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宫玉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古代中国：大一统格局下的制度演进
一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往往是基于国家所面对的核心挑战而形成的。核心挑战不同，决定了国家治理中不同目标的相对优先性不同。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华裔史学家王国斌先生在比较中西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曾说：“欧洲从未丧失其多国体系，而中国则未能真正经历过永久的分裂。”如果说欧洲国家的国家治理是围绕着国家间的冲突而展开的，那么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则是围绕着王朝的兴衰而展开的。
在古代中国以整体性为特征的背景下，中国文明很早便表现出大一统的基本走向。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外部的冲突，欧洲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国内的战争，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在一个以分裂与冲突为特征的秩序中，欧洲国家在国家治理上所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冲突与竞争中的生存问题；在一个以整体性为特征的格局中，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主要是围绕着内部秩序的崩溃与重建而展开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古代中国形成了以天下体系为背景、以王朝国家为主体、以王朝兴衰为主题、以内部的稳定与整合为重心的国家治理模式。
这种以大一统为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适应了当时相对封闭的世界格局，为农耕文明维持基本的和平与秩序提供了保障，使得历代王朝可以在生产力和发展水平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集中起巨大的社会剩余，从而在农耕时代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成果。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符合中华文明两千年来生存与发展的深层逻辑的体系。从秦汉到明清，古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套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笔者认为，直到今天，大一统的理念依然对中国国家治理模式起到一定影响。
但从另一面来说，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必然存在历史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以王朝国家为主体的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看成是一个垄断体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取得天下权力的王朝家族作为垄断者，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垄断带来的福利，维持着垄断的局面，并警惕地监视着各种可能挑战垄断、引起变动的力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秩序中，这种治理模式是有效的。但是，一旦卷入以竞争与冲突为特征的格局中，这种治理模式的弱点就暴露无遗。
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通过暴力手段，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使当时的中国被迫进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之中。面对外部力量的冲击，以王朝认同为特征的古代中国必须转型为以民族认同为特征的现代国家，否则国家治理就无从谈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都可以被看作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持续努力的过程。但是，这些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如何在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中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俄国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求救国之路的爱国之士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一种新的构建民族国家的模式，即先由政治精英组建强有力的政党，然后再以政党为国家的基础和骨架，联同人民群众完成构建民族国家的任务。这种先建党、后建国的模式一经提出，便为仁人志士所认同，此后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面貌由此形成。在当时中国的诸多政党中，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为彻底，对中国社会问题思考更为深刻，凝聚力、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便挑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走出了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民族复兴之路，将国家的构建过程变成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在探索如何建立新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过程中，共产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取得了最终胜利。美国学者弗兰兹·舒曼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性斗争登上权力地位，创造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约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长的基础。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都是理解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构建和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不管是组织上、意识形态上还是国家发展与治理模式的选择上，都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迅速恢复经济发展，而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依靠政治动员。换言之，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