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边区建立后自始至终开展的一项运动。”专家们首次完成了对陕甘宁边区林业史的研究，其主要成果刊登在了最新一期《北京林业大学学报》上。
重视林业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成为抗日的总后方，人口净增40万～50万人，为了渡过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大生产运动，大量开垦荒地。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森林资源的措施。但总体而言，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陕甘宁边区时代在林业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是破坏大于建设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出台的许多林业政策、法令法规以及林业建设采取的众多举措等，都可以从陕甘宁边区时代找到雏形。今天的全民义务植树，依法治林，保护与开发并举，重视森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建设森林公园，举办展览会等等，都是继承和发扬延安传统之举。
向毛泽东汇报森林考察结果
1940年初，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和边区政府，决定组织边区森林考察团进行调查研究。乐天宇提出《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得到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的重视并提供480元经费支持。
6月14日，抽调6人组成的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从延安出发，行程千余里，途经15个县，考察了5个林区，7月30日返回延安。了解了南泥湾、槐树庄、金盆湾一带的植物资源和自然条件，并收集重要植物标本2000余件，提交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
据考察报告统计，整个边区森林面积约为4万平方公里，分布极不均匀。不容乐观的是：“因为近年人口的增加，正在进行着扫荡的砍伐呢！主要的便不是砍伐数量的大，而是砍伐得不平均，尤其是各河流上游的松柏林，因为材料较佳，砍伐得特别残酷。”报告警告，如果对目前仅有的这4万平方公里森林资源不加以专门的管理和保护，“仍任其像近年来的任意砍伐滥伐、焚烧等，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整个边区将不免陷于极端气候的恶化和闹水荒的境遇”。
1940年8月22日，李富春激动地写下了阅后感言：“虽其中有再加考虑与研究之点，但已成为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读的报告，已成为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边区林务局的建立统筹林务，是迫不及待的工作。”他还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第二年，边区政府成立了林务局，加强了对边区林业的管理。
无森林，造；有森林，保
1941年林务局成立后，重新修正《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办法》和《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并由边区政府公布。林务局还管理两个试验林场和一个苗圃。
1941年1月公布《陕甘宁边区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指出：今后之林务，主要是在没森林的地方，建造气候林；有森林的地方，施行有计划的保护与开发供给工业及生活的原料。为此，边区政府投资十万元，进行造林工作。
共产党开全民义务植树先河
依靠群众开展全民性的绿化活动，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一大创举。1937年4月6日，西北青救会号召大家来植树，规定4月12日为植树日，要求苏区人民特别是青年儿童每人种5棵树，并介绍植树常识。
清明节那天，省级机关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在空地与公路两旁植树。从那时起，政府每年都要组织一次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植树运动。
1938年3月建设厅发出《关于发动党政军民植树造林》的通知。通知发出后，仅1938年全边区青少年就开荒1.7万亩，植树8.9万棵。
1939年以后，建设厅发布《延安机关部队学校的植树造林运动计划纲要》，希望各机关部队学校自动完成每人3株的任务，并要保活。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之先河。1938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群众植树260万株。
毛泽东多次号召植树造林
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并号召植树造林。
1942年10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说：“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柠条，其枝叶可供骆驼及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燃料，群众是欢迎的。政府的任务是调剂树种，劝令种植。”
1944年，他在《号召延安市人民开展“十一”运动》中要求：“每户种活一百棵树。”
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他提出“要帮助老百姓订一个植树计划，十年内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找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号召的思想渊源。
贺龙习仲勋签署布告护林
1940年4月边区党委、边区政府联合发布决定明确提出：广泛造林，应在本年新造林一百处，每处要植树一千株以上，各级区政府应与人民划定造林地区，解决树秧或树种之需要，并施行对新旧森林之保护，颁布森林保护条例，宣传全体人民遵守。
4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办法》和《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从理论上说，这是相当严格的森林保护条例。
1949年11月11日，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联合签署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军区司令部关于保护森林布告》。
重视林业教育和科技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农林教育，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边区农业学校和光华农场。
1939年7月，边区政府在延安南三十里铺开办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设农艺、园艺、畜牧三部和边区农业试验场。
在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除开设公共课外，设有农业植物学、遗传育种学、农业病虫害学、森林学和园艺学等11门课程。1943年10月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之后成立了北方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以及森林专科学校，1949年10月并入北京农业大学，成为新中国林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后，延安大学农学院迁往晋冀鲁豫解放区，1948年6月建立了森林专科学校。学校学员采集植物40余科230余种标本供教学之用。乐天宇、徐纬英积累了大量资料，于1957年在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陕甘宁盆地植物志》。
1940年2月末，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许多有专业特长的人才抽调在一起，建立了光华农场。陕甘宁边区的林业工作也是从光华农场开始的。1945年边区政府还在延安建立了枣园、桃园两个小型的森林公园。
《解放日报》开专栏传播林业知识
在这一时期，《解放日报》在传播林业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边区政府派出干部，检查延安各界植树造林的情况，成绩优良者，通过《解放日报》进行表扬。专业人员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还采取了编写小册子、举办讲座、学校教育、举办展览等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推动边区农林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