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起，林凡在MPRC（北京大学微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和北大众志工作了13年。梁宁所在的方舟、林凡所在的北大众志及同时期成立的龙芯，曾是中国挑战自主芯片研发的先驱者。
中兴芯片禁运，“中国为什么做不出来芯片”成为全民追问的大命题；梁宁一文大火，给出了痛定思痛的判断——自主芯片为什么这么难？梁宁主要归因于用户体验和生态：只要搞定知识产权问题，选择技术路线，找会干的人，投入干，CPU/芯片就能够做出来。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统。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态。
但后续一系列舆论里却出现了严厉的反弹：“方舟Bug无数，贴钱别人也未必愿意用”“开不完的会、买不完的设备、包装慨念攒项目，套取课题经费”……
“时运不济，但我们不是孬种，没有浪费国家的钱。”林凡说。
1999年，MPRC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出基于独立架构——UniCore的中央处理器（CPU）原型的机构。但在其后数年，围绕MPRC的科研成果而设立、以“产业化”为目标的“北大众志”并未能做大、做强，未能完成自主CPU的商业化之路。
目前，方舟已停止CPU开发；最有名的龙芯在2015年销售破亿并实现盈利，但收入主要来自嵌入式芯片而非桌面CPU；众志2015年上市未果，目前仍在一些特定领域出货，民用市场已少人问津。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甲子光年采访了近20年以来，多位深入参与MPRC和众志创业历程的芯片从业者。他们的机会、突围、困局、兴奋、迷茫和无奈展示了CPU难题的更多侧面，是自主芯片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难得样本。
（经被访者要求，文中出场的MPRC和众志老人均为化名。）
全盛时期：光是来面试的清华学生，就排了20多个
2001年，MPRC成立，前身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系统结构教研室。
早在1995年，北大就开始投入自主CPU和配套基础软件的研究，1999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套支持CPU正向开发的设计环境和基于自主指令系统标准的16位CPU。该原型基于MPRC自己研发的UniCore架构，这是中国第一个完全自主研发的架构，1999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文，称北大MPRC的成果是“献给新千年的礼物”。
MPRC的主任，是当时壮年得志的程旭。他在33岁就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2002年北大众志成立后，他同时负责公司业务。
程旭
在MPRC往日学生的心中，“程老师是一个强人”——学术、管理、社交、运动、演讲……各方面都不落人后。他精力惊人，睡眠极少，是出名的工作狂，流片前和流片回来的最紧张时刻，他经常和学生一起熬夜通宵。
程旭对芯片异常执着。在1995年，从哈工大博士毕业的程旭被杨芙清院士点名招入北大，收为“关门弟子”。
杨芙清院士是中国软件开发领域的泰斗，年轻时风华满未名，身上有着北大学人的卓拔风骨
程旭昔日的学生告诉甲子光年，如果顺着杨院士的研究方向“系统工程、软件工程”，程旭很有可能走上院士之路，但他偏偏不受衣钵，硬是另组人马，成立了MPRC。
在2002年到2006年左右，加入MPRC的许多学子，都为程旭的激情所感染。他们评价，程老师身上有一种类似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身处MPRC的人都认为“这个实验室与众不同”，是在做真正有应用前景、对国家有意义的事业，而不是短平快、发paper的“为研究而研究”。
这一时期，研发成果不断。在1999年第一款16位CPU原型和2000年完成的32位CPU原型设计的基础上，2002年末，首颗国产32位CPU系统芯片成功流片，被命名为“众志-863”（PKUnity-863-1)。此后，众志陆续推出PKUNITY-3-130、PKUnity-3(65)、PKUnity-3-(HD40)等多个型号的CPU。
PKUnity-863CPU系统芯片
编者注：1999年北大做完16位CPU原型后，2000年完成了32位原型系统的开发，但考虑到商业价值，没有直接流片，而是同东南大学等机构一起研发SoC，即系统芯片，不但包含CPU，还包含南北桥。若只有CPU没有南北桥，无法做出可量产的整机产品。2002年12月26号，流片回来的芯片已是SoC系统芯片，其中的处理器核心叫Unicore，SoC平台包含了东南大学等单位的支持，北大和东南大学一起将芯片命名为“众志”，后续有东南众志和北大众志。
适配于芯片的软件系统也在同步研发。2003年前后，MPRC做出了包含CPU、适配软件和相应操作系统（基于开源的Linux开发）的完整产品，并推出了使用PKUNITY-863CPU的“网络计算机”。
对当时年轻稚嫩的学生们来说，MPRC重要性的一个直观反映是：它接待了多位重要领导的视察，包括胡锦涛、习近平等。
交游广泛的程旭还请一些著名书法家题写了很多鼓舞士气的字画，挂在实验室四处：“只要信念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先做人，后做事”“辛苦，心不苦”“动脑，不伤脑”……
那时程旭总能招到最好的学生。2002年到2004年，MPRC要的研究生都是北大计算机、微电子系本科年级前五的学霸，有人为此放弃了出国读博的机会。有一年，光是来面试的清华本科生，就排了20多个。
高峰时，MPRC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加起来有100多人，虽然占据了北大理科一号楼8层一半、近千平方米的空间，但依然场地紧张，需要4个人挤一个工位，一字排开4个屏幕。
当时，让MPRC最紧张又最兴奋的就是“流片回来”。当海关下达到关通知时（芯片在台积电代工，需要入关），程旭就会自己去机场填表，不等邮递发送，直接带回来。
“就像等在产房外。”不直接参与硬件调试的MPRC软件组成员回忆那种忐忑。IC组、架构组的同学们会围着芯片，第一步是让芯片上的绿色LED灯点亮，所谓“芯跳”了，接着是跑测试程序、跑操作系统。
每经历一个成功节点，屋子里的人就忍不住一齐欢呼鼓掌。在他们心中，这是属于理科一号楼8层的“火箭发射”。
这个阶段不仅是MPRC的春天，也是自主CPU的集体甜蜜岁月。
863、973计划大力支持自主CPU研发。2001年，方舟科技生产出“方舟一号”，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32位RISC指令集CPU；2002年，“龙芯一号”问世；2004年，众志在常州建立了自主芯片CPU系统成果转化基地。
在研发之外，MPRC于2002年开始同步进行产业化探索，注册了“北大众志”公司。
在程旭的领导下，MPRC内部分为架构组、IC组和软件组，架构组负责芯片IP核和SoC（系统芯片）的设计，IC组做后端物理实现，软件组做配套软件系统开发——人数占整个MPRC的一半。可以说在起步期，程旭和MPRC就认识到了软件适配的重要性。
但在真正的“产业化”过程中，走出实验室的“中国芯”碰壁了。
摆在梁宁所在的方舟面前的那堵墙，同样摆在了众志面前：东西是做出来了，问题是谁来用？
攻下了CPU，却攻不下商业生态。
市场上的主流厂商和广大消费者已经习惯了“Wintel”联盟，即基于英特尔X86架构的CPU+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的产品组合。
独立架构的UniCore用的是自己开发的Linux操作系统，无法跑Windows，也用不了Office；下游产业链中，愿意与之合作的厂家也很少。
这就是为什么，国外的芯片公司，如英特尔、AMD都是做芯片及配套服务，而“中国芯”公司，尤其是做桌面CPU的各家公司，如众志、方舟和龙芯却要自己做完硬件。
众志主打的第一款使用自己芯片的产品是2003年推出的“网络计算机”（即“瘦客户机”NC）。一般的个人计算机，可单独使用，而网络计算机是多台连接到同一个服务器，每台单独的网络计算机可以跑一些基本程序，满足办公、教学需求。
2003年，NC相比PC有很大的价格优势。一台PC均价在8000元左右，而众志的NC在3000元左右，主打办公和教学市场。
如当时的许多其他公司一样，众志的国产NC并没有大范围打开目标市场。众志NC事业部负责商务的前员工许靖捷告诉甲子光年，2006年到2012年，众志NC的销售是数万台，订单多来自政府项目。
同一时期做NC的方舟科技也市场化受阻。虽然在2001年依靠政策支持拿下了北京市政府办公市场，但当方舟NC接上互联网后，服务器端不支持它内嵌的Linux工具软件。之后，很多国企都中止了与方舟的合作。
2009年开始，众志又燃起用自己的芯片攻“桌面市场”的斗志。
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简称“核高基”）是其中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中央财政为“核高基”安排预算328亿，从2009年开始陆续到位。这极大增强了本来陷入困顿期的行业信心。众志和龙芯都开始积极推“千元本”、“上网本”，主打学生和办公市场的C端用户。
然而，这又是一次滑铁卢。
“千元本”最终卖出不到万台，离目标销量100万台相差甚远。
“真的没法回答，尴尬。”张嘉俊说。
跷跷板难题：只解决了供给端，没解决市场端
回望众志在产业化上的种种碰壁，多位MPRC和众志老人认为，即使面对强大的Wintel联盟和顽固的用户使用习惯，“自主CPU本来是有机会的”。
这个机会不在市场，而在明确并强力执行的政策扶持——给我划定一片专有市场。
在老人们看来，要真正实现国产CPU的“产业化”，政策要扶持的就不仅仅是跷跷板的一端，“供给端”要扶持，“市场端”也得扶持。
和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做出来“两弹一星”不同，芯片是一个需要持久投入的长期战线。提高性能、降低功耗以及提升与之配套的操作系统，都需要起量，形成“市场—研发”的正循环。只有真正被大量使用起来，才能更快迭代。
既然MPRC实验室全部使用的是他们自己生产的NC，完全满足办公功能和稳定性需求。“为什么不就把特定市场留给国产CPU？让我们这几家公司在这个市场里争破头，总有一家能跑出来。”林凡说。
然而，2009年给行业带来提振的“核高基”项目的思路又是“纯产业化”，鼓励众志、龙芯等公司在民用桌面市场试水。但项目资金分期到位、下发后续资金的条件之一是，使用自主CPU的“千元本”的销量要达到100万台。
在摩尔定律驱动的芯片行业，性能提高和成本下降的速度很快，传导到硬件端，笔记本的价格下降也快，使用Linux系统的自主“上网本”在短暂的窗口期后，很难与主流产品竞争。
“非要我们做桌面，又不给桌面市场。”林凡感叹。
龙芯中科总裁胡伟武有过类似言论：政府应该在黑暗森林里围个篱笆墙，构建一个小森林，把国外芯片挡一挡；然后把真正自主可控的放进小森林，小森林里玩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再让踏着尸骨的胜出者打破藩篱，和黑暗森林里的国外产品竞争。
那么，“小森林”真的可行吗？
给不起的“小森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我们与这些芯片老兵一起回顾每一次“希望”和“落空”时，不难发现——CPU的小森林，国家可能真的给不起。
即使是在国家看起来可以控制的政府办公、国企办公、教育领域，当市面上的CPU比国产CPU性能更高、价格更低时，让部门牺牲利益支持国产，仍有巨大阻力。
在2014年，云计算发展起来后，众志曾拓展“桌面云”业务，并拿到了国家电网的一张大单子。背景是当时国家电网认为用个人电脑办公不安全，下令不再采购个人电脑，而改用桌面云办公，在服务器端统一管理。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众志的桌面云对娱乐软件支持不好，对部分外设支持有问题。当时参与商务合作较多的刘临风回忆，虽然桌面云性能可以保证办公需求，但下面的人不愿意变——不让买新电脑了，有的分公司就去租电脑。这次合作最后不了了之。
更早之前，方舟的类似尝试——北京市政府在2001年统一采用方舟NC和相应操作系统作为办公设备——也是一次著名失败，梁宁将这次“大溃败”归因为“不懂用户体验”。
其实，以当时中国自主CPU及相应操作系统的性能和成本，还没资格谈用户体验。
自主CPU本想瞄准的电脑桌面市场，是一个竞争激烈、中美差距巨大的民用市场。美国巨头已早跑几十年，经过激烈厮杀，其间有无数“此路不通”的试错和“以身殉业”的倒闭公司，这才有X86架构一统江湖，一将功成万骨枯。
唯一具有一定封闭性，并且对自主可控和安全性有强烈需求的“小森林”可能是军用领域，但它又不是一个可以在内部放开搞市场竞争、丛林法则的所在。
直到今天，中国的CPU仍大量依赖进口。
2017年，中国芯片的总进口金额为2601.4亿美元，其中CPU进口额为550亿到600亿美元，约占五分之一。
双重属性之困：你不可用，就是最大的不安全
那么，众志、龙芯这样的公司，是否可以走另一条路——“农村包围城市”，从中低端市场切入，先赚钱，再反哺研发，反切高端桌面CPU市场呢？
从近20年中国整个芯片行业的实践看，这条路也许能做出芯片大公司，但仍然搞不定CPU。因为做芯片难，做CPU难上加难。
目前，国产芯片的确已在一些中低端芯片领域有所突破，如电源管理芯片、蓝牙芯片、交换机芯片……上海乐鑫已成为全球出货量第二大的蓝牙芯片厂商，其旗下的物联网芯片累积出货量也已突破1亿。
但芯片行业的桂冠上的宝石——CPU，仍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中国芯”中，风光一时却日渐走低、陷于瓶颈的公司也集中在这个领域，众志、方舟和龙芯都是。
在市场化一头，业界标杆华为海思，主打的芯片是用于通信设备的基带芯片，和用于摄像头的芯片。近年来海思的手机芯片业务兴起，但主要还是做SoC设计，CPU的IP核仍然使用ARM的技术——而且海思也是华为多年输血、烧钱才养出气候；在“政策扶持”一头，太湖之光在“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上实现了芯片全自主研发。
然而基带芯片、超算芯片，终究都不是面临庞大商业生态垄断的CPU芯片。更重要的是，MPRC的定位和程旭的身份与志向都已决定，众志很难拥抱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程旭的学生评价，程旭身上有“老派知识分子的抱负”，虽然被许多学生视为“开挂全人”，但他的市场嗅觉并不灵敏，或许是意不在此。
他本人也曾在采访中说，怀念80年代初的社会氛围，那时人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技。他的愿望正是将自己的能力溶化到国家强盛、科技发展中。
当时的另一种考虑，是政策导向和国家安全。国家对CPU开发的提法是“自主可控”，AMD向中国各高校转移技术是否是另一次“运十下马”？
在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运十”大飞机研发，1985年在引进美国麦道大飞机并签下巨额合同后，运十下马。但麦道随后被波音收购，国产大飞机的研发因此推迟多年。
“阴谋论”或许不足为信，但如果投入精力做X86产品，在实验室经费、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影响自主架构UniCore的产品化。
作为体制内的大学教授，程旭还同时担任学校领导职务。一些学生评价，程旭比较喜欢“跟着政策走”。
然而，政府也在探索，政策也在改变，每个人对政策的把握都不同。
张嘉俊观察到，各种文件、会议对桌面CPU芯片研发的提法，以前主要是“自主可控”，近几年也说“自主可控”、“安全可信”、“安全可控”，但从业者对这些目标的“内涵”并没有共识。
业内，坚持自主CPU的人把这种拿国外技术的做法称为“买办CPU”。“买办CPU”凭借与主流生态更好的融合性后来居上，在政府办公领域吃到了更多份额，部分自主CPU研发者感到不公。
龙芯的胡伟武曾在公开场合说：我们花钱委托国外设计，取得部分产权，但本质上还是国外在设计，这其实跟原来用国外芯片没区别，几乎不具备自主可控性。
但这是性能长期不如人的国产CPU不得不面临的尴尬。
一位领导曾说：“你不可用，就是最大的不安全。”
人才断层：编一条离职短信，酝酿好几个月
2013年夏天，MPRC实验室一部分人要毕业了。气氛很尴尬。大家各自说着“去向”，程旭发现，有一半的人都去了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
欢送会现场陈设着《兰亭集序》屏风，背对着“不知老之将至”的草书，程旭用平稳的声音说：“你们要不忘初心。”
虽然他并未表现出不满，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程老师生气了，以至于之后的毕业典礼都取消了汇报行业的环节。
2013年，MPRC毕业生欢送会上，中心职工表演舞蹈《穷开心》
2015年离开众志的何清辉说，这么多年来，“长期过度工作”的程老师还是有变化。他现在讲过去的事，偶尔会想不起人名，这在以前绝对不会出现。“程旭是那种上两节课，就能把所有学生名字读背下来、对上脸的老师。”
铁打的MPRC，流水的学生。从2001年至今，那些当初抱着“中国芯”激情加入MPRC和众志的年轻人，都在陆续离开程旭。
留不住人的根本原因是行业困顿。
2003年进入MPRC并在博士毕业后留在众志的吴华说，十几年前，就是听到程旭老师讲中国的芯片进口额已经超出石油进口额，“受刺激进了这个行业”；十五年过去，吴华已转行做互联网三年，芯片和石油的进口额差距仍未扭转。
留不住人的同时，招人也变得困难——实际上从2006年左右，MPRC渐渐不再是北大信科最受欢迎的实验室。从学霸云集，到渐渐不好招博士，到现在已很难招到北大自己的本科生，甚至外校的学生也多是被调剂来的。
另一方面，博士在MPRC的压力很大。因为程旭常年做工程，并未发表太多论文，“学术势力范围”不够，这让毕业有硬性论文要求的博士生尤感吃力。
程旭的自我要求极其严苛，而且“他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所有人”。在以“自由散漫”著称的北大，MPRC要统一考勤，迟到、缺勤都会扣补助。
程旭还是一个口才极好的人。一位从MPRC毕业却不愿继续进入众志的学生曾拒绝与程老师谈话，因为他知道，只要谈了，他就一定能被程老师说服。这就是程旭的“现实扭曲力场”。
但一人之力无法抵抗行业大势。招不到人，最根本的原因是自主CPU的产业化推进缓慢，而互联网正方兴未艾，薪资待遇水涨船高，计算机系、电子系的学生在两个行业都有发展机会——一落一起，抽血效应明显。
留不住老人，进不来新人。这不仅是MPRC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整个芯片行业的难题。
待遇实在低。李泉回忆，他到博士毕业前，二十七八了，还要靠家里接济；现在转行做对冲基金的李伟利说，自己在众志期间，工资还不如去网易游戏的应届师弟师妹。
2004年，和中兴合作的芯片流片成功后，中兴请了庆功宴。李泉清楚记得是在北大附近吃的涮肉。高年级的师兄抱怨吃不到肉，因为几乎没熟就被师弟们夹起来抢完了。
“当时穷啊，没油水。”李泉半开玩笑地说。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推进纲要》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本科应届芯片设计师年薪近15万元，博士近30万元。而据拉勾网等招聘网站信息显示，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且拥有4年～5年工作经验的人工智能人才，月薪最高可达4万，年薪可能超过50万元。跟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岗位相比，芯片行业薪资水平明显逊色不少。
目前在某家外资芯片巨头工作的晋华曾在方舟和众志都工作过。他告诉甲子光年，常年来，不管中资、外资，各家芯片公司都很难招到应届生，每次开行业会议，翻来覆去都是老友聚会。
MPRC等CPU研发机构一个很大价值，是为中国芯片行业培养了人才。2007年毕业后进入英伟达的陈琪告诉「甲子光年」，同去的三位MPRC毕业生中，有两人在三年内升了两级，在外资大企业中属于晋升速度很快的。因为当时MPRC是少数国内做数字后端的实验室，IC组的毕业生一般都能手握英伟达、AMD、美满（Marvell）、威盛等大公司的好几个offer。
多年来，从壮年得志到产业化受阻，程旭从未对外直接表现出彷徨和无力感。他只是偶尔会说，当时如果怎样，也许更好。和他亲近的学生回忆，即使是在饭局上，喝了大几杯的程老师也思路清晰，能巧妙地达成对众志有利的谈判，酒精也无法让他展现“不同的侧面”。只有在每年众志的年会上，程旭例行会“热泪盈眶”，为团队的辛苦和付出而感动。
在众志待了多年的老人们，要离开时，常会感到很难对程老师开口，“编一条离职短信，酝酿好几个月”。
2014年，一位工作多年的老人准备离职，最后面谈时，他说，他准备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