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律师到底有多惨：被200个男人围堵，只能去跳楼
大家好，我是陈拙。
这两年，我听了不少人被工作逼上绝路的故事。
但只有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女律师刘任侠，为一桩案件跳楼了。
这是一桩棘手的破产案件，刘任侠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没有一个同事愿意接受。
最后，还是新手的刘任侠，主动扛下了这桩案件。
但我不知道的是，破产案件的背后，还有两百名被抛弃的工人，他们每个人都是怒火中烧。
第一次碰面，刘任侠就被工人们逼到高台，下面是没有任何缓冲的水泥地。
在场所有人，都眼睁睁看着她跳下去。
事件名称：侠女律师跳楼之后
事件编号：侠女事务所06
亲历者：刘任侠
当上律师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被人逼到跳楼。
2014年3月初，废弃钢厂办公室，门外走廊挤满200多号工人。他们都是来围堵我的。
几个钢厂高管拦住他们，反复劝说，但显然没什么效果。工人们正在突破高管的防线，向我这一头逼近，空气里的铁锈味儿越来越浓。
我还保存一丝镇定，觉得这些工人们是不了解状况，才会如此愤怒。
我大声对所有人喊：“各位工友你们好，钢厂破产了，我是中级人民法院指派来的刘律师，职责就是保护钢厂和你们的权益。”
说完，周围鸦雀无声，空气中是浓得化不开的尴尬，我能清楚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人群被挤开，有个身高一米九左右的彪形大汉冲了出来，声如洪钟：“拉他妈倒吧，好好个钢厂说黄就黄了，都是被你们这些人贪污给搞得。”
很显然，他是在针对我当时的打扮，脚踩细高跟，手拎LV。
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彻底引爆其他工人们的质疑：“就你小丫头蛋子，能保护个毛啊！”
话音刚落，人群全都闹腾开了，再一次逼近。
我让他稍安勿躁，便迅速挂断。我看着眼前200多个愤怒的工人，估计就是整个局子的警察都来了，也得被打回去。
就在这时，我恰好看到窗外有一块连接楼层的钢板，钢板不远处是一根通向地面的下水管。
工人们再一次冲上前，几个高管勉强堵住门口，嘴上讲得口干舌燥。
我果断冲过去，关住房门，把手提包叼在嘴上，准备从窗户翻出去。
结果刚抬腿，就被充满职业感的紧身裙限制了发挥，裙档都差点裂开来。
一瞬间，我瞅了眼楼下，工业厂房可比普通住宅高多了。
后边几个大老爷们儿都露出惊恐的表情。这种程度摔下去，万一落地姿势不好，不死就是半残。
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还是半个新手律师。
新手律师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子肥。那天，所里接到这起破产管理案件，没有一个同事愿意接手，最后主任找到了我。
主任跟我介绍了情况，破产企业叫欣荣钢厂，原本规模挺大，养活将近300名工人，可到2014年初效益就不行了，直接申请破产。
现在厂里剩下的这200多名工人，每个人被拖欠6万块左右，合起来就是一千多万！
老板破产后，他们拿不到钱，还被赶出厂子另谋生路，一下子群情激愤。
要负责这起案件，就要负责起这200多名工人，首先要完成对钢厂的清算，再将资产分配给各位债主，工人才能得到这一千多万的烂账。
主任最后一次跟我确认，是否愿意做这起案件的负责人。
很奇怪，她问的是“你愿不愿意”，而不是平时的“你能不能行”。
我根本没有细品她的话，就说没问题。
这个执业年限比我年龄还要长的女人，意味深长地撇了我一眼，让我用心去做。不过临走前，她特地嘱咐我，凡是和这起案件有关的出访，都必须带上她的司机李师傅。
很久以后，她告诉我真心话：“那时候，觉得你脑子不太够用。”
当时我根本不了解这事儿的难度。有经验的同事都知道，破产项目中最棘手的，不是繁琐的事务，而是那些对法律不了解，还有使不完的劲儿的工人。他们失去了生计，再加上特色民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
但我直到坐着李师傅的车，第一次来到钢厂，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厂区的大门被完全砌死，只在旁边留了扇小门，挂着一把大锁，每次只能过一个人，严防程度堪比看守所。
高管告诉我们，工人担心最后拿不到钱，总是联合起来去工厂里偷东西，他们根本看护不了，只能用这种极端方式来进行防卫。
这次我来的任务，是要和高管们收回公章，再顺便摸底，找到各种财务记录。而李师傅的车进不去厂区，只能把车停在附近等候。
高管带我走进了财务室，这期间，陆续有人扒拉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
等我整理好了全部财务账册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走廊里竟然挤满了200多个工人。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铁锈味儿。
那时天气已经有点热了，工人们身上还穿着印有“欣荣钢厂”字样的棉袄。整个走廊里闷闷的，这200个人走得越近，气氛越沉闷。
场面很诡异，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年轻小姑娘，跟200多个面色晦暗的东北汉子无声对峙着。
最开始，我还试图对所有人解释，自己是保护他们权益的律师，将负责这次破产的清算。
结果那个身高一米九的大汉声如洪钟，顶着我的话质疑了一顿，一石激起千层浪，人群全都沸腾了。
我以为他们是关心钢厂的破产问题，但那一双双充满敌意的眼睛，让我突然恍惚。我鼓起勇气扫视一圈，却发现大多数工人并不与我对视，只是低头看着脚面，偶尔抬头恶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后迅速转移目光。
奇怪的是，这些恶狠狠的眼神里，似乎带着一丝困惑。
有人在小声地问：“接下来日子该怎么过？”
最后，工人们一致认为不能让我走了，必须把事情解决了才能走。
这惨淡现实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大嘴巴子，扇得我脑袋瓜子嗡嗡的。如果拿不走印章和账册，下一步工作难以进行，我在主任那夸下的海口，也无法交差，更别说为这些工人们拿回一千多万的欠款。
一个多小时过去，工人们还是堵在门口，我一着急，就要跳窗逃脱。
也是这时我才发现，穿着紧身裙根本迈不开腿，而且楼下就是水泥地，没有任何缓冲。
我咬了咬牙，干脆直接把裙子捋到膝盖，在几个老爷们儿惊愕的眼神中爬上窗户，一把抱住下水管道，小心翼翼地往下滑。
结果滑到距离地面两米多高时，裙子已经快被掀到腰部了。我只能跳下去。
伴随着几个大哥异口同声的“哎卧槽了”，我像体操金牌选手一样稳稳着地，蹬着高跟鞋冲到李师傅的车上，绝尘而去。
坐上车，我终于能喘口气。
李师傅不放心地在后视镜里观察着我，“这群大老爷们儿太不应该了，谁家的闺女不是块宝。”
我无法抑制住心里的委屈，“我明明是为了保护他们来的，这群人却不分青红皂白地为难我。”
抱怨完，我不知再说点啥，陷入沉默，过了一会儿，我用车上的音响放了首欢快的歌。
时至今日，再听到那首歌，我脑海中依然浮现出那个傍晚，车窗外闪过一片片灰败的建筑，以及废弃的设备车辆，还有200张愁苦的面孔。
那句工人们小声的疑问，反复在我耳边盘旋：“接下来日子该怎么过？”
从欣荣钢厂回来的隔天，主任问我，这个案子还有没信心做下去？
我说有。
那次回来我想通了，工人是因为不懂法律，再加上失业的压力，才会对我那么警惕。如果每个律师遇到这种小问题就不想干了的话，这个行业也许不该存在。
我向主任拍着胸脯保证，一定完成破产清算的任务。
承诺完，我转身筹备接下来的工作，想让案子进行下去，必须得帮工人解决问题——如何生存。
据我所知，这些工人们在工厂干了十多年，技能单一，再想找到对口的工作很难。
更难堪的是，这些人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现在只能打零工，收入极不稳定。其中甚至有60多岁的老工人在外边乱跑，只为混一口饭吃。
我决定帮工人们找到新的工作，这就需要先组织工人们集体解除劳动关系。
很快，我第二次前往工厂。
这次律所主任派了两个同事协助我，其中一位是杨律师，有多年的执业经验，只是很少和我交谈，也从来不对我的做法发表意见。
那时我天真地以为，问题很快就会迎刃而解，谁知道，危险逐渐升级。
上次吸取了教训，我们没有直接前往工厂，而是把解除劳动合同的办公地点，定在了当地派出所。
每进来一个工人办手续，我都会尽可能通俗地告诉他们，解除劳动关系是为了顺利入职新工作，并不代表他们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很多工人还在犹豫。他们担心会失去那6万多的欠款，毕竟这笔钱够一个工人家庭生活一年。
其实我也不指望工人能通过几句话就听懂法律专业知识，这太强人所难。但我还是努力在解释：“你需要解除原有的劳动合同，才能入职新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代表债权债务关系的终结，当公司财产处置完毕之后，该给的赔偿都会给的。”
可我发现，每次说完，他们原本茫然的眼神，变得更茫然。
但每换一个人签字，我还是反复说着，就算别人再困惑也要说。因为哪怕他们不懂，也拥有知情权。
正当我在反复解释时，门突然被踹开了。
一个满身酒气，眼睛通红的中年男人踉跄走进来，身上的钢厂制服污渍斑斑。他扫视了一圈办公室，骂了句三字经：“解除他妈的劳动合同！不给钱，谁也不许给老子签字！”
这个姓陈的酒鬼，居然在派出所里，威胁身边每一个人：“今天谁再敢签字老子就弄死他！反正我孤家寡人，不怕！”
周围没有一个工人敢说话，他们知道这人确实是光棍，身无挂念，就怕会干出什么事儿。
我默默把手边的东西挪开，尽量压制怒火，跟陈酒鬼说：“需要等财产处置完了才能给。你如果不签，那……”
我话没说完，就看到他抄起键盘，向我冲过来，手高高举起。
来不及躲闪，我闭上眼睛，只听到“嘭”的一声，左边脸颊像是被硬物砸到，瞬间像火烧一样疼。
几个高管应该也没想到酒鬼会动手，这时才赶紧上去抓住他。
陈酒鬼顺势躺在地上，挣扎着不想离开，嘴里污言秽语不断。他还想要冲上来打我。
我捂着左脸，扫视了一圈四周的工人们。
他们当中许多人，身材都要比酒鬼高大，刚刚只需要上来一胳膊，就能拦下他。但现在，所有人站在原地，默默观望着。
我忍住疼痛，把键盘收好，让工人们继续签字。我依然给他们每个人都解释一遍何时能进行赔偿。
流水线再次运作起来。
有些工人上来签字时，问是不是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了？我说“是”，对方不太敢抬头看我。
我又讲解了一遍赔偿知识，只是这一次，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回去的路上，我的眼泪一直在眼眶打转。
我知道，让自己难过的不是被打了，而是旁观，来自那些我想帮助的人的旁观。
倒霉的事儿接二连三。
第二天主任特意找我，看着我红肿的脸颊，她突然说：“接下来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环节，你不要再参与了。”
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小组，总共有5位律师。我被排除在外后，直接负责人变成那位更有经验的杨律师。
杨律师处理案件的方式很直接高效——至始至终，不跟工人说一句话。
她每天只干几件自己份内的活儿，无论工人怎么询问，也是一副冷脸，闭口不言。但这样做，她确实能保证自己不受到迁怒。
我闲了下来，开始每天坐着李师傅的车，处理一些印章之类的杂事。虽然我做的只是琐事，但李师傅始终没有一句抱怨，我心里感谢，觉得他虽然沉默寡言，却很照顾我。
一次在路上，李师傅问起我，为什么没有追究被打的事？
我说：“那天工人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听到几个人说孩子的辅导班都停了，如果不是真的没钱了，不会在孩子身上省钱。”
李师傅眼睛看着前方，低声说，“他们还穿着冬天的棉袄呐。”
听他这么说，我想到自己的一个亲人。他在机床厂当了一辈子工人，每天也是一副愁苦的脸。我就觉得这些工人和他一样，并不坏，只是还没准备好接受现实。
这样的下岗工人，过去在东北有太多太多。
他们原本用一生赌定一座工厂，却突然被命运摆了一道。我小时候听说有人去当了匪，也有人下了海，还有丈夫骑着单车载着媳妇儿来到筒子楼下，再看着媳妇儿走进别人家里，自己在门口独自等待两个小时。
那天我和李师傅聊了很多。聊着聊着，他突然下车，给我买了杯奶茶。
我接过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以前也是工人，修配厂的。”说完，他就陷入沉默。
我没问他为什么现在当了司机。
我让他放心，“这是我的工作，不可能因为部分工人不理解，我就不做下去。”
李师傅没有直接回应我。
只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有事瞒着我——负责人换成杨律师，我又被强行撤离的真正原因。
没过两周，我就在这桩破产案件里，见识到了律师职业的阴暗面。
当时我觉得即使自己不再是负责人，也该为履行许下的承诺，为签下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们安排一个去处。正好有个新成立的轮胎厂，需要大量工人，我们互相打好招呼，要把工人组织起来送去面试。
我特别兴奋地跟主任汇报，老太太一边喝茶，一边问我：“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当时心想主任真无聊，做什么都要原因。但嘴里不能这么说。
“我们解决了工人情绪，轮胎厂解决了招工，共赢。”就这语言组织的，我自己都觉得骄傲。
主任听完撇了撇嘴，同意我自己去跟工人们协商。
我自己联系不上工人，就找来工厂的高管。然而有个高管告诉我，自己可以把工人组织起来，联系方式也收集好，“但要跟每个人收一百块钱，钱分你一半，各赚50。”
这个人姓李，我记得他长得瘦高苍白，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眼神总是闪烁不定。
我直接拒绝了姓张的提议，问他是不是丧心病狂了？
我搞不懂，这些工人还有一大半工作没着落，好不容易有一次面试机会，为什么还会有人想要从中骗钱？
最终，180多个工人去到轮胎厂面试，轮胎厂提供了五台大巴车。那天忙完其他事情，我跟李师傅一起过去看看面试的情况。
结果刚到轮胎厂，就看到一小群工人在大巴车旁争吵，声音还挺大。
我赶紧凑过去。发现姓张的被这十几个人围在中间，大家都吵着让他退钱。
我拉住一个大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看着我，抹了一把嘴角的唾沫星子：“你是刘律师吧？我就问你，我们面试不成功，二百块钱为什么不退给我们？你一个律师还差这二百来块钱吗？”
我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费力地扒拉开这些争吵的大汉，他们看到我，瞬间安静下来。
那个姓张的不敢看我，一直瞅着地面。
“刘律师，他说是替你收的钱。我们这些面试没成功的，为什么不能退钱？”说话的男人身上依旧裹着欣荣钢厂的制服，一脸挫败，嘴角向下的弧度像是马上要哭出来。
一个看上去60多岁的老工人接着说：“那要是实在不行，把车费扣了，剩下的钱还给我们吧。”
过了60岁肯定不会被录用的，我看着这位正在哀求的老人家，什么也说不出口，掏了一张毛爷爷，让他先回家。
我彻底愤怒了，冲着姓张的高管大声质问：“你凭什么收这些人的钱？”这人依旧低头不语，也不说愿意退钱。
我只好转身向其他工人保证：“这两百块钱，我一毛钱没收。而且我已经跟轮胎厂谈好了，面试成不成功，都会有大巴车免费送你们回去。”
姓张的点了根烟夹在手指间，小声地说：“我说的是杨律师不是刘律师，你们听错了。”
我一听他这话里的意思，是杨律师指使，暴脾气就上来了：“我们所的律师就不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还不至于沦落到挣这份丧良心钱！”
当时我觉得，杨律师好歹是老前辈，算是事务所里的得力干将，不可能为了这万八千的掉份儿。
姓张的看了我一眼，嘿嘿笑了几声：“刘律师，你还是年轻。”
他说这话时，恰好杨律师走过来，她应该是听到了我们之间的对话，看向我的眼神冷冷的。
最后，姓张的同意把钱全部退给大家。
这一次，没有人反驳我或是谩骂，他们听从了我的指挥，默默地站在原地，等着姓张的退钱。
回去的路上，我跟李师傅开玩笑，说自己今天可风光，没有被骂，没有挨打，真正帮工人解决了一次问题。我能感受到，经过这次事件，工人们慢慢对我这名律师有所信任。
原本专心开车的李师傅，突然伸手摸着我的头，轻声地说：“丫头，这件事你做对了，但你不适合干这一行。
轿车飞快地向前行驶着，车厢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没等我问为什么，他就直接告诉我：“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原来，早在我帮工人解除劳动合同时，同行的杨律师就找到主任，说我极其不专业，居然冲动地跟一个酒鬼讲道理，不仅害得自己挨打，还危及了身边其他律师的安全，不适合继续作为负责人。
这次我间接断了杨律师的财路，不知道她又会去找主任告什么黑状。
果然，几天后我又被主任叫到办公室。她让我去跟一个刑事案件，接下来钢厂的事务，涉及到组织债权人会议，流程负责，由经验更丰富的杨律师全权负责。
我直接被踢出这桩案件了。
我只能接受安排，但要求在空闲的时候，继续跟进破产案件，哪怕是杂活。
主任勉强答应了下来。只是她没想到，形势很快进一步恶化。
债权人会议开始了，本来不该我去。结果当天，主任突然把我喊过去，说需要帮忙。
债权会议，简单来说就是要把钢厂所有债主召集起来，商量怎么分配资产。没想到工人们听说了，全都火急火燎赶来现场，他们不明白债权会议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这和自己切身利益有关。
甚至原先去轮胎厂的那些工人，也全都旷工赶了过来，堵在会议室大门口。
安保部门为了防患于未然，在会议室门外拉起一道人墙。
这却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焦灼了。
这些工人虽然单纯，对法律不了解，但他们听不懂话，却可以听得懂态度。情况正在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不时有人交头接耳，准备进一步行动。他们已经认定，无论是接手案件的律师，还是门内开会的这群人，都不管工人的死活了。
几个站在前面的大哥，使劲把头从两个特保之间挤到会议室门口，企图透过厚重的门板听到一点消息。然而一片沉寂。
这一次，没人再为工人讲解情况，他们的困惑，再次被彻底转化为愤怒。一些性格急躁的大哥嘴里已经开始骂骂咧咧，“不听我们意见就把工厂掏空了，让我们最后一毛钱都拿不到。”
中途有个债权人想出去上厕所，刚推开门，工人们听到响动，呼啦一下全都围了过来，“我的钱！”
债权人赶紧把门关上，憋了一下午尿。
会议结束了，工人们依旧不肯散去，讨论着钢厂欠大家的一千来万。但没有一个人能拿定主意，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时我刚进门。他们看到我，呼啦一下把我团团围住。
“今天会议的主题不是处置财产，是听取债权人的意见。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说。
我真觉得自己倒霉，那又不是我的车，也许命里该有此劫。
但我已经长了记性，选择尊重他们的情绪，不再争辩，撒丫子就跑。
打开车门，杨律师早就在李师傅车上等我了，好像没事人儿一样。
我在车上陷入了焦虑。这些工人的知情权不被尊重，很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一直以来，他们就没找到有效的维权方式，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这次只是围堵会议，谁能保证下次是什么？
果然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那天，事情闹大了。
当时我正在处理其他案子，开完庭，主任直接让李师傅把我送到会议现场。
如果不是提前告诉我去的是哪儿，我都以为自己是去了一个神秘组织举行仪式的现场。
200多名工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上。
这个破产案件可是法院分配的，要是工人们跪到信访局去，那律师事务所就甭开了。因为之前只有我跟这些工人有过互动，主任就想看我能不能跟工人沟通一下。
我出现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我，鸦雀无声。
沉默片刻，跪着的工人们好像反应了过来，开始用膝盖一点点挪动，主动给我让出一条路。
那一瞬间我有些激动，感觉自己要登基称帝了。但我实际行为很怂，工人们让出的那条路，我走得小心翼翼，不停地对他们弯腰点头，这种跪拜我经受不起。
我打开会议室大门正要进去，一个大哥冲我喊：“小刘律师啊，记得告诉我们，里面发生了啥啊！”
好家伙，这些工人是真拿我当自己人了。
会议结束后，我向工人传达会议内容，这些人手插口袋，听得聚精会神。
我说：“听不懂可以问，但是不准骂人！”
他们小声交换着意见，但是并没有人提问，反而神态轻松地散开，“得嘞，跟咱们啥关系也没有，开个什么会一天天的！”
“我就不明白，你们老是要求我到现场是什么意思？”我每次传达的他们都不满意，又非要我过来。
“我们吧，都是大老粗，啥也不懂，以前就觉得你愿意跟我们多说几句，不像别人根本不搭理我们。就面试那回，我们就更相信你是我们唯一能相信的人了。”
“让你来还委屈你咋了？你得为人民服务啊。”大哥说的理直气壮。
我有些无奈。
晚上，主任请我们破产项目的几个人吃饭，酒过三巡，老太太略带酒意：“小刘，把你送过去化解矛盾，难为你了。”
我喝大了，端起酒杯，喊出看守所里的标语：“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第二天，我酒醒了，就接到了主任的新任务：安抚工人的情绪。接下来只要是跟钢厂有关的活动，我都得在现场跟工人通报进度。
或许主任也明白了，没有人喜欢被隐瞒，没有人喜欢自己被当成没有沟通价值的那一类。
行，我就是用来吸引对方火力的，让他们开炮吧！
没多久，我就习惯了另类的工作节奏。但凡工人一闹事，我就得过去和他们解释。
现场往往是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年轻的女律师，对着上百个老爷们儿，讲解专业的法律执行进度。
“本次债权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通知各位债权人，本次破产程序进入到了资产评估阶段，需要一个专业的机构对资产评估出一个价格，然后登报公告。如果这个价格没有买家愿意竞拍，属于流拍，那么降价20%，再次登报公告，有买家愿意竞拍就会进入拍卖程序，如果流拍，就要再竞价，进入拍卖程序，直到资产卖掉了为止。”
总有人好奇问过我，就这玩意儿，工人们能听得懂吗？
但我还是那句话，工人或许听不懂内容，但他们能听懂你的态度。从那以后，这些大老爷们儿虽然还会闹事，但已经不再和过去一样走极端了。
其他工作也在同时进行着，很快就要开始一个重要环节——经过几次流拍和竞拍，工厂的财产终于找到了有兴趣的买家。
很多购买人准备来实地考察。工人们用几道人墙把工厂大门堵得严严实实，坚决不让任何人进去。
我明白，他们是担心工厂里的东西被莫名卖掉，自己却没有拿到赔偿，所以不想让人随便进去。
杨律师准备报警，我没同意。一旦报警，肯定会激化矛盾，目前这附近的警力真不足以维持秩序。
我试图说服工人们，可以先守着大门，至少先让购买人进去：“难道里面的机器是能插上翅膀飞了吗？无理取闹!”
“快拉倒吧，你上次还跳楼爬墙跑了呢。”有个大哥突然提起这一茬。
我表示自愿留外面当人质，自己不进去，让杨律师去看机器。
几个带头的工人展开热烈的讨论。
有的大哥认为不能让我进去，我个子太小逃脱本领还强，一旦进去，可能带着客人偷完东西就跑了。还有的大哥觉得就因为我逃脱本领强，更不应该用我当人质，谁知道我能不能再一次溜了。
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他们选择信任我：“你跟着进去吧小刘律师，你要保证一个螺丝帽都不能丢。你作为我们的律师，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财产！”
剧情转折猝不及防，我一下子从人质又变成了自己人。
结果等购买人走了，我又成了敌人。
工人大哥们开始对我进行直击灵魂的拷问：什么时候卖厂区？什么时候给钱？到底能不能给钱？
我的回答当然不能令全部人都满意，引起了一阵骚动，依旧伴随着脏话。
我看着他们张张合合的嘴，很想通过他们的眼睛和表情，去看清他们内心对我到底是厌恶还是什么情绪。然而这些情绪太难描述。他们面部全是向下走的纹路，除了愁苦看不出别的表情，即使是愤怒时，嘴角也是向下的。
我默默地站在那听他们聊天，话语里都夹带着脏字。然而我细听之后才发现，他们并没有在用恶毒的语言谴责我，而是在用脏话拉家常。
无论是讨论新工作，还是孩子的学习，好的坏的。
我突然有一种释然的感觉，觉得他们可能并不是讨厌我，更没真的把我当作敌人。
我以为自己就这么远离了欣荣钢厂。可没成想，这群工人居然在3年后指名要找我给个说法：“必须要那个小刘来现场。”
那时工厂已经被拍卖，但工人们还没拿到钱，于是聚集在大门口不允许买家入驻，扬言要闹事。
我匆匆赶到现场：“又咋了？你们都不用上班吗？”
站到他们面前，我很自觉地进入角色。“都3年了，过几天等钱发了，还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旷工扣掉的钱多。”
看我出现，工人大哥们急了，谴责我怎么现在才来。只不过他们的语气，更像是亲戚对家里孩子的那种责怪，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不赶紧回家帮忙？
“厂子都被卖了你才来，你干啥去了？我们找你是吃干饭的啊？”
我翻了翻白眼，回头找到主任商量，如果把东西卖了，能否不按照预定的程序，先把工人这一千多万给分发完毕。
主任同意最先给这些工人分钱，大概一周就能整理好，但是要跟其他债权人协商一下。我说没有必要协商了，这种做法不算严重违规，本身工人的债权就应该是优先的。
主任同意了。
转头我又换了另一副面孔，教训起这帮大汉：“都别吵吵了，一天天就知道冲我发火，啥也不是！一周以后来领钱！”
这些工人大哥们等了三年，每次听到的都是暂时分不了钱的消息，习惯性地想要继续反驳，但是话到嘴边突然反应过来，这回是真的要分钱了。
“不走就不分了啊！”为了防止继续拉扯，我只能吓他们一下。
工人大哥们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三年来，他们第一次对我笑，还面带笑容地开始夸我，但就连夸我都夹杂着骂人的话。
有个大哥把烟头往地上一砸，然后用脚使劲地碾了碾：“有钱了，回去给孩子报个辅导班，还得是读书才能有出息，咱家孩子将来读好书了也能像小刘这样，妈的。”
分钱那天终于到了，主任让我最后去主持一次现场。只要那些工人在我这签完字，他们跟钢厂的所有爱恨情仇就此了结。
每一个人签字之前，我都用手捂着签字处：“跟我说谢谢，不说谢谢不让签字，签不了字就要把钱还回来。”
没想到，这些曾经在我面前骂人一个比一个顺溜的人，对于表达谢意却显得极为羞涩，有人面部紧绷，有人用手摸摸鼻子，挡住脸上的一点红晕，蹩脚地说着谢谢。
看到他们难为情的样子，我觉得之前做的一切，值了。
当初打我的陈酒鬼也来领钱了。他看到我，明显一愣。
我发现他身上还是那套破破烂烂的的钢厂制服，已经看不出原有的颜色了。
“所有人都找到工作了，你就不能找找工作？不上进。”我损他。
酒鬼手里握着厚厚一沓钱，笑嘻嘻地站在我桌子边挨训，还不停跟我解释：“小刘律师，我找到工作了，就是孩子上学什么的也需要钱，这身衣服凑合穿，留点钱给孩子花。”
在他的讲述里，我才知道，当年下岗的伤害已经过去。钢厂倒闭以后，他丢了固定饭碗，只能外出老实做工，还把酒给戒了。如今老婆也回来了，不再是当年的光棍。
听他絮絮叨叨很久，让我最开心的是，他也开始叫我“小刘律师”了。
“你先别签字哈，你把我脸打坏了，扣钱给我整容。”我捂着签字处揶揄他，酒鬼嘿嘿地赔着笑。
“赔，赔，我同意赔。”他拿着笔，尴尬地笑。
我心里一慌，马上往所里赶。
路上我仔细回忆，好像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犯什么致命的错误，这些人没有理由在程序终结这么久之后，还要回来找我麻烦。
我在路上酝酿了很多骂仗的台词，决定这次再也不要惯着他们了。
一进事务所，我就在熟悉的走廊里，看到一群人挤挤挨挨堵在门口。我冲上去，鼓足气势：“卧槽，现在还来找我闹事，你们可就是正经的刁民了，这事都结束多久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带头那个一米九多的大哥，像变魔术一样从胳肢窝里拽出一个锦旗，潇洒地一抖落。
好家伙，终于干点人事了。那天的最后，我和他们合了张影。
我留下了照片，但把锦旗留在了曾经供职的那家事务所。
一是我觉得，这份奖励是给3年前那个受过委屈的自己的，而现在钢筋铁骨的我，已经不需要了。
另一原因是，锦旗挂在事务所的那面白墙上，以后每个来上班的律师，经过时都能看到吧。
这件事之后，刘任侠曾经的主任对她刮目相看，每次律所年会，都会邀请她回去参加。有一年，当着一百多个前同事的面，刘任侠被主任问了一句话：你当初怎么会对那200多个工人那么有同情心的？旧事重提，刘任侠一激动，嘴直接瓢了，蹦出一句：“因为我也是工人的女儿。”她说完，底下有人在捂着嘴偷笑，大概觉得她没什么长进，还是当初那个傻大妞吧。现在想想，刘任侠不服气，跟我强调，说这绝对是主任的问题没水平。“我对工人那就不叫同情好吗，他们虽然单纯，不懂法，但我得去讲解，这是他们的知情权，也是我得有的态度。”我觉得她虽然偶尔任性，但话总说得在理。觉得别人不懂，就不去解释，那不叫担当，叫偷懒。没人希望被当成“不需要你知道”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