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老师于2010年依依不舍地离开君合，当时她已经72了。
1938年，她出生于上海的小弄堂，她说幼时家里条件不好，小小的房子里住了一家6口人，但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敬业中学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录取，当时的她不会想到，她这一到北京，就在京呆到了八十岁！后来的她在北京成家立业，慢慢地，郑老师已两鬓斑白。回顾这一生的故事，她很欣慰自己从教师变成了律师，找到了毕生最爱的职业。
在法律上，她并非科班出身，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郑老师的法律经验是从那些彻夜谈判中来、从外国人老道的融资把戏中来。她参与的项目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极为重要的项目，年高德劭，可郑老师在日常工作中却从没架子，她总是谦虚、耿直、信任伙伴。所里人人敬爱她，因她当过老师，在工作中有如师长般悉心教导其他人，大家都尊称她为郑老师。
A：我是1938年6月22日生于上海，1956年9月到1961年6月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念大学。毕业后我被留校当英语教师，后又到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也就是六机部当助理研究员，到81年10月，我去中国精密机械工业公司八机部工作。1995年的11月，我在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下属的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工作。
Q:为什么退休后没有选择休息选择继续在律所呢？
A：因为当时是还在中信公司下面，我50多岁，其实是还没到退休年龄，而且（公司）一直让我在法律部工作，后来又成立律师事务所。跟科班出身的人比，自己法律方面还是很薄弱的。后来我们法律部招律师，都是（招）北大的、政法（这些）法律院校毕业的，比我强多了。（我）虽然在律师事务所当主任，主要还是做组织方面的工作，我科班方面还是经验不足，所以就让大家做。
我的知识都是实践中积累的，凑巧的是我参与的项目都比较大，比如煤矿项目就是6亿美金，而当时跟我们谈判的对手的是美国哈默，西方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哈默号称他在中国的投资不花中国一分钱，并且拿到收益也继续在中国投资，（凭这点他在招投标中胜出，国家领导人也见过他）。结果谈判几年下来，我们才弄清楚——其实他们一分钱也不掏，都是从银行借款，从中国的项目里获得的收入除了还贷款以外，还继续投资中国的项目。我们是等谈完了才慢慢清楚他一步一步走的棋。他们其实是凭项目来融资，获得了安太堡煤矿了以后，拿这个煤矿储量来找银行做抵押借款，这个储量是咱们中国的，不是他的，但是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因为我跟你合作经营，所以这个产值有我一份”！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用筹得的资金购买了设备，并通过双方的合作，这个煤矿才（得以）成功开发了。在80年代，这很新，项目融资这些我们也开始边干边学。
谈判非常艰苦，吵得一塌糊涂。谈到晚上困了，就在谈判桌边上睡一会儿，别人再接着谈。但是我学了不少，所以在安太堡露天煤矿以后就继续参与了大亚湾核电站这样复杂的项目。核电站项目的结构本身有常规岛、核岛、连接岛，每一个岛都有一个合同。岛怎么建、资金怎么来、收益怎么分配、出了问题如何解决等问题都是从项目的谈判中边干边学。一开始我也不会，后来沈教授一直带着我，慢慢我就学会了，那时候也没有别的项目，我们正好运气好都碰上了。在大亚湾核电站项目之后的几个大的核电站项目，外国银行都让我们做他的中国律师，帮助解决融资问题，倒过来他们也请我们当他们的法律顾问。
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当上了律师，我觉得很光荣，也很艰巨。谈判确实很动脑子，你要听清楚对方的每一句话，他们都有意图。而我们没有国际经验，听完每句话还要自己去找。后来我们也请外国律师给我们提供法律顾问，告诉他们谈判桌上提到的问题，向他们咨询怎么解决。
A：那时郑刘袁周律师事务所的“刘”单独成立了一个所，所以郑刘袁周就缺了一个了。而我们当时规模太小，大项目接不下来，之前和我们共同工作的王志雄比我们先加入君合，他主张我们来君合，我们就来了。来的时候君合就已经在华润大厦了，在我眼中，君合当时规模已经很大，只是没有太多分所。
Q：您在君合经历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样克服的？
A：当时君合资深的律师和初年级律师，他们的年龄段相差比较大。做业务的时候，中外客户都是有事首先找合伙人，如果先找我，我接了项目以后就会看一看，核实是否跟我们现有的项目有冲突，君合的这一套组织系统非常好。当利冲没问题以后，你就可以接手了，然后根据项目的情况去找各类的助手。每个律师的经验不同，那时我就可以全所找，可以跟据全所的律师介绍找到与项目需求匹配的律师。找了以后，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分工负责，就能比较快的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因为你只要找到一个律师，他在这方面很专业，很熟悉，他还可以找他的伙伴，这样就很容易能组织一支队伍，效率高！
君合给我一个感觉，律师之间矛盾比较少，律师和合伙人之间矛盾也比较少，大家因为工作而在一起，一起解决问题。所以我自始至终觉得君合是很好的一个所，从来没有感觉到特别大的困难，因为一到困难的时候，总有很多人来帮忙。尽管很多项目不是我专长，但是大家一找，人一多就有经验的人就来了。
Q：在君合办的案子里，印象最深的案件有哪些？
第二个案件就是广东核电经营沙角B厂、C厂的项目。当时我们是为这个项目的发起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也为这个项目提供融资的银行提供法律服务。当然银行会希望保护银行的利益，他们觉得“我们给你提供资金所以我们可以有权限控制你”。可是，从我们接手项目的经验来看，我们必须告诉他：中国律师不管面对是中外的什么客户，都要根据中国法律评判，如果是过分的要求，我会告诉他做不到，在法律界限之内，我们一定给他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利益。在沙角B厂、C厂项目里，比如说银行想做项目贷款，可项目是中国的国有资产，你怎么能拿国有资产来做抵押呢？在当时的中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想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做项目都感觉在做创造发明似的。我们借鉴外国律师的经验，结合中国的情况提出了解决方案，最后还比较成功。
Q：您觉得什么样的律所是好律所？君合做到了吗？还有哪些方面可以更上一层楼？
A：我觉得君合就是一个好的律师事务所，当然世界上肯定有比君合更大的律所，（不过）我也没去。君合是领导很有方、很有步骤的一个所，要求每个律师有底线有原则。当律师并不是说你给我钱，我就（不择手段）；而是根据中国法律保护到你什么程度，我就给你争取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别所不容易做到的。当时我在郑刘袁周律所的时候都没想到这一点，当时觉得客户委托我，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就要满足，但在君合就是要实事求是。根据中国法律如实的告诉客户，把有些问题尽量讲清楚，这样客户和律师配合比较好。反正我在君合从没有听说过客户告律师事务所的。
至于说哪些方面还可以更上一层楼，我真是想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一直很满意，觉得在这个所挺好的。但是后来我听说刘世坚，是我们原来从郑刘袁周带过来的，我后来才知道他走了，我要在我一定说服他不能这样做。一个律所的工作，能做到这样有条不紊，没有很好的组织工作、没有很好的原则是做不好的，经常会有人给你捅娄子的。
Q：您觉得拥有什么样品质的律师是好律师？
A：首先律师一定要自己遵守法律，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吹牛，中国法律是允许你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所以诚实、可信这是很重要的律师品德。当然别的勤奋之类的我觉得作为工作，人都能这样做。
Q：您觉得您的哪几个品质让您获得了做律师的成功？
A：我其实不是科班出身，还没有其他人好。我觉得自己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件事是我信任别的律师，我尊重他们，（并且）我能组织律师把一个项目搞好。
Q：有什么想对君合的新同事说的吗？您对大家有怎样的期望？
A：也没有什么了，一句话——老老实实做人。我希望我们的律师事务所规模不一定很大，就在现在基础上适当的扩大一点，但是要把客户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委托，每一个诉讼都能做到符合法律规定，（且）让客户满意。
Q：来到君合到现在有什么遗憾？
Q：如果让您再选一次，您会选择做律师吗？
A：我还会选择当律师，我觉得（当律师）首先是自己能够感觉到法律的压力和公正，同时也能让更多人感觉到法律的压力并且享受法律的公正。在中国，压力才能制造公正。在这个（君合）事务所工作，我感到很自由，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