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灵魂熔铸到我们党、国家和每个共产党人的血肉和骨髓之中。2021年是我们党隆重庆祝建立100周年，又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一、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苏联和苏共如大山般地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里？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剧变研究的不断深入，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其他答案，比如“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经济没有搞好说”“军备竞赛说”“民族矛盾说”等等逐渐在我国媒体上消退，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说”的观点，却仍有相当的影响。
多年来，我们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2008年2月1日，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年执政步入尾声之际，《俄罗斯报》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戈尔什科夫，记者让其谈谈今后若干年俄的发展需要什么类型的领导人。这位所长说：“看来，应当重提‘对社会的科学管理’这一术语。它因为被我们视为过于意识形态化，长期一直羞于提及。现在，我们不得不同意斯大林有关‘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干部决定一切，从实质上回答了人决定体制机制这一命题。应该说，这实质上也是俄罗斯学者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新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党和中国党从未采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英国学者休·塞顿-沃森于1953年较早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词，使用“模式”一词来说明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习惯用语。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1987年才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模式”这种说法的。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时，便被加上“极权、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实质上已被巧妙地纳入西方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战略之中。因此，我们不赞成“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因为这一不小心就极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在本文中，有时也出现这种提法，但这仅仅是为了行文的简便，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西方的观点。
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入口，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迂回道路”。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掌握大工业的前提下，向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包括通过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这种过渡，其目的是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指出，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政权，不仅要而且一定能够防范和克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列宁对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他依据新的实践不断检验、纠正已有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有了崭新的理解。这些新探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形成了列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构想的整体框架，从而为其他落后国家开辟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先行的探索和有益的启示。邓小平对列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因此，完全可以说，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有可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消除了外部强大敌人武力直接威胁之后所应该采取的普遍性政策。笔者认为，邓小平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正是从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与视野上所说的。
苏联农业集体化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1927年12月联共（布）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决不是斯大林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做出的个人指令。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是莫洛托夫作的关于集体化问题的报告。苏联的权威著作《苏联通史》是这样记载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这次代表大会认为：“广泛开展集体农庄建设是刻不容缓的”；但同时坚决指出：“农民走集体农庄的道路必须以劳动农民自愿为原则”。
20世纪30年代镇压破坏苏联制度的敌对分子的决策，也是联共（布）中央的集体决定，不能说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尽管有严重错误，但肃反本身则是必需的。列宁、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的谈话中仍然坚持：“党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对这项政策负责……犯过严重错误，也有过火行为，但是，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对错误都有责任。”
就肃反扩大化问题而言，这是个悲剧，令人痛心，但肃反本身是必需的。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及苏联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要夸大斯大林时期迫害致死者的数量，如2000万、2500万甚至4500—5000万。但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21—1941年，因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64万多人。据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数据，1930—1950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为377万多人，其中被处决的为78万多人。根据叶利钦后来签署的《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案》，大清洗期间被镇压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能平反。
稍有尊重历史的态度的人，都会承认斯大林时期的巨大成就。对于斯大林时期出现的问题也要历史地看。就苏联的工业化、集体化而言，它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启动的。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的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1933年的2.2倍，相当于1913年的5.9倍。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化国家。毋庸讳言，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过分剥夺农民、对富农曾采取过火政策等严重损害他们利益的问题。这些代价换来的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的巨大成就。当然，快速工业化的急迫性，带来了当时有些政策的强制性。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之人，斯大林也是这样。斯大林犯过特别是后期犯过某些严重错误，如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另一方面也冤枉了不少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也应看到，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更加主要的是：他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也说明了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错误与他的成绩相比较，只居于第二位。总之，要把那个时期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辩证地对待和分析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体制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既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更不能搞全盘否定。因为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就全盘否定那个时期的伟大实践，这必然在客观上给敌对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制造借口，这是令仇者快、亲者痛的事。
笔者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作了几次深谈。有一次，他曾深切地对笔者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成为耶稣，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共党员，现在仍保留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10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
2002年，笔者在俄罗斯访问并与俄各界人士交谈时，其中出了这么一个题目：“以对国家或民族的贡献为根本标准，如果满分为十分，你分别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各打多少分？”笔者共访问29位人士，其中有州长、市长、大学校长、医生、企业电工和会计、饭店保安等，从访谈的结果看，绝大多数对列宁和斯大林有极高的评价，而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评价较低甚至极低，有的甚至说“应处以极刑”。
2009年12月，正当俄罗斯各界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之时，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斯大林在俄罗斯复活的高支持率。”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的领袖素质，而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错误的”的人数比例则上升至35%。
斯大林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一历史的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今后一些年必将拂掠于青萍之上。
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2003年9月20日，在莫斯科我国驻俄罗斯使馆，笔者与俄国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整整谈了五个多小时。他说：“2001年9月11日，是赫鲁晓夫去世30周年。为了解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和评价，一大早我就赶到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的墓地。我从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来祭奠，但全是赫的亲属，其他外人没有一个。这能反映现在俄罗斯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有人纪念。”笔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会实践是公道的。
四是一定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表象地认识事物，若如是，则会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三是自赫鲁晓夫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以上三类原因中，第三类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且是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捋清楚。
六是一定要把对事物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论，上升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苏东剧变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对其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理论方面做许多工作。因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脉络：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党内存在的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发端。理论上出现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素养，理论素养的低下则必然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综观苏共历史，列宁是坚定、清醒而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时期党的理论出现过问题，但所出的问题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到赫鲁晓夫时期，党的理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背叛，所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笔者曾与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交谈，向他请教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说：“苏联解体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笔者不解。他又解释说：“试想，保罗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将是什么模样？！”应该说，他讲得很有道理。
三、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我们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总结和分析这一最大的悲剧事件，起码我们应该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我们应当清醒认识，西强我弱局面有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