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街头政治”和美国分化西化中国战略
1.“街头政治”的含义和实质
2.美国推行“街头政治”的策略和手法
3.美国传媒在“颜色革命”中“功不可没”
4.美国非政府组织（NGO）是“颜色革命”的调色板
5.中亚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对中国周边的影响
6.“颜色革命”给我们的启示和对策建议
7.布什连任后加紧推行西化、分化中国战略图谋的主要原因
8.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现实威胁性
9.布什连任后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新特点
10.新形势下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渠道和手段
11.从《参考消息》上的部分信息看交往合作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遏制
12.抵御美国西化、分化的三个关键问题
13.抵御美国西化、分化图谋的对策建议
14.反西化、分化工作应紧紧地围绕年轻人展开
“街头政治”的含义和实质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街头政治”的冲击下垮台，拉开了西方势力向中亚地区输出“颜色革命”的序幕。“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期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利用目标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困难，制造政治危机，发动社会抗议、街头抗争，推翻合法政权的颠覆运动。“街头政治”往往是这种颠覆运动的最后阶段，即有组织的群众性街头抗争的政治活动。对美国来说，就是通过鼓动和支持一国的反对派发动民众，走上街头，向当局施压，直至和平夺权，改变政权性质。
西方国家搞“街头政治”由来已久。最近几年，“街头政治”越来越成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用以干涉别国内政，改变政局和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一、“街头政治”是西方介入一国内政的通道
“政治斗争”的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斗争的形态不外是和平与暴力两种。“街头政治”斗争一般是和平地进行。当今利用和平形式搞“街头政治”，则可以举起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帜，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游行、集会，甚至可以选择在国家的中心广场安营扎寨，长期坚持下去。对于这种“和平”行动，当局往往难于对付，只能以和平方式来处置。而向来以维护“人权”、“民主”、“自由”自诩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旦发现有爆发“街头政治”运动的国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介入。
对于“街头政治”发起者来说，作为反对派，一开始与当局的力量对比是不对称的，必然需要外界的援助和支持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这就为西方的介入提供了内应的“线人”。西方国家对他们想要的“街头政治”也决不是被动应付，等待人家的“邀请”，而是有计划地进行“制造”的。比如此次乌克兰总统选举，美国早在大选前半年多就制定出了行动计划，包括人员培训、资金援助、国际介入等。以尤先科为代表的反对派，不过是充当了这一计划的理想执行人而已。
二、“街头政治”是“选举干预”的重要手段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们认为的所谓违反国际民主原则的国家采用了“人道主义干预”，改变一个国家政权。现在则采用所谓“选举干预”，即通过干预一个国家的大选，使其走上“民主化”，实际是亲西方化的道路。
当然美欧等西方国家决不会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在民主选举中发生舞弊的国家都进行干预，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众所周知，冷战时期，美国的最大心病是遏制和肢解苏联；冷战后，美国最大的心病则是包围和遏制俄罗斯。但在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几次选举中，由于普京总统治国有方和个人威望，美国暂时还难以有所作为，只能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先从独联体国家下手。独联体虽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合体，缺乏凝聚力，但仍是俄罗斯抵御西方遏制的一道屏障。那里定期举行的总统换届选举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了进行“选举干预”的契机。
正如美国智库、专门从事所谓“支持自由世界”活动的美国民主基金会负责人格尔什曼总结的，“选举干预”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在于他们抓住了实现格鲁吉亚“玫瑰革命”的几个基本因素：反对派应拥有一位著名的领袖人物；国际社会参与这一事件的程度；外国观察员在何种程度上实施对选举的监督。这三个基本因素可以说是进行“选举干预”获得成功的模板。有了这块成功的模板，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后还会在他们需要使用的国家加以复制使用。
三、“街头政治”是低价更迭政权的利器
美欧等西方国家打着“民主”旗号更迭一国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一是武力手段，另一是和平手段。前者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后者有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下台，以及最近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两种手段相比较，用前者花费大、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大、生态破坏严重，有时即使是速战速决，但留下的后遗症和善后要处理的问题成堆，处理起来既费钱、费力，又十分棘手，甚至变成难以卸去的包袱。在伊拉克战争中，至2004年末，美国军费等各种开支已达1480亿美元，长期驻军高达15万人，美军死亡人数已接近1300人左右，这两个数字随着问题的拖延，还在不断增加。
格、乌、吉等国“颜色革命”的成功，也使独联体其余国家的反对派受到很大鼓舞。白俄罗斯的一个人权组织领导人说：“乌克兰对白俄罗斯产生了巨大影响。它让我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因为我们意识到俄罗斯并不像它希望的那样强大。”
四、“街头政治”是进行“两个冷战”的重要手段
早在1989年11月，针对当时新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就告诫我们：“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两个冷战开始”，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的，不久苏联东欧演变了；还有一个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当时还不以为然。现在看来，“大中东和平计划”的推行、“颜色革命”的接连发生，恰恰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当年预见的正确性。如果说前一个“冷战”是针对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后一个“冷战”实际上是美国要独霸和主宰世界，建立一个为它所控制的政府。其结果不在于是否选择社会主义，而在于是不是真正符合它美国的全球战略。如果不是，美国就要用“冷战”来搞掉你。
现在美国的西化、分化图谋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冷战。它在背景、手段和渠道上与以前不大一样。比如，过去两个社会是对抗的、你死我活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中国和美国是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友好往来，甚至说中美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而最好时期实际上也是西化、分化新的战略图谋实施的开始，即由过去的对抗变成现在的拉拢甚至麻痹。赖斯最近访问日本时的讲话值得我们注意，她认为共产党政权就是暴政，希望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民主化”，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接受美国的所谓民主价值观。
美国推行“街头政治”的策略和手法
鉴于“街头政治”比使用军事手段代价小得多，而效果又好得多，美国越来越青睐于搞“街头政治”，预计今后会以更大的热情和投入将“街头政治”这一套推而广之。在实践中，美国已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一、利用非政府组织打先锋，为“街头政治”营造适宜氛围
目前，全球NGO多达数百万个，活动范围涵盖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生态保护、宗教慈善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NGO就有150万个之多，它们的政治主张和社会要求千差万别，有反全球化的，有反霸的，也有特别热衷“民主”“自由”宣传的。美国就利用这一类NGO打进需要“二次革命”的国家，让它们在那里各显其能，为反政府游行做好心理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乌克兰选举中，当反对派的支持者被问到“为什么要支持尤先科”时，很多人答道：“支持尤先科就是支持民主。”可见，西方数千个NGO在乌克兰没有白忙。
二、开办讲习班，培养“街头政治”的骨干力量
美国知道，光有西方的NGO在面上吹吹打打、制造气氛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必须有人，特别是骨干分子。
美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问题。2000年3月，美国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饭店举办“非暴力抵抗讲习班”。24名南斯拉夫反对派领导人秘密前往受训。这些人在“专家”指导下学会了如何组织罢工、罢课，如何通过手势进行交谈，如何克服恐惧心理，如何动摇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等等。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很快就投入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街头政治”中。2003年夏天，美国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又办了一个讲习班。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应邀前往接受有关进行塞尔维亚式“温和革命”的培训。几个月后，萨氏便在格鲁吉亚成功发动“玫瑰革命”，随之登上了总统宝座。2004年秋，美派遣1000余人分赴乌克兰14个州，为“橙色革命”及时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
三、精心挑选代理人
“街头政治”实际就是街头群众运动。没有强有力的领军人物，这种“运动”既难以坚持，更不可能取胜。对美国来说，要确保“街头政治”成功，选准代理人是最关键的一着。美国选代理人的标准是：年富力强，有个人魅力，没有劣迹，但最重要的是亲美，而且必须是100%地对美亲，99%都不行。老谋深算的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后还在抱怨说：“我是美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其实，局外人看的很清楚，精明的谢氏在与华盛顿同榻而眠的时候，还偶尔向莫斯科送一下秋波。山姆大叔瞧见了，心中不悦，遂起“换马”之念，因为他容不得“他的人”对他有半点不忠；因为他更知道：用人不当，满盘皆输！
现在看来，波兰的瓦文萨、捷克斯洛伐克的哈韦尔、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还是令美国满意的。
四、设立指挥部
有了活动氛围，有了骨干分子和领军人物，基本上就可以开始活动了。这时需要的就是设立指挥部，负责统一协调指挥。
2000年初，美在匈牙利成立了“促进南斯拉夫民主办公室”，派高官坐镇指挥。2002年4月，美在其驻格鲁吉亚使馆设立了“促进格鲁吉亚民主办公室”。美驻格大使迈尔斯毫不隐讳地表示，他出使格鲁吉亚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该国“以民主方式实现政权更迭”。据悉，2004年秋，美在乌克兰邻国也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尤先科曾奉召过境面受机宜。
五、选好突破口
美国知道，欲使“街头政治”成功，必须选准突破口。1999年，美国对南联盟连续狂轰滥炸了78天，可没有将米氏炸趴下。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支持南反对派大搞“街头政治”，隔三差五上街游行，要求米氏下台，但米氏不予理睬，照样闲庭信步。反对派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何也？米氏一不好色，二不贪财，三不讲排场，四不图享受，作风与人品近乎完美，反对派几乎找不到任何把柄可置他于死地。最后，美国人决定通过选举把他搞掉。实践证明，这是他们可以大展拳脚的高招。从此，选举就成了美国搞垮一国政权的“法宝”。
六、慷慨解囊，为反对派搞“街头政治”买单
七、利用媒体“妖魔化”当权派，为反对派夺权制造“法理”依据
八、大打“经济牌”，对当事国选民诱压兼施
在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经济普遍不好，美国在这里玩“经济牌”很容易奏效。南斯拉夫长期遭国际制裁，北约78天的轰炸，使其蒙受的直接损失超过过1000亿美元，老百姓的困苦可想而知。美在大选中对南选民露骨地表示：反对派上台，经济制裁立即取消，大量经援随后就到；反之一切照旧！在乌克兰，美国告诫选民：“选择尤先科便能告别贫困！”这些说法事后证明对处在困境中的南、乌等国选民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
九、施高压不准当局动武，为反对派放开手脚夺权保驾护航
美国知道，“街头政治”的克星是武力，所以它总是以“国际舆论”甚至军事手段施压，以“经济制裁”相威胁，迫使当局不使用武力。它一面捆住当事国当局的手脚，一面让反对派有恃无恐地放开手脚干，以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人们在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三国选战中均看到了这种情形。
十、带头宣布不承认不利于反对派的选举结果，为反对派翻盘力挽狂澜
如果上述各种办法还不能确保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那么美国就使出最后一招——以“选举中存在舞弊”为由，带头宣布不承认不利于反对派的选举结果。
在南、格、乌、吉选举中，反对派起初都没捞到便宜，格、乌、吉的当权派政党竟还胜出。美马上指责选举“不公”、“存在舞弊”，率先宣布不承认这样的结果，致使当事国局势大乱。南、格反对派乱中夺权，乌、吉反对派成功翻盘。至此，四国的“二次革命”圆满结束，“街头政治”便迅速退潮。
美国传媒在“颜色革命”中“功不可没”
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先后爆发的所谓“颜色革命”，不禁使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将两者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相似之处：都发生在原苏联或独联体的势力范围内；反对派均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都是利用选举的时机实现政权更迭。应当说，国家内部出问题是造成东欧剧变和“颜色革命”最主要的因素，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的传媒在其中起的推波助澜作用。
在格、乌、吉等国先后爆发的所谓“颜色革命”中，美国传媒更是“功不可没”。格鲁吉亚等国作为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早在冷战时期即受到美国之音等媒体的“重点进攻”。近年来，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对这些国家产生了更深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较少接受原苏联模式教育、对新鲜事物好奇的年轻人。美国强大的传媒机器在这些国家时刻都在高速运转：当这些国家的掌权者有违美国意愿行事时，美国便利用传媒对其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权状况等大肆抨击；当美国准备改变其现政权时，便凭借已宣扬多年的“自由民主”意识对该国民众进行反政府煽动；当“革命形势”出现后，即开始对美国所支持的反对派领袖大加赞赏，给反对派以广泛的舆论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国媒体便迅速将消息传遍世界，希望借此推动“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国传媒一方面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此动摇别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利用其掌握的强大舆论机器，在国际上丑化别国形象，为其“改造”这些国家扫清国际舆论的障碍。可见，从东欧剧变到“颜色革命”，美国传媒的煽惑作用虽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美国非政府组织（NGO）是“颜色革命”的调色板
“颜色革命”正在改变欧亚大陆政治地图，而美国政府用来调制这些“颜色”的调色板，正是无处不在的、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NGO）。
一、美国政府资助的“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同时又不具有企业的营利性质，所以被称为是继政府和企业之后的“第三部门”。恰恰是这种独立性、社会性和非营利性特点，吸引了美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注意。
美国利用NGO输出美式“革命”，具有以下显著优点：美国政府可以躲在幕后，避免吓跑那些厌恶美国霸权的老百姓；NGO的亲和力与独立形象，更具迷惑性和号召力；数以万计的NGO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构成了遍布世界的巨大网络，可以为美国力量传输提供现成的平台；NGO本身的资本积累和融资能力可以放大美国政府投入的“种子资本”的力量，形成一种“杠杆效应”。
从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开发署官方网站透露的情况看，目前美国政府倚重的组织主要有国际共和党协会、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等，并通过这些组织发展和资助下游组织。但是，从媒体所反映的情况看，美国政府直接联系的NGO远不止这几家，至少还包括在独联体活动频繁的“自由之家”，以及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索罗斯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虽然是布什的“对头”，曾出资1000万美元资助民主党选举，但是在推进其他国家的“民主化”改造方面，他与布什有着“共同兴趣”。应当注意的是，索罗斯及其资助的组织仅仅是一个典型代表，还有许多实力雄厚的相似机构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二、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投资”与“收益”
美国政府每年“为推动全球民主”开列的预算高达10亿美元，而通过上述组织向目标国的反政府组织输送的资金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1998年到2000年，为了搞垮米洛舍维奇，美国提供5500万美元支持南联盟的反对派，法、德等国提供了另外的2000万美元。美国民主基金会官员公开宣称，仅2003年和2004年，美国就花费6500万美元资助乌克兰的反对派。假如算上民间获得的资金（比如索罗斯的投入），再考虑到目标国远低于西方的物价水平，美国通过NGO送来的钱的确能办很多事情。
这些钱是无偿的吗？考察资金的使用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政府的这笔支出其实是一种非常合算的投资。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从国会得到财政拨款，分配给几家主要的NGO，通过他们的网络在几个主要目标国进行再分配。这些钱被用来组建反政府网络、出版各种政治性论著、免费发放教人如何推翻政府的小册子、把选中的积极分子送到美国进行培训等等。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目标国的政权更迭。国际开发署官员毫不掩饰地透露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给改革派提供资金，让其创立联盟发动群众。当政局变化使改革派掌握大权后，前期提供的资金援助就成了对未来的一笔投资。”
美国人收回投资的途径非常多：地缘战略和地区安全关系的改变将使本地区的军备需求显著增加，美国无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省钱就等于赚钱，同样是对付米洛舍维奇政权，军事手段比起NGO的非暴力手段来，花费的美元多出了成千上万倍。
三、美国NGO对他国渗透的惯用伎俩
美国NGO对他国的渗透，其战略总体上可以用柔性政变一词来概括，其中除了发掘、扩大和利用目标国国内政治矛盾外，还有以下一些惯用伎俩：
1.灌输新概念。乱国先要乱思想，美国NGO系统地创造和传播一系列新概念，为即将采取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比如把号召人们制造大规模骚乱称为“非暴力抵抗”等，其目的就是所谓“占领道德制高点”。
2.传播谶语。公开预言将出现政权更迭，以此来吸引公众的注意，改变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
3.打造组织。最初是建立一些“青年俱乐部”，用免费的小东西和奇谈怪论吸引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然后逐步政治化、组织化，形成一批骨干队伍。他们是各种政治运动的首选动员对象。
4.培养和扶植反对派。一方面他们把选中的未来领袖们接到美国面授机宜，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实践出真知。格鲁吉亚被选中的基佳·波克里亚本身就是一家本土NGO的创建者，他同时获得了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以及有美国官方背景的欧亚大陆研究所的资助。受索罗斯的派遣，他曾多次前往塞尔维亚，向当时正在“倒米”的组织学习反政府“非暴力”斗争的实际经验。此后还多次将塞尔维亚的骨干分子请到格举办培训班，传授诀窍。
5.民意测验。他们搞的民意测验，目的不是获取信息，而是在私底下误导民意，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心理重塑。
6.非暴力手段。他们把行动刻意保持在“非暴力”的界限内，为的是能够“让普通人敢参与到其中来，同时，国际社会也因此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质和道义支持”。前美国军官、国家民主基金会塞尔维亚项目主管丹尼尔·瑟沃就曾对受训人员说：“非暴力的战争是和平的战争，但是作战使用的各种基本原理也是非常适用的，比如在决定性的点上集中最大兵力，应当采取进攻而不是防守策略……”显然，他的训导被忠实地反映到各次“颜色革命”的策划过程中，比如在搞游行的头一夜从几百里外雇来大量示威者以实现关键时刻的战略集中。
中亚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对中国周边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东欧剧变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些国家背离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现今发生在中亚独联体国家这一连串的“颜色革命”会不会引发西方所希望的又一次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中亚地区另外四个政权：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与塔吉克，是值得注意的，这是当前国际政治斗争所面临的新课题。
吉尔吉斯斯坦原本是中亚地区的“民主”模范生，阿卡耶夫对反对党与媒体自由的有限度宽容，向来颇受西方国家肯定，没想到如今他的政权却率先垮台。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剧变后的苏东国家虽然改变了社会性质，但还不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还必须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服务和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
中亚的独联体国家毗邻中国，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家领土边界问题和上海合作组织问题。中俄及中亚国家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缔约成员国。这一组织对中国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加强反恐合作，打击东突三股势力，防范和遏制“疆独”。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就领土主权争议达成协议，同年两国进行首次联合“反恐”军演。二是经济利益问题。中亚广阔的市场为中国扩大出口和西部地区的开放提供了机遇，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中国多元化能源战略的主要保障之一。如果说美国在这些中亚国家增加驻军，部署远程侦察机，无疑对我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另外一个影响是东突势力问题。中亚国家中仅吉尔吉斯斯坦就与中国有一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它和新疆开通了伊尔克什坦、吐尔尕特等陆路口岸，人员往来频繁，“东突”分子活动猖獗。2003年11月，在吉高等法院宣布为非法的四个恐怖组织当中，三个与“东突”有关。
美国在独联体国家进行“颜色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在这些国家推行民主，更有战略上的考虑，主要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在北约经过两轮东扩后，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已经受到很大挤压，但西方仍在想方设法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特别是独联体地区的主导地位，削弱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同时，美国也在利用“颜色革命”考验中国。虽然美国还没有把中国当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对中国动手是迟早的事情，我们要有应对的战略。
“颜色革命”给我们的启示和对策建议
2．要高度重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还在拉大、失业率上升、有的官员贪污腐败、部分青年人信仰缺失、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诱发“颜色革命”。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加紧研究对策。要采取坚决措施，遏制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这是防止“街头政治”最具根本性的办法，是治本之策。
3．要切实加强党的执政基础。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人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反对派势力并不十分强大，但多数群众在社会危机中保持中立，袖手旁观，结果政府一触即溃。这说明执政党没有可靠的阶级和群众基础，政权缺乏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其支持者。我国正处在改革和体制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表现为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水平，还必须与特定的阶级、集团血肉相联，这样党的执政地位才有结构性的支撑。在我国，党的执政基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其他社会阶级和集团是团结的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无论经济怎样发展、社会如何富裕，党和国家政权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
4.要明确执政宗旨，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权派为谁执政？是为党派、小集团，还是为个人和家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执政就没有根基。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才能使社会稳定，使国家长治久安。而为人民谋利益，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如果领导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可避免地要被掀翻在地；为人民谋利益，还必须勤政廉政。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人民是不会容忍的。
5．要切实加强党和政权对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的绝对领导，加紧建立“街头政治”的应急机制，遇事快速处理，避免事态扩大、蔓延。在格、乌、吉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中，当反对派走上街头，甚至进行打砸抢的情况下，原政权虽然在形式上也控制着军队、警察，但它们或不敢使用、或指挥失灵，警察和军队竟保持中立，甚至出现临阵倒戈的现象。沉痛的教训表明，应对所谓的“街头政治”，我们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如果当权者软弱无力，不采取断然措施，最终只能自食其果。
6．要认真对待和谨慎处理近期发生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反对日本的右翼势力，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给小泉一点颜色看看，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从北京、上海发生的几起游行示威活动来看，都发生了打砸抢的行动，虽然是极少数人所为，但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非但不能达到爱国的目的，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授人以柄。一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利用青年人的爱国热情，挑起事端，散布谣言，扰乱治安，制造混乱，借反日之名，行反政府之实。中国一旦发生类似中亚国家的街头政治，后果要比上述国家严重千倍万倍。当前要认真做好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将其情绪和爱国热情引导到符合中央精神的轨道上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回击，一定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一方面要认清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本质，看清其狰狞面目；另一方面，要通过政治、外交、经济手段，有理、有利、有节地与日本的右翼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鉴于“颜色革命”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建议中央组织人力跟踪不同国家“颜色革命”发生过程以及最新发展动态，对近年来美欧等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的策略和手法以及国外不同国家“街头政治”的不同结果进行深入的研究。
布什连任后加紧推行西化、分化中国战略图谋的主要原因
美国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是由其国家利益、阶级本性、霸权主义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当前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有着十分深刻复杂的原因：
第一，美国历来把称霸世界作为其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强”，其全球战略由“争霸”发展为“独霸”世界，它的如意算盘是确保其全球“领导”地位不受任何挑战，将其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全面推广到全世界。美国认为，21世纪，阻碍其实现全球霸业的主要的或潜在的对手就是中国。尽管中国一再宣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对美国而言，只要中国实力日增，它们就感到寝食难安。中美之间在国家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具有战略性和本源性，是不可能消除和调和的。
江泽民同志说过：“西方国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总是要想方设法进行刁难和破坏，这是由他们的本质决定的，是由他们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反共传统决定了的，在民族意识中就长期灌注着反共基因。这一点我看它是‘一百年不会变’。”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四，美国经济在短暂衰退之后从2003年起再次复苏，并在科技创新和尖端技术发展运用方面进一步领导国际潮流，使美国感到它更有条件实现其意识形态输出，实现其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是4%，为近几年来之最高，当年增加了大约220万个工作机会，是1999年以来最多的一年。美国商会会长在2005年1月高兴地指出：“事实上，美国经济的表现比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要好。美国正在创造出数量很多的新的工作机会，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美国工人的收入在增加。经济强劲增长的势头将会在2005年保持下去。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达到3.7%，或者更高。”所以，美国自视其经济、政治实力更强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连年持续稳定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居世界第6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等2位，对亚太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国力量的快速上升，必然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进而影响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严峻的挑战。保障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既定目标。所以，它决不愿意看到中国和平发展，而要千方百计地扼制中国，想方设法西化、分化中国。
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现实威胁性
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不仅有必然性，而且具有重大现实威胁性。
1.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事实上取得了“一超独强”的地位。这种态势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就为美国提供了最重要的战略资本，使其明显加快了谋取全球霸权、建立“单极世界”的步伐和野心，使美国霸权主义呈现出比以往更大的侵略性、扩张性、进攻性和冒险性。
2.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经济连续十多年的增长，使美国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贸易联系，在输出商品、经贸往来和跨国经营活动的同时，将其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世界各地。美国的经济总量已从90年代占世界的22%上升到了今天的33%。
3.美国的军事实力奠定了其在世界上的绝对军事优势。美国的军费开支长期居世界第一位，2005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为4017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额的40%强，几乎等于所有其他国家国防预算的总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军事干预的触角可以伸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凭借其军事实力，美国摆出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宣布了“先发制人”的战略，疯狂露骨地不惜用武力强行改变别国的政权和社会制度。美国国防部2001年9月30日在《四年防务评估》中说：“美国军队必须有能力根据总统指令，将美国的意志强加于任何对手，包括敌对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这种决定性击败对手的能力包括改变敌对国家的政权，占领其领土，直至彻底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
4.美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和进行文化扩张、对外渗透的重要工具，而领先的科技优势和发达的信息技术，使美国获得了施加思想政治影响和渗透的全新手段。这些年来，美国以科技实力为依托，大搞“思想文化殖民”和“精神心理进攻”，无疑增大了我国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
5.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占优势、“敌攻我守”的态势，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这为美国推行西化、分化提供了机遇。美国政要声言，要充分利用这个“全球无敌手”的机遇期，“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的所有阵地”，并针对中国不断采取一系列措施。
6.我国改革开放广泛深入发展，整个社会处于深刻变动之中，既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在客观上给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机遇，增大了我们抵御西化、分化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布什连任后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新特点
布什连任后，一如既往地继续实施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变本加厉地推行对我的扼制政策，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调整全球军事战略部署，把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到包括中东在内的亚太地区，把近期反恐与长期遏制中国结合起来。通过调整军事战略部署，确定以靠近中国的关岛作为美国向亚洲地区施加影响的核心基地，增加战略轰炸机、核潜艇和巡航导弹的布署，加强机动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同时加强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据报导美国已在中亚国家租用和新建了13个军事基地，最近又决定在阿富汗建立四个军事基地。这样就在东西两个方面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同时，千方百计地扼制中国的防卫力量，反对欧盟解禁对华军售、反对以色列卖预警飞机等给中国。
第四，促进同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化和制造同中国的贸易争端，确保美国经济利益的实现和扼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已与日本和新加坡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与台湾商讨签署美台自由贸易协定，竭力牵制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市场和东盟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美国还经常不断地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制造事端、提出调查如反倾销调查、外汇管理、人民币汇率机制、贸易赤字等等，并加强对我履行世贸组织承诺的监督和检查。我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是对我提出“调查”和“检查”最多的国家。
新形势下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渠道和手段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社会生活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趋明显，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日趋增强，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日益呈现多样性。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信息知识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思想文化交流呈现跨国界、快捷性、多样性的鲜明特点，五光十色的思想信息大量抛洒在人们面前，愚昧落后的，封建残余的，腐朽庸俗的，政治反动的，不一而是。因此，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大量涌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抵御和防范的难度很大，渗透、演变的现实危险客观存在。
美国实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渠道很多，主要有：
1.利用“人权”问题进行干扰破坏。美国把“促进海外的民主与人权”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核心目标之一。一年一度的“世界人权状况年度报告”，一直批评中国“人权纪录不佳”、“在人权方面的合作与进展令人失望”。几乎每年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搞反华提案（除了2005年），利用人权问题对我国际军事合作、经贸往来进行刁难，还直接干预我国对一些个案的处理，甚至由总统、国务卿出面对办案提出要求。
2.利用民族问题加紧对我实施“分化”。美国政府专门设立了所谓“西藏特派员”，声称“监视西藏人权状况是其主要职责之一”。他们积极支持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加紧推进“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国际化；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抓到了华人“东突分子”，不交给我国处理，竟然出资帮助他们在美国成立所谓“东突流亡政府”。
3.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颠覆。除了在《人权报告》中进行攻击外，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还发表年度报告对我国的宗教问题进行攻击。他们不惜投入巨资，进行非法传教活动；扶植我国天主教地下势力，争夺我天主教领导权。
4.利用“民运”组织，精心培植颠覆力量。在美国注册的民运组织有220多个；美国政府给予“民运”分子“永久居留权”或美国国籍；向“民运”势力提供大量资助，培植“民运领袖”；支持他们“组党结社”、“以商养政”；策动为“六四”翻案；极力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策动“工运”、“农运”；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名，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大搞所谓“民间修宪”。
5.利用“台独”势力破坏我国家统一，危害我国家安全。美国把台湾当作“不沉的航空母舰”，实施“以台制华”战略。美国国会通过多项涉台法案，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与台湾搞军事交流与合作，大幅度提升售台武器的数量与质量，强化美日台军事联系与合作演习，承诺支持台湾自卫。
7.利用港澳作为反共反华的前沿阵地。支持港澳的所谓“民主派”，培养“反中乱港”、“反中乱澳”的代理人，利用各种传媒造谣惑众，挑拨港人与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破坏“一国两制”的香港稳定。
美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手段和措施很多，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为机密的《行事手册》中，专门制定了搞垮中国的《十条诫令》，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恶毒用心与卑鄙手段。他们的手段主要有：
1.利用传统媒体扩大覆盖面，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削弱我主流舆论的影响。在对它国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过程中，美国传媒的作用非常大。它一方面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国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动摇别国意识形态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运用强大舆论机器造势，甚至不惜造谣编造，丑化别国形象。其煽惑作用和推波助澜的影响不可低估。
当今世界80—90%的新闻，被美国和西方通讯社垄断，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基本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报道。美国控制了全世界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超过30万小时。西方利用广播、卫星电视网络已构成对我全方位、立体式的包围网。据2003年监测结果显示，西方主要国家和敌对势力在我周边地区共设有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普通话和多种方言，170多个频率对我国播出60多小时的节目，再加上一些国家从本土发射的广播信号，共有50个境外电台使用300多个频率对我进行广播。卫星电视频道达400多个，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据统计资料显示，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按题目来看，负面的占1/2，中性的占1/4，稍有点积极意义的占1/4；如果按字数计算，90%以上的文字是反华的。
2.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我争夺思想文化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经说过：“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据统计，目前全球因特网服务器内存中，中文信息只占4%。（内含新加坡、台湾的中文信息）网上一般的信息，美国提供的占80%，服务信息占95%。他们利用互联网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宣扬色情、淫秽和暴力等腐朽思想文化；雇佣大批“写手”，采取网络贴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手段，制造反动舆论，对我进行“信息围攻”；资助各种敌对势力建立网站，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联络指挥、组织策划、蛊惑人心、煽动闹事；加紧开发新技术，企图突破（有的已突破）我国的“信息关防”。
3.利用发达的文化产业和多种形式，冲击我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美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产业，美国每年出口文化产品约在600亿美元以上。美国以合法的方式向我输入影视剧、图书、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既获取巨大经济效益，又传播西方的文化观念。他们注重利用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到我国办学、开讲座、创办俱乐部，搞文化沙龙，吸引国内人员外出受训，资助研究项目等办法，进行名为“文化交流”的渗透。目前，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以及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等等，都成了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扩散的载体，美国政府每年要专门拿出一大笔钱来搞“文化外交”，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渗透。
4.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党的历史，丑化党和政府的形象，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5.曲解、丑化、淡化我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他们采取多种手法，恶意放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落后面，极力丑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包括通过影视作品、卡通漫画、电子游戏等对我传统文化经典进行戏说，歪曲、损害我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更有甚者，一些进口的境外游戏软件，夹杂着蓄意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虚构恐怖分子袭击天安门、篡改二战历史、将台湾纳入日本版图等反动内容，以时尚潮流的形式，吸引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推崇西方文化，淡忘民族文化，削弱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本认同。
美国西化、分化图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某些人包括少数领导干部身上甚至已经得逞。在西方思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影响下，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扭曲，发生畸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肆虐滋长，不少党员甚至高级领导干部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打了败仗，在政治大是大非面前不辨方向。有的成了政治上的庸人和糊涂虫，道德上腐化堕落；有的侵吞公款逃亡国外；极少数人甚至叛国投敌。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受的消极影响更是令人忧心。
交往合作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遏制
2005年3月19日，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日本。她在演讲中强调布什政府外交核心是“扩大自由”的方针，将致力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推行民主，要求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表示中国实力的上升给本地区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美国能够在亚洲发挥建设性作用。她说：“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以安全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在亚洲地区建立的盟友关系，可以使中国朝着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方向发展”。（3月21日）
抵御美国西化、分化的三个关键问题
一、当前我们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严峻形势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一直没有改变，对此我们也一直保持警惕，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我们对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没有在全党完全形成共识。在有些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设防的状态。比如，在我国的外国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非常多，有无形的、有形的、注册的、没注册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研究过、有没有调查过这各式各样的外国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有哪些是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哪些则抱着对我国进行分化西化的目的？对此我们缺乏整体的把握。由于缺乏这种整体性的认识，特别是没有得到全党的共识，我们对西方分化西化的警惕和抵制就容易空洞化、空泛化，就容易浮在意识形态宣传的表面。
二、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美国西化、分化战略的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在今后一个时期，美国西化、分化中国仍然以和平演变为主。“9·11”以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霸权战略，越来越多地采取以军事手段为后盾，推行经济霸权、金融霸权的手法。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和平演变的方法，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美国更倾向于采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刚刚去世的教皇保罗二世，跟美国总统布什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说，对中国的演变只能采取和平演变的办法。以压促变，是布什在第二任期内对付中国的一个基本手段。
第二，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着力点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变化之一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国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当年的工人阶级，农民也不是当年的农民，以改革开放之初的个体工商户和现在的工商企业家为主体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动最突出的结果，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影响最大的因素。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一个政权的颠覆往往是官民矛盾的集中体现，这种矛盾不是某一个阶级、一个集团与政权的矛盾，而是以一个阶级为主，整合各种社会矛盾，当这些社会矛盾在特定情况下都指向原有政权时，这个政权就最容易被颠覆。在中国，有些新生的阶层和利益集团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有较强的动员能力，有较高的组织程度。如果有人整合各种社会矛盾，选择时机发动全面动乱，很可能就是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着力点。
三、抵制美国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是执政党丧失其原有阶级基础的危险期。因为体制改革或社会转型，意味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构。一方面，原来的普通劳动者阶层并非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它们可能与党疏远；另一方面，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的阶层，经济上具有一定实力后，希望独立发挥作用，可能与执政党的理念和政策发生冲突。结果可能表现为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无论受益多少都存在不满情绪。一旦遭遇重大问题，并有外国支持的背景，执政党和政权就会遇到严重挑战。在吉尔吉斯斯坦这次变局中，反对派组织的抗议运动规模并不很大，但由于政权孤立、虚弱，一触即溃。这是“颜色革命”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第二，在意识形态方面，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同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既有联系，又要有区别。我们既要和日本搞好关系，又要讲“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我们的理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宣传教育涉及到我们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而我们的外交、经济社会政策，更多的是从政策、策略层面考虑，和核心价值可以有差距。比如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外交政策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标准。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不能随着局势和具体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会失去主心骨。
第三，大力加强反腐败。反腐败的关键是要割断官商的联系，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从商的问题。最近我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群体性事件背后浮现出的深层次矛盾，就是官商之间的联系，这对我们的政权威胁太大了，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抵御美国西化、分化图谋的对策建议
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观，尽快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重要表现是，它能更快地推进生产力和社会综合发展的能力，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二、必须对美国西化分化中国图谋有高度警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多，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一定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透过现象认清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对美国这个大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这个把自己的生存和繁荣建立在不断扩张基础上的国家，绝不能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论民主、人权时，人民民主专政武器不仅不能丢，而且必须强化，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手段。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
四、要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四有新人，特别是有理想的一代。邓小平同志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如果有一大批精通马克思主义并具有坚定信仰的青年，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
反西化、分化工作应紧紧地围绕年轻人展开
东欧中亚发生“颜色革命”之后，国内互联网上已经有人在讨论中国今后的革命应该使用什么颜色。这些东西通过很多渠道渗透到年轻人的思想当中，加上国内年轻人长期以来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盲目崇拜和理想主义冲动，并与台湾年轻的民主理想者产生互动，形成一种要改变大中华颜色的思想，这是对党的执政地位的真正威胁。
怎样教育、引导年轻人，在方式方法上我们要作些探讨和调整。西方有很多新的文化入侵的方式。比如一些描述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生活、倡导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书，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在北京完全脱销，有人说国内“白领”“小资”几乎人手一册。李欧梵用西方计量史学的方式，加上时髦的写作，把大上海当年渴望跟西方接轨的梦，重新找回来。现在有很多张爱玲、张恨水的作品，以及梁思成与林徵音的故事等都被搬上了银幕。但我们对这些题材没有好好利用。比如，我们可以告诉年轻人，三四十年代中国大都市确实存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但是当时正是国家危亡时刻，包括北大清华学生在内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抛弃灯红酒绿的生活，而作了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高尚的；我们还可以把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和在国民党国统区的生活做一下比较，这样才能体现出党的先进性，才能让他们体会到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才能抵御西方的西化分化。
这代年轻人是中国未来二十年甚至五十年这一社会最关键时期的中坚力量。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这些反西化分化工作，都应该更加紧密地围绕他们、贴近他们展开。现在的教育缺乏深入性。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