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38位“新三届”学人励志传奇、成功故事、反思、梦想，呈现给读者一个难以复制的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一部由回忆录、日记、随笔、散文组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私人札记。书中作者均为各界精英，包括陈平原、陶景洲、王辉耀、刘震云、王绍光、刘宏、徐小平等一批知名的企业家、作家、律师、学者、海外华人。他们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重新集结，为中国梦建言献策，贡献思想，把脉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
“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毕业30年后的今天，在政、商、学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成长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
在中国当前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关口，在77、78、79级毕业30周年之际，本书既是一种集体的追忆与纪念，也力图唤醒当年的梦想、激情和社会责任感，总结和反思那三届30年的成就与不足，并展望未来的路径，探讨新的趋势与选择。
随着77、78、79级的同学们很多都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栋梁之材时，他们也已经度过了他们人生的大半难忘时光，也成为一部分难忘的中国记忆。他们希望自己的独特经历和体验，能够给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以更多的启迪。
李子实——伸向远方的清华台阶
人物简介：李子实，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在国家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四年，此后成为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1997年，进入清华紫光集团，曾担任下属上市公司总经理。现任维信诺集团顾问。三十年沧海桑田，历经中西企业文化的碰撞融合，见证时代起与伏，感悟人生名与利。
朋友向我约稿，要我写写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届学生，实在是有些忐忑。似乎有很多东西可写，但又无从下笔。
想起一次在汕头和别人谈事，说到我是清华毕业，他们都说常和清华的人打交道，你不像清华的人，风格和言谈举止都不像。其实我是生在清华校医院里，在清华附小、附中度过“文革”时光，“文革”末期又在清华附中当老师，1977年高考进入清华化工系的。工作多年后，又在清华读了EMBA。说实在的，比我更“清华”的人很少。这使我意识到不同年代的清华学子或许已经有了很多不同，我们这代人身上一定是有着与他人不同的“历史烙印”。
“代沟”这个说法，已经有几十年了，毋庸置疑，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想法、做法、生活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尤其在这个变化得让人目不暇接的年代，据说五六年就会有“代沟”，像我们这批最年轻也到了“知天命”年龄的人，与后来者有诸多不同应该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刚恢复高考就考入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人，一定有着更鲜明的历史烙印。这种历史烙印不仅仅在于我们上学之前的那些不可复制的经历，更在于我们经历、践行和见证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巨变过程。
几十年走来，许多往事已如烟散去，却总有一些挥之不去，许多记忆已如碎片难以拼接，却还有一些凝固在脑海里。评价一代人本身就是件很困难的事，不如把自己的经历勾勒出来，让大家去体会吧。
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
人物简介：张亚勤，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人物简介：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著有《图穷对话录——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等多部著作。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陶景洲——实务为国，律师人生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
熊晓鸽——在早晨第一缕阳光中起飞
人物简介：熊晓鸽，湖南大学77级外语系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现任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1993年，协助IDG创始人兼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在中国创立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现更名为IDG资本），是最早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人士。2004年，熊晓鸽在母校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和“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同年，他荣获波士顿大学“杰出校友奖”。
母亲生我的时候，一只鸽子恰好飞进喜气洋洋的家里，于是父母给我取名晓鸽，寓意人生就像这清晨的阳光一样绚丽灿烂，像可爱的鸽子一般自由自在，快乐飞翔。
我的成长与我的母亲不可分割。母亲幼年穷苦，从小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但她所有的痛苦、辛酸、哀愁、无奈，统统不想让我知道，希望我生活在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里。她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小心地为我维护着一个简单美好的世界：月亮无论盈亏圆缺，都是美丽的；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明天太阳一定会出来。而母亲自己永远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笑脸，是这所有光明承诺最坚强的保证。
那时候，有小朋友嘲笑我父亲的残疾，模仿他用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姿势，让我很难堪。可母亲并不生气，只是笑着告诉我，爸爸的腿是为国家打仗受伤的，他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是我们家的光荣！一句话说得我挺直了腰杆，再也不把别人的羞辱放在心上。
成年后，商海弄舟，也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常常有同事大惑不解地问，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乐观？在人人垂头丧气的时候依然信心百倍？我只是笑一笑，告诉他，我的乐观已经是一种本能。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这近似偏执的乐观，其实源自于母亲的信念和坚持——是她让我的心里没有阴影和疑云，永远从光明的一面去认知这个复杂凶险的世界；是她让我从孩提时代就坚信：太阳会出来，明天会更好。
薛澜——三所大学，一代传奇
人物简介：薛澜，1977年考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常任高级研究员、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英国牛津大学布兰维尼克政府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创新政策与管理、危机与风险管理。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三届大学生（77、78、79级）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人们希望，这个既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经历过知识饥渴的“新三届”，能够为我们贡献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能够引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毕业30年之余，编者提出一个命题，让大家在同窗聚首畅叙友情的同时，把珍贵的回忆和深邃的思考用文字留下来，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社会大学指的是这一代人上大学之前的社会经历，包括上山下乡当农民，到工厂当工人，到部队当兵等。校园大学就是他们成为第一代大学生的就学经历。而国际大学则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到国外留学、进修或工作的经历。中国20世纪50、60、80年代的大学生是在中学毕业之后直接考试的，很少有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工作的体验，而且改革开放后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有机会出国学习。因此，正是中国“文革”和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背景，造就了“新三届”这样不可复制的一代，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留下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主题。
王辉耀——人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
人物简介：王辉耀，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获得英美文学学士学位，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MBA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人们说77、78、79级大学毕业生是一个特殊而幸运的成功群体，然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我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来说，开放不仅是宏观的国家意图与社会行动，更是指向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人生愿景。在不断开放中突破人生围城，在不断开放中开阔人生境界，才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生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色如此鲜明。于我而言，开放更是一种深切的人生体味与感慨。三十多年前，当我还在上山下乡的时候，不会想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大潮，也想不到自己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再参与到时代的开放中来；当然更不会设想到后来游走东西方、不断突围的人生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的大学生、最早留学的MBA、第一批跨国公司的高管、最早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出身的国外政府高级官员，随后又成为第一批参与回国创业的海归，第一批创办海归社团、国际化智库的社会企业家。
我的开放人生，从1977年的高考开始。
1977年10月12日晚，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序言
中国“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统一看作一个群体，那三届集聚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那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2013年恰逢1977、78、79级大学生毕业三十周年。三十年前，八十万77、78、79级们完成学业，应社会百废待举之亟需走上工作岗位。从此，掀开了个体生命新的旅程，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三十年后，在政、商、学诸领域，77、78、79级中的大多数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体与时代是相遇的关系，或擦肩而过，或无意邂逅，或正逢其时——77、78、79级的遭遇似乎显得格外奇妙。作为1977级毕业生、那三届中的一员，我相信，历史上鲜有哪个群体，像我们77、78、79级，个体经验与国家时代命运如此高度重合,看其中某些人的个案便能勾勒出一部中国当代史；也鲜有哪个群体，能有机会深刻影响一个国家，集体重塑社会的重要方面。那三届们多自豪于从属于此群体，记得现任国务院总理、1977级毕业生李克强在履职后首次答记者问中，深情回忆自己当年在田间地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及随后又成为77、78、79级的经历，言谈间属于那三届的振奋与豪迈依旧写在脸上。
如今，对77、78、79级中许多人来说，个体的梦想已经基本实现，而集体的、国家的梦在哪里，需要如何进一步实现？反思、追问、探索，是应有的历史态度。于是早在2012年6月30日，我与北大陈平原、美国康奈尔大学颜海平二位教授发起并组织了“中国梦：回顾与展望——77、78毕业三十年”研讨会。我们最早选择了“中国梦”为主题，邀请不同领域的百余名77、78、79级优秀代表，就“新时期的转型升级与中国教育发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人才强国和中国梦”等专题展开讨论，共同回顾了伴随成长发展的中国改革变迁三十年，审视当前的社会发展。研讨会得到了各方很不错的反响，众多77、78、79级们也不断鼓励我，要为属于这个群体的朋友们编辑一本纪念毕业30年的纪念集。于是，在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下有了这本《那三届——77、78、79级的中国记忆》文集的呈现。书中集结了近四十位77、78、79级代表的回忆与追述文字，让这些天命之年的“过来人”亲子讲述关于个人的、中国的、那三届的记忆，用历史映照个体的生命经验，用个体建构历史的发展轨迹，无论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还是中国当代史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书中77、78、79级们在毕业30年之际回忆过往、反思自我、重整理想，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更能感受到这批人之所以能被划归为一个特殊群体，不仅因为那三届聚合了历经文革十年被压抑、被耽误的一代人，更由于那三届拥有诸多共同也特有的精神气质。
77、78、79级普遍经历丰富、视野宽广、包容性强。77、78、79级大多数人上大学前在农村、厂矿、部队经受过磨炼，历经了社会大学的风雨，拥有丰富的中国各阶层经验。同时，77、78、79级的成长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历经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全程参与了当代中国的众多大事件，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一代人。倒置的成长经验和特殊的生活经历增加了他们理解事物的多样视角和包容性，注重实践，善于把握社会生活整体情况。其中很多人后来功成名就却依然为人随和、能屈能伸，即使做学问者也较少有迂腐气而多沉稳练达。77、78、79级既经历过“文革”前后理想的幻灭与反思，也有基层现实生活历练，这代人既葆有理想主义情怀又不忘积极入世，既超越又世俗。
77、78、79级们比较勤奋、坚韧和执着。回忆起这批人当年在大学中海绵般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半夜集体在路灯下看书学习的情形，77、78、79级们自身多有万千感慨。“文革”后，77、78、79级以平均不足5％的历史最低录取率获得上大学的机会，精英意识从被录取的那一刻便被社会和自我设定。在全民期待的目光和高度的自我期许中，77、78、79级加倍找回“被耽误的十年”。重获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社会最底层瞬间成为天之骄子，经历过大起大伏、生活磨难的人更易生发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并始终伴随这个群体。于是，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如饥似渴、争分夺秒，事业中坚韧执着、全力以赴把握机会。77、78、79级特殊的经历锻造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毅力与韧劲，铸就了一种勇于追求、不甘沉沦的精神气质。只要时代给予一个机会或碰上新的机遇，就会马上迸发出特殊的能量。
我认为77、78、79级学人最应该始终珍惜的集体精神气质当是独立思考、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文革”中，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受到全面打压，但很多77、78、79级却通过博览群书在时代缝隙中寻找到思考的乐土。因为教育系统几乎瘫痪，没有标准答案、固定教材和应试考试，侥幸没有遭遇后辈所受应试教育的束缚。“逮到什么书读什么书”，因为博览群书，封闭的时代却造就了独立思考的一代人，如今想来，无意间成就了类似于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自学成果。越是独立思考者越具有反思和批判的勇气。文革刚结束，社会意识形态剧变，全民笼罩在反思的大氛围中，身处社会剧变风头浪尖的77、78、79级身上带有浓烈的伤痕印记和反思动力。本就得益于一个时代的被否定和另一个时代的重新开启，敢于否定曾经的“真理”、反思精神、批判意识天生应当天然地从属于这代人的精神基因。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作为一个77级的毕业生，在总结自己这一代精神特质时候未免有自吹自擂的嫌疑，然而作为77、78、79级的一员，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总需要明白自己这一代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才算真正知晓了天命。不能否认，77、78、79级今日的成绩既有自身努力，更得益于时代和社会机遇的特殊眷顾。既然反思精神、批判意识是77、78、79级集体精神特质中最要的一点，就免不了自我反思与批判。因为时代局限，77、78、79级大多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外语基础不好，与后来的大学生们无法比拟；也因为经历“文革”的思想洗礼，我们中很多人依然残存了特定时代的思想底色，并在各种思想论争中暴露出来。
在中国当前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关口，在77、78、79级毕业30周年之际，本书既是一种集体的追忆与纪念，也力图唤醒当年的梦想激情和社会责任感，总结和反思我们30年的成就与不足，并展望未来的路径，探讨新的趋势与选择。纪念的目的在于重整出发，从这个角度上说，本书的出版意义非凡。
77、78、79级的子女们也都到了我们当年读大学的阶段，听父辈讲述属于那三届的高考和人生经历，是一件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的是那三届的故事如此特别而丰富，有意义的是在娓娓道来之间，融入了诸多的感触和反思，抚今追昔之际有彰往察来之效。对于今日之高考、大学扩招、高等教育的变革、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乃至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也是可资借鉴的好素材。
总结是为了更好的重新出发，希望我们77、78、79级们切勿自满与懈怠，葆有独立思想和反思精神、批判意识，进一步成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重要推动力量。忝为77级毕业生的一员，我愿与所有77、78、79级一起共勉，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