方式具有极大的困难：
催收通知怎样才能产生民法通则所谓的主张权利并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
司法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如果强求债权人又要将催收通知送到债务人、担保人法定地址，又要债务人、担保人签收回执确认，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难以操作：很多债务人、担保人早已人去楼空、下落不明；很多债务人、担保人已被吊销、注销、改制、变更住所地；即使正常经营，债务人、担保人多数不会愿意签收回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第十条明确了原债权银行发布的有债务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报纸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同时在对十二条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答复中进一步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省级以上有影响的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形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及对十二条司法解释的答复虽然明确了原债权银行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报纸公告方式对债务人催收从而对时效进行有效维护；但对于保证债权可否同样适用公告催收尚不明确（虽然实践中，债权人将保证人与主债务人均视为债务人，但《担保法》对债务人、保证人是分别进行表述的）。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对青海省高院关于担保期间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及程序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明确了对债权人可以通过在报纸上发布债权清收公告的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但是，该答复仅仅针对的是如何适用“法[2002]144号”文作出的，对于担保法实施后设定的保证担保债权是否同样适用报纸公告的方式进行时效维护仍是未决的问题。
关于“执行前和解”能否产生申请执行期限中断的效果问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很多诉讼项目在胜诉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前，债务人、担保人主动申请进行和解，由于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较短（六个月或一年），和解协议到期日超出申请执行截至日，在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有些债务人故意拖期不履行），申请执行期限又已经届满，此时，如果执行前的和解不能产生时效中断、中止的效果，将造成债权人不能申请执行的尴尬局面。一些法院甚至不予受理债权人就和解协议项下要求履行义务的诉讼，理由是“一事不再理”，债权人本已胜诉的债权两头落空。
第二部分
债权转让作为AMC资产处置方式的法律问题
如本文开篇所述，随着不良资产处置的深入和加速，债权转让作为一种处置手段具有一次性卖断、风险一次性移转、回收现金快的优势，从而在处置方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下，基于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和论述，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让业务中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债权受让主体资格问题
与原债权银行政策性帐面剥离不良债权的单一性转让对象（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对口向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同，不良资产的处置转让必须考虑到投资者的购买力及市场准入的需要问题：从国内市场上投资者主体上看，单纯的国有投资者多数自身都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对市场准入的需求也并不突出；相反，随着国内市场民间资本的日益壮大，民间投资者（包括法人、自然人）的购买力大大增强，对一些国有领域的资产和经营具有较强的市场准入欲望；从国际市场上看，潜在的外商投资者更对不良资产的受让怀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不乏对国内市场准入和资本运作升值的动机。
机构投资者、自然人
国有、民营
在不良金融债权转让对象问题上，也存在受让人是否须为国有性质的争论。这种争论严格来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其实质在于不良资产处置中一部分人所谓的“道德风险”逻辑：不良资产转让给国有性质的企业，即便定价较低，也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相反，转让给非国有经济主体，即便定价较高，如果受让人实际回收的资产高于转让时的定价，就可能被指为“贱卖国有资产”。实际上，由于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多数属于应当退出市场或被淘汰的领域，因此，在法律上基本不存在国有、非国有受让人的准入或限制问题，特别是单纯的债权转让，受让人取得的仅仅是债权，而非股权。至于转让定价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只要在转让债权时严格履行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所规定的“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运作，所得出的定价应当认为就是合理的，至于受让人的是否为国有性质在所不论。
政府、民商事主体（东方南京办灌云打包案例、信达案例）
与普通民商事主体作为债权受让人的方式不同，政府买断行为的法律效力及其操作方式值得研究。一般而言，政府作为民事主体仅仅限于参与履行其法定职责所必须的民事活动，政府买断行为的法律效力存在不确定性；即使该行为被确定为有效，一旦政府方发生违约，鉴于国家机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受到其财产性质的限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此类主体的主要财产和运作资金均不受强制执行，即使有部分可用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执行起来也有相当的难度。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上述东方和信达的两个债权组合政府买断交易中，债权受让方由政府控制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担任。
▍向外资出售/转让不良金融债权中特殊法律问题
1、对内债务转对外债务中的法律问题
本部分所称“对内债务转对外债务”系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其拥有的不良债权或不良债权组合向外国投资者转让过程中，一方面，债务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转化为对外国投资者的债务（主债务转移）；另一方面，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担保债务转化为对外国投资者的担保债务（担保债务转移），两者统称为“对内债务转对外债务”。
“对内债务转对外债务”主要涉及我国外债管理制度，目前，关于外债管理的法律规范，包括：《担保法》、《外债统计监测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外债管理暂行办法》等。这些外债管理法律规范对上述“对内债务转对外债务”将产生如下影响：
①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转让债权后，对外债务的生效要件问题
将原《经济合同法》与《涉外经济合同法》等进行统一规范的《合同法》对合同权利义务的全部或部分转让规则及生效要件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法，债权转让只要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并达成协议，即可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生效；在转让方通知债务人后，该等转让对债务人、担保人生效。但是，根据上述外债管理规范，对外债务的生效尚须履行相应的外债审批、登记手续。
关于“外债”的概念。《外债统计监测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外债是指中国境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对中国境外的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用外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外债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外债是指境内机构对非居民承担的以外币表示的债务；第七条规定，“对外担保”是指境内机构依据担保法，以保证、抵押、质押方式向非居民提供的担保，对外担保形成的潜在对外偿还义务为或有外债。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外债应当表现为外币表示的债务，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多数出让给外国投资者的不良债权，均属于人民币贷款债权，转让后，外国投资者作为受让人和新的债权人，其拥有的债权也应当是人民币贷款债权。根据这种定义，人民币贷款债权对外转让并不造成内债转外债的结果；只有那些原本就属于外汇贷款的债权对外转让后，才符合内债转外债的要件。事实上，人民币贷款债权的对外转让并未增加国家的外债规模，不影响国家整体的外汇平衡。但是，实际项目操作中，“外债”与“对外债务”两个概念混同，给对外债权转让业务的运作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
②外债管理办法对外国投资者处置受让债权的影响
根据现行外债管理法律规范，外国投资者处置已受让债权将产生如下障碍：
第一，债务重组。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43条的规定，担保人提供对外担保后，债权人与债务人修改债务合同的主要条款而导致担保责任变更的，必须取得担保人的同意，并按照原审批程序由担保人向外汇局报批；未经担保人同意和外汇局批准的，担保人的担保义务自行解除。合同主要条款指担保项下受益人、担保人、被担保人、债务期限、金额、币别、利率、适用法律等条款。这样的规定对外国投资者受让的不良债权处置活动十分不利。在不良债权处置活动中，债权人通过豁免部分债权金额、延长债务偿还期限等对债务进行重组是最常见的方式，担保人完全可以利用上述规定的同意及批准程序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实际上，上述规定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相抵触，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减轻担保人负担的债务重组无需征得担保人的同意，对于仅延长还款期限的债务重组，担保人仍应对原合同债权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第二，债权转让。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44条的规定，受益人将担保项下的权利转让须事先经担保人同意并经外汇局批准，未经担保人同意和外汇局批准的，担保人的担保义务自行解除。结合该细则第43条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将主债权及担保债权单独或一并转让，均须取得担保人的同意并经外汇局批准，如上所述，由不良资产的自身特性所决定，这样的要求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做到。
▍法律适用问题
法律适用问题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转让不良债权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合同准据法的适用不仅关系到程序上的管辖权问题，它将进一步影响到基础实体关系的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外国投资者转让不良债权法律适用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该环节的法律适用即合同准据法的适用应当说是可控制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外国投资者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时，可以在协议争议管辖条款或法律适用条款中明确规定协议的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由中国法院管辖。这样的法律适用条款可以解决债权转让的效力等问题，从而有力地保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益。
▍组合债权/债权打包转让中涉及的债权转让通知问题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组合打包出售业务系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根据不良债权的某一共性，例如同属某一行业、某一地域，将多笔、多户债权组合打包，出售给境内外投资者的行为。该业务中涉及的特殊法律问题突出表现为债权转让通知问题。
▍债权转让的程序要求
▍转让方对受让方的权利限制的情形及其有效性
为有效履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定职责，维护金融不良债权交易的良性运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中设置了限制或禁止债权受让方行使一项或多项权利的条款，如“禁止转售条款”、“限制追索权条款”等。
禁止转售条款
禁止转售条款分为“绝对禁止转售任何第三人”以及“禁止转售特定第三人”两种。例如，一些债权转让交易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希望外国投资者成为受让方，从而在与国内投资者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受让方不得将受让债权再度转让给外国投资者，明确限定了再度转让债权的受让者群体，故称为“禁止转售特定第三人条款”。
在此应当加以说明的是，对于交易对象为国内投资者的债权转让，我国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债权转让交易目的与方式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事实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交易中也难以判断投资者购买不良债权的真实用途；即使在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债权或债权组合时，对于何谓“炒作”/“短期交易”也难以作出判断。
限制追索权条款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接或经过重组后的一些项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即是债权人，又是股权权益的受托管理方或持有人；一些债权项目由地方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提供担保，这些项目债权转让后将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自身或政府部门带来诸多问题。前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债权后，受让方将可能在债务人无法履行或全部履行债务的情形下，根据公司法追究项目出资人或股东在出资不足、抽回出资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根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要求作为股东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原债权银行承担全部债务履行责任；后者，在不良债权境外出售的情形下，外国投资者可能在外国依据其本国的法律追究中国相应政府的担保责任，即便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政府担保是无效的。
上述这些项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债权转让将可能产生的问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时可以设定“限制追索权条款”，即债权受让方在债务追索时，不得要求作为股权持有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担出资瑕疵的民事责任；不得要求政府承担担保责任等。限制追索权条款实质上是限制了债权受让人形式债权请求权的范围，对于限制的部分请求权，债权受让人将无权行使。从合同对价的角度上看，限制受让人行使的部分权利已经在合同对价上予以扣除，从而并不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的合同可撤销情形。
▍债权受让方购买债权的目的对债权转让效力的影响
一般地，合同或协议签订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在确定其自身的法律关系时，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合同内容合法，协议即可成立并生效，而不论当事人一方真实的交易目的，事实上合同一方真实的交易目的属于商业秘密范畴，另一方当事人无需、可能也无从知晓。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也是如此，只要双方当事人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转让即可生效。
但是，近期的个别案例却将债权受让方购买不良债权的目的作为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效力的评判标准，而无论债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是否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例如，某资产管理公司将其对债务人的一笔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同时对债务人享有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到期债务，受让后，该第三人主张其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抵销，债务人要求法院确认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法院以“第三人采用购买债权以抵销债务的方式，通过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获取巨额利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等理由，认定债权转让无效。
实际上，债务人在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到期后多年拒不返还，本身就不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受让人以受让债权主张抵销反而是“不诚信”，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这样的判断于法于理均无法令人接受。上述案例实际上不应讨论购买债权的目的对于债权转让的效力的影响问题，而应当讨论受让的债权能否用于抵销债务的问题。
▍债权受让人的利息求偿权问题
▍AMC“判决”、“裁定”、“执行权”、“借据”出售的法律性质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人诉讼并胜诉后，将胜诉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据此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时，一些法院认为该第三人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并不予办理执行主体变更。这是真正困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出售该类债权的难题。笔者认为，胜诉债权转让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胜诉判决以及债权转让协议受理受让人的强制执行申请，并依法办理执行主体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