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互联网历史研究的脉络、理路与反思
互联网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相互建构，是当下重要的媒介景观，也是当代史的丰富图景。这一过程形塑着当下的“复杂中国”，也赋予了互联网以“中国气质”。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众化使用以来，互联网介入、转换、重构了社会交往，也书写着网友与互联网的交往。这些交往过程形塑网友的经历、体验与情感，构成了当下的生活世界，是网友的一段生命史，亦是一部社会史。这也是互联网历史。不过，“身在此山中”的我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每个网民都在见证、参与互联网的历史。可以先来看几则轶事：
第五则轶事与“复活”死去的网络社区有关。2017年3月23日，运营了18年的“搜狐社区”发布公告，“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1999-2017，我们携手并肩写下的光辉荣耀犹如昨日依旧映在眼前。因搜狐集团业务发展需要，我们万分不舍却又不得不遗憾地通知大家，搜狐社区将于2017年4月20日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来的并不突然，但还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感伤。有网友自发组织众筹，希望“复活”搜狐社区。3月29日发出的众筹帖《再建家园——让我们，一起共建家园》写道，“当网易社区关闭时，没有人站出来，当猫扑社区搬走时，没有人站出来，当凤凰社区关闭时，还是没有人站出来。当搜狐社区要关闭时，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站出来。”“夜无边”和“江南”等发起者呼吁大家一起“站出来”，催生了一起“网络事件”。据刺猬公社的报道，“不到一小时就达到众筹目标。”
互联网历史是媒介历史与互联网研究的重要命题。书写历史从来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和走向未来，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自不待言。在很大程度上，媒介的历史也是个人的、社会的与时代的历史。书写互联网历史的意义，不仅因为互联网历史重要，而且因为互联网是媒介、传播、文化以及技术动态变化的中心，其历史反映了社会变迁及特定社会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史”。在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40余年，互联网作为影响历史—社会转型的重要变量，已然渗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安全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多维度的、立体化的、深刻的影响。那么，中国互联网何以发展至今？产生了何种社会效应？中国互联网与政治、社会、文化、网民的互动有何历史过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过程有何经验教训，如何看待其发展趋势？这些重要而迫切的问题，都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一、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在早期互联网历史研究中，曾经出现过一些偏差或曰“神话”，即认为互联网历史是一个线性的成功故事，互联网（Internet）的首字母被大写，人们将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建立托付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威尔曼（Wellman）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互联网研究的“第一个时代”（也即“狂热的时代”），学者们称赞互联网是平等的、开放的、全球性的，认为互联网“将带来一个新的启蒙以改变世界”。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单一的线性史观有其缺陷。安德鲁·卢塞尔（AndrewL.Russell）阐述了“网络的历史”（historyofNetworking）和“互联网历史”（historyofinternet）的区别，认为后一概念带有“辉格主义”和“目的论”的色彩。因此，他提出包括数据网络（Datanetwork）发展、无线传输发展的“网络的历史”概念，希望以此来颠覆以美国为中心、必胜主义和目的论为主线的线性历史叙事。托马斯·哈伊（ThomasHaigh）等人也持此主张，他们指出，随着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技术与实践也越来越广，“互联网的历史再也不能以一种单一的叙事方式呈现”。
（一）国外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发展动态
另一方面，巴鲁恩（Bahroun）主张互联网历史研究不应当过度偏向技术，而忽视了其社会意义。巴鲁恩使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了互联网“书写”（Writing）的历史，揭示出计算机书写（computerrizedwriting）被程序语言所规制，计算机设备已经发展到预测、规定甚至禁止媒体的日常写作的地步。因此，巴鲁恩呼吁将计算机化媒体的历史与政治经济的互动方式结合起来，“重写”互联网历史。迈克尔·斯蒂文森（MichaelStevenson）通过研究Mondo杂志和连线（Wired）杂志兴起的历史，利用场域理论阐释了网络文化和“新媒体信念”（“beliefinthenew”inthenewmedia）如何提出并被合法化的。Stevenson侧重分析了互联网产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语境，以此说明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辩论、思潮与信念，都可以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对象。这些语境化的历史分析与多维解读，为互联网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滋养。
4.全球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2017年出版的《劳特利奇全球互联网研究手册》主张互联网历史研究去欧美中心化，着眼于全球开展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布鲁格在2016年指出，互联网历史在今天有了某种程度的“发酵”（fermentinthefield），“共享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假设正在跨国研究人员的合作中出现”。不难发现，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是新的趋势。
（二）我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发展动态
总之，相较于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历史研究显得远远不够。现有的研究失之于零散，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部分研究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线性历史观的影响，常常采用编年史的逻辑展开，缺少通史的思维。二是过于倚重技术史、事件史和商业史，忽视了对网民/人的研究。三是研究主题较为狭窄，对互联网政治史、互联网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史的探讨尚未打开。四是缺少比较研究，研究视野受到限制。因此，GabrieleBalbi与陈昌凤、吴静提出，需要“召唤（新的）中国媒介历史”，而“新的中国媒介史”，应当包括对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历史的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从切近的节点上看，如果从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算起，2019是中国互联网的25周年。如果以1969年诞生的阿帕网为起点，2019年是国际互联网发展50周年。这使得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当下具有了“周年纪念”的意味，亦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因此，到了必须研究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时刻。
二、互联网历史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范畴
从层次上讲，互联网历史可以分为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历史。宏观层面包括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历史，中观层面指向互联网企业史等，微观层面囊括网民的互联网使用过程及其体验、情感与文化的历史（即“经验的历史”）。
从范畴上讲，互联网历史包括互联网技术发展史、互联网应用发展史（例如网站的历史、社交媒体的历史）、互联网商业（企业）发展史、互联网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史与互联网政治史等。它们构成了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
网站的演变是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产物，亦是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表征。网站的使用反映了现实中的政治、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我们可以透过网站了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过程。例如，网站可以用来追踪单个报道、一份报纸或整个信息系统的演变历史，报纸网站的演变历史以及它与其他网站的连接情况可以反映报纸变迁的历史。Ackland等人发现，网站之间的“超链接网络”以及网站的文本内容可以用来发掘2005-2015年间澳大利亚关于堕胎争论的演变历史。这种分析路径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英国艺术与人文域名大数据项目（BigUKDomainDatafortheArtsandHumanities，BUDDAH)保存了1996-2013年的英国网页，研究人员正在运用该网络档案研究披头士文化、残障人群的互联网使用，以及英国公司使用互联网的历史、军事网站的发展历史等问题。
如果说上述研究考察的是“显在的”或“被突显的”网站历史，那么，还有不少网站的历史正在消逝或被遗忘、被遮蔽。在线社区GeoCities的“死亡”，导致建于其上的成千上万的网站消逝。在中国，在2014年上半年，网站数量比2013年底减少了47万个。而丹麦网络域名的丢失，则意味着网站的增长因域名的丢失而变得更加复杂。消逝的网站有成为历史“盲区”的危险，对其研究带有抢救性质，是网站历史研究需要直面的问题。安科尔森（Ankerson）指出，书写网站历史需要解决“易消逝的媒介”（ephemeralmedia）带来的挑战，吴世文和杨国斌从媒介记忆角度阐述了网民对中国消逝的网站的记忆。
在互联网历史具体的研究维度上，研究者可以考察观念取向的互联网历史、实践取向的互联网历史、技术取向的互联网历史、协议取向的互联网历史、制度取向的互联网历史、效率取向的互联网历史、物质（性）取向的互联网历史，等等。这意味着，互联网历史研究可以从观念史、使用史、技术史、制度史、事件史等多种路径切入。
三、网络档案（史料）的收集、保存与利用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由于作为互联网历史研究之史料的网络档案的收集、保存、检索与利用有其特殊性，是个新问题，而且面临不少挑战，因此本书辟此节讨论网络档案的保存、检索、利用与研究等问题。
（一）收集与保存网络档案
由于互联网既是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而网络档案的收集、保存、检索与研究有其独特性。首先，网络档案以电子形态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体量巨大，内容庞杂，收集与保存是一大难题。第二，网络档案以0和1的数字形态存在，并不会真正消逝。但是，从公共可见性上讲，由于技术进步以及硬件保存等原因，研究者获取与研究早期的网络档案比较困难。第三，如何求证网络档案的真伪，如何建立完整的资料链条与证据链条，是不小的挑战。这意味着，如何收集、保存、检索与研究网络档案，是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的工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以保存文化遗产的名义启动，早期主要针对网站开展。目前，全球最大最全的网络档案保存机构是1996年成立的非盈利性国际组织“互联网档案”（internetarchive）。它在推动网站档案保存国际化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少关于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均基于“互联网档案”（internetarchive）保存的史料开展。目前，网络档案保存的主体和组织者包括：政府主导建立全国性的机构或实施保存项目，图书馆、博物馆以及艺术类组织承担着保存任务，商业组织、研究者、个人等开展的保存工作，一些个体或组织致力于恢复与保存消逝的网站，部分网站开发的网站保存工具等。
关于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的方法，对于早期或已消逝的网站，有论者提出可从媒介考古学角度发掘实物，从而在物理上延续网站。本·戴维（Ben-David）和赫德曼（Huurdeman）引进“以搜寻作为研究”的方法(“searchasresearch”method)保存网站。互联网尚处于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之中，从“当下的现场”切入保存历史档案，是防止网络档案消逝的重要手段。杨国斌在学术对谈中提出，可以分门别类地收集与保存网络档案。例如，按照主题来建立档案（比如环保主题），以组织机构来建立档案（比如英国公司的网站历史），以事件为线索，围绕某个事件来建立档案。还有研究者反思了网络档案的收集与保存工作，涉及，保存的网站与原始（正常运行的）网站的差异，伦理与隐私问题等议题。
虽然网络档案收集与保存的实践如火如荼地开展，但仍面临不少挑战。其一，网络档案的数量与规模极为庞大，保存网络档案面临存储与保护方面的难题。其二，布鲁格认为，网站因超链接（hyperlinks）而成为分层的“多媒介”（dense“strata”），区别于报纸等单个媒介。这导致保存的网站与正常运行的网站有所区别，难以还原运行中的状态。其三，消逝的网站的档案材料可能已经消失，成为“缺页”。应对这些挑战，网站档案保存机构与学界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仍未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此外，对于海量的网站与网页信息，网站档案的收集与保存具有选择性，国家或组织的选择常常与话题、事件或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域名有关。而个人保存网站，则受到个人信息管理、记录特定的事件、发现某些内容难以通过公开的渠道获取、有意识地保存容易消逝的网站等因素与动机的影响。这引发人们追问，到底能够保存多少网络档案？保存的网络档案的质量如何？研究发现，即使是对于“互联网档案”（theinternetarchive）这一全球最大最全的网络档案保存机构来说，以英国的旅游网站TripAdvisor为例，其保存的子集仅有24%的网页，而且构成子集的网页是有偏差的，那些突出的、出名的和评价高的网页更容易被选中，被保存的网页并不是一个随机的样本。
（二）获取、利用与研究网络档案
史料获取方面，网络档案有不同层级的“可见性”，有些是开放获取，有些有着严格的开放限制，还有一些不能被公开获取。后两者给研究者获取网络档案制造了障碍。史料检索与运用方面，因为没有统一的保存方法或格式，因此网络档案不存在统一的检索表（或检索式），部分网络档案甚至没有可供检索的电子格式，造成了检索的困难。有些网站看上去跟原始网站一样，但是超链接的文本如何嵌入并可以被检索，仍是一个难题。如何检索和分析那些看起来不像原始网站的档案，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根据研究需要收集、检索与保存网络档案，是现实的困难。当前，鼓励研究机构、学者与拥有网络档案的组织或个体开展合作研究，被视为缓解问题的方法之一。
四、互联网历史的研究方法
互联网历史是多学科交叉形成的研究话题，其研究方法融合了新闻传播学、历史学、信息科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等跨学科的方法，被用于史料收集、史料分析和史料求证与阐释等方面。在研究路径上，温特斯（Winters）提倡采取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个人、组织与事件）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吴世文和杨国斌认为，媒介记忆是研究互联网历史的可行路径。目前，互联网历史研究尚未形成自身的方法体系。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层面阐述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的方法。
（一）跨学科方法的“借用”
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作法。互联网历史研究借用的跨学科方法囊括了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多种研究方法都可以运用于互联网历史研究，显示了互联网历史研究的活力。
1.量化史学方法
2.大数据方法
3.媒介考古学方法
4.深度访谈法、焦点小组法与口述历史
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法可用来研究网民，通过结构化访谈或半结构化访谈，从细部挖掘网民使用互联网的体验、经历与故事，以及使用动机与情感等。这种定性研究方法可以成为其他方法的补充，也可以独立用来研究互联网历史。口述历史的方法是历史学的方法之一，不仅可以用来研究互联网创业者、互联网建设与发展中的精英，还可以用来研究普通网民。
（二）契合互联网历史的方法探索
1.描述的或纪实的方法
描述的或纪实的方法是指细致地描述和记录互联网历史中的人物、事件与情节，既收集网络档案，又书写历史。邰子学认为，研究互联网的最好方法是采用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的证据。杨国斌进一步指出，重视理论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忽视描述，实实在在地描述与认认真真地记录网民使用互联网的线索、故事与情节是必要的。这也是中国“深度互联网研究”的可行路径。尤其是，对于“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历史，描述的和纪实的方法即是在实时保存和书写历史。
2.网络民族志
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互联网历史，研究者可以采取网络民族志方法观察、记录与阐释网民的互联网行为，开展对网民及其互联网使用的研究。网络民族志可以用来研究特定网民群体或特定网络社区（平台）中的网民，可以基于事件开展，也可以针对日常生活进行，并有助于发展理论。
3.网络传记与生命故事
网络传记是网民有关互联网使用的自传，属于媒介传记的一种。它们可以由个体网民自我书写，记录自己互联网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网民的互联网体验各各不同，在网民看来，他们不只是简单的或者商业所定义的技术使用者，而且是能动的中介（activeagents）。网络传记基于网民互联网使用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可以有效地收集网民的网络体验和经历。因此，网络传记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方法。生命故事是建立在自传式记忆之上的关于个人生活的故事，可用来研究网民与互联网的互动过程。目前，网络传记、生命故事方法正在受到互联网研究者的重视。
（三）方法的开放性与创新需求
网络档案是新史料，如果一味照搬既有的史料考据和解释方法，恐怕难以深入，互联网历史研究呼唤方法的突破。历史学家指出“史无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的研究方法都可有选择地用于历史研究，尤其是用于考据和实证”。Driscoll和Paloque-Berges指出，“互联网历史核心的认识论问题，是要求我们创造性地借鉴其他领域的知识，发展新的历史方法。”这意味着，互联网历史的研究方法应该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强调创新。上文提及的研究方法，尚未形成体系，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也比较大，当然也存在遗漏的风险。但毋容置疑的是，通过研究积累和方法创新，我们可以发展出适切互联网历史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体系。
五、互联网历史研究的理论面向
还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历史的参与（书写）主体众多，其产生的历史叙事和历史数据具有同质性，也具有异质性，还是不少是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与数据。那么，如何整合这些异质性的叙事与数据，从而形成“有意义的历史叙事”，是一个新的挑战。
三是发掘互联网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互联网与特定社会互动（相互建构）的规律。这涉及对互联网历史的“本体论”研究，可以从技术史、事件史、媒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种路径切入。
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由于互联网历史覆盖的内容极为丰富与庞杂，那么，其研究的边界为何，是否需要边界？新闻传播视域的研究有何问题意识，能够生产何种增量知识？这也是需要通过研究和在研究过程中思考的命题。
六、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的面向与路径
罗森茨韦格（Rosenzweig）认为，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置于多元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之中。笔者认为，从应然的层面讲，互联网历史研究应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互联网自身的历史，包括互联网技术史、互联网扩散的历史、网络虚拟空间的历史等。二是互联网与社会各方面互动的历史，包括互联网社会史、互联网政治史、互联网经济史、互联网文化史等。具体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应当包括如下面向（跟前述论及的互联网历史研究的主题与范畴有共通之处）：
一是中国互联网的“史前史”，需要从纵向上拓展历史深度，发掘中国互联网正式诞生以前的观念史与技术史等历史范畴。它们构成了互联网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是互联网社会史，包括网民的历史、特定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历史、互联网扩散与影响社会的历史、互联网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历史，等等。特别是，互联网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是网民的历史。因此，中国的互联网历史研究需要研究网民及其与互联网互动的历史。不过，这一取向的研究难度很大。由于广大网民是互联网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可以通过公共书写（“分布式书写”）与集体记忆记录互联网历史。因此，需要发挥网民在书写自身历史中的作用。这涉及互联网历史的解放性。
三是互联网政治史，其应然的主题包括网络政治的历史、互联网治理史、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历史，等等。
四是互联网商业史。目前关于互联网商业史的书写比较活跃，包括互联网企业创始人的自传、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史等。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乏全球比较研究的脉络，二是放大了互联网商业精英与成功的互联网企业的历史，三是存在过度强调互联网商业化进程的倾向（詹姆斯.柯兰（JamesCurran）对此提出了批评。）“新的互联网商业史”应当打开新的局面，开辟新的话题空间，例如书写比较视野下的互联网商业史以及失败的互联网创业者的历史，等等。
五是文化与观念取向的互联网历史。文化取向的互联网历史包括互联网与特定文化传统互动的历史，数字文化的历史等。关于观念取向的互联网历史研究，迈克尔·斯蒂文森（MichaelStevenson）利用场域理论阐释了网络文化和“新媒介信念”如何提出并被合法化的过程，以此说明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辩论、思潮与信念，都可以是互联网观念史研究的对象。这意味着，探究中国互联网观念形成与变迁的历史，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有时，设定关于技术的特定纪念日是困难的，但可以探索关于技术的创新观念的形成过程，这是互联网观念史可能的突破。
总之，由于中国互联网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元性，它具有多面向的研究主题，因而以书写“通史”或“总体史”为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可以运用“专史”的思维（如社会史、文化史、技术史、经济史等），从不同的路径或侧面切入。藉由多种路径或多个侧面的研究，可以呈现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多种面相及其复杂性，从而帮助我们把握总体的中国互联网历史。这是本书的逻辑起点。具体说来，本书努力打破既有研究倚重事件史、技术史与企业史的偏向，聚焦从社会记忆视角“管窥”中国互联网历史，侧重探究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史，强调从使用与网民记忆的视角，自下而上地书写中国互联网历史。
注：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详情请参阅原文：
吴世文等:《网事绵延:社会记忆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历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吴世文，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推文系《网事绵延：社会记忆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历史》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