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奎松的回应为什么是学术攻击：第一篇的举证力量远远无法实现其目标
（一）杨奎松试图全面否定汪晖的学术能力
（二）政治正确+实利算计——杨奎松的学术追求
（三）不说就是不知道，说了装作看不见——杨奎松的判断逻辑
三、杨奎松怎么批评：第二篇试图以“暴力学术”罗织“政治罪名”
（一）一伎不成，再使一伎
（二）学术歪曲的升级版：暴力学术与政治诬陷
四、暴力学术与媒体暴力的媾和
（一）肆意歪曲的暴力学术是杨奎松“罗织罪名”的基础
（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对暴力学术推波助澜
（三）暴力学术要求划定研究和批评的“禁区”
五、拒绝“暴力学术—媒体暴力”媾和，是健康学术讨论的基础
在社会意见剧烈分化、媒体热衷于介入学术判断的今天，保持学术批评的基本品格，对于学术和社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包含政治辩论的学术讨论，如果能够坚持基本的学术伦理和规范，可以为充满冲突的社会提供理性对话的榜样。在那些包含政治批判的学术批评中，能否坚持基本的学术伦理，是对批评者的重要考验。
最近杨奎松教授在半月之内，连续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两篇将近两万五千余字的长文【2013年12月29日《以论带史的尴尬——为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纠谬”》(以下称“第一篇”)，2014年1月14日《也谈“去政治化”问题——对汪晖的新“历史观”的质疑》(以下称“第二篇”)】批评汪晖教授，却因为缺乏根据地全盘否定批评对象、随意扭曲批评对象等问题，迅速遭遇多位学者的反驳。鉴于目前中国学术界学术批评的不正常状况，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和观察的重要案例。
这一次，杨奎松教授亲自撰文批评汪晖，是否是其“希望大陆回归健康学术风气”愿景的践行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由此看来，杨奎松两批汪晖的案例值得思考之处在于：其一，因为杨奎松此前有这样的呼吁，他自己在批评汪晖时的表现，可以让我们一定程度了解当前学术批评的危机所在;其二，近年来，批判汪晖俨然成为其意见对立阵营的一种时髦，杨奎松的密集批判，也可以为我们思考意见分歧背景下理性对话如何可能，提供一面镜子。
笔者的基本结论是：杨奎松对汪晖的两篇批评，第一篇是毫无掩饰的学术攻击，第二篇则是以充满肆意歪曲的“暴力学术”为基础，对汪晖进行政治诬陷。杨奎松给他自己所希望的“大陆回归健康学术风气”，增添了一个恶劣的反面案例。
1、曾有历史学家提出：如果中国在釜山战役全面展开之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失去仁川登陆的机会，[17]这个观点与1950年10月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杜鲁门讨论中苏会否出兵时的观点完全一致，即中国错过了最佳出兵机会从而不会出兵。从军事的角度说，这一判断有一定的根据，但这种从纯粹的军事观点判断战争进程的方式与毛泽东对战争的把握大异其趣。
[17]“如果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防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下)，“难以作出的抉择”(沈志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5页。
2、过去十年中，中国大陆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发生了一个转向，除了彻底抛弃了国际主义的视野，转而用较为单纯的民族主义视野解释这场战争之外，另一个趋势是将研究的中心从中国与美国的较量转向中苏关系。比较有影响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与金日成联手背着毛泽东策划朝鲜战争，联手诱导中国参战;[21]二、苏联放手朝鲜发起统一战争，是因为对控制中国东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国出兵朝鲜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苏联以美国压境为理由加强在东北的驻军而受苏联控制;[22]……四、朝鲜战争加速了中苏同盟的进程，也破坏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契机。[25]因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中苏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出兵朝鲜
[21]例如，沈志华认为，“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纪坡民在《夹击中的奋斗：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中认为，“‘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两人背着中国秘密策划的﹐直到开战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饭了﹐才告诉毛泽东;斯大林的盘算最精﹐仗是朝鲜人在打﹐胜了﹐苏联获益巨大﹐败了﹐受损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实际上是中国。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
[22]例如，沈志华推断，斯大林在1950年初中苏同盟形成、苏联被迫出让大部分在中国的权益之后，很可能是为了在朝鲜半岛获得取代旅顺的不冻港，以弥补在中国的损失，才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参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九州出版社，2013年。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很有理由做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继侵占北朝鲜后会进一步跨过鸭绿江，那么，战火一旦在中国东北境内燃起，苏联很可能会以中苏同盟条约为依据而出兵东北。其结果，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这就是说，无论未来东北战场鹿死谁手，中国都将失去在东北的主权。”见氏著，《冷战在亚洲》，“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25]“……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引者注：停止于三八线)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见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359页。
3、毛泽东反对美国及其仆从势力军事介入朝鲜半岛，而同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诺。[26]他的修辞包括两方面，即一方面对中国、朝鲜有利，这是最能够说服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理由;另一方面对东方和世界有利，这涉及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这个世界格局的新特点是出现了东西两大阵营，而中国正是东方阵营的一员。1950年1月，朝鲜战争爆发前五个月，苏联因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议未获通过而宣布退出安理会会议，从而缺席了6月25日为讨论朝鲜战争而举行的安理会会议。这个细节现在被一些学者解释为一种“放水”行动，即苏联因缺席而无法行使否决权，遂使联合国通过美国主导的组成联合国军并卷入朝鲜内战的议案。[27]这一猜测因葛罗米柯回忆录中有关斯大林拒绝让苏联代表参加安理会并行使否决权的细节而得到加强。这是否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
参照1950年初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而不通报在苏访问的毛泽东的细节，这个推断不无道理。但既然苏联支持北方的统一战争，它又有什么理由故意让那么多联合国军合法介入朝鲜战争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俄国学者披露的档案，即斯大林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解释了苏联退出安理会的四个目的：“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的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小丑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使得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成为非法;[28]第四，解绑美国的双手，让它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票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的真实面目。”[29]
斯大林的第四点实际上就是指朝鲜战争，他接着说：“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威望和道义上的制高点，现在没有几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加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平衡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30]此后的事态发展多少印证了斯大林的估计。安理会决议后，杜鲁门命令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全力支援李承晚政权，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可能进行的对台湾的进攻。从斯大林的盘算看，美国的注意力的确从欧洲转向了远东，但从美国方面看，它对远东事务的介入、与苏联在这一区域争夺势力范围的态势，均非始于1950年。苏联缺席安理会恐怕并不是军事介入朝鲜的关键因素。
[27]参见沈志华的《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九州出版社，2013)及纪坡民，《夹击中的奋斗：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初探”一节。
[30]同上，译文有所变动。
汪晖的上述三处论述，采用的是典型的学术讨论的方式，即正文综述学术界研究趋势或具体观点，并在注释中列举主要例子;汪晖对已有观点和文献的归纳和引述，包含了对话或批评的关系，但这些归纳、引述和讨论只是其论文的枝节部分，其论文的主干部分是汪晖自己对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分析和阐释。上引第三段的注释还涉及沈志华对一份重要电报的翻译问题，这也只是陈述事实。
也就是说，汪晖论文涉及沈志华观点的引用和讨论，是就事论事、点到即止的，其论文的重心在于阐述自己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上引内容在汪晖该篇论文中只占很小比重)。这种引用和讨论方式是汪晖常用的，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等著述中俯拾可见。这是一种符合学术惯例、充分尊重被引用者、同时明确给出不同意见和讨论的、学术讨论中常见的(也是典范性的)讨论方式。
那么，杨奎松是怎样进行学术讨论和批评的呢他的第一篇与第二篇有所不同。我们先看第一篇。
(1)作者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几乎每一谈及作为其论点的论据，即历史史实时，都会出错。(2)就连最不该出错的历史概念的使用，作者也经常会张冠李戴，或搞得似是而非。(3)也许是作者对举证底气不足，硬写强辩的原因，全文中行文和逻辑也常常自相矛盾或语病连连。
这上述每个方面，杨奎松都有系列判断和指责，这里不一一列举。
以这些判断为基础，杨奎松进一步的愿望和目标，在下面这句话中表达得比较充分：
汪文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有自己的专长，应该不会出这类纯粹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但跨界到历史学界，特别是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就不免因知识太少每每表现得捉襟露肘，错误百出了。
杨奎松对汪晖看上去缺乏了解。其一，如果严格讲究专业划分，汪晖的专业出身并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研究;其二，汪晖二十年前即已跨界到历史学界，并且早有《现代中国思想兴起》(四卷本)这一思想史著作问世。
因此，杨奎松宣扬汪晖没有能力“跨界到历史学界，特别是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的判断，其目标还要更深一些，那就是，以此为基点，一并否定汪晖此前二十年来在历史包括思想史领域的已有“跨界”工作。
汪晖擅长标新立异和理论创新。以中共建成江西苏区为线，将此前此后的中共说成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认为前面作用不大，之后则成了“超级政党”等等说法，或可视为一家之言。问题在于，作者推导归纳得出这一结论性新观点的史实说明与判断，是否可靠和准确呢……“硬写”是许多习惯于以论带史的研究者经常会出现的情况，但多数以论带史的写手知道如何去寻找并剪裁出适合于自己观点的史料与史实，故就行文逻辑上大体上还能自圆其说，行文紊乱、自相矛盾的情况并不多见。汪文的行文及逻辑却频出问题，这只能说明作者对自己所谈历史的史料和史实太过生疏甚至于太缺乏常识了。……汪文作者对历史甚少知识，理当擅长于论说，可是，作者在此文中表现出来的论说能力竟也让人深感失望。如(5)(8)两句谈的就不是历史史实，而是在谈作者的论点，读起来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汪文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有自己的专长，应该不会出这类纯粹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但跨界到历史学界，特别是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就不免因知识太少每每表现得捉襟露肘，错误百出了。
杨奎松先指出“汪晖擅长标新立异和理论创新”，再指出汪晖因为缺乏历史常识，“行文逻辑”不能“自圆其说”，再进一步，指出“作者在此文中表现出来的论说能力竟也让人深感失望”，最后的结论是，汪晖只是“文学理论”有“专长”，其他方面的“理论”尤其是历史和党史的理论就“误百出”了。
不过，他的这种迂回行进，他对汪晖此文实施“打击”的程度，能实现其“美好”目标吗
例一，按照“以当今政治正确的标准”的自我矮化式阅读。
杨奎松说：
汪文写道：
(1)“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
……
(6)“无论在成员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也无论在工作形式上，还是在革命政治的内涵上，1921年诞生的，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的政党与江西苏区时期的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
这样的说法不合正统，是否合乎历史事实呢也不合。因为，不承认中共思想理论的马列主义性质，简单地把“转型”之前的中共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合，无法解释中共建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背景，无法解释自建党伊始中共就致力于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原因。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工运领导机关，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最早举行的全国劳动大会，都是中共成立一年之内就由中共组织发动成功了的。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些标志着中国工运高涨的重大事件，也基本上是中共从中组织领导的。最能够看出早期中共与工人关系密切的例证，莫过于党的成员构成了。1923年中共三大时党员中工人比例就占到了38%，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中工人比例更高达53.8%。中共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如此之高的工人党员比例数了(中共三大时工人党员的比重为37.9%，1926年11月为60%，1927年五大前后为50.8%。见孙应帅：《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国民党无论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有这样高比例的工人党员。硬要说这一时期的中共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构成，不是无知，就是瞎说。
先说字句的阅读，杨奎松对文献的曲解有三：
其二，汪晖明确指出，1921年中共是由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也是马林的观察。直到1922年，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时仍说，共产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党派，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而这也正是马林极力建议国共合作的理由之一。(参见马林：《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1页。)杨奎松说“无法解释中共建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背景”，难道有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背景”，有了“中共思想理论的马列主义性质”，自然就有了中共与工农的深入关系指出1921年中共由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就等于“不承认中共思想理论的马列主义性质”
其三，杨奎松引用的孙应帅的论文，恰好证明了马林的观察是有根据的。该文提供的党员数据如下：一大53人，二大195人，三大420人。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人身份，但1922年二大的工人比例只有10.7%，1923年三大的工人比例也只有37.9%。至于其后工农比例特别是工人比例的提高，则恰恰是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国民革命推动工农运动的结果。难道是杨奎松读不懂孙应帅的论文还是故意为之
这些也就罢了。杨奎松这位媒体眼中的“公知”，举起“当今政治正确的标准”的令旗，自视“正统”代言人，开始“角色扮演”，则令人深思。
杨奎松是真把自己当作“正统”或者“当今政治正确”的代言人吗是要在汪晖的研究之上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吗是以自己之心猜度有关部门，认为他们根本容不了学术研究应有的自由讨论，因此可以借他们的力量来对自己所仇恨的汪晖进行“打击”吗如果是这样，这种企图恐怕正好显示了，这些企图者在用自己对权力的阴暗想象来塑造和引导自己的行为，正好显示了他们对权力的种种编造和罗织，只不过是自己阴暗愿望的折射。如果是这样，这是一位学者对学术研究所能做出的最为廉价的自贬。不过，这种假心假意、口蜜腹剑的学术表演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例二，以实利算计为追求的市侩学术。
倒是读了汪文最后部分的自问自答，才真是会令人感慨万端。
作者自问道：“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越南战争之后……那种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及文化政治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深刻而宽广的政治进程不复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战争的政治性质逐渐被取消了”
对此，作者声称：“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现在非但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已弃之如敝屣了。归根到底，人民战争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不论汪文所强调的“人民战争”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是否真正存在过，既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连作者自己都看不出他对“人民战争”经验的讨论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煞费苦心非要去弄明白作者自己都弄不太明白的观点和逻辑呢
杨奎松之所以认为对“人民战争”经验的讨论没有意义，原因是“既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已弃之如敝屣，因此，人民战争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所以再研究这些经验就没有意义了。杨奎松这一思路洋溢着以实利为追求的算计，一种学术研究的市侩性格跃然纸上。不过，其一，如果那些表面上看来“终结了”的事物都没有必要再研究，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可以搁置和放弃了。其二，如果真的是“许多人已弃之如敝屣”，就没必要再研究，那么，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必研究了，因为在社会分化、意见分化的当下中国，几乎任何一种思想、意见、立场或举措等等，都会面临“许多人已弃之如敝屣”的状况，是否都没有必要再研究其三，虽然“人民战争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并不意味着其中的部分要素不继续存在和活跃于当下和未来，也不意味着其中的部分要素不会被重新激活。其四，学术研究的意义之一，不正在于去重新激活、复兴或者创造那些今天还不存在、或者已经消失的事物如果只是跟在潮流的后面，做帮闲的鼓吹而感到与有荣焉，这样的学术研究是否过于无聊呢
因此，杨奎松阅读理解上频繁的南辕北辙，绝不是偶然的。他以己度人并且深执己见，在耗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与笔墨之后，对批评对象的文献阅读程度仍然如此之低，应该说是惊人的。
如果基本的阅读经常性地南辕北辙，如何能清晰地描述自己与批评对象之间的理论分歧，如何能对这些分歧做出充分的辩论，理论对话又如何可能其实，杨文之意并不在对话，而是讨伐。只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误读基础上的讨伐，斧头会砍了自己的脚。
杨奎松在史实方面对汪晖的批评，有两个主要类型，一是认为汪晖没有提及一些史实，杨奎松判定为汪晖不知道;二是汪晖提及的一些史实，杨奎松认为有误。
杨奎松的第一类批评非常无聊，不说，并不等于不知。如果“出于善意”，指出还有哪些史实可做补充，这种博学是有意义的;如果因为不提就断定不知，这种“博学”就是无的放矢，暴露出的不过是恶意。
汪晖突出1925、1926年而不及其他，不是没有理由。这两年的工农运动最具声势，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相对稳定(发生过问题但不足以破裂)。若要将1927年纳入论述，便要对这段历史加以交代，在汪晖的论述结构中，有这样的必要吗此外，农讲所开办了六届，但文中只提及毛泽东，应该是因为毛泽东与人民战争的关系至为重要。如果一定要在这里提及彭湃等人是农讲所的主任，与论述人民战争的关系不是有些遥远吗理论论述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说明所要论述的问题。
第二类，杨奎松指出汪晖的那些史实错误，绝大多数是杨奎松自己有误。这里举两例。
例一，王明的确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的主导者之一。
杨奎松指出，“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一是这三人的排序有问题，二是王明没有主导过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如果要讲究排序，则杨奎松此处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不过，汪晖说王明曾“主导”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则符合史实。
作为米夫的高足，王明一直狂热鼓吹城市中心和工人武装暴动，这在他为《武装暴动》写的序言(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中有充分表达：“在武装群众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得只有工业城市是暴动的组织中心，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参看余子道等编选：《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主导”有多方面，既有具体的指导和组织，也有理论和政治主张的“主导”。的确，立三路线失败以后，中共领导人中很少再有人提议倾苏区之力以攻打中心城市了，但王明从未放弃过城市中的工人斗争，即使在立三路线被抛弃以后，他的主张仍然很激进(他指责李立三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事实上，直到1931年5月，王明还要求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以掀起各种工人斗争，并一直把这看成是与苏区政权建设完全并重的要务【可参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73、289-290页】。因此，说王明没有主导过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是不确的。
例二，“边区政府”可用于苏维埃革命时期。
杨奎松指出：
汪晖的说法是：
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
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
这里汪晖说的割据的红色政权的形成远早于1931年，不过杨奎松视而不见。杨奎松的这段论述看上去颇似细致的史料考证，但显示的不是汪晖的错误，而是他自己的偏狭。
首先，杨奎松说：“作者关于‘边区’的概念是读《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得来的。”这是曲解。其实《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并未使用“边区”一词，汪晖在文中虽然提及此篇，但并没有说“边区”概念就出自此篇。毛泽东在文中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8页)这里所谓“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就是边区，在这个边区的红色政权就是边区政权。毛泽东还用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的说法，而“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同上，第49页)
毛泽东所说的“红色政权”指这些夹杂在白色政权统治地区之间的小块的红色边界地区。在论述“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时，他提及了“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在稍后的段落中，又提及了红军、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发展，其使命是在“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同上，第52页)这里所谓“边界”与“边区”并没有文义上的区别，“边区”就是“边界区域”的简称。
在写于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不但提到了“割据地区”、“红色政权区域”、“边界”等语词，还规定了这些地区的地方工作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等方面。他这样提到：“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同上，第58、62页)这里的“边界政府”，以及各县政府，当然可以放在“边区政府”的范畴内加以论述。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同样提及过在边界地区的军事斗争以“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为目的。(同上，第104页)
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边界政权、边区政权等概念的历史根据，汪晖在这里使用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是从历史脉络中做出的有根据的概括。
退一万步说，理论的概括本不同于语词的梳理，即便历史文本中没有使用某个语词，也并不妨碍后来的学者对特定历史现象进行概括。杨奎松这些不惜笔墨的“考证”因此并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杨奎松如此急切，与其说是从善如流、认真研究(如果郑重其事，又怎么会如此匆忙成文)，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对读者的重要提醒：作者另有所谋。也就是说，杨奎松要完成的不过是对第一篇有罪预设的进一步完成，是一伎不成，再使一伎。
下面的分析将指出，虽然从形式上看，杨奎松好像在第二篇完成了从第一篇的学术攻击向正常学术批评的转变，但事实上他调整了自己的目标，以一种故意歪曲批评对象的“暴力学术”，试图给汪晖的论述做一番“政治审查”，贴上污名化政治标签。
杨奎松第二篇有近半篇幅在梳理汪晖有关“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论述。这些梳理建立在研读汪晖数篇论文的基础之上。【重视材料的杨奎松教授这里没有引用汪晖已结集出版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一书。】
但是，杨奎松第二篇比第一篇出现了更多的对汪晖观点的歪曲和错解，不同的是，第二篇的相当部分错解并非理解力不及，而是对汪晖观点的故意编造。青年学者南水在《讨论党史，满腔质疑不能代替理性分析》一文中已对杨奎松第二篇对汪晖论述的歪曲做了一些分析。这里择取三个关键点，看看杨奎松如何曲解汪晖。
例一，虚张声势的历史分期梳理。
杨奎松这样梳理汪晖对中共历史的分期：
并认为：
因此，以1949年建国划线，把之前的政党神圣化，把之后的政党妖魔化，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史实上，应该都是立不住脚的。
这里，杨奎松对分析和研究对象进行了曲解和编造：
其一，汪晖是将“超级政党”、“超代表性政治”与“整个20世纪的阶级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超级政党”这一特征并不只属于“1931年左右-1949年建国”期间的中共。汪晖说得很明白：
若回到20世纪阶级政治形成这一视角，中国20世纪的阶级政治已经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这一政治的中心角色政党带有超政党或超级政党的特点。所谓“超代表”，如果用中国古典政治“礼乐”和“制度”的概念做个比喻的话，超代表应该就是礼乐的逻辑，而代表则是在“制度”的逻辑下展开的。如同礼乐是有待形成和持续形成的制度，超代表意味着一个让人们能够参与并形成秩序的政治过程。“超代表”的概念强调的就是这样的政治过程，它也凝聚在代表制度的框架中，但两者不能简单等同。(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
既然“超级政党”、“超代表性政治”就是“整个20世纪的阶级政治”的一个特征，那么，杨奎松说汪晖认为“1931年左右-1949年建国为‘超级政党’时期”，除了他的想当然和编造，没有其他的文献根据。
其二，杨奎松认为汪晖划分“1949-1967年为‘党国’或曰‘党-国体制’时期;1968年至当下为‘国党’或曰‘国-党体制’时期”，同样是想当然的编造。在汪晖这里，“政党国家化”是一种从党—国体制确立之时起即长期存在的“去政治化”趋势;“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就是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转化的过程。汪晖说：
几乎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确立之始，革命政治即面临“去政治化”的侵蚀，在国内方面，它主要表现为党-国体制的官僚化和以权力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国—党体制”的出现与“国-党体制”基本确立、转化基本完成，并不是一回事情。“国—党体制”出现之时，“党—国体制”处于主导地位，并不能称为“国-党体制”时期。也就是说，不能看到汪晖在叙述1968年历史时开始使用“国-党体制”一词，就认为他将1967-1968年视为分水岭。不然，如何解释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开头对“八十年代”的注释——这一注释明确将“八十年代”与“党—国体制”联系在一起：
就政党和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言，七十年代中期以降的理论争论延续至整个“八十年代”。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体制内争论的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新生力量的涌现和论题的转变，文化和政治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党-国体制内部。尽管这一时代的许多发展为九十年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奠定了基础，但就这个时代本身而言，我们仍然可以从党-国体制内部和体制外部发现令人怀念的、充满张力的“政治文化”。
这并不是汪晖论述颠三倒四，而是因为“政党的国家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系列概念的关键在于为当代历史进程提供一种政治分析的视野和方法。汪晖是这样论述“国-党体制”的确立的：
简言之，政党体制包含了双重转化，……我将这一双重演变概括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转化：前者包含着一种政治性的态势，而后者则专注于权力的巩固。这一“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将二十世纪产生的“党治”体制转化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体制……而在当代的政党国家化过程中，政党已经被视为一个亦已完成和定型的、与国家一样扮演着中立的、协调不同利益的功能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的定型和完成亦即政党的终结，或者说，政党的提前终结。
“国-党体制”的确立意味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体制”的确立。政党被确定为“与国家一样扮演着中立的、协调不同利益的功能的体制”，并不是80年代的事情(那时仍然可以发现“政治文化”)，遑论1967-1968年。因此，杨奎松对汪晖论文的理解错误是一目了然的，问题只是他的误读包含了怎样的主观意图。
其三，杨奎松认为汪晖“以1949年建国划线，把之前的政党神圣化，把之后的政党妖魔化”，这一概括和评价与汪晖本人的看法没有任何关系。汪晖将“超级政党”、“超代表性政治”视为中共在整个“短二十世纪”的特征，也认为建国后的“党-国体制”中“包含着一种政治性的态势”并予肯定，也就不会以“1949年”为区隔“神圣化”之前而“妖魔化”之后。这一点在汪晖论文中也是一目了然的，显然，杨奎松又在扭曲汪晖的观点。
汪晖从政党政治与国家关系的角度，对20世纪以降的中国历史进程(而不只是中共历史)是有分期的。他的习惯表述首先是“短的20世纪”：
我在这里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指的是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的“短二十世纪”，亦即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序幕大致可以说是1898年戊戌改革失败(尤其是1905年前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时期，而它的尾声则是七十年代后期至1989年的所谓“八十年代”。(《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
根据汪晖的叙述，在“短的20世纪”的“尾声”之后是所谓“90年代”：
在一篇题为《“90年代”的终结》(2009年9月5日《新京报》)的访谈中，汪晖认为“90年代”也已经终结：
将这一分期与前述杨奎松对汪晖观点的概括相对比，可以看出杨奎松的概括是想当然的任意编造。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学术研究，那么，它合适的名称应该是“暴力学术”。
不过，这种“暴力学术”未必可笑。有阅历的读者不难知道，像杨奎松这类享有盛名的学者，如果在自己据说是专长的领域(文献材料考证)出现明显的纰漏(尤其是频繁出现)，那么，这些纰漏的含义往往不止于纰漏本身，而有着更多的功能。因此，这里值得注意的重点，不只是杨奎松究竟说对了没有，其实他也许根本不在乎是否说对了，也根本无意于说对;因为如果他有心说对，哪怕是出于维护其名声计，也不会如此信口开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随意的、无根据的、却又显得斩钉截铁的断言，是“暴力学术”一个突出的修辞特点。可悲的是，正是这种显得斩钉截铁的断语表述，再依托大众传媒的“威力”，在今天似乎更有可能“征服”读者。
例二，故意“指鹿为马”，指汪晖否定“国家”。
依照汪晖的说法，当今中国最值得记取的教训，就是曾经具有鲜明的阶级代表性、一定程度上带有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特征的中共，建国后学列宁的办法，“采取了一党专政与高度集权的国家构造”，“从以革命政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转变为以官僚化的党-国体制为框架、行使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力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转化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史当中一个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最为典型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了。
又说：
汪晖最为耿耿于怀的，就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和国家权力结合并逐渐一体化。像已往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最感慨和遗憾的是，共产党革命成功都没有依照马克思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行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另建一个与“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如果不能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即像巴黎公社那样，代之以公民自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方式，杜绝人们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的可能性，那么，即使是改换了全部统治者，这个政权也注定会“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重新凌驾于社会之上(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14，53-54页)。
可以肯定，汪晖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逻辑来理解1949年以后中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他所以苦口婆心地强调必须“重新政治化”，必须“重提群众路线”，必须“重建政治价值”，必须“重建政治代表性”，必须重建“阶级政治”或“重建阶级性政党”等等，说到底，都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不仅没有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行事，而且一步步地建立起了一个“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如今更是被“少数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操控着，在日渐“向右转变”。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命运被恩格斯所言中，革命的结果早已不复存在，本应作为“社会公仆”的革命党人，变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主宰”，政党和国家一起官僚化了。
从上述几段，可以知道杨奎松为什么要强横地断言汪晖“以1949年建国划线，把之前的政党神圣化，把之后的政党妖魔化”，原因是他要指控：汪晖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是，“国家本身过去是，今天是，以后还会是官僚化的，且因权力与资本结合而必定是去革命化的”，“汪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看待中国与世界的，他基本上把民族国家当作十九世纪落后时代的产物在看待”;换言之，汪晖基于阶级观点否定“国家”。
此处杨奎松的“暴力学术”也是故意的。他注意到了汪晖对马克思与列宁两种不同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区分，但偏偏对汪晖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这一点视若无睹(自然也无视汪晖分析、综合和推进马克思与列宁论述的努力)。
汪晖在论及巴黎公社的时候，明确提出要区分“两种并不相同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第一种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观察，第二种则是列宁和他的中国追随者重新复活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而“列宁的这些看法与马克思本人反复强调的公社与一切国家事务之间的尖锐对立并不一致”。汪晖的原话是这样的：
……但在这里，我认为仍有必要区分两种并不相同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第一种概念产生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观察：“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14]“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5]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原则只是一些很简单的措施：用普选制选出的代表去代替先前的官吏;只发给他们普通工人的工资;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废除常备军等等。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措施意味着对于国家机器的根本改造，它不但“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而且也“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16]巴黎公社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又越出自身的历史范畴，成为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获得了权力的时候，恩格斯放弃了实现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念头;……重新复活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是列宁和他的中国追随者。早在1905年，列宁在与“新火星派”的斗争中就已经将他们的“革命公社”理念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相区别，他将前者斥之为“革命的空话”，而将后者与“临时革命政府”这一“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的、绝不能误称为“公社”的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18]列宁的这些看法与马克思本人反复强调的公社与一切国家事务之间的尖锐对立并不一致。
汪晖既没有完全肯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更没有完全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既强调国家这一政治形式的重要性，又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立法行政体制之间的必要的区分和张力逐渐地趋于消失”的困境，以及“使国家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趋势的政治形式”的困难。也就是说，汪晖并不认为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致力于分析矛盾的复杂状况，因此他的基本方法是深入具体的历史矛盾中展开分析。汪晖是这样论述的：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经历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允许多党合作，实行联合执政，转变为以不同的方式确立“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即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第二个转变是从以革命政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转变为以官僚化的党-国体制为框架、行使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力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转化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将共产党规定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但仍然采取了一党专政与高度集权的国家构造。
通过这一转化，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立法行政体制之间的必要的区分和张力逐渐地趋于消失。正如韦伯所说，在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政治形态都不可能彻底摆脱官僚制度。无论是巴黎公社的失败，还是19世纪民族国家体系的巩固，都证明国家作为这一时代的支配性政治形式是难以回避的。在这方面，简单地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保留了官僚机器或国家并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文革”时期国家功能的解体、改革时期和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都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国家的重要性。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国家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的条件下，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进而使国家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趋势的政治形式，即包含着参与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
汪晖对“国家的重要性”的强调非常清楚，“简单地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保留了官僚机器或国家并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并认为无论是巴黎公社失败还是19世纪民族国家的巩固，无论是“文革”教训还是改革时期的经验，都让人们“重新认识国家的重要性”。这些话当然都并不难懂。汪晖要追问的问题是，如何能将马克思与列宁这两种并不一样的思路综合起来，各取其长，即“在国家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的条件下”（这是列宁主张的部分实现），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进而使国家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趋势的政治形式（这是马克思的主张），即包含着参与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
而杨奎松又是斩钉截铁地断言，“可以肯定，汪晖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逻辑来理解1949年以后中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并断言汪晖认为中共建国后学列宁的办法，“应该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史当中一个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最为典型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了。”这种肆无忌惮地歪曲批评对象的“暴力学术”，令人叹为观止。
例三，前言不搭后语，“编织”鼓吹阶级斗争“帽子”
汪晖新“历史观”的一个最鲜明的观点，就是主张要重新用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来看待历史和认识现实，并且要在此基础上重建一切政治关系和重构社会冲突的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对历史上一切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中那些淡化阶级和阶级利益冲突，把阶级关系、阶级对抗偷换成经济关系、国家对抗的做法，都表示反对，并认为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玩弄的把戏。也正是因为如此，一切汪晖主张的批评者，最反感的，就是他公开为“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唱赞歌，和指责改革开放引入市场化、全球化，主张再搞阶级斗争，以阻止所谓“少数利益集团”操控下国家日渐“向右转变”的观点。
上引第一段也是“图穷匕现”的部分。说一千道一万，杨奎松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一句话：“一切汪晖主张的批评者，最反感的，就是他公开为‘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唱赞歌，和指责改革开放引入市场化、全球化，主张再搞阶级斗争，以阻止所谓‘少数利益集团’操控下国家日渐‘向右转变’的观点。”这句话同样虚张声势，批评汪晖的人多了，有朋友也有敌人，这个“一切”用得委实不分场合，如何能说“一切”批评者都如杨奎松教授一般认为汪晖“主张再搞阶级斗争”又如何能说“一切”批评者都会为这个捏造的、杨奎松教授自己都否定了的理由而批评汪晖与其说这表示杨奎松教授偏爱夸张的修辞，不如说这是他心虚气躁，以想象的豪言为自己的编造壮胆。
放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杨奎松教授这番断言的意图很明显，说白了就是希望指证汪晖是主张“走老路”、走阶级斗争老路的学者，给他贴上“走老路”代表的政治标签。但问题是，这只是杨奎松编造、臆想出来的汪晖形象而已。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放弃作为学者还剩下的一点诚实，承认自己看到了汪晖对“文革”中暴力的批判，等等。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去政治化与阶级问题”小节的末尾这样说：
汪晖明确地说，“问题并不在于简单地恢复过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我们仍然反思二十世纪阶级政治中产生的悲剧）”，也就是明确地不赞成所谓“走老路”。他要提出的问题是：建立怎样的政治视野面对现代社会的平等问题和阶级分化或者说，如何将阶级概念从结构性的范畴内部解放出来，将其转化为一种抵制阶级分化为取向的新的政治概念如何实现从“去政治化的国家”向“具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的国家和社会”的转变，从阶级再度分化或形成的社会向非阶级化的社会的过渡也就是说，汪晖希望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开辟出超越所谓“老路”和“邪路”的新道路;这一新道路的确需要从短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但绝不等于重复以往的做法。汪晖在最近发表的《从当代变迁中重新思考改革》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因此需要对当前的现实政治体制、政治趋势进行理论研究，在这个脉络下重新思考什么是政治改革。否则，政治改革就很难摆脱在两种传统模式之间的循环。政党国家化与现代经济过程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今天的政党很难再退回19或20世纪的政党模式。这意味着两种老路均难走通了。许多政治精英，也包括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时提出的唯一路径似乎就是多党议会模式，但却对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如印度)正陷于危机之中的这一模式本身缺乏分析。除了去政治化的政党危机外，新的政党也多半是财阀加少数政治精英构成的政党，其他社会运动只能处于这一政党政治的边缘地带。可是话又说回来，两种路径都有值得借鉴的要素，比如分权制衡，一般来说是西方的，可是在今天的条件下也不能说不能有分权制衡，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结构下的分权制衡;再比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在国党化的条件下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述并推进其实践，是一个新问题。要谈群众路线，就需要讨论“群众”的自主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政治改革，首先需要的可能是“底层设计”。
汪晖的论述是辩证的。他一方面指出，“两种老路（注：应该指的是所谓“老路”和“邪路”）均难走通了”，“政党国家化与现代经济过程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今天的政党很难再退回19或20世纪的政党模式”，另一方面又认为，“话又说回来，两种路径都有值得借鉴的要素”。在汪晖这种看法之上，以暴力学术为基础，给汪晖贴上“走老路”的标签，除了呈现暴力学术本身的惊人面貌，还能说明什么呢
上述三个例子中，杨奎松都在歪曲和编造汪晖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对汪晖的质疑。这些质疑大都以歪曲汪晖为前提，以与汪晖本人没有多大关系的观点为质疑目标，它们主要是杨奎松跟自己造的“标靶”在作战，是其自说自话，暂且不予细论了。
而任何以民族国家的创立、巩固与建设为号召的阶级或阶级政党，一旦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或领导力量，不论与资本力量结合与否，本身都注定会走上“去政治化”亦即“去阶级化”的道路。这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单个阶级的利益需求，哪怕是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主体的利益需求，在人类社会被切分为各自独立、严格区别的不同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只能，也必定会让位于代表着民族整体利益的民族国家的集体的利益与需求。
其实，杨奎松的暴力学术与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媒体暴力的暴力特征，就是这种“去政治化”、遮蔽阶级的政治所内含的暴力性的一种展示。
以政治罗织的方式来进行学术批评，试图以扣上“文革”帽子的方式来抵御或取消学术讨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已经指出过这一屡见不鲜的做法：
当批判的知识分子试图对当代社会危机——三农危机、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的扩大、体制性腐败，等等——做出分析之时，针对他们的最为有力的武器就是：你们是要回到“文革”吗这一“彻底否定”的姿态取消了任何对当代历史进程进行真正的政治分析的可能性。
杨奎松只不过是用肆意歪曲的暴力学术，实实在在地编造出了一个“要回到‘文革’”的汪晖形象而已。
就像今天常见的一些“公知”现代史家把中国现代史当作“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一样，杨奎松教授把汪晖的论述也当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这种“任意打扮”的暴力学术之所以毫无愧心、变本加厉地粉墨登场，原因在于媒体暴力的强援。
……让我们回到关于大众传媒“议题设置”的功能上。笔者从百度百科上摘录了一个介绍：议题设置理论(theagenda-settingtheory)，它是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唐纳德·肖最早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只要对某些问题予以重视，为公众安排议事日程，那么就能影响公众舆论。而议程设置功能是指，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此次汪晖“被抄袭”事件(沿用中国思想论坛的说法)，完美地为这个理论做了解释。它提醒我们，大众传媒由于它自身的特性，本身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承担对学术界进行公正裁判的功能。在媒体拥权自重的情况下，它却很容易转化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南方周末》作为一份在中国转型时期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媒体，当它自身的权力溢过“自律”的界限，就会产生政治上的腐败。对此，中国的学术界如何反思和反抗形形色色的媒体暴力，保障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将决定今后中国学术界思想的走向与发展。
其实，这次杨奎松纠谬汪晖，假如《东方早报》能稍加拦阻，或令其删改其中的恶言恶语，削弱其中充满主观色彩的大批判词句，只是严守学术标准，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让学术批评回归学术，则杨先生的短处或许不至于暴露得如此彻底吧。
//@张明扬在上海书评:不删不改一字真开心，好喜欢天上掉馅饼的日子。//@理想国的游民：@东方早报对此文不删不改一字。
什么叫自我打脸，这就是啊。什么叫请君入瓮，这就是啊。上海书评编辑张明扬真不愧是高级黑。
传播学研究者王维佳指出了媒体介入学术批评的一条重要规范：
更重要的是，在读者还没在这份报纸上见过原作，甚至可能还没听说过原作的情况下，一篇长达25000多字的批判大作就悍然登场，这似乎不符合新闻操作的伦理规范，也不符合基本的传播认知规律。
虽然媒体暴力的强援为杨奎松的暴力学术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但这种媒体暴力对于作为学者的杨奎松而言，却可能是“损友”，也许因为自恃有媒体暴力撑腰，杨奎松才会如此无所顾忌地扭曲编造，进行学术攻击和政治攻击。
其一，暴力学术放弃学术诚信。
其二，以政治“罗织”代替学术批评的自我矮化。
从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的理论概念，包括“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提出和阐发，都明显地超越了旧式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是适合于这一转变的需要，并且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的，不仅不应当受到批评，而且还应该得到肯定(汪晖的批评见《“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许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
这段“表白”和“表功”，真实地袒露了杨奎松对于“批评”(包括学术研究)的态度，即在那些政治正确的领域(比如“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的”观念)，是“不应当受到批评”的，“应该得到肯定”。也就是说，杨奎松认为在那些他认为是政治正确的地方，是批评的“禁区”，批评者应该止步。因此在他看来，汪晖竟然敢于分析批评那些政治正确的领域，“瞧，摊上大事了吧”。
杨奎松这番试图划定批评禁区的“表白”，真真切切地证实了，自己正是试图“与国家一道合谋”“扼杀”言论空间，“建立话语霸权”，“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对“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发动“围剿”的一份子。当然，至于有关部门是否相信杨奎松的这一套歪曲和编造，是否认为有必要禁止对于方针政策的建设性讨论，则是另外的问题了。也许杨奎松们会很关心，关心到了“尾巴”掉出来都已经顾不上的地步。不过笔者也不禁困惑，杨奎松们弄这么一堆胡编乱造、没有质量的“黑材料”，难道想“下一盘大棋”，既黑掉汪晖，又黑一下管理者既借管理者的手黑掉汪晖，又借这堆编造的材料和极度收紧的批评禁区，黑掉管理者的声誉
网友森雨是这样说杨奎松们的“一盘大棋”的：
大家或许注意到了，杨奎松一身兼两任，既常常在媒体上表现得像一个公知，可是在学术批评的时候又会高调表态为五毛。这当然是极为悖谬的一个奇特现象。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公知中，还存在另一部分人。他们未必是人数最多的，但他们是实力最强的。他们也骂党国、骂政府、骂体制，表现为权力的批判者和反对派，但他们只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姿态。在这种姿态背后，他们的本质是去革命，反社会主义。他们骂党国、骂政府、骂体制，表现为权力的批判者和反对派，并不是因为他们痛恨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未深入党国、政府和体制，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党国、政府和体制内的人，他们原来就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们痛恨权力尚不驯服，痛恨党国政治还具有独立性，痛恨党国政治的官僚机器还存有威胁他们的可能性。因此，骂党国、骂政府、骂体制，那只是因为他们企图将权力彻底驯服(所谓关进笼子里)，消灭党国政治的独立性而附庸于资本，仅仅用被阉割的政治代理人去掌管官僚机器。他们也常常用“人民革命”的招牌话恫吓党国、政府和权力的糊涂虫，恫吓也只是为了降服权力乖乖听他们的命令，……
这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在杨奎松们党同伐异、投机构陷的“一盘大棋”之上，试图向学术独立发起“围剿”与“闭嘴令”的人们正恨无天助，跃跃欲试。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独立、自主研究、思想辩论，正是突破这类试图设定批评“禁区”、扼杀言论空间努力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杨奎松采取编造材料、扭曲观点的方式给汪晖扣上政治帽子，既是设定批评“禁区”、扼杀言论空间的一种努力，也显示这一努力的拙劣与猥琐。面对这种拙劣的举措，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健康的学术辩论如何可能
健康的学术批评和学术思想讨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知识界如何面对这种“暴力学术”与媒体权力的媾和，如何面对以学术攻击为学术批评的潮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和学术批评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这是健康的学术批评和思想辩论发展要回答的前提性问题。
媒体权力对“暴力学术”的彰扬，以学术攻击为学术批评，另一特征是，从来都把自己发出的批评打扮成合法的、应当的，不管这些学术攻击错得多离谱，有多么荒唐，媒体都不用负任何责任，也无需道歉。他们只需要不断发起攻击，因为目前并无任何制度性的力量来约束媒体和攻击者的为所欲为，也没有制度性力量有兴趣维护被攻击者的权利。
媒体有如此不受约束的权力，有什么特殊理由学术攻击者在媒体权力支持下可以为所欲为，有什么特殊理由是时候对这种荒唐状况说“不”了。
反对和拒绝“暴力学术—媒体暴力”，不是被动等待制度性环境的变化，首先必须更为明确地分析、描述和揭示“暴力学术”与媒体暴力的媾和，更为明确地将“暴力学术”作为研究和分析的对象，呈现“暴力学术”何以是“暴力”的。这并不意味着反对批评和反对辩论。恰恰相反，反对和拒绝媒体暴力与各种学术攻击的媾和，正是对真正的学术批评和学术思想辩论的呼吁。
基于上述意图，笔者尝试以杨奎松两批汪晖为案例，在已有讨论的基础上，做了初步的分析，希望对健康的学术思想讨论的发展能有所助益。只有遵守基本的学术伦理与媒体伦理，在大众传媒上开展健康的学术讨论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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