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庆、求伯君、马云、张朝阳、雷军、周鸿祎、马化腾、丁磊……这些中国互联网界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出生年份背后有怎么样的故事
特约撰稿林军
你或许听过《异类》这本书，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统计了美国高科技成功人士的年龄后，得出一个结论——生于1955年。已经仙去的乔布斯、传言要复出的比尔·盖茨、硅谷最有名的花花公子Oracle老板埃里克森，以及Sun公司的创始人麦克斯利特这四巨头都生于1955年。
他们出生的时候美国从二战走出，开始重新经济建设。他们14岁的时候，也就是1969年，硅谷崛起，他们的青年时期伴随着老一代硅谷传奇长大。整个70年代嬉皮士盛行，四巨头中的3个都没好好读完大学也与之颇有关联。他们的创业年份1976也很有趣，正好赶上整个80年代个人电脑业的风起云涌。90年代风起云涌的互联网和这几位本无大关联，但此时他们正值壮年，有足够的财力和旺盛的精力让自己与时俱进，于是也一一赶上。
生于1964
在中国，这个年份是1964年：求伯君、杨元庆、张朝阳、马云，中国高科技历史上四大科技偶像居然是同一年的。
这4个人，每个人都有10年以上的黄金期，相互交棒各领风骚。求伯君最盛的是整个90年代，杨元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段到这个世纪的前5年，张朝阳从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起一直占据公众的眼球，而马云作为过去10年最风光的商业领袖已无大争议。
生于1964会经历过哪些事情，首先这一年生的人绕不开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是非观由此形成，有更强的自我认知感。
他们同时也是老三届后第一代的适龄大学生，他们身上没有太多的时代束约，即便是三次考大学的马云其实也是时代骄子，考上国防科大的求伯君、在中科院读研究生的杨元庆和在清华读本科之后去麻省理工读博士的张朝阳都更是人中龙凤。
那一年，他们25岁，血气依旧方刚，但已经过了空有满腔热血的年岁。他们由此与这个国家一起走过甚至是熬过极度苦闷的5年，就在他们心智已经足够成熟也开始而立的年头，互联网及其后的新商业革命蜂拥而至，这几个人一下子被这一波大浪推到浪头。
之后即便有1999年的大泡沫（相信他们也迷离过，但35岁的他们要更冷静更沉着），即便有SP、网游、电商、移动互联网等交相辉映，但生于1964的这批老帮菜，依旧坚如磐石，屹立不倒，无他，他们退无可退，只有向前。
换言之，在整个行业开始陷入低潮的那几年（2001年到2003年前后），却是这些老大哥人生中开始走向不惑的年份，他们的成熟度其实先于这个行业。
生于1964，总是早于这个国家的自知和自觉，由此先知先觉。
中国互联网大佬云集的另一个年份是1972年。你一定听过周期论，4年创新周期，8年消费者周期，15年房地产周期，30年产业周期。这很容易理解，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最开始工作的4年是其创新力最强的4年，之后他（她）开始步入消费者周期，买房结婚生孩子，房子奶粉幼儿园都是钱，都是消费主力选项。15年房地产周期则是指你从毕业开始算起你15年得换个房子吧，当然这更多是美帝的说法，中国这个难度有些大。至于30年产业周期，中国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而在美帝，有两个例子，一个是纳斯达克1969年创立，1999年到顶，至今未能超越，另一个是比尔·盖茨1976年创办微软，2006年退休。
既然是4年创新周期，那么应该是每4年出一批牛人才是，这话不假，但周期也分大周期小周期，1972年这个周期里正好是属于从1964年开始算起来的创新周期和消费周期的叠加，大小周期叠加更有时代共振感。
还有一个法则是，往往这一周期的人强，下一个周期就会受压制。相对来说，1968年的互联网大佬就显得单薄，不多的例外是李彦宏。李彦宏是1968年的，但李彦宏是海归，1999年决意回国的，其每个周期的合拍上受1964年的人影响不大。而迅雷邹胜龙虽然也是1972年的，但其2002年才回国，所处机缘与本土1972年生人大相径庭。
生于1972
1972年生的这拨人与1964年生的人其实并无多大的相互影响，没有相互的师承，也没有太多产业渊源，但1964年的大哥与1972年的这拨兄弟之间有很好的个人关系：张朝阳和丁磊一直有很好的私交，曾雪夜共同进出三里屯把酒言欢；马云与马化腾并称二马，在很多场合下都是中国互联网的两大代言人。求伯君则和陈天桥是同乡，又是网游同行，还都是与微软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同乡同行同志，关系不一般。
1972年生的这拨大佬，其实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代深度用户（1995年互联网在中国兴起的时候，他们刚刚大学毕业没两年，正好赶上是第一代用户），马化腾、丁磊都是知名的网虫，陈天桥相对宏观一些，但桥哥有个极客弟弟陈大年，也是公认的网虫。
网虫出身的1972年这一拨，很快就被互联网的大浪冲下海创办自己的公司，但很快他们在1999年开始商业化的这一浪里都呛过水。丁磊的网易公司虽然率先上市，但最惨的时候跌破一美元，想卖自己的公司都没人要。马化腾的腾讯情况比网易还要差，据说腾讯在1999年前后找过深圳本地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要钱，但无一能看懂，今天这是深圳投资行当同业聚会时相互嘲笑对方的最大题材。陈天桥的盛大虽然拿到中华网的钱，但很快被中华网礼送出去。
幸运的是，他们都在2003年的这一浪里靠SP和网游这些用户驱动的业务赚得盆满钵满，并就此一马平川。
这很大程度在于，1964年生人创办的公司更多基于概念（好听点是愿景），而1972生人都是基于用户需求而创办自己的公司，这使得在新的消费周期崛起的时候，1972年生人能和1964年生人开始拉平从而并驾而行。
比起1964年的先发先至和1972年的顺势而为，1969年生人就无比悲催了。
1969在全球科技史上是个大年份。1969年，纳斯达克问世，作为硅谷标志性公司的Intel这一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并由此成为纳市30年里最标杆的高科技公司。这一年，五角大楼宣布从越南有计划地撤军，美国人还宣布了一项重要的金融政策，那就是废除美元与黄金的配比关系。也就是这一年，圣何塞某报纸的一个记者就当地的半导体集群的蓬勃写了篇报道，并给这块狭长的区域起了个名字“硅谷”，意思是这里聚集着一群从沙（硅是沙的主要成分）里淘金的大脑。硅谷的叫法一下子走红，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也开始为人所知，这个人叫托夫勒，就是写出《第三次浪潮》这一未来学经典著作的阿尔文·托夫勒。
1969年生的人先天是有使命感的，但这个年份真的很悲催，按照周期论的逻辑，大年之后这一年生的人总是岔波的，上一波不带你，新的一波又觉得绵长而乱了阵脚，往往需要调整两波甚至三波才能归位。
1964年生的这拨大佬，由于踩对了整个产业周期的创新周期，一直长袖善舞，求伯君、杨元庆、马云和张朝阳依旧是这个时代的大人物。1972年前后出生的大佬，因为踩对了整个产业周期的消费周期，一直有用户在拱卫着自己的长青基业，每一拨都能率先找到变现手段，都能立于不败之地。但1969年生的人，感觉样样别扭，万般不对。
生于1969
先列下生于1969年的大佬：雷军、王峰、陈一舟、张小龙，他们身后还有一个周鸿祎。
这几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雷军和陈一舟是同学，王峰与雷军在金山共事10年，亦师亦友，周鸿祎与腾讯势同水火，但与张小龙相识多年，来广州也会一起吃饭，雷军则是Foxmail当年的潜在买家之一，周鸿祎也曾多次邀请王峰与其联手做游戏运营。
他们其实都早早出道，雷军加入金山是1992年，王峰加入金山是1997年，周鸿祎来到中关村是1995年，张小龙1994年成为码农，1996年开始写日后风靡天下的Foxmail，陈一舟回国做Chinaren是1999年。也就是说，这一拨人其实入行最少的有14年，长的甚至超过20年。
1995年互联网在中国起浪的时候，这些大佬还处于其人生的第一个创新周期里，都尚未成名，不论个人财富还是社会势能的聚合上都略欠，更多是旁观者。等到1999年整个大浪突袭到顶峰的时候，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刚刚入局，多少有赶浪的窘迫，而且这种赶浪，既不如1964年生人那般从容，也不如1972年生人那般自然，很纷乱很无序。这种赶浪带来的仓促让他们在下一个周期到来时多少有些着急，最典型的莫过于雷军出售卓越和周鸿祎卖掉3721。做个假设，如果雷周10年前不着急出售自己的公司的话，以当时的基础，今日可构建的基业是另一个京东或百度。
生于1969的这些大佬之所以在2004到2008的周期内无序以及无助，一方面是缺乏基业支撑（本可成为基业的已经卖掉），另一方面是用户群体悄然发生变化，在这个周期里，85后开始成为主流用户，但对于生于1969的大佬们来说，需要重新认识和把握。
幸运的是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他们有了更多与各种族群交流互动的频度，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接管过这个时代的话语权，毕竟他们正当年，同时由于身为60后，实为70前，又一起趟过80后和85后，社会化营销手段的极其丰富也帮助他们对于90后以及95后有更好的认知，居然在2008到2012的这个周期里调整对了步伐。
值得一说的是，生于1969的大佬们除进军社交领域外，还都是资本玩家。要么成为天使投资人，雷军、周鸿祎、王峰在天使投资领域的影响力和实际收益都应在前五之列；要么在二级市场上呼风唤雨，陈一舟堪称股神。
回归用户、与资本共舞、归零心态，使得1969年生的这些大佬得以逆周期成长。
互联网的整个30年产业周期已经走过了至少5个创新周期，两个消费者周期，1964年生人匹马当先，然后1972年生人跟上，1969年生人在被甩出两个创新周期和一个消费者周期后，靠着踩对产业周期的下半场和社会化媒体革命带来的红利而得以后来跟进，这其中的故事，也算冥冥中自有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