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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04河南
怀念林巳奈夫教授
作者简介
黄川田修，日本学者，明治大学东洋史硕士、国学院大学日本史博士、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本文节选于《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十二辑（王沛主编、陈迪执行主编，法律出版社2022年12月版），第317-350页。为方便您阅读，小编在编辑时省去了脚注，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本。
·序·
图11973年于上海博物馆在拍摄文物的林巳奈夫教授
引自《林巳奈夫先生の考古学研究》（2006）
笔者并不是林教授所在京都大学的毕业生，然而因为林教授原籍东京，1989年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回到了他的家乡神奈川县藤泽，故此后经常参加东京的学术会议。1990-2007年，笔者在东京的明治大学、国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研究中国考古学，在此期间，我从1995年开始有机会接受林教授恳切、周到的指导。一直到2006年林教授去世，我和他的师徒关系持续了10年多。在此期间，我得以熟悉林教授晚年的面貌和学术风格，他们仍然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一、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关东分会和林教授
（一）在会议上看到的林教授
1990年，笔者考上了明治大学考古系。三年级时我就下定决心把中国考古学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但是，明大考古系的专任教师都是日本国内考古学的专家，所以如果有学生想研究海外的考古学，他就必须在校外寻找求学之路。好几个月之后，笔者才知道好几年前日本国内的中国考古学专家组织了一个学会，名为“日本中国考古学会”，而且居住在东京一带的会员每月一次在驹泽大学聚集并举行研讨会，会上会有一、两位学者做研究报告。这一研讨会用日语叫做“关东部会月例会”。大学3年级第二学期以后，我每个月去参加月例会，并拼命倾听各位专家的发言，以学习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协助老师们做一些事务工作。
硕士一年级时，我在月例会上看到了有着独特外表的一位老教授。快要开会时，他进了教室，在场的所有老师一看到他，都立刻向他打招呼。他看起来应是60多岁，浓密的灰色卷发覆盖了整个头部，眼光极其锐利。他背着去爬山时用的那种褐色背包，其侧面的口袋里插着一把便利店推销的那种塑料长伞（不是折叠伞）。这位老教授把他的背包放在桌子上坐下来，开始用清晰、节奏明快的关东方言与其他教授聊天。会议开始后，我看到与会者签名的名单，才知道这位老人是大名鼎鼎的林巳奈夫教授！之后笔者了解到，虽然林教授原在京大教书，可是退休后居住在神奈川县，故而有时会来参加关东部会定例会。
（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关东部会
当时的关东部会，青年、壮年的学者们每次开会时最期待的便是林教授和松丸道雄教授来参会，两位大师都会参与我们的讨论。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国内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西日本一带的领袖是林教授，东日本的则是松丸教授。这两位大师长年站在中国研究的前沿，在学术界都受到极大的尊重。如果他们两位一起参加月度会议，他们提出的意见会使会议的讨论非常活跃，我们参与会议的青年、壮年会员们都会感到激动。
会议快要开始时，或会议结束后，林教授和松丸教授聊天的情景，是一道相当有意思的风景。如上所述，林教授对自己的衣着、发型都比较随便，来开会时总是穿得像刚从爬山旅行或乡下的考古工地回到城市一样。他的身材有点偏胖，有时会圆睁双眼，交谈时声音很大。与此相反，松丸教授的身材很瘦，总是穿着高级的英国西装，头上整齐地戴着一顶软帽来会议室。松丸教授说话时声音不大，以较低的音量说话，但在讨论时敏锐地注视着他的对手，会给周围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两位的形象，看起来完全相反。可是出乎我们这些学生的意料，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俩便打成一片，相处得非常好。通常，定例会结束后我们都会去大学旁边的西餐厅或中国饭馆，边吃饭边继续进行讨论。我几次从远处看到过，在宴会上两位大师一直很愉快地交谈。对关东部会的老会员来说，这是那些日子里非常令人怀念的场景。
（三)林教授的讨论风格
虽然如此，若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林教授和那些习惯于接受大众媒体采访的教授不同，他有点不善于使用普通人或大学生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所以在日本，有一些读书人说林教授不是一个好的演讲者。虽然这种看法略显片面，可是我承认这确实是对他某方面性格的准确描述。
二、林教授的“伙伴”
（一）我们是不是林教授的学生
虽然我个人认为林教授是我的老师，可是生前的林教授不这么认为。在林教授生前给我写信时，总是以“黄川田先生”（原文：黄川田さん）称呼我，从未使用过“黄川田同学”（黄川田君）那种比较随便的称呼。当时我上学的明治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刚刚有一位教师来就任教授。他原来在京都大学念过书，对明大学生口气非常粗俗，开会的态度极为无礼、傲慢，被所有学生和老师鄙视。因此当时我错误的认为，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多数学者都是这么傲慢。然而林教授每次对我这么有礼貌的写信，让我实在非常惊讶、困扰。
林教授逝世后，他的高足江村治树教授（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来京都参加林教授的追悼会，在会场上我听到了他发表的如下追悼词，印象非常深刻。
“我研究生院毕业之后进入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他手下当了多年助手。可是他未曾承认我是他的“学生”。林教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把我视为与他平等的“伙伴”（日语：同僚）。”
当我在追悼会现场听完江村教授的话以后，被深深地说服，并想到：“果然是这样。林教授，您对每个人都一样有礼貌，平等相待！”
（二）开始跟着林教授学习
反正，包括江村教授在内，受过林教授指导的所有学者大多数应该认为自己是林教授的学生，笔者也是其中之一。在本节，笔者将撰写大约从1995年到2000年左右我和林教授的交流经过。在这一时期，笔者开始跟着林教授学习青铜器、玉器的研究理论，并努力撰写硕士论文，毕业后，笔者便去北京大学留学了。
图21995年11月笔者从林巳奈夫教授收到的明信片
（邮戳日期为1995年11月08日）
现在回顾起来，我深深感谢林教授，林教授是一位包容性很强的大学者。对林教授来说，我只是以前在会上见过面的一个私立大学研究生而已，可是他从来没有因我的无礼而躲避过，每次在信中，他都认真地一一指导我如何观察青铜器、分析考古报告，以继续鼓励本人的研究。
（三）帮助林教授
除了学术方面的协助以外，我还帮过林教授一次忙，那是有一点出乎意料的宝贵经历。1998年春，我和研究生院的师妹结婚成家。因为她也在研究中国考古学，所以从同年夏天到1999年底的一年多，我们夫妇都作为公费的“进修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念书。按我的记忆，可能是1999年春天，我从林教授那里收到了一封厚厚的密封信。我以为林教授要让我替他在北京购买考古方面的书，里面的是书的订单。可是我打开信封后，发现里面有意想不到的东西，是一共有十几页的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发行的招生信息手册。信封内还有一张信纸，上面手绘着一张地图，还写有这样的内容：
北京国子监的附近有一家酒店，我每次去北京都住在那里。我总是在旁边的这家餐厅吃饭。去年，我像往常一样去了这家餐厅吃饭。这时店主问我：“我的女儿正计划去日本大学学习生物学。我听说你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你能给我提供一些关于在日本留学的信息吗？”我这次让京都大学将他们生物学研究室的招生资料寄到了我这边，今日向你转发去。请你作为我的使者去这家餐厅，将这份资料向他们面交。
几天后的下午，我们夫妇在国子监地铁站下车，然后看着林教授手绘的地图，在胡同里面寻找这家餐厅。大约30分钟后我们找到了餐厅，进入店里向服务员请求让他们老板出来。店主听着我讲的怪怪发音的中文，露出很迷惑的表情。他应该在想，这两个日本留学生来找我干什么？然而，当我给他看信封上有四个字“林巳奈夫”时，他表情变得明亮起来，显示他明白了整个情况。店主非常高兴，一再告诉我们：“请向林老师说，我们家族非常非常感谢他！还有，你们两个同学下次请到这里来吃饭吧！”
之后店主向我们解释了林教授来店时的情况。他说，他每次来餐厅都是一个人，自己用中文点菜。他不挑食，吃的菜和普通中国人点的一样。他还说，林教授的普通话虽然不是很流畅，可是在进行简单的会话时没有问题。他有几次在吃饭时与老板和工作人员交谈，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在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有多少在70岁以后还能够自己用中文到中国单独去出差，并出席国际研讨会？仅仅回想起这个故事，都让我感到林教授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不幸的是，1999年底从北京搬回东京时，我在搬家的混乱中不小心丢失了林教授当时给我的信件。现在我完全不记得那家餐厅在哪里，也无法向店主报告林教授去世的消息了。
三、林教授和田野考古发掘
今日，多数的中国古代史及考古学专家，如果一听到“林巳奈夫”，就会想到他生前撰写的好几本巨册，如《殷周时代青铜器的研究》《中国古玉的研究》等等。由于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对文物进行分析，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林教授是“文物学”“器物学”的专家，对考古遗址不那么感兴趣。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四、林教授如何研究考古遗物·
（一）林教授如何看“玉器”
综上所述，2001年林教授得了脑溢血，后来很少有机会出去。或许出于这样的原因，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说道他同意我访问他家。当然，我非常感谢林教授的邀请，并很乐意去他家拜访。我记得，2002年至2003年我一共有三次去过他的家。他的祖父林曾登吉生前的工作是外交官，他的父亲林达夫是一名著名的欧洲文学学者。他的家是按照正宗的英国维多利亚风格设计的，是一座漂亮的木制房屋。第一次访问时，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被这所房子的优雅气质所折服。后来师母给我解释，林教授的家原来是林达夫先生自己设计的。我听着她的解释，相信林教授从小就每天都在接触海外文化，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林教授在成年后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师的理由之一。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我有一次在林教授的家里打开他的代表著作之一《中国古玉的研究》，向他提过一个问题：
林老师，您既然早已在本世纪80年代便注意到了台北故宫所藏的几件古玉器（见图3），提出了“龙山玉器”这一概念，而且将海内外博物馆所藏的多件材料也归入了“龙山玉器”的框架。可是，您当时提到的这些玉器都并非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根据80年代的研究状况，当时中方的老师们还未确认在新石器时期墓葬中存在这些玉器出土的实例。后来在湖北、山东的新石器晚期的墓葬中陆续出土了这类玉器，让人家认定您的假设是准确的。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您能在80年代准确掌握这些玉器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提倡了“龙山玉器”这一概念？这是一个让我很好奇的问题。林老师，您当时到底如何定义“龙山玉器”？
图3林巳奈夫教授手绘的台北故宫所藏“龙山玉器”线图
引自《中国古玉の研究》图5-7
林教授在轮椅上听完我的问题，然后带着诡异的笑容回答道：
“我不只是在看玉器，还看了其他材料，然后才定义了“龙山玉器”。你看，在本世纪50年代山东省两城镇出土了一批陶器吧，其图案与此玉器极为相似。如果仔细看这陶片的花纹，人家一定能确认它和“龙山玉器”都属于同一个年代。你别误会，我并没有草草率率地定义“龙山玉器”。”
我回家后在书库里拿出来20世纪50至60年代的《考古》杂志，开始一页一页翻阅。十分钟后发现，在山东两城镇，50年代出土过刻有独特纹饰的陶片，其纹饰和“龙山玉器”一模一样（见图4）。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还没准确阅读《中国古玉的研究》，林教授在这本书里已仔细讨论了该陶片和“龙山玉器”的关系。我站在书架之前，感到深深的羞愧。同时，也意识到林教授的研究成就是由非常广泛的知识构成的，从而愈来愈佩服他。
图41950年代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陶片引自《考古》1960-09
“这......应该是即将起飞的。”（日语：これは…飛び立とうとしている瞬間だな。）
图5湖北石家河文化玉器
引自《鉴赏家》1996年春季号
因为他的发言很出乎我意料，听完这句话后我一阵子说不出话来。一会后，林教授开始一边看照片，一边给我们夫妇仔细解释玉鹰的头部、翅膀所见的特点，以一步一步证明为何这只老鹰被认定为是即将起飞的。我们只能频频点头听着林教授的解释。现在我想，我们许多考古学家在看到模仿动物的青铜器或玉器时，只是简单地估计一下被模仿的动物的种类，就会结束思考。然而，林教授的眼光看得更远，他还考虑到这个动物在做什么样的运动！除了林教授之外，我从未见过一个考古学家在观察文物时有如此多面性的思考。
（二）正在观察文物的林教授的风格
林教授患脑溢血之前，笔者只有一次看到过正在认真观察文物的林教授，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我们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关东部会的会员在东京的古代东方博物馆（日语：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参观了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这时候，我发现林教授一直站在一个玻璃箱前边。我还记得，林教授看遗物的眼神与常人有些不同。他睁大眼睛几十秒，盯着遗物。然后，他会突然低下头，把目光落在手边的笔记本上，默默地写笔记或画张草图。几十秒后他突然又把脸朝着玻璃箱，开始盯着遗物。在我旁边，我的妻子也在看着林教授。之后，每当她回忆起林教授时都会说：“在观察文物的林老师，他的动作很像一只鸡”。如果只看文字，或许这会被误解为粗鲁的表达。然而在笔者看来，她使用的比喻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她非常尊敬林教授，很明确地记住了他观察文物时的每一个举动具体为何。
由于我多年来也在大学或考古工地绘制文物线图，所以可以理解林教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要认真研究考古遗物，上文所描写的林教授的动作是一个非常有效、明智的做法。他之所以一直睁着眼睛，是为了把文物的颜色和形状烙在他的视网膜上。而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记录这些信息，必须在记忆犹新的时候尽快开始画图或写笔记，所以需要立即将目光转向下面的笔记本。结果，林教授的头部有规律地快速运动，又上又下，就像鸡在进食一样。正是因为他一直集中精神、专心观察考古遗物，所以才有这样的动作。
最近，吉开将人教授特意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是20世纪90年代在山西省侯马的考古工作站拍摄的（见图6）。对于我们这些在林教授生前与其有过交往的人来说，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会想起林教授在他生前睁大眼睛的情景，有一种非常怀念的感觉。据说，林教授大学时代的导师梅原末治教授（1893-1983）在观察文物时也会每次都睁大眼睛，很仔细的研究文物的特色。现在笔者回想，或许他在大学时代受过梅原教授的严厉训练（见下节），从而学会了这种观察技术。
图6于山西侯马考古工作站在研究西周玉器的林巳奈夫教授
二十世纪90年代吉开将人教授摄影
五、林教授与梅原末治、水野清一的师承关系
（一）林教授和梅原末治
众所周知，梅原末治教授是一位很出色的考古学家，他发表了很多本著作，而且在京大考古系讲授的考古学课程内容也很精彩，从他手中培养出了活跃于20世纪40至80年代的多位考古学大师。尽管如此，现在年纪在80岁以上的日本考古学家都知道，他生前脾气很坏。他很嫉妒别人的才华，虐待有才华的对手，并热衷于把他们从京都大学赶出去。林教授逝世后，有一位资深教授私底下给笔者透露，原来林教授在梅原之后开始学习中国考古学，可是后来因为林教授的才华太出色，所以梅原教授开始排斥林教授。结果林教授毕业后无法留校，被梅原教授赶走了。他暂时离开京都，返回东京，在一个著名出版公司平凡社的编辑部当了两年的编辑委员。待1957年梅原末治从京大退休，京大的教授们将林教授叫回学校并任助手。
这天晚上我还未知晓上述事情，所以我不小心向林教授问：“据说，梅原教授生前太有个性，和多位老师之间有矛盾。林老师，梅原教授对您的态度也是有点差的吗？”林教授听完我的提问，看了几秒钟的虚空，脸上的表情显的非常迷惑。然后他微笑着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家伙什么都不知道，是吧？”我立刻察觉自己问错了，立即低下头向他道歉。
这些话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右手拿着啤酒杯，凝视着虚空，动作停顿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道：“但是，到京都大学上学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当时听着他的自言自语，从谈话的前后脉络中可以看出，他对包含梅原末治在内的，20世纪40年代在京大考古系认识的所有老师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今日笔者个人推测，虽然他对于梅原末治的权力骚扰永远怀有不小的愤怒，可是另一方面，林教授出色的文物研究能力，无疑是经过梅原末治的严格训练才学到的。他可能一生都对梅原末治怀有非常复杂的，怨恨和感激所交织的感情。
（二）林教授和水野清一
这天晚上，林教授好几次给我讲了“俺的老师说了…”（日语：俺の先生が言うんだよ…）。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聊天时，我已经知道了林教授和梅原末治的关系不那么好，所以一直不清楚“俺的老师”到底是哪位。当他第三或四次提到“俺的老师”时，我低头向他问道，林老师不好意思，您说的“俺的老师”是哪位？他很愉快地说道：“是水野清一老师啊！”看着那时候的林教授露出的表情，我很快理解了他很尊敬水野教授，直到水野教授逝世，他们师徒的关系也极为良好。
水野清一（1905-1971）是代表20世纪日本学术界的一位著名学者。和梅原末治一样，水野教授也是滨田耕作教授（1881-1938，任京都大考古系初代主任）的学生，可以说他是梅原教授的师弟。因为水野教授20世纪30至40年代和长广敏雄教授在大同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测量工作，并在50年代出版了一共16册的巨作《云冈石窟》，是以他今日在海内和海外都声名卓著。所以对当时的我来说，水野清一教授就是佛教考古学、欧亚东西交流史的大家。在这一天，作为中国商周考古学专家闻名于世的林教授突然提到水野教授，对我来说是很出乎意料的。
之后，我继续学习日本的考古学研究史，在林教授逝世几年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对水野教授有这么深的敬意。第一，如上文所述，1957年梅原教授退休并离开京大，京大的教授们立刻将林教授叫回学校。此时最积极主张叫他回来的，就是水野教授。因此林教授在他的一生中一定对水野教授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第二，毫无疑问，水野教授是给予林教授“欧亚大陆考古学”“东方金石学”这两大观点的老师。如下文所言，水野教授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视野的历史学家。我相信，林教授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大师，是因为他受到了水野教授的巨大影响。
水野教授1930年前后在北大念书时，跟着马衡教授学习，而且和容庚（1894-1983，任燕京大学教授）、商承祚（1902-1991，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两位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交流。他们三位的年龄比较接近，因此笔者可以想象，当他们三人见面时应该都不像在大学课堂上那样客气，而是能够毫无保留地进行热烈、有意义的讨论。容庚、商承祚两位都是代表20世纪中国金石学的大师，所以水野教授经过和他们两位的交流，一定能够深入了解当代金石学的发展方向。
今日看林教授生前出版的多本专书，我们能窥见水野教授的学术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林教授的研究。具体来说，我认为他的研究除了“考古学”以外还包括两个主要的观点，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东方金石学”“欧亚大陆交流史”这两大观点。
六、林教授去苍天
2006年1月4日早上，笔者在家里翻开早报，忽然发现下列报道：
林巳奈夫氏（はやしみなお＝京都大名誉教授、東洋考古学）1日午後2時53分、急性心不全のため神奈川県藤沢市〇〇〇〇の自宅で死去、80歳。藤沢市出身。葬儀は5日午後0時半から近親者だけで行う。喪主は妻真弥子（まやこ）さん。（林巳奈夫先生[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亚考古学专攻]，神奈川县藤泽人，1月1日下午2点53分于神奈川县藤泽市XXXX的家中因急性心力衰竭去世，享年80岁。葬礼将于8月5日下午0:30举行，参加人员限于家人及亲戚。护柩人为他夫人真弥子。）
我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据这一报道，像我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去参加丧礼，所以一会儿之后我打开电脑给师母撰写了一封慰问信，下午把它放进了信箱。
过了一个月，我从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教授那里收到了信件。他说，京大考古学研究室将于3月为林教授在京都大学举行追悼会，并询问我是否有意愿参加。我很感谢冈村教授的邀请，在3月搭乘高铁去京都。在追悼会场看了参会人员的名单，知道众多的著名学者都来参加了，可是其中看不到松丸道雄教授的身影。半年后，我在东京去办事处拜访松丸教授，低头询问为什么他没有来参加追悼会。他脸上露出惆怅的神情，给我回答说：“我收到了通知，但他的死让我太伤心了，因此不愿意去。”
按追悼会工作组发给我们的坐席表，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看了看周围，发现美国UCLA的罗泰（LohtarvonFalkenhausen）教授坐在我的右前边。因为之前我认识罗泰教授，知道他日语说的非常流利，同时20世纪80年代他在京大留学时林教授当过罗泰教授的日方导师。这天我知道罗泰教授为了向他的老师做最后的告别，特意从洛杉矶搭乘飞机，远涉重洋来到京都，真令人感动。
追悼会开始，在冈村教授的主持之下，好几位著名的教授一位一位轮流上台，向林教授低头发表了哀悼词。这天上台的教授们是樋口隆康、永田英正、江村治树等人。其中脸上表情最悲伤的人是樋口教授。当时他已经86岁高龄，比林教授还大6岁。因为《林综览》上公布的清晰照片相当一部分是由樋口教授拍摄的，而且林教授在《林综览》上有很多地方参考了樋口教授的研究成就，为了编纂《林综览》，他作为林教授的伙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止如此，我个人认为，樋口教授最重要的研究成就是有关阿富汗一带的犍陀罗佛教考古学，可以说他是水野清一教授的另外一位继承者。对樋口教授来说，他和林教授两位一辈子都很努力地将水野教授的学风继承、发展，是长年共同奋斗的战友。当樋口教授开始宣读追悼文时，他用非常悲伤的声音说：“林君。我从来没想到，自己将成为阅读你的追悼文的人”。即使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他那张悲伤的脸仍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清晰。那次追悼会的九年后，樋口教授也去世了。笔者相信，他现在应该正在天堂与水野教授、林教授愉快地喝酒，并讨论欧亚大陆考古学有关的众多问题，或者他们师徒在一起骑着天马奔驰，走遍西亚、中亚的大草原。
追悼会结束。当参会人士离开会场时，我走到师母面前并向她低下头表示问候。她一看就想起了我，说道：“黄川田先生！你今天为我丈夫从东京远路来到京都，真感谢你！”。我抬头向她说：“学生对林教授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然而，林教授能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我认为，林教授幸福地走完了人生之路，是非常美丽的结束”。之后我再次向师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向出口走去。
·七、小结·
为了撰写本文，我将放在我家书库的林教授所有著作一本一本重新翻阅，然后深信不疑的认为：林巳奈夫这一位日本考古学者，是20世纪整个东亚人文学术界交流产生的杰作之一。在未来，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海外，具备像林教授这样特点的考古学大师永远不可能再次出现。
20世纪早期在一个具有国际文化气息的家庭里长大的林青年，上高中时开始对中国考古学产生兴趣。如上文所述，高中毕业后他上了京都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梅原末治对他进行了很全面、严格的培训，让他学会了日本考古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加上林在水野清一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了罗振玉、马衡等中方学者建立的现代中国金石学，以及滨田耕作、水野创建的东亚考古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往来过于困难，林教授不幸无法前往中国。另一方面，虽然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很艰苦的状况，可是日本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全国各地的大学研究室，在人才、研究经费方面都有充足的资源。这一时期，林教授在日本的中国学、考古学研究大本营——京都大学占有一席之地。他一边充分利用大学的丰富资源，一边将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热情一心一意地投入中国考古学。不止如此，他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语言天赋，将所有主要欧洲语言、俄语、古汉语以及出土文字（甲骨文、金文）的资料都充分掌握，统一的做了研究计划。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成就，也是一项任何人都无法模仿的工作。
林教授逝世至今已经过了11年，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林综览》中文版。在这本书里，林教授的终生盟友松丸道雄教授撰写了序文，其中写道：
各位读者一定会理解，松丸教授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或在铸铜技术，或在古玉器，或在车马器，或在经学，关于各领域我们今后一定能看到更多位的优秀专家陆续出现。然而，我们未来永远看不到像林教授那样，能掌握好几种欧亚语言并宏观地对于这些领域都可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者。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叫林巳奈夫的考古学家曾经存在过，这是一个奇迹。
林教授已经走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然而他留下了大量的研究著作给我们，这是20世纪东方考古学的贵重遗产。笔者希望他的更多书籍能被译成中文，与更多的中国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