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发展分期、型式与影响：一个研究框架的建构
吴必虎1，黄珊蕙1，钟栎娜2，谢冶凤1
引言
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从古代旅行到现代旅游的发展历程，其目的和作用均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旅行成为一种塑造人类文明的重要力量[4]。一些学者论证了旅游诞生与古代旅行的一脉相承：在史前时期（大约公元前32000年—公元前10000年）人类为了食物、水和住所而旅行迁徙；古典历史时期，古代文明之间产生贸易商旅和征服旅行；到了中世纪，出现十字军东征和几大宗教并存的朝圣；而在工业时代，现代大众旅游逐渐出现[5]。
尽管已有学者把“旅游”置于历史范畴进行探索[6]，但人们对现代旅游活动的起源和演变尚未进行充分的探究。想要追寻和解释现代旅游诞生演化的来龙去脉，仍然需要加强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史实观察和理论建构。不少研究者将旅行史与旅游史进行二元化分析，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缺少清晰的表述。人们对旅行及旅游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所曾产生过的全球影响，尚未达到完整的理论认识。
1游历词素、旅行叙事与游历定义1.1游历的词素与语义
由“游”和“历”两个词素组合在一起使用，作为一个基本词“游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从三国魏·李康《运命论》“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到唐·白居易《游石门涧》“自从东晋后，无复人游历”；从北宋·王安石《忆金陵三首》“想见旧时游历处，烟云渺渺水茫茫”，到南宋·史达祖《喜迁莺·月波疑滴》“旧情拘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并延续到今天仍经常使用。所有这些历史资料中所使用的“游历”一词，其基本含义一直没有多大变化，都是围绕着人类在旅途与目的地的新知探索与异地体验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游历活动不仅历史绵长，而且至今活力四射。
1.2旅行叙事：游历记录的形式与分类
与无数次的人类远行活动相比，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的旅行通过文字或其他形式（岩画、绘画、影像等）得以记录下来。这些游历记录（书籍或画卷）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又有很多受到了各种天灾人祸的毁灭。尽管如此，从绝对数量和转译版本来看，游历记录的数量却又可以称为汗牛充栋、难以尽收。
不少学者将游历记录称为旅行叙事（travelnarrative），而且确实有一些游记本身就叫做某某旅行家的考察叙事、旅行书写或旅行叙事，如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所著《亚马逊与尼格罗河旅行叙事》（ANarrativeofTravelsontheAmazonandRioNegro）；特罗埃斯特拉（AnneS.Troelstra）所著《博物学旅行记书目索引》（BibliographyofNaturalHistoryTravelNarratives），以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及其合作者邦普兰（AimeBonpland）所著30卷本巨制《有关1799—1804年间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的个人叙事》（PersonalNarrativeofTravelstotheEquinoctialRegionsoftheNewContinentDuringtheYears1799—1804）都用到了narrativeoftravels这个词组。
游历的记录，除了文本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它们包括岩画、壁画、纸绢绘画（山水画和风景画）、山水诗词、航海志、地图、影像等，是游历研究阐释的重要注脚和素材[9]。在信史之前或缺少文字记录时，岩画、壁画等记录了远古人类部落之间交往的情景；山水画、诗词赋是艺术家、思想家游历四方所创作的文化瑰宝；地理方志、水经山志则由代代积累、千锤百炼的编纂而形成；甚至随着现代演化生物学的研究推进，得以从基因的层次验证游历的驱动力，从人类学的全球人种分布揭示游历的全球流动对于人类发展与自然搏斗的光辉历史；同时，近现代的照片、影像记录、社交媒体短视频vlog①Vlog全称为videoblog或videolog，意为视频博客、视频网络日志，成为近来网络新兴流行的游历记录形式。创作则展现了人类对于游历的全新记录。
游历的记录是游历发展演进的历史证据，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探险历程、地理认知、审美过程与精神体验，以个人亲历与私人记录方式建构的世界的呈现。其中，游记是最主要的一种形式。游记不仅记录了游历者的旅途见闻，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沿途及目的地的地理、社会、经济、文化信息。
游历记录是研究游历发展的重要素材，是我们了解过去某个时期旅行历史的重要途径。通过游记我们能复原各时期社会对旅行的主流价值取向、重现当时的旅行特征与重要发现、理解旅行对于世界的重塑意义。游记作为研究历史时期游历发展的重要材料，显然不能仅仅用现代的旅游研究框架进行解释。在本文第一作者筹建世界游历图书馆过程中，截至2021年12月底，已经收集掌握3.3万多种游历记录资料，其文字涉及汉语（超过2.6万种）、英语（约2800种）、日语（约2660种）、法语（480）、德语（190）、俄语（137）、韩语（105）、蒙语（91）、西班牙语（64）、葡萄牙语（58）、意大利语（39）、阿拉伯语（16）、泰语（10）等，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藏语（32）、维吾尔语（16）、彝语（7）、锡伯语（5）等记录资料。这些游历记录绝大多数以文本形式存在。
图1游历记录的概略分类
Fig.1Briefcatalogfortravelnarrativerecords
游历记录对于游历本身具有促进作用，一段旅途的新奇记录会刺激他人踏上冒险征途，旅行和它所带来的知识催使更多人出发进行野心勃勃的探险，为早期博物学、地理学的积累提供了知识溢出。非虚构的旅行文学、休闲文本、旅行绘画所具有的异域风采，能引发浪漫思绪，还有教育启迪的作用；文学中的发现修辞（discoveryrhetoric）中鲜明的帝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性[10]；提供某种想象地理（imaginativegeography），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某种疆界（boundary）。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文化霸权思想、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话语、萨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学》等都曾经指出，西方对世界建构了一种文化霸权，知识与权力（powerandknowledge）之间存在结构关系[11]。这些来自文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为我们的游历记录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对游历记录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挖掘和使用，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洞悉古今中外的游历活动，解读海洋文明外放和农耕文明内敛的文化取向，更深刻地认知游历的本质。
1.3游历定义：新知探索与异地体验
数以万计的游历记录为我们界定并深度分析游历的本质含义提供了支持。不难发现，游历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新知探索与异地体验，当然这些探索和体验主要发生于人类旅行的途中或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在这里，探索主要是指对客观地理对象的未知部分的冒险、考察和研究，具有更多的知识创新和溢出价值，而体验则主要是指人类个体的心理活动，是主体对外部地理环境的感知，更多体现的是对熟悉的对象的审美、怀旧、共情与反思。虽然从语源角度看，体验最初的含义也有冒险、尝试的意思，但在近现代心理学产生之后，体验的含义逐步转向了个体心理感知的视角，主要表达主观的情绪：与此相对应，探索主要表达客观的行为。一般来说，探索总体上是一种向外的行动（有其目的性），而体验则是这种行动的内化（有其个体性），并且它当然也会影响下一次的探索。由此，二者因其作为概念实体所设定的范畴差异而不可互相化约，并且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并列的关系。
体验一词英语对译为experience，其印欧语词根是per，最初的含义是尝试、考验和冒险，其内涵意义与英语中的peril（危险）一词吻合。与“历”的字源解释相似的是，per的大多数引申意义都与运动有关，如穿越空间、到达目的地、外出。peril作为per的引申词，暗含冒险和危险的意义，也有学者在哥特语（现已消亡）中找到类似的同源词fern（far，远方）、fare（费用）、fear（畏惧）、ferry（渡轮）；今天的德语中则有erfahrung（体验）、infaran（穿越、漫游）或bewandert（精明的，追溯到15世纪，代表游历甚广的）等同义词[4]。随着近现代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体验的语义不再强调冒险和远行，而逐步转向了身体的具身与心理的感应层面：在经济学领域，甚至出现了体验经济的概念。到了现代旅游学领域，体验更加强调愉悦的价值了。这与最初的体验的语源相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大多数早期的长途旅行及其所进行的游历具有强烈的生存、拓殖、保障生活乃至生存的实用目的，在科技能力还很有限的时代，旅行特别是长途游历必然是高成本消耗、违背普通社会选择的行为，商旅之求利、聘旅之功利、军旅之战守正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13]。《周易》中的“观”卦取法于周流八方的风，“观国之光”，巡视邦国，体察民情，旅行过程处身于变化之中，宜多观察入微，准备应对未知的风险。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农耕经济下以土地为生计的经济背景和依血缘同族聚居的宗法制度，使中国人特别重视乡土观念和血亲关系，始终把家乡作为自己的最终和最佳归宿。只有当旅行的驱动力强大到很高的阈值时，才能对抗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情结。
在古代，旅行意味着困苦，在印欧语中也有明显反映。在柯林斯词典中，travel（旅行）一词是由travail转换而来，travail则有艰苦、困难和危险的意思，反映出人们对于长途旅行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感到恐惧。旅行的挑战性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降低，特别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促进了近现代旅游的产生，并由观光旅游逐步向度假旅游转化，愉悦性体验才成为旅游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即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对游历过程之演化、旅游之根源的理解，仍然需要回望历史长河，不能忽视游历的基本蕴意在于探索与体验的双格本质。
作为一个起源很久远、涵义很稳定的概念，游历是人类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存在至今的在旅途与目的地的新知探索与异地体验活动。早期的游历，主要是对未知世界地理知识的探索行为，代表着人类向新的地区进发的勇气、探寻更多资源的努力、穿越困厄后的目标的实现。从词源角度来看，早期的游历与苦难的关系密不可分，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游历可以考验和完善旅行者的品性，衡量一个物种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类型的游历才是当时世界主流的旅行内容，才是具有改变和塑造世界的意义并可载入史册的人类行为。
2游历发展节段、分期与转型
Fig.2Phasesandperiodsofexperoutinationdevelopment
2.1漫长的足行与帆航：两环两路的古典旧陆期
1405年，郑和首次远航印度洋。1492年，哥伦布穿越大西洋抵达中美洲。在此之前的所有旅行都被学者们归入一个漫长的时期——古典旅行期，而在这一漫长时期内人类的游历记录的范畴几乎都是局限于旧大陆之内各地区间的旅行，而这些旅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得依靠自己的双足或借助风力帆航来缓慢地进行，正如字源分析游历之的最初情形：赤脚行走在密林之中。当然这一时期也包括人类对畜力（马和骆驼）及风力（帆船）的利用。
游历记录显示，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整踏遍两路，历经从欧洲（或非洲）到东亚的旅程，实现东亚中华文明与地中海希腊罗马文明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虽然旧大陆之间早就建立了完整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网络，但是大多数的旅行是逐段、联程或击鼓传花般完成的。只有在动用国家或远征军队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大规模实现洲际间的旅程，这也是为什么说是西汉的张骞开拓了丝绸之路的原因：只有国家的武装护卫才有可能冲破土匪、路霸、海盗、游牧部落或绿洲城邦的阻截和劫掠。军事远征也是古典时期人类获得和传播地理新知的一个重要途径，随军事征服的同时通常会产生随军的行纪，例如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就是记载丘处机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时所作的记录。人类早期对生存空间的寻求和竞争，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其作用在游历发展史中显得非常突出，具有重要的构筑地理认知和感受世界权力的意义。
古典时期最为瞩目的阶段就是元代旧大陆洲际之间旅行驿路前所未有的畅通，进而造就远距离旅程的延长：元代也是东亚与欧洲之间跨洲旅行记录最丰富的时期。有元一代，分别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Polo）游历东方所著的《马可·波罗行纪》（1298年）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ūtah）的《伊本·白图泰游记》（成书于1356年前后），这二位旅行家所完成的游历记录是古典时期来自欧洲和非洲、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对元代中国的各地进行描述最丰富的旅行写作。此外，来自法国罗马教庭的柏朗嘉宾（PlanCarpin）写成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1247年）和鲁布鲁克（WilliamofRubruck）的《鲁布鲁克东行纪》（1254年）虽然比马可·波罗早40年左右，但他们的旅行范围局限于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范围及其所记录的区域也不广泛。可以发现，古典时期从欧洲（或非洲）旧大陆前来中国的旅行纪录要多于中国前往欧洲的旅行记录。也就是说，相对落后的欧洲旧大陆对东方特别是更为发达的中国的了解，要多于东亚国家对于欧洲和环地中海地区的了解。
2.2世界的重塑：官方主导的地理发现期
整个15世纪的海上远航的蓬勃发展是游历发展的划时代标志，并使远航成为游历发展的巨大支撑。1405年，郑和万人船队启航，1492年，哥伦布船队起锚，郑和-哥伦布时代及其之后，世界出现“旅行大爆炸”：至1770年蒸汽机的发明，这一时期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地理发现和欧洲殖民，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经济地图和文化地图，世界被全面重塑。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明代中国的郑和及王景弘远航南洋与西洋，还是欧洲各国为了突破奥斯曼帝国对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阻断障碍，分别向西航行横渡大西洋前往新大陆占领新土地、扩大政治和基督教影响，或者向南航行穿过好望角抵达真正的印度，以及通过北冰洋寻找西北航道的探险和航海远征，几乎都是由明朝宫廷动用国家力量委派，或者由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各国皇室或政府组织实施，通常有海军部门和宗教机构的支持。官方和大规模殖民集团行动占据了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主流。
郑和-王景弘前后8次造访东南亚、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各国的规模空前的航行，是中国继宋元民间主导的海上贸易蓬勃发展之后转为官方宣扬政声并兼营进出口贸易的壮举。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前后4次横渡大西洋探索中南美洲，成为西方世界拓殖新大陆的开路先锋。达·伽马（VascodaGama）于1497—1499年间发现南非好望角，找到欧洲至印度的通商航线。在地理大发现的尾声，英国航海家库克（JamesCook）发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众多太平洋岛屿。
相对于西班牙探险家和葡萄牙航海家对中南美洲的探索和殖民，欧洲人对北美洲的探索较为分散。公元1500—1620年100多年间，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人先后发现了巴西、佛罗里达、纽约港、加拿大、密西西比河谷、五大湖区及哈德逊河口地区。当然，由于交通技术上的局限，地理发现期欧洲旧大陆向美洲新大陆的殖民迁移大潮还未真正来临。
除了官方主导的地理发现外，这一时期民间自发的地理考察也在中国和欧洲兴起。明后期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年）在中国西南岩溶地貌地区所进行的地理考察，其完成的游历所产生游记内容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的认识水平。而德国地理学家洪堡（1769—1859年）跨越大西洋的奠基性地理考察，则已经步入了下一个节段：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
2.3工业化与商业驱动：旅行社会化期
无论是能源利用、经济发展和制度鼎革，还是科技创新、交通方式和游历发展，1760年代—1840年代都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节点式时段：工业革命节段。其中，1770年瓦特（JamesWatt）在其英国同胞塞维利（ThomasSavery）和纽可门（ThomasNewcomen）发明的蒸汽机基础上进行改良并将其成功引入商业化成为这一节段的标志性事件。1807年，美国发明家富尔顿（RobertFulton）建造出能够成功航行的蒸汽轮船。1814年，英国发明家史蒂芬逊（GeorgeStephenson）制造出第一台能够使用的蒸汽机车。19世纪始，全球民间的远洋航行与陆上交通可达性大幅度提高，在官方坚船利炮的支持下，西方殖民势力进一步扩张，向新大陆和亚洲被征服地区大举殖民，造成世界贸易膨胀、工业化也促进新的城市生长、传统地缘结构被改变、区域格局被重塑。
在波及全球的工业化浪潮冲击之下，清代特别是晚清中国同样被大量考察、游历记录所反映。来自英国官方的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使团第一次试图叩开中国的大门是在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虽然此行英国在外交上一无所获，但却使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
迫于西方近代化和列强侵略瓜分的压力，晚清政府也被动外派游历使出访欧洲、美国和日本，涌现出了斌椿、郭嵩焘、何如璋、黄遵宪、黎庶昌、曾纪泽、康有为等官派游历、出使、考察活动及相应的游历记录。在诸多官派出访使者之中，近代中国第一间外语学院（同文馆）毕业生张德彝显得特别勤奋，伴随着他多次出访欧美各国，前后撰写了《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随使法国记》《随使英俄记》《五述奇》《六述奇》《七述奇》《八述奇》，一共8部游历记录。另一位非常勤奋的外交使节是傅云龙，光绪十三年开始（1887—1889年），常年出使日本、美国、秘鲁、智利、巴西、加拿大、古巴、厄瓜多尔等国，归国后将《游历图经》《游历余纪》《游历诗选》100余卷呈交清廷，深受嘉许。傅云龙及其图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士大夫阶层已经对新世界、工业化和近代化具备了清醒的认识并已采取积极的响应态度。
2.4全球化与科技创新：大众旅游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1918年间、战争主要波及欧洲和北美；1939—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涉战国家遍布欧洲、亚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区域。两次世界大战固然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却对二战之后的世界带来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
2.5从1770到1841：探索性游历向体验性游历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游历发展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但游历发展的历史语境与现代旅游所处的语境还是非常不同的，二者的价值选择也很不相同。今日津津乐道之旅游，乃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现代旅游学的理论和概念产生于现代性所形成的场域。布迪厄（PierreBourdieu）曾提出场域（field）概念：一种思潮、概念并非凭空产生，它们有前驱者，也有后继者，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视域中具有不同的内涵[14]。麦肯奈尔（DeanMacCannell）的原真性与符号系统等一系列学者的思想都是基于现代性理论体系下所建构的[15]。而游历活动初始诞生的场域、演化发展中本身具有的习性和各类经济、政治、文化资本所滋养的历史，使其涵义虽与现代意义上的旅游具有某种先导关系，但二者却具有显著的不同，甚至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存在着差异[16]。那么，统一连续的游历发展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显著的转型进入现代旅游学的语境了呢？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时期，人们渴望了解、征服世界，游乐之趣受制于客观条件，源于亲缘和乡土观念的思想里蕴含“出行遇凶”的传统理解，即便是极具冒险精神的西方人也认同早期的旅行是“既费钱又危险的事情”。早期的游历成本高昂，需要面对探索未知世界的种种挑战。与现代旅游供求双方共同追求的娱乐、养生、休闲、游憩、度假、购物等需求相比，古代旅行充满了探索新地域的艰难困苦、耗时动辄数年于旅途的非愉悦状态，古代游历更多强调的是冒险性新知探索（explorationfornewknowledge，Exp1）而非愉悦性异地体验（experiencetootherplace，Exp2），即Exp1＞Exp2。1841年，英国人托马斯·库克专业化现代旅游代理服务的出现，标志着探索性游历转向体验性游历的完成，游历由拓展地理空间、了解生存环境、实现知识溢出转向现代旅游开发、户外教育供给、休闲社会治理的时期。
与18世纪中叶之前的旅行所需克服的困难、风险和昂贵相比，与15世纪之前为数极其有限、覆盖面非常狭窄的出行者相比，现代旅游业（异地体验）的舒适性、安全性、快捷性和大众性要远远高于历史上的游历（新知探索），即Exp2＞Exp1。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出行速度和便捷舒适程度的提升，使人类越来越多地摆脱了地理环境的束缚，人们不再以远游和客居为畏途，旅游的愉悦体验成分得以不断增加。
3游历发展的载体、动机与需求层次3.1基因的力量：生拓
最基本的一种游历载体就是生拓（colonialexperoutination）型式，是指人类从远古以来为了生存空间的拓展而开展的对陌生地域的探险、探索、征服、占领和殖民行动。在文字诞生之前，人类的基因库记录着人类生拓的遥远的旅程。随着现代演化生物学的不断发展，已经有研究论证出早期的人类冒险探索就是迁徙的第一步[19]，为了生存进行拓展是生物进化的基因选择，而基因本身就是早期人类生拓的“游记”。王淑良和张天来曾言“‘人猿相揖别’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也是人类行迹的开始，也是中国旅游史的开端”[20]。尽管一般旅游学认为原始社会早期，人类客观上没有开展旅行的物质基础，主观上不存在有意识外出旅行的需要，人类的迁移活动具有被迫性和求生性，但实际上人类长期自然选择的过程早已积累形成生理基因和文化基因：那些生拓基因更强的部落会获得更大的生存概率、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
人类的基因里存在着的生命发展内驱力及其新带来的好奇冒险本能使得生拓得以发生和发展。狩猎和采集是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为了寻找猎物，激发了在某些区域内的旅行。人类的族群进化及人种分布也是旅行的驱动。早期文明形态与人类族群的迁移关联——从逐水草而生的流动生活方式到以种植为生的定居模式，不过是动态旅行迁移中的变化的状态。为了新的资源和居住地的获得、疆域的夺取和巩固、山河的了解与治理，人们不断地进行迁徙驱动型游历。对此，《孟子·告子》和《史记·五帝本纪第一》都有所记载。
生拓是早期部落族群、国家组织的集体进行旅行迁徙、军事征服、殖民统治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的行为，不仅是生物演化的基因驱使，也是社会发展所依循的竞争法则。哪怕到了当代国际法已经成熟稳定、地球陆地已无可瓜分的地域，人类的生拓激情仍未停止，而是转向辽阔的太空和深邃的海底。
3.2永恒的动力：生易
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分布具有不均衡特征，基于自然资源的物产也就具有区域间的不均衡性。当社会发展到资源产品和加工产品出现剩余时，远距离的物资贸易就成为产地和市场双方的需要，也是依赖贸易而获得生计的人们的需要，生易（tradeexperoutination）作为载体或者直接形成动机，就是适应上述这种人类因生存（例如对盐的需要）、生产（原料）和生活（奢侈品）的需要而开展的远距离贸易旅行。随着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划分，贸易成为跨国界交流的最友善、最普遍的民间流动。长期的区域间贸易形成了各类交通、贸易和旅行网络。作为生命力强盛的游历载体，生易活动促进了财富的积累和分化，对地区间的生产分工、利益分配与区域流动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欧洲的琥珀之路（TheAmberroute）、钟杯战斧交易路线（Thebell-beakerexchangeroute）、中东的黄金与盐交易的奇幻贸易旅程（TheGoldenTradeofMoors），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生易之路。通过贸易网络人们实现了资源的控制和垄断，进一步构建了人类社会的权力，影响了地缘政治的结构。
中国古语有言“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中国的商民突破重重阻碍开启了生易之旅。据《尚书·酒诰》②《尚书·酒诰》卷十四，酒诰第十二。记载，从约公元前1600年以前，殷遗民就有“农功既毕”“肇始牛车远服贾”的活动。游历较为兴盛的时期，大抵都是商业经济较为繁荣、社会文化较为宽松的时代，如汉、唐时期。茶马古道、川盐古道、蒙晋粮油古道、万里茶道等，都是生易历史流传至今的文化线路。
现有的关于生易的记录不仅存在于各类游记与地理志中，天然与人工修建的交通系统也是生易存在的重要体现。与古罗马帝国四通八达的石铺官道陆上交通为主的道路体系相比，中国古代更多依赖长江、淮河、珠江、黄河和南北方向的京杭大运河和赣鄱水道等构成的水上交通体系进行区域间的物资与文化交流。
3.3思想产生和信仰传播：生思
生思（idealisticexperoutination）是指沿途和在目的地进行的上层建筑和精神活动，包括社交娱乐[22]、知识探索、真理追寻、山水审美创作、宗教信仰传布等活动。生思游历是人类历史上精神得以彻悟、知识得以获得、信仰得以传播的重要途径。
生思既是游历发展的一种载体，也是很多游历产生的直接动机。寻求思考启迪和精神觉悟，是中国古人生思游历的起点。很多文献证明，生思型式的游历可以让人探寻过去、追求自我认知、促进思考；了解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生态和伦理道德，完成国民教育之目的。于东方之士人，游历是寄情山水、寻求道德陶冶、精神升华的途径；中国古语有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庄子《逍遥游》中所载“游乎四海之外”的心、神之游，以生思之游获得山水中蕴含的精神之陶冶，道德之感召，从而升华人格，恰如班彪《冀州赋》所载“历九州而观风，亦哲人之所娱”。在山水审美方面，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的山水诗词、游记、辞赋，宋代以来的山水画，都是以文学艺术和视觉艺术形式描述、呈现的游历记录。
在西方，同样可以大量观察到生思游历的论述。英国作家培根（FrancisBacon）在《论说文集：论旅行》（Essays:OfTravel）中曾说“旅行是年轻人教育的一部分，是年长人经验的一部分”。16—18世纪，英国人前往法国、意大利等低地国家进行古典绅士教育大旅行（GrandTour）。除此之外，大量的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风景画展示了生思游历的真实体验，记录着当时贵族自我教育完善的追求。
基于宗教传布、取经、朝觐等目的的旅行屡见不鲜，中国古有求仙问道游，观乐、观社、观腊、祭祀之习俗。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日本来华留学僧圆仁（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都是这一方面的名著。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旅行和传教记录更是汗牛充栋，如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东行记，以及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印度的地方性旅行（Yatra）和游历（Ghumna），朝圣之旅（Tirtha）、伊斯兰世界前往麦加的朝觐（Hajj）也都盛极一时。
无论是教育的实现还是宗教的传播，都体现出生思之旅的重要社会功能。发展至现代，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和大学培养实践课程，现代教育生思之旅的理论体系亟待建构和完善；日新月异的现代环境下，生思游历对自我认知和探索的旅程从未结束。
3.4当接待服务成为产业：生业
虽然服务于旅行者的驿站、餐馆古已有之，但是专门为旅行者提供系统出行服务的独立部门，旅游业成为影响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是在进入现代交通时代、大众旅游形成规模、接待服务形成独立产业以后才有可能，而这个时期的游历对世界的最大影响便是塑造了生业（industrialexperoutination）这类新的载体型式。
现代接待业独立于其他产业而自成体系，形成了围绕旅游活动的产业集群。旅游吸引物是旅游产业集群的核心，旅行社业、餐饮和住宿业、交通运输业提供直接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则提供间接支撑。为人们提供更安全、更快捷、更舒适、更愉悦的游历体验的完整服务体系纷纷建立和完善起来。这些产业通过消费活动进一步嵌入社会，形成接待业集群的社会化现象。
生业载体发展的另一个表征则是需求端大众旅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福特经济模式（Fordistmodelofeconomics）下标准化生产、大批量采购、集约化经营、网络化销售的大众旅游产品符合当时人们的旅行需求，从而形成规模经营优势，达到降低成本、薄利多销的目标。
3.5寻获愉悦体验与提升生活品质：生悦
许多旅游研究者将人们对愉悦体验的追求视为旅游研究的核心内容。但是从游历发展的漫长历程来说，在旅途或目的地的愉悦体验只不过是游历发展的基本型式之一，尽管它是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产物。生悦（pleasureexperoutination）意味着人类为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享乐主义的品位的获得，从而踏上旅途的游历活动，生悦也是游历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终目标。
生悦阶段的游历基本摆脱长期附着的载体属性，最终演化为单纯的出行动机。生悦需求的满足需要建立在经济充分发展、物质条件比较充裕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当社会发展进入过剩经济时，生悦型式的游历会得到更迅猛的发展。1899年，西方学者凡勃伦（ThorsteinVeblen）提出了有闲阶级论[23]；赫拉利（YuvalHarari）曾在《人类简史》中提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的消费主义正式为旅游产业黄袍加身[24]：消费主义通过消费贵重物品证明天赋人权而拥有自由意志，浪漫主义以积累多元和奢侈的人生体验实现自身价值，生悦游历恰好满足二者的结合。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则为当代精英化和个性化的旅游消费提供了新的视角[25]。
现代带薪度假制度的实行和丰富完善的旅游产品供给，使得旅行成为大众取悦自我的重要方式。后福特经济模式（PostFordisteconomicmodel）更强调旅游需求的转型和差异化，相比标准化、柔性差的产品，旅行者更倾向个性化的旅游体验。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历史性辉煌成绩，中产阶层初步完成财富积累，愉悦旅游已经成为民众生活中的必需品，旅游休闲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时代要求，并被列入中央政府的顶层政策设计。
愉悦体验是当代旅游的重要特征，而现代性是解释生悦型游历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20世纪70年代，西方多位学者对现代旅游现象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使得现代旅游研究百花齐放。国内学者王宁认为“旅游是现代性生存条件下好恶交织的反应和体现”[26]。在若干旅游学的核心概念中，体验是其中较为流行的本体论术语[27]，它强调现代旅游活动作为游历型式之一，或者说是游历发展过程中最近两个世纪才形成主流的动机形态，其核心价值在于为旅游者提供愉悦性体验[28]。毋庸置疑，不论古今，游历都会给参与者带来某种程度的愉悦，因为愉悦体验属于控制旅游内感体验的结构要素之一[29]。但是只有进入二战结束以后全球化时期，人们对旅游的权利意识普遍认同，大众旅游成为多数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时，愉悦体验的追寻和服务体系的提供，才有可能成为旅游研究的核心。
3.6游历层次：物质需求与价值选择
人类因何目的而产生游历需求？游历发展为什么会依托不同的载体？各种游历活动之间有何动机、功能与价值上的不同？为什么只有游历发展的后期才出现与现代旅游相呼应的愉悦体验为核心的生悦游历？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物质需求和价值选择两方面进行分析。游历层次性是习性（价值）与资本（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都有生动的呈现。反过来，游历活动对人类世界变革和历史进步也会带来巨大社会作用，往往引领时代主流价值取向。
古人早就注意到人类游历需求与动机上的层次性，《说苑·反质》①《说苑·反质》卷二十。言，“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长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从人类本能的生存空间拓展、地理发现，到寻求贸易交换、建立贸易路线，再到追求思想启迪和宗教信仰，发展到创建游历的产业体系，最终实现人类在途中及目的地的愉悦体验的普遍满足，是一部从必然艰险的命运之旅向自由逃避现代性的愉悦之行转变的宏阔画面。
当物质生活处于较低水平时期，人类主要表现为拓殖与贸易的游历需求，此阶段的游历的频率较低，移动的速度非常慢，对于拓展生存领域、逃避危险境地、提高地理认知、加速贸易流动具有重大作用，具有实用功利的特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愉悦、幸福等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升级，以及与这种生活质量提升相配套的旅游供给侧服务体系的完善，人类游历逐渐走向低成本、低风险、大众化，长距离的旅途更具有便利性，人类思想交流、知识积累和宗教传播不断加速，游历为人类逃避现实社会、释放心灵提供途径，不断向愉悦体验和幸福感方向转变，具有非实用、超功利、自由活动、自在体验的特质（图3）。
图3游历需求的层次
Fig.3Hierarchyofexperoutinationdemand
其实，现代旅游活动（生悦）本身也存在某种层次性。游历层次性对旅游学现有的知识域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旅游学未来框架重构的重要基础和方向。Mayo和Jarvis曾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提出旅游的动机三角[31]；曹诗图也曾将现代旅游活动划分为基本、提高、专业层次或者俗游、物游、知游、神游等层次[3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旅游活动不存在层次性[33]。在理解游历发展的不同层次时，我们需要突破剪刀危机（scissorcrisis），不能只局限于技术性的旅游管理效益、局限于后现代的旅游探讨框架来讨论历史上的复杂游历活动[34]。我们需要从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旅游学等多学科的视角，重新回望人类历史中的游历活动，从物质需求和精神发展的两个视角凝练游历活动的层次性，并且从功能选择和价值选择两个角度来理解游历发展的层次性。
4游历发展的知识溢出与结构性影响
无论在人类游历发展的哪个时期，也无论游历发展处于哪个层次，从整体上来看，游历发展对于人类知识溢出、个体及社会发展，乃至于全球政治文化地图的形成与改变，都具有结构性影响，而这些重要效应长期以来并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和高度重视。
游历研究框架的建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需要再次唤醒和重新评估游历活动对于每个个体和整个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地图产生的巨大作用。旅行是一种自我空间的定义，探险与规训并存的表述方式；在未知中寻求生存拓展的原始冒险，追求经济、心理、文化的实现途径。重新判断游历的重大价值，游历是塑造世界文明形态的积极力量，是将松散、分裂、隔离的世界重新世界化的推动力量。
与现有旅游影响研究仅仅局限于现代愉悦性游历产生的局部经济、文化和生态影响不同，游历影响研究希望从知识溢出、人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3个宏大叙事层面，展开严肃的讨论。在漫长的探索性游历发展时期，知识溢出是游历活动最大的学术贡献。虽然进入体验性游历阶段之后，知识溢出的作用逐渐式微，但游历对于个体人格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因为参与和涉入程度不断提高，不仅没有退化反而得到更多增强。
4.1知识溢出与学科发展
4.2游历与个体人格发展
于人类个体而言，游历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旅游学中不乏各类惠益、动机之说。从外在惠益的工具性意义，即获得金钱、权力、声誉地位的功利性目标到“内在惠益”[35]，通过持续的实践从而引发所谓的心流（flow）或畅爽。游历研究者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旅行在个体人格发展方面的重要价值。游历通过具身实践的方式观察、体验、融入旅途及目的地，进而塑造了个人对于世界和自我的认知。从某种角度看，游历是一种个体经验积累的空间实践。就此而言，游历之意义在于实现精神的冒险、心灵的扩张，对于地方、空间、族群、文化的感知、体验、经历、认同进而实现精神的自我再造，充盈内心，其目的意义、价值便自然浮现[36]。去冒险、去唤醒每个人内心的英雄，这时，或许正是开启践行游历的原始内涵的时刻：英雄的冒险。
有学者把“推”与“拉”的要领引入旅游动机分析，也正是游历发展中生业、生悦阶段大众化游历得以存在的诱因。麦肯奈尔认为旅游者附属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现代旅游吸引体系之下，对吸引体系的符号象征意义进行解码、并追求早已失去的生活，成为寻求原真意义的现代圣徒，舞台真实也正是这些现代旅行者的追求[37]。现代旅游已经从功能性、物质使用价值转移到符号的消费，通过旅游象征自我价值实现，建立审美的区隔，体现所有的社会地位和资源，成为反抗日常生活、逃离琐碎和暂时自我重构的英雄式抽离[38-39]。
4.3社会结构影响与全球格局构建
于人类社会而言，在某个特定的时段，世界历史从各个相互隔离的地区的一个个故事，变成地区间相互影响的整体，游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游历是形成世界历史的动力之一，它把新的联系带给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游历对社会内部结构的改变，包括政治组织结构和阶级结构、运输系统和贸易方式，甚至宗教信仰的改变都是普遍现象。旅行发现了新的路径与空间，伟大的旅行影响了政治和外交政策，引领新的贸易联系或是宗教传播的途径。游历的方式和内容呈现了时代的背景和不同阶层的需求，解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因为现代旅游只是整个游历发展的一个片段，因此旅游社会学的学说也仅解释了游历发展到生悦阶段之后的现象。如果纵深回顾人类游历发展的整个历史，游历对全球社会的结构性影响就远非目前的旅游社会学所提出的理论所能覆盖的了。基于生拓并反过来促进生拓的游历活动，特别是其中的探险、征服和殖民，甚至可以改变局部地区、整个国家，乃至数个大洲之间的地缘政治结构。亚力山大帝国虽因亚历山大大帝的早逝而很快土崩瓦解，但是由他远征带到波斯、阿富汗和中亚的希腊影响至今仍可从人种、语言等文化景观中观察得到。郑和的船队改变了南洋的地缘政治和结构，作为大明王朝的使者，协助马六甲兴建港口、城寨，还将此地作为中国使团和货物的集散之处，不仅使得马六甲一跃成为了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中心，更为之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利好，脱离暹罗控制立国。15世纪末欧洲人探险、远航和殖民到中南美洲，不仅通过先进武器征服土著的印加文化和玛雅文化等印第安人，更通过欧洲人携带进入美洲的传染病毒使得与旧大陆隔离上万年的美洲土著因为完全没有相应免疫力而大批死亡。这一延续数百年的生拓活动，彻底将中南美洲的人口和语言地图改变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世界。
远距离跨洲旅行与贸易，带来的另一种大规模改变世界食物结构进而影响人口增长的事件就是粮食作物与果蔬作物的传播与移植。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数千年间，通过两环两路的旅行者的传播，中国人从西域引进了葡萄、石榴、核桃（胡桃）、大蒜（胡蒜）、芝麻（胡麻）、蚕豆和豌豆（胡豆）、黄瓜（胡瓜）。地理大发现后，由欧洲人从南美洲带回旧大陆的粮食植物玉米、土豆、红薯种子或种苗，甚至成为支撑明清两代中国人口显著增长的粮食安全基础。而辣椒的引入，则给中国西南地区的餐饮体系特征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明朝辣椒从南美引进到中国之前，湖南、贵州和四川根本不会有什么不怕辣和怕不辣的饮食特点。
一些可以引种的作物可以成为输入地的新宠，但是有些作物需要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很难引入到对其具有很大依赖性的消费地区，例如茶叶的生长地在中国，而遥远的草原地区、欧洲大陆和青藏高原却很难直接引入茶树进行栽种，在此情形下促进万里茶道、茶马古道和海上茶叶之路的产生，并因此培育生成了以海上贸易为生计依托的闽南海商和阿拉伯海商。基于同样原因，印度热带雨林条件下生产的香料很难在欧洲地中海气候条件下引种，导致了专门运输香料的波斯商人和两河地区贸易商人群体的存在，香料贸易长期成为两河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
游历所引起的人口移动、知识溢出、地域拓殖、地缘政治、贸易线路、空间竞争、产业布局、语言地图和宗教传播等一系列全球性结构性变化，印证了游历在整体社会影响方面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5走向元叙事：游历研究框架的建构
图4游历研究探索性框架
Fig.4Anexplorativeframeworkforexperoutinationresearch
游历研究框架使得研究者重新将目光转移到我们过去忽视的领域。与其他概念相比，游历能够较好地建立与已有各个旅游研究知识域的联系，具有从地理学那里继承的学理解释力，解答了旅游学从哪里来的哲学问题，同时兼顾了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游历研究框架的建构，重新发现了游历的价值，为传统旅游学研究寻找到了新的养分，也为今后旅游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