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飘飞、翠柏常青，当年昆明北郊的商山是万千云南少数民族学子的心灵家园，那里是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的窗口，也是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摇篮。
之前的几十年，云南民族大学前身——云南民族学院就一直在商山，那里留有深深的云南民族学院烙印。
昆明有一条天然城市中轴线，那就是由五华山、圆通山和商山三座小山组成的串珠，最北的商山是昆明城乡分野。
商山大部是云南民族学院校园，其东小菜园，小菜园往北就是一望无垠的田园。
那时的昆明保有完整地平线，商山北望，奔来眼里的是稻谷金黄的田园和农庄，远处长虫山那边，依稀可见下马村、岗头村的袅袅炊烟，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
“商山樵唱”曾是“昆明八景”之一，1931年龙云于此创建“南箐中学”，校名是白族才子周钟嶽取的，以“天南箐笼”意云南乐育英才；解放初改建为云南民族学院。
商山北麓有莲花池，那儿是陈圆圆终老的地方。云南民族学院就在商山与莲花池之间，分为东院、西院和北院。
东院是教学区，格局为南北向，随地势布局：大门——甬道——本科部教学楼——中楼（学院办公室）——大月台——礼堂（志公堂）中轴线。礼堂在商山最高处，中轴线东面有篮球场、招待所、回族食堂、干训部教室；西面则是排球场、篮球场、图书馆、沐浴室和开水房。
中轴线两边是花园，中楼前的花园左右有紫藤小亭，那儿是我早晚读书的好地方。
志公堂前的大月台有过辉煌历史：1955年五一劳动节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民族学院，就坐在大月台石凳上观看学生歌舞表演；1986年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到云南民族学院访问，也在此观看表演。大月台两边的斜坡也是花园，有许多火红茶花和如磐铁树，景致非常好。
图书馆、中楼、干训部教室和礼堂都在商山顶部，空地间林木繁茂，其间的空地多柏树、梨树和翠竹，依稀还有些“商山樵唱”痕迹。
东院往西过莲花池正街就是西院，是学生生活区，西院有七幢主体建筑，路边是两幢新建的砖混宿舍楼，然后是红砖楼、校医室、青砖楼、预科部教学楼和食堂。
西院北边是“莲花池居委会”的大片民房，莲花池正街在山脚分为两岔，均可达民族学院北院和北校场。
顺小街下长坡，数百米见方的莲花池即奔来眼底，因为流水不畅，已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困水塘。池东是云南民族学院的北院，那儿是教师生活区。
那时的云南民族学院总体分为三个部分：预科部、干训部和本科部。预科部包括高中六个班（边疆特少民族生）和直升班，约400人；干训部三四百人。1984年的云南民族学院的本科已步入正轨，当年是小班制，学生人数较少，历史系四个年级分别为81级40人、82级40人、83级30人、84级40人，全系学生总数不过150人；当时本科部共有历史系、中文系、经济管理系、外语系、数理系（1984年刚拆分为数学系、物理系）、政治系（1985年后改为政法系）、民族语言文学系（五年制，仅有80级德宏傣语、西双版纳傣语、景颇语、佤语、拉祜语、彝语、傈僳语7个班）。本科生约一千人，也是云南民族学院的主体部分。
我入学时，主持工作的是副院长黄惠焜，他是位傣族史专家，副院长有罗开云等，云南民族史泰斗马矅是名誉院长。任课教师中有许多是名家，如王宏道、刘亚朝、张金鹏等等。
那是全民求学的年代，除了必修课，系里还有许多选修课。历史系师资强大，每当有历史学家王玉笙、民族史学家罗大云、刘亚朝，宗教学家王宏道、考古学家汪宁生的选修课时，阶梯教室里总是坐无虚席，连外系的学生也来听。
大学学业相对宽松，没有硬性上晚自习的要求，但每到晚上，教室和图书馆灯光通明，同学们在安静的校园里汲取知识。
院学生会组织能力很强，各种活动组织得很好。负责合唱团排练的李自强老师组织能力非常强，云南民族学院合唱团曾连夺多项桂冠。
中文系84级的段武是我的鹤庆老乡，他在院学生会工作，后来任宣传部部长，他平时就住在志公堂门厅上方，负责每天的广播，同系的张银奎我俩常去找他玩。
志公堂是抗战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夫妻避难云南期间在昆明设计的两幢建筑之一，当年我真羡慕段武能在那古香古色的地方静心生活学习。
那时云南民族学院文学风气非常浓，西院到东院的路旁有几块黑板报，常刊野草文学社“大咖”们的新作，引来品评和讨论。
那一年，受良好的体育风气影响，我还学会了看足球。1984年冬，时逢亚洲杯，中国国脚赵达裕、贾秀全等经一轮轮苦战，终于勇夺亚军。到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时，我已经是一个铁杆球迷，坚定地支持最喜爱的南美球队，并见证了马拉多纳成为一代新球王。
看电影是那时学生们的主要文化享受，省城电影院很多，离民族学院最近的是圆通电影院，就在云南大学东二院旁。
我所的历史系84级有着光荣的历史，那时院里每年举办一届“团结杯”篮球赛，我们班竟连夺1985、1986、1987三届冠军。
班里帅哥美女如云，白族同学高利生，彝族同学高忠明、哈尼族同学赵志宏，纳西族同学张永康，普米族同学马复礼都是有名的帅哥。美女同学那就更多了，昆明的马蓉、大理的茶芳、楚雄的吴明华、玉溪的张亚红等都是有着闭月羞花之貌的才女。
我们班前后经历了四位班主任，分别是许老师、陈老师、张老师和侯老师。
除了老师们的教授，图书馆是我汲取知识的另一途径，院图书馆二楼有“线装书库图书预览室”，大三后我常整天整天地泡在那里博览群书，并摘抄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夯实了学业基础。
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王宏道教授。王先生当年已七十有余，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宗教学家，也是恢复高考后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创办者和系主任，组织编写了《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简史》，主编了《纳西族简史》，总之，是位学界泰斗。他对我提出的佛缘、地缘促就鸡足山佛教兴盛论点非常赞同，并指导我进一步充实史料，还亲写了“史缘”部分内容。几易其稿，终成《试论鸡足山佛教兴盛》一文，我也顺利完成了学业，后来发表于《云南地名集刊》。
王先生对我非常关心，曾力劝我完成本科学业后继续深造，报考他门下。但因家里经济拮据，已无法继续供我上学。我抱憾地告知王先生原因，他听后非常失望，嘱咐我工作后不要放松史学研习，有机会又考研。我毕业前，他还特意修书一封，让我到下关亲交他的老朋友、时任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旭先生，请他帮忙联系，让我到文化部门做历史研究工作。但事与愿违，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非但没有回家乡工作，还去到了遥远的怒江大峡谷从事行政事务。直到1996年春调保山后，我才真正做了些历史研究方面的工作。
如今，恩师早已驾鹤西去，但他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关爱从没忘记。
1984年秋至1988年夏，在良好的氛围中，我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