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达22.4万亿，增速高达16.6%，占GDP的比重达到30.1%。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和测度
信息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当前，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创新、融合、扩散所带来的人类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提升，以及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人类社会的沟通方式、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一）数字经济的定义
（二）数字经济的类型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为关键资源，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其他领域紧密融合，形成了五个类型。
一是基础型数字经济，传统的信息产业构成了基础型数字经济，它是数字经济的内核；
二是融合型数字经济，信息采集、传输、存储、处理等信息设备不断融入传统产业的生产、销售、流通、服务等各个环节，形成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传统产业中的信息资本存量带来的产出增长份额，构成了的融合型数字经济；
三是效率型数字经济，信息通信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普及，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产出增长份额，构成了效率型数字经济；
四是新生型数字经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称为新生型数字经济；
五是福利型数字经济，信息通信技术普及所带来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等正的外部效应，构成了福利型数字经济。
二、数字经济的规模与结构
（一）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优势进一步凸显，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主要国家依靠数字经济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的态势更加明显。经初步测算，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4万亿元人民币（当年价，折合约3.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约2.3万亿美元）、英国（约1.43万亿美元），与位居第一位的美国差距仍较为明显，仅达到美国数字经济总量（11万亿美元）的34.5%。
图1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及占比情况
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加速增长态势愈加明显。199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仅约2500亿元，占GDP的比重仅为5%；到2001年，这一规模首次超过1万亿，占GDP比重接近10%；尤其是2008年以后，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超过20万亿元，达到22.4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0.1%，相比于1996年提升了25.1个百分点。
我国数字经济的加速追赶已取得显著成效。我国数字经济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99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430亿美元，仅为美国（2.66万亿美元）的1/63，日本（9953亿美元）的1/23，英国（2769亿美元）的1/6。然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跨越式追赶、模仿和学习，后发优势在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上得到充分体现。200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美元，超过英国（6334亿美元），201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1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1.58万亿美元）。
图2我国数字经济加速赶超
（二）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快速提升，但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快速提升。经初步估计，已由1996年的5%提升至2016年的30.1%，提升了25.1个百分点。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总体加速上升，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1996年至2005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由5%提升至14.2%；2005年至2008年，这一比重增长相对缓慢，三年间仅增长了1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我国整体经济中的数字经济比重迅速提升，初步估计，2016年，这一比重已达到约30.1%。
图3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增长情况
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迅速提升，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中美日英四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情况看，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仅为30.1%，显著低于全球其他主要国家，分别比美国（59.2%）、日本（45.9%）和英国（54.5%）低29.1%、15.8%、24.4%，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图4主要国家数字经济GDP占比（以1996、2016年为例）
（三）我国数字经济增长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是发达国家的数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增速呈现明显放缓态势，但数字经济增速高于GDP增速的特征没有改变。经初步估计，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高达16.6%，显著高于同期GDP6.7%的增速。世界主要国家也都表现出数字经济增速高于同期本国GDP增速的共同特征。经初步估计，2016年美国数字经济增速高达6.8%，显著高于同期GDP1.6%[1]的增速，日本数字经济增速约为5.5%，高于同期GDP0.9%[2]的增速，英国数字经济增速约为5.4%，显著高于同期2%[3]的GDP增速。同时，美、日、英数字经济增速也显著高于全球经济约2.9%[4]的平均增速。
我国数字经济凭借强大的后发优势，增速是发达国家的数倍。经初步估计，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达到16.6%，分别是美国（6.8%）、日本（5.5%）和英国（5.4%）的2.4倍、3.0倍、3.1倍。未来几年，在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全球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作用将快速凸显。
图5世界主要国际数字经济增速
（四）基础部分平稳增长，融合部分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2002-2016年期间数字经济内部结构演进过程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内部结构变化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2-2006年，随着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逐步完善，为融合部分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和融合部分同步发展，二者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均维持在50%左右；2007年之后，基础部分发展相对成熟，增长趋于平缓，而融合部分则依托于我国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旺盛需求，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升，占据主导地位。2007年，我国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大幅下降至47.1%，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内部结构突变的重要拐点。经初步估计，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在数字经济中仅占约23.8%；而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在数字经济中的比重已高达76.2%，数字经济融合部分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图6我国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和融合部分比重变动
（五）我国数字经济加速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
伴随着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向物联网延伸，数字经济在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之后，正在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2016年我国制造信息化指数为36.9，较2015年的35.6提高了3.8%。对标德国工业4.0，我国制造业总体水平处于由工业2.0向工业3.0过渡阶段。我国制造业研发、生产等环节数字化水平延续稳步提升态势，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61.8%、智能制造就绪率上升至5.1%，服务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工业云服务、大企业双创、企业互联网化、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正处于全面普及、深度融合、加速创新、引领转型的新阶段，对各国的增长动力、经济社会运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全局性影响，成为重构国际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只有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主动。深化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将成为各国战略布局的重心，围绕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主导权的竞争将愈演愈烈。物联网将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基础设施，以新四基为核心的技术和标准将成为竞争制高点。开放化、平台化将成为产业演进升级新趋势，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将加速构建。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将引发产业管理模式变革，安全、包容、协作的网络治理新体系将加速形成。
三、数字经济的意义
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对快速、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转型方向、规律、特征、路径和模式的多元化认识，带来了社会各界对数字经济形成共识的挑战。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试图构建一个对数字经济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深入讨论平台，我们尝试着从数字经济的历史地位、根本特征、趋势判断、发展经验、根本经济规律、规则体系等方面来回答数字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找到社会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我们提出了信息化百人会关于数字经济共识的1.0版。
（一）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第三经济形态
（二）普惠性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特性
提高所有人的福祉是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可以而且应该达到的目标，开放、包容、协作、共享、共赢等的共同交集是普惠性——让更多的人受益，确保人人都能从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带来的机遇中受益。普惠性即“让更多的人受益”，这一理念与世界信息社会高峰会WSIS所提倡“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发展”的信息社会一脉相承。数字经济应当能够让每个人享受更多的健康、自由和幸福。
（三）数字经济可预见的趋势是泛在联接与全面智能化的叠加
（四）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既独特又具有普适意义
中国数字经济在部分领域具有赶超的经验独特。中国在面向个人的电子商务、及时通信、搜索引擎等领域有可能率先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为带动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先遣部队。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生型的数字经济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替代、补充和增益，弥补传统经济形态的不足。发展中国家可以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之路。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愈落后愈“革命”的逆袭。
（五）最具创见的思想是数字经济最稀缺的资源
数字经济的根本经济规律是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发生了变化，资本的稀缺性降低，最具有创见性思想的人才成为比资本更稀缺的资源，资本的支配地位要让位于最具创意的人力资本。要素稀缺性的变化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自下而上的万众创新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创新体系相结合正在构建新的创新体系。鼓励“积木式”创新与“果实类”创新相结合。“产业公地”将成为孕育创新的肥沃土壤。数字经济对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挑战。
（六）数字经济彰显劳动者自主性
数字经济可以实现超级细分工，不仅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还会更加彰显劳动者自主性。工作对象的基本单位将会变成活动片段。对活动片段的精益求精可以最大地发挥个人的天赋。就业的多样性、个性化和自主性将会得到增强，工作家庭化成为可能。超级细分工会引致组织的去中心化。社区式、群组式劳动力组织方式将会兴起。
（七）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产业融合
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表现在产品的融合、产业的融合、生产方式的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乃至竞争规则的融合。数字经济对产业渗透与融合有一定顺序。“信息密集度”将成为产业观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为导向的大规模定制、柔性制造将是每个行业的主流生产方式。将出现生产、服务、消费的一体化。基于经济活动分解的全球化替代原有的基于产业链分解的全球化，基于生态的经济本地化不断强化。
（八）数字经济需要适应性的新规则体系
财富有可能进一步集中、全球性和国内不平等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加深、隐私更容易被侵犯、信息技术风险与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赢者通吃加大垄断的暴利、国际贸易规则可能被改写。需要在创新、税收、反垄断、国际规则、信息技术风险与安全等方面建立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的新规则体系。安全阀、红线管理模式，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相结合，基于数据的“汇集—预测”的事前干预等将成为新规则构建基础。
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展望
数字经济浪潮正在席卷全球，新技术的持续扩散、日益复杂的生态系统、不断重构的产业价值链、新竞争规则形成，对世界经济版图、国家创新体系、产业竞争格局、企业组织方式和个人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革。我们提出了全球数字经济的五点展望。
（一）数字经济正在重构世界经济新版图
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是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智能制造是系统的系统。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制造业带来的最大变革是，制造及服务的全流程中，感知无所不在，联接无所不在，数据无所不在，计算无所不在，其带来了结果是，产品、机器、人、业务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功能产品到智能产品，从智能装备到智能工厂，从供应商到供应商协同网络，从独立单元走向系统，从一个小系统走向大系统，一个超级复杂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系统正在悄然形成，智能制造生态系统主导权正成为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每一次产业革命的兴起都带来国家竞争实力的此消彼长。
（二）网络化创新平台重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和企业创新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跨领域、协同化、网络化的国家创新平台正在兴起。“产业公地”成为产业链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制造系统和创新系统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砥砺、相互反哺。良好的制造生态系统也可以凝聚创新资源，形成“产业公地”，成为孕育创新的肥沃土壤。多主体、跨空间、泛资源协作模式成为企业创新重要形态。
（三）新型生产组织不断孕育、演进和扩散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边界和交易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传统企业组织扁平化、网络化不断深化，企业组织在裂变与重组、继承与创新中不断适应新环境新形势。平台化、生态化等新的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不断兴起，垄断型平台与依托型群体的不断演化中，形成了服务与被服务、管理与被管理、协作与共生等新的组织关系。产业生态系统化正在重新定义企业的边界、不断重组企业间的关系。一批超级产业联盟正在兴起，正成为主导产业竞争规则的新主体，引领着行业技术变革的方向，决定着标准规范和产业竞争新格局。
（四）数据驱动型企业引领产业未来变革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带来的最本质的变化是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数据驱动型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并引领技术、生产、商业模式的持续变革。其带来了数据驱动的服务；数据驱动的创新，对客户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深度挖掘、实时感知、快速响应、及时满足水平已成为企业新型能力的分水岭；数据驱动的生产；数据驱动的决策。
（五）数字经济正在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
最具创见的思想是数字经济最稀缺的资源，要素稀缺性的变化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去中心化和网络化，创新主体逐渐从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向个人延伸，大众创业成为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万众创新成为创新的新兴形态，知识型创新人才成为财富积累的新生力量。
五、数字经济：战略与选择
面对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迎接新挑战，抢抓新机遇，需要树立全新的数字经济发展观，打造国家产业治理新型能力，建立可控的产业生态体系，培育数据驱动型企业，构建创新开放共享的产业发展环境，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与选择。
（一）树立数字经济发展观
（二）打造国家产业治理新型能力
数字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产业治理能力，这一能力将内嵌在国家竞争体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新型能力包括：一是适应性制度的创新能力。重要性不在于构建了什么样的适应性制度，而在于这种适应性制度形成的效率以及自调整自反馈机制，构建一个制度激励—技术扩散—社会转型的良性自激励机制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对新技术冲击—经济社会影响的快速感知、精准评估、高效决策、实时调整并不断验证优化的新机制，并培育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形成的土壤。二是复杂经济的管理驾驭能力。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需要实现从科层管理、部门管理向网络管理、系统管理的转变，把信息流从纵向为主转为向横向、纵向并行的网络结构方向发展。三是“产业公地”的培育能力。
（三）建立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体系
如何围绕构建可控的产业生态系统是各种资源和政策聚焦的重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大国产业博弈的主阵地。一是强化基础技术支撑能力。二是推动生态系统观落地。在宏观战略规划中，把构建可控的产业生态系统理论融入国家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中，作为指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作为发展目标的核心内容，作为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构建新的国家创新体系。四是支持产业联盟创新发展。
（四）培育数据驱动型企业
（五）构建创新开放共享的产业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一是构建数据开放的理念、政策和机制。加快政府数据开放步伐，研究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制定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制度规范，建立数据开放平台，编制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积极有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开发。二是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理性务实面向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传统利益格局的冲击和挑战，以及法规冲突与矛盾。建立更加宽容和鼓励创新的理念，留出更多的发展空间，推动建立安全阀、红线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三是重构面向数字经济的统计观测体系。
[2]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16年一至四季度GDP增速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