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为了探寻当下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及破解路径，2023年6月，我们对50位民营企业家进行深度访谈；10月，对200余位民营企业家和专家学者进行问卷调研；12月19日，与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金东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公共政策166期学术沙龙，40多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和媒体记者参与深度研讨。研究结果表明，当下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
一、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四大困境
第一，民营企业发展投资空间被挤压。近年来，不少地方“国进民退”现象有所抬头，一些领域显性和隐形壁垒加剧，“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若隐若现，公平公正市场经济规则受到冲击，“民企歧视”现象有增无减。此外，由于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产品、人才等对民营企业生具有碾压式优势，不少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感觉到弱小无助，投资机会减少，投资风险加大，投资信心和投资意愿下降。大批民营企业抽走资金，缩减投资规模，不想做大做强，民营企业“躺平”之风滋生曼延。
第二，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空间被挤压。当下，各地国有企业在众多行业强势扩张，垄断了市场竞争所涉及的众多领域。地方政府几乎青一色都设立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交通投资公司和产业投资公司，三大投资公司业务涉及城市规划、市政建设、物业管理、生态保护、城市更新、公共事业等领域。越来越多的公路、铁路、电信、能源、金融、水利、市政、公共设施、环境治理等项目都直接由国有投资公司经营，一些民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施工队。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引进或组建国有集团公司，业务涉及到教育、医疗、卫生、外贸、地产、港口、物流、轻工和商贸等行业领域，有意无意地挤压了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在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传统服务业民营企业占七成以上，在利润较高的教育、文化、传媒、医疗、通讯等现代服务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还不足三成。
第三，民营企业发展融资空间被挤压。我国银行体系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国有银行。相较于国有企业，银行贷款对于民营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由于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经营风险较大，又没有足够的抵押品和担保，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小微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和实力无法达到上市门槛，通常也很难通过股权融资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一些国有企业利用强大的融资能力，从银行贷款后转贷给民营企业，从中获取利息差。还有国有企业以股权投资形式进入民营企业，不参与企业经营，只拿固定回报但不承担投资风险。民营企业获得的融资额度仅是国有企业的50%，但融资成本却比国有企业高出47%。
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利润空间被挤压。民营企业家普遍感到，在疫情冲击、外需承压、内需乏力、产能过剩和市场信心不足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生存发展举步维难，营利能力越来越低，利润空间极度压缩，一批企业倒闭关门，大量企业濒临破产边缘。尽管国家对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但这个问题尚未根本好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帐款问题仍十分严重，使一些民营企业陷入雪上加霜的生存困境。据统计，2023年，私营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长达64天，处于历史98%分位位置。
二、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破解路径
民营企业好，群众才能过上好日子，国家才能好。为此，提出如下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破解路径。
第一，构筑破除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显性和隐性壁垒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市场准入动态监测机制。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工商联、市场监管、经信、环保和司法等部门，每半年对市场准入制度进行动态监测评估，及时发现并破除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显性和隐性壁垒。
二是确保“非禁即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地见效。加快构建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相适应的审批体制、监管机制、信用体系、制度体系、评价体系和激励惩戒机制，让“非禁即入”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真正落地见效。
第二，建立健全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的框架体系和实施机制。
二是加快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建设。大力推行“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强化数字执法、透明执法和一次性执法，全面清理强制性重复鉴定评估。强化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制度，深化信用监管和“互联网+监管”改革。着力规范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纳入标准和程序，优化信用修复机制，强化信用核查和联合惩戒。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市场化要素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得生产要素资源。
三是出台《市场交易及时支付款项条例》。总结各地确保市场交易及时支付款项的好做法、做经验和做政策，并上升到法律意志层面，运用法律手段，建立拖欠账款问题约束惩戒机制，通过强化审计监察和信用体系建设，提高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拖欠失信成本，对拖欠民营企业款项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要依法履行与民营企业签订的协议和合同，不得违背民营企业真实意愿或在约定的付款方式之外以承兑汇票等形式延长付款期限。
第三，全力推进面向企业降成本、增效能和促发展的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
二是打造涉企服务“一类事”服务场景。紧贴企业实际需求，围绕企业周期特定阶段和产业关键环节，打造形成订制化、套餐式、模块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为企服务“一类事”新场景，推动涉企服务从“单一便捷”转变为“综合赋能”全面升级，推动行政监管从“处罚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变。
三是构建集成赋能的产业服务体系。强化用户思维和数字赋能，做强“政策计算器”，实现服务“无感”和“有感”的有效统一。聚焦产业招引和培育，创新全产业链服务模式，完善全要素保障、全生态构建、全链条增值等机制，强化资本、数据、科技、人才等资源要素对产业链的赋能，推动服务链与产业链、资本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区域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
第四，着力营造保护、尊重、学习和争当企业家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一是制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保护法》。运用法律手段，强化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和财产保护，提升财产安全感，让民营企业能够放心投资、安心创业和潜心经营。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持续甄别纠正侵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身财产权的冤错案件。
二是制定《民营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待遇的实施意见》。用制度明确规定民营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待遇：参加或列席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召开的有关工作会议；听取有关部门传达中央和省、市委有关文件精神；参与涉企重大政策法规的制定与评价；“两代表一委员”名额分配向民营企业代表人士适当倾斜。
三是设立企业家特别贡献奖。建议浙江在全国率先设立企业家最高经济贡献奖，以及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创造财富、创造竞争力等特别贡献奖，凝聚传递崇尚企业家社会的正能量。
四是防范运动式治理给民营企业家带来的伤害。运动式治理，往往“一刀切”，且层层加码，造成“一人患病，全体吃药”不良后果。要提升政策稳定性，放大政策预期，强化针对性，降低政策风险，防范运动式治理给民营企业家带来的伤害。
（范柏乃系宁波大学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研究院院长、九三学社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浙江省人大常委；范嶙杰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金洁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