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的实践逻辑
作为一种跨界教育，产教融合始终是职业教育类型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职业教育理应在政府的引领下，以对由龙头企业及成百上千的同行企业、供应商等各类组织聚集形成的产业集群潜在力量的开发，加速自身对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吸纳，有效避免自身滞后于产业发展。产教融合“园区模式”之所以能够算作一种新模式，源于其价值指向与实践形态上与先前的产教融合模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一）“园区模式”的实践价值
其一，“园区模式”适应产教聚集式发展新生态。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Perroux）最早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指出，把推动性产业（propulsiveindustry）嵌入到某特定空间可以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各省市发展的高新区、工业园等产业园区成为了各地建设区域现代经济体系，聚集区域创新资源、培育新型产业的重要载体，“园区经济”随之成为了新的重要增长极。与之同时，各省市除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以外，职业教育也发生的重大转变。各地区通过落实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新建了大量汇集职业院校的职教园（职教城）。产业和教育两大主体所出现的新变化，必然引起产教融合关系矛盾运动的变化，作为一种新的融合关系——“园区模式”也应运而生。
其二，“园区模式”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高度融合并协同发展。传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主要由学校与企业两大主体自主、自发、自由地进行，虽有实现专业与企业的对接，但这种对接合作缺乏政府统筹的力度、资源聚集的效果以及时空结合等优势，是松散型的校企合作模式。产教融合园区模式的出现则很好地弥补了传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的不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在政府的统筹下进行，强调将职业院校和企业所占有的资源聚集到同一时空之下，此时的园区既是教育链的关键载体，有着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的设备、资金、技术等要素，也是产业链的重要载体，能够承担起创新产业发展所需技术技能和培养行业企业所需技术技能人才的任务，使得教育链和产业链之间能够实现融合并协同发展。
其三，“园区模式”实现产教融合多元主体的价值共生。长期以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最大的堵点便是“校热企冷”，而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的利益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因而，转变校企合作方式以实现多主体之间的价值共生，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深入进行的关键所在。与传统的产教融合模式所强调的院校主体、企业主体、校企双主体等模式不同，在产教融合园区模式中，参与各方以社区空间界限内的单位存在，共同结成了“共生”关系，具言之：于政府而言，在实施有吸引力的政策和经济条件措施，激发企业的合作意愿，促进产教融合深入推进的同时，也能实现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的目标；于企业而言，能获得职业院校的技术资源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提高员工素质水平和技术研发能力；于职业院校而言，借企业之力能够有针对性地完善学校的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在有效改善实习实训条件，降低了教学成本的同时，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的适应性。概言之，产教融合园区模式，有助于形成“政-行-企-校”多元主体紧密合作运行的新态势，实现“育人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共生价值最大化。
（二）“园区模式”的实践形态
随着国家引导职业教育资源向产业集聚区布局调整，以职教园（职教城）毗邻产业企业、产业园毗邻职业院校、抑或零空间距离的产教融合型园区为主要表征的教育与产业统筹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中“园区”二字决定其首先要有“园区”载体的空间存在，而按照园区内的结构要素和主导力量又可将产教融合“园区模式”分为“融合园载体”模式、“职教园载体”模式、“产业园载体”模式三类。
一是“融合园载体”模式。“融合园载体”模式是指在政府的主导下，预先统筹规划教育、产业资源配置和空间布局，形成集生产和生活、教育和产业一体的产教融合型园区。该模式最主要特点就是由政府统筹指导，教育和产业相对集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没有空间障碍。比如重庆永川区政府主导打造的西部职教基地，聚集了长城汽车、东鹏陶瓷、雅迪电动车等百亿级龙头企业，汇聚了大中专职业院校17所、在校生规模16.3万名，真正实现了产教城融合一体化发展。
二是“职教园载体”模式。与“融合园载体”所强调的建立一个独立的产教融合型园区不同，“职教园载体”模式以职教园（职教城）为载体，通过吸引产业入驻或主动对接毗邻产业，以教育集约化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最终形成产教融合的群集优势和规模效应。该模式特点在于院校集中而企业分散。目前全国已建和在建的职教园区已超过150余个，大多都引入了企业或毗邻产业园区，比如最早一批建立的有规模效应的苏州国际教育园，就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入驻院校14所，在校师生近10万人，与之20公里距离的就是东区的苏州工业园区，职教园定向发力工业园，深度赋能“苏州制造”产业需求，形成东西两翼产教融合发展大格局。
三是“产业园载体”模式。与“职教园载体”模式相对，“产业园载体”模式强调以工业园、高新区、科技园等名称的产业园为载体，从早期单纯追求生产、生活逐步向兼具生产、生活、教育等多功能的综合体演变而来，不仅有助于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而且有助于职教高质量发展。相较于前两种园区模式，“产业园载体”模式最核心的特点就是产业集中而院校分散，比如国家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区--长沙高新区，其园区企业数量达到32000家，很早就开始与辖区内以及毗邻的长沙职业技术学院等10余所中高职院校，开展园区产业平台资源和职业教育资源对接，构建了一系列产教融合的体制机制，产生了一大批实体性项目和成果。
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的实践困境
政府、行业、企业、学校既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的建设的受益者，也应是模式建成的行动者。然而，对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实施现状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当前已有行动举措未能很好地处理好多主体之间的利益与行动关系，使得产教融合“园区模式”的落实陷入了秩序混乱、动力缺乏等多重困境。
（一）组织困境：缺乏专门机构推进
与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的位置或地位所组成的网络，其中每个个体、组织都应在这个系统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同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所形成的园区也是一个由多个单位和主体组成的网络，组织、政府、市场在这个系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为系统有序运行的关键所在。然而，对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场域内各主体的角色认识和行动举措进行调查可以发现，各主体之间的角色分责并不明晰，园区的运行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的顶层设计，单位与单位之间的融合关系只停留于地域空间层面，建设之初所预期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并未出现。
通过对法律法规进行追溯可以发现，当前政策、法律法规尚未对产教融合园区作出明确说明或规定，各地区也就并未建立全面协调和推进产教融合的专门机构。当前负责园区的行政主体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然而，产教融合园区的建设除了涉及教育资源建设以外，还涉及土地范围、用地规划、产业规划、资源聚集等非教育领域的资源建设，这超出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权利范围。在现有机构能力有限，专门机构缺位的现实困境下，政行企校实体之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各产业主管部门、财税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等的合力无法形成，产教融合园区建设也就无法深入推进。
（二）制度困境：缺乏制度落地支撑
一方面表现为制度建设以宏观调控为主，缺乏实质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虽然国家对行业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政策性资金奖励、财税政策优惠减免、金融扶持政策倾斜、社会荣誉表彰等方面有指导性意见措施，但政策执行层面缺乏实施细则，具体如何落实、如何操作、如何执行并未给出详细规定。另一方面表现为制度内容不完备，主体利益矛盾未得解决。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与教育追求长期公益属性不同，企业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面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短期利益产出慢，投入大”的特点，要想调动企业的参与热情，就必须出台具体而有效的企业利益补偿政策，然而当前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短期目标与教育公益属性的长期目标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的政策补偿。
（三）动力困境：缺乏长效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作为驱动高职教育产教融合顺利、深入、有效进行的一切有利因素的机构体系，是推动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有效开展的根本动力与力量。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以调动，企业参加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但限于政府行动的阶段性和产教融合所带来的效益有限性，致使企业或公司仍然极少主动承担职业教育的教育职责。“造血式”的长效动力机制未能建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也就难以长期、深入推进。
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的实践路径
产教融合园区模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旨在以政府、学校、企业各方的协同作用，以产生大于“产教”各自部分的功能。现代协同理论认为，各个部分有机协同能够促进整体系统有序而稳定地运行，保证系统更高质量和高效率运行，创造出系统局部所没有的新功能。[]充分发挥出产教融合“园区模式”多重效用的关键就在于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对园区内机构要素、机制要素、人员要素、任务要素和目标要素的整合，以形成现代协同治理的结构体系。
（一）搭建坚强有力的组织机构
（二）形成高效灵活的运行机制
（三）组建稳定可靠的工作团队
（四）商定切实可行的融合任务
（五）建立多样适切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的建构有利于及时监测园区运行过程中各主体的参与度、阶段衔接融合度及总体运行水平，进而及时调整系统内部各资源要素的组合及运行方式，推动园区建设持续向好发展。园区模式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是决定产教融合质量的关键，对各参与方开展评价与考核事关职业教育类型落地的成功与否。因此，所构建评价体系应将政府机关、园区、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组织机构，以及下位层面的教师、学生、企业员工等具体的参与者都纳入其中。具体而言，一是可以构建企业、学校、行业协会三方联合考核机制，其中，企业主导并负责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学生校内基础学习的考核由学校主导，职业标准制定与考核交给行业协会。此外，还要将教师参与园区产教融合情况作为考核内容，从实训、科研、技术服务、创新、创业等维度衡量，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体现。二是引入第三方评价制度。第三方评价制度对于保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评价的公平性有着重要作用。在落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园区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对政府机关、园区、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发挥作用的情况开展总结性评价，也要对各大主体的参与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价，以及时发现问题，促进各方及时调整策略，优化实施方案。
作者简介：聂强（1965-），男，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聂蕊（1995-），女，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专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