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陈惟杉银昕｜北京报道
而在军民融合的背景下，“资本+体制内人才”让过去只有“国家队”才能玩得转的航天领域，近年来诞生了不少初创公司。
不同于一开始便幻想移民火星的美国的马斯克，中国的“马斯克们”的商业逻辑似乎更为务实：在卫星应用市场爆发的前夜，微小卫星组网成为主流，在给卫星产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小火箭带来足够大的市场想象。
“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这句话常被人用于表达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似乎丧失了用科学追寻更高远目标的失望。
但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特别是其中的民营公司而言，星辰大海固然值得仰望，但更要看好脚下的路。正如一位从业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所说：商业航天就是要赚钱的。
那么，对于众多中国商业航天的拓荒者而言，他们打算怎么赚钱？
卫星商业化难点几何？
发射卫星越来越简单？
说起商业航天，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硅谷狂人马斯克旗下的SpaceX与其研制的“猎鹰”系列火箭。
而除了改进火箭技术实现登上火星的目标，马斯克还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星链(Starlink)。他打算在2019年到2024年间发射4425颗卫星，组成小卫星互联网星座，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互联网服务。
今年2月，星链计划的两颗测试卫星已被发射升空，有人还晒出了成功连接其WiFi信号的截图。
成立于2012年的美国公司OneWeb也致力于构建一张覆盖全球的高速卫星通信网络，计划在2027年彻底解决全球宽带上网问题，2015年、2016年，OneWeb已获得软银超过13亿美元的投资。
如果说连接“太空WiFi”还是有些远，那通过卫星看一场“太空直播”离我们已是“一步之遥”。
冯仑的私人卫星跟鞋盒差不多大
2018年1月31日，152年来首次出现的“超级蓝血月全食”上演。曾经的地产大佬冯仑本打算发一颗卫星做太空直播，“如果我们有一个卫星在天上，能够直播赤月，付费观看，那一定是非常好的效益。”这场直播最终没有实现，但冯仑还是将他的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送上了天。
其实，不论是OneWeb用于提供宽带上网服务的卫星，还是冯仑的风马牛一号，它们都属于小卫星、微小卫星的范畴。OneWeb的卫星大小相当于一台冰箱，风马牛一号就更小了，跟鞋盒差不多大，重4公斤，造价约100万美元。
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若以重量划分卫星的种类，有几条重要的区分线：10公斤、100公斤、500公斤。若卫星重量大于500公斤可算作大卫星，100～500公斤的是小卫星，10～100公斤的可称为微小卫星，10公斤以下的则是微纳卫星，“最后两种又可以统称为微小卫星。”
从发射数量上来看，小卫星与微小卫星自2013年以来已经牢牢占据了成功入轨卫星总量的“半壁江山”。
卫星在变小，但并不必然意味着研制难度的降低。天仪研究院CEO杨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大家都觉得小卫星是个玩具，但玩具玩高明了并不容易。”他举例说，20年前智能手机的形态还是掌上电脑，当时做计算机的人觉得它就是个玩具，但它现在已经翻身做主人了。“美国人已经可以把立方星(编者注：一种微小卫星，体积为10厘米10厘米10厘米，若干颗立方星也可以组成立方体纳卫星)送去火星并传送回信号，同样做一件事情，越小反而越难。”
微小卫星可降至百万美元以下
广发证券研报曾做过这样的对比：小卫星从立项研制到发射，一般仅需要一年左右，而大卫星则需要5至8年；大卫星研制成本基本超过5000万美元，小卫星则低于这一水平，而重量不足10公斤的微小卫星的成本甚至不足100万美元。
而通过组成星座的方式，小卫星、微小卫星可以实现与大卫星同等的功能。北京九天微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九天微星”)CEO谢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百公斤级别的卫星即可提供商业服务，比如OneWeb卫星的重量就在150公斤左右。
谁会为卫星服务买单？
航天经济包括卫星产业经济和非卫星产业经济。
自从国务院2014年11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下称“60号文”)，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卫星产业应用和发展以来，国内商业航天的版图中涌现的卫星公司远多于火箭公司。
除去研制成本降低与政策鼓励的因素之外，涌入卫星产业的公司究竟看到了多大的市场？
SIA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航天产业的总收入为3391亿美元，其中卫星产业的总收入约为2610亿美元，占全球航天产业收入的77%，并且在2007年到2016年的10年间不断增长，翻了一番。
不难看出，在卫星产业中，卫星服务业的产值占据了头把交椅。用杨峰的话说，把一个“铁疙瘩”打上去并不难，但关键是要“活下来”，并传回数据。
那么，卫星究竟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又有谁会为这些服务买单？
对地观测、遥感领域应用增长快
今年9月，曾有人称通过谷歌地图发现了位于柬埔寨密林中的马航MH370残骸，此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长光卫星”)通过官方微博表示曾调动卫星前去拍摄，但由于疑似残骸发现地点被云层遮挡，因此无法确认。
“这体现了我们应急拍摄的能力。”长光卫星科研质量部部长徐开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长光卫星是一家混合所有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2015年起开始发射“吉林一号”组星，目前这一星座已有10颗卫星。
“比如普通人不在家中，他想监控房屋现在的状态，肯定希望几分钟后就拿到数据，而不像政府部门的一些普查需求，可能一年只需要进行一次。”
干地面上干不了的事
除了对地观测、遥感，广发证券研报认为，通信应用亦是未来发展重点。
谢涛也颇为看好卫星物联网的前景，“航天怎么赚钱？就是要干在地面上干不了或者干起来效率不高的事，比如导航，通过36颗卫星就可以实现全球覆盖。还有哪些事情在地面上干效率也不高？物联网就是其中之一。”他解释说，“人和物不一样，在国内，往往是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基站越多，但物是广域分布的，铺设基站就显得很不经济，利用卫星可以提升效率。卫星物联网从技术角度讲不像宽带星座那么复杂，针对的市场需求也更明晰。”
“等到明年发射4颗卫星，才是真正的星座组网部署，能够提供一些商业服务。”谢涛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今年12月，九天微星会发射7颗卫星，主要用于卫星物联网的验证。
九天微星服务的对象主要是B端，谢涛向记者举了一个其与重型机械企业在卫星物联网方面的合作案例：“很多工程机械是制造商以金融租赁的方式交付给用户的，而需要工程机械的地区大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那个机械企业曾进行过统计，在60%的场景下是有地面网络的，另外40%的场景则没有。通过卫星物联网，不仅可以监测机械的位置，还可以传输从机械上采集的各类数据，包括驾驶习惯，甚至某个零部件的损耗程度。”
这样的服务售价又会是多少？谢涛透露，美国也有提供类似服务的公司，其售价为每台终端设备一年收费四五百美元，“我们希望能降低到1000元人民币以内。”
投资人何时入场？
卫星应用的前景足够广阔，但投资人何时入场有不同判断。
“市场规模有很大想象空间。”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聚信”)总经理蒋蕴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经过研究发现，在终端的应用大规模爆发前，商业航天还存在几个“卡脖子”的基础设施需要完善发射服务、发射场、测控。“卫星公司受下游应用影响比较明显，不同的应用对应各自的细分市场，哪一个领域能够最先爆发，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但不论哪一个领域率先脱颖而出，都需要首先实现卫星上天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零毛利的卫星公司能“活下去”吗？
现阶段，现金流压力是卫星公司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那么，卫星公司手中的资金足够支撑起星座吗？
组网完成前如何保证现金流？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九天微星与天仪研究院分别在今年1月、7月完成过亿元的A轮与B轮融资，但两家公司的累计融资额均仅为数亿元。
九天微星CEO谢涛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的第一个物联网星座大概需要20亿元，目前融资额加上营收大概有5亿元，肯定离目标还有差距。”
卫星组网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如何维持现金流成为关键。
谢涛认为，卫星物联网的优势之一便是不一定等凑齐钱再干事，“星座完成组建前就可以有一定的服务能力了。”
他解释说，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对于无人机，客户需要实时了解其位置、下达指令，但对于海运集装箱而言，客户可能只需要每隔几个小时了解它的位置、温度、湿度等信息，面对这样的需求，明年发射4颗卫星后就能够提供相应的服务。
“这样也会让投资人比较放心。”他坦言。
STEM[编者注：即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教育是九天微星维持现金流的另一条途径。谢涛介绍说，“教育是我们创新卫星应用的第一个领域，发现它既可以实现正向现金流也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因为学校有需要，比如让学生去测控卫星的遥感拍照。”
“我们现在基本上‘打平’就做，在零毛利做这件事，现在的收入是为了保证很好地‘活着’。”杨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天仪研究院目前做科研市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练手”。
跟他人合作卖卫星
在天仪研究院10月底发射的4颗卫星中，有3颗是面向未来特定星座的技术验证星，如潇湘一号02星TY1-02由天仪研究院与深圳航星光网空间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后者计划利用数百颗卫星为民航飞机提供上网服务，本颗卫星是此计划的首发技术验证星。
换句话说，天仪研究院目前的商业模式是提供微小卫星整体解决方案。杨峰说，近年天仪研究院的营收增长保持在3倍左右，预计今年公司的营收将达到几千万元。
他介绍，天仪研究院现在是卖卫星的模式，以后是卖数据的模式。“通过科研市场把成本降到极低，然后再做应用。”
降成本无所不用其极
如何降低成本，又是一个让卫星公司焦虑的问题。
“用户才不会因为数据是从天上来的就多付一分钱。”在天仪研究院CEO杨峰看来，如何让应用落地并不是国内卫星产业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成本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铱星(编者注：一种全球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后台老板是摩托罗拉，制造商是洛克希德马丁，投资70亿美元，可谓一个完美的航天成功案例，但同时是一个完美的商业航天失败案例。摩托罗拉认为很多人会买，投入一大笔钱后发现没人买。我们还要犯美国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吗？”
“现在说的卫星应用，逻辑都是对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其基于怎样的成本架构？”杨峰说，有公司花6000万元做了一颗卫星打上去，这可能是完美的工作，但以6000万元的成本并不能让整个商业模式运转起来。
那么，如何降低卫星的成本？
自建供应链能降多少成本？
作为全球商业航天领域的“标杆”，SpaceX降低成本的方式之一便是自建供应链，简单来说就是“能自己造的就自己造”。
有SpaceX的工程师回忆，马斯克希望火箭的主体计算机系统花费不超过1万美元，以航天领域的标准来看，这是个疯狂的数字火箭的航天电子系统造价通常超过1000万美元，“为讨论航天电子设备的会议所准备的食物花费都不止1万美元。”
然而，最终SpaceX自行研制的运算系统成本仅略高于1万美元，与马斯克的目标颇为接近。
国内的民营卫星公司会遵循同样的逻辑吗？
“无所不用其极。”杨峰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不可能卫星的每一个部件、系统都自己制造。SpaceX自己生产几乎全部部件是因为发射联盟(编者注：联合发射联盟是美国火箭领域的“巨头”，一度处于垄断地位)供应链的产品特别贵，想要造出便宜的火箭，只有自建供应链。
他坦言，目前绝对不可能用原来大卫星的供应链，因为用不起，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建供应链，二是用其他行业的供应链。“能够挤压出水分比较多的部分我就自己做，如果挤压不出太多水分，别人也做得挺好，那就他们来做。”
能否用其他行业的供应链？
“供应链是目前商业航天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下游应用，如果供应链又贵、又不稳定、又不可靠，做出来的产品就是垃圾，谈什么应用？”杨峰说，“火箭器件的级别还不敢跨越太大，但是卫星的一些器件可以从宇航级跨过军用级，直接降到工业级。”
谈及卫星产业如何利用其他行业的供应链降低成本，谢涛举了一个例子：小卫星的CPU可以使用汽车级的CPU，虽然卫星在太空中面临的环境比汽车要复杂，比如高能粒子辐射会影响处理器工作状态，但可以通过提升系统使其具备容错的功能，消除其影响。“当然，汽车级的CPU不是拿来就用，在筛选完后还要做加固、防水、防辐射的处理，但原来一块卫星CPU主板可能要几百万元，汽车级产品的价格只有几千元，即使选出10块进行进一步处理，成本也仅为几万元，压缩的空间非常大”。
但其他行业的供应商会对需求量较少的卫星企业的订单感兴趣吗？
谢涛直言，目前汽车电子厂商确实兴趣不大，但未来可能有一些企业针对商业航天的需求去采购、改装，以赚取差价。
一颗卫星的成本有多高？
目前一颗卫星的成本究竟有多高？
谢涛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九天微星在12月即将发射的7颗卫星中，主星为100公斤级，研制成本大概在千万级，而纳卫星已经降低到了百万级。
杨峰则认为，卫星的指标很多，比如原来的功率为10瓦，现在以同样的价格实现50瓦的功率，却很难说成本降到原来的1/5。“只能说我们大概把成本降到原来的1/3，未来还要再降。”
其实，除了寻找更便宜的供应链外，把卫星做得更小也是降成本的关键。
长光卫星科研质量部部长徐开告诉记者，该公司卫星的重量目前都在200多公斤，未来要做50公斤的卫星，在性能有所提升的情况下，重量下降也就意味着成本的下降。
“卫星重量变轻首先就意味着发射成本的降低。”杨峰说。
中国商业火箭离SpaceX还有多远？
发射一次卫星要花多少钱？
解决卫星的研发制造成本后，还要解决国内卫星产业的一个“痛点”发射。
今年10月底，天仪研究院把4颗微小卫星送上了天。天仪研究院CEO杨峰坦言，其发射成本已经大于卫星研制成本。但他同时表示，“国家队”目前提供的发射价格还可以接受，大概在每公斤十几万元的水平，“当然，我永远希望能更便宜。”
九天微星CEO谢涛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12月九天微星将发射的7颗卫星总重量约为200公斤，每公斤的发射价格不到10万元。
“搭乘的成本要小一些，因为主星已经承担了火箭的大部分费用，剩下的空间‘国家队’会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谢涛说。
即使是定制一发火箭，谢涛也认为大火箭的成本要优于小火箭，“一瓶矿泉水确实要比一桶矿泉水便宜，但如果比较单价呢？这也是SpaceX要做大火箭的原因。”
他介绍，未来九天微星可能会尝试“一箭十二星”，而小火箭每发只能携带一到两颗百公斤级卫星。
如果说“国家队”提供的发射价格“还可以接受”，发射资源又是否存在紧缺的问题？
发射资源稀缺？
“发射资源并不稀缺。‘国家队’今年一共发射40次，中国的民营卫星公司一共发了几颗卫星？我不太同意一些民营火箭公司的说法，他们强调发射资源的稀缺是为了突出自身的重要性。拿PPT上计划发射的卫星数目与实际发射的火箭数量做对比没有意义。”杨峰并不认可发射资源紧缺的说法，他认为民营火箭对于航天领域非常重要，但重要的地方不是在于增加火箭发射次数，而是在于降低发射成本。
据他介绍，天仪研究院10月底发射的4颗卫星就是在今年4月与“国家队”敲定的。
谢涛也认为“国家队”提供的发射资源足以覆盖目前国内的需求。“我们马上要向‘国家队’定制一发火箭，他们9个月左右就可以准备好，速度也很快。”
但民营火箭公司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星际荣耀”)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国际上通行的价格是每公斤两到三万美元，如果火箭大的话确实平均单价会降低，火箭小的话则会升高。“但是就像人们出行时可以有多种选择，如果只考虑价格，可能与其他人‘拼车’是最便宜的，但周期会被拉长，可能还是‘专车’靠谱些。”
小卫星等不起“拼车”？
有业内人士透露，据他了解，长征系列某一型号的火箭目前要提前48个月预订，加之其需要承担国家任务，因此需要“凑搭载”，“但时效性对于小卫星组网很重要，一颗小卫星的寿命甚至可能只有两年。”
中信聚信总经理蒋蕴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除了目前可以看到的小卫星发射需求，他还非常看好补星时小火箭能够发挥的作用。
每公斤15万～20万元，这是外界公认的目前“国家队”发射费用价格区间。
无论如何，处于爆发前夜的卫星产业，确实为民营火箭公司带来了不少想象空间。
技术分歧：固体火箭、液体火箭之争
截至2018年11月，公开报道中可见的我国商业公司发射成功的火箭共有4枚，分别来自零壹空间和星际荣耀。值得注意的是，已升空的4枚火箭均为固体亚轨道火箭。在技术流派上，亚轨火箭意味着“入亚”，也可以称之为“不入轨”，即只要将火箭送上太空便可宣告任务完成。
专做火箭发动机也能活
位于亦庄开发区内的商用火箭企业灵动飞天，不从事整体火箭的研发，而是专注于为火箭公司提供动力解决方案。其创始人吴刚和熊飞都是军工贸出身，他们认为动力系统是商用火箭的关键。
灵动飞天联合创始人、副总经理熊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发上去的4枚火箭为什么入不了轨呢？因为动力问题没有解决。”
熊飞介绍，灵动飞天目前仍在早期试验和研发阶段，尚未向任何整体火箭公司提供动力系统和发动机，但对未来的市场需求十分有信心，“商业火箭与国家任务火箭相比，更多地会采用集成化的做法，这样成本较低，那就势必要有明确的产业分工，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一些火箭公司的确可以自己做发动机，但我们在这条产业链上是绝对能够存活的。”
液体火箭推力大，固体火箭更省事
熊飞认为，“商业”二字的题中之义便是一切以市场应用端的实际需求为主导，“从目前的应用端需求来看，商业火箭最大的客户是微小卫星组网以及航天飞行的可行性试验，这两者完全可以由固体火箭来满足。在人造卫星的星座计划中，除有的主星质量达到吨级外，多数微小卫星的质量只有几十千克，如果用液体火箭来发射就是‘大马拉小车’。”
不过，前述星际荣耀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若自建供应链，以固体火箭为例，最重要的是装药环节，涉及到企业在环评方面的资质，大多数整体火箭公司很难达到这样的标准；液体火箭的供应体系涉及特种加工和特种工艺，和供应商合作后单件产品的价格会显得高，但火箭生产企业可以省去很多其他方面的心思。“我们还是倾向于用专业化分工的办法解决商用火箭的集成问题。自建供应链看起来美好，但实际上一操作起来会发现这是个无底洞。”
该负责人还说，“毫无疑问，由液体火箭搭载小载荷、不同卫星公司‘搭伙’的成本是最低的。商业公司提供的固体火箭发射，从单价上相比，反而比液体火箭高一点。”
固体、液体火箭各有生存空间
有业内人士认为，抛开具体的商业需求而比较固体和液体火箭的成本没有意义。在发射灵活性上，固体火箭明显优于液体火箭，但液体火箭的运载能力高于固体火箭。精明的商业卫星公司会在运载量小的情况下选择“专车”(固体火箭)，在运载量大时选择包一辆“中巴车”(液体火箭)，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
一些商业公司则同时对固体火箭和液体火箭进行探索。2018年1月24日，零壹空间自主研制的中国商用火箭液体姿控发动机整机试车成功。此前，零壹空间在2017年12月完成了固体火箭发动机整体试车。
“市场最终会形成固体和液体火箭各有各的生存空间、相互补充的格局，没必要争论哪一种更好。”上述星际荣耀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最终考量商业火箭公司成功与否的标准是能否在市场上永久生存，而不是液体固体的区别，甚至也不是技术高低的区别。“‘大火箭’(即液体火箭)的运载能力强，算总成本的话低于小火箭，但背后有风险因素需要考虑。在星座计划的卫星组网中，一旦搭载所有卫星的液体火箭发射失败，就会损失大量卫星，不得不重新生产。不能将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最科学的办法是同时使用液体和固体火箭，搭配成‘套餐’进行发射。这对卫星公司来说是最合乎商业逻辑的。”
可回收火箭是否适合中国国情？
商业火箭的另一个梦想是实现SpaceX般的可回收火箭，截至目前，这被认为是最能节省成本的方法。
翎客航天成功实现了“悬停试验”，为中国版可回收火箭带来了一丝希望。翎客航天创始人胡振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可回收火箭是最大的节省成本路径，已经成为行业共识。相较于航天飞机特别大的受热面积以及返航后花费的维修和翻新成本，可回收火箭在商业上也是最划算的。SpaceX已经从技术和商业两方面证明了可回收的可行性。”
也有人对可回收火箭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是否契合提出了谨慎的看法。一位火箭动力企业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可回收火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节约成本，但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人工成本较之美国低很多，加之设计工艺、材料以及其他供应链上还可以进一步节约成本，还是要基于我国市场上对应用的实际需求，决定何时开始研制可回收火箭。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总指挥杨毅强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为使火箭可回收，马斯克的SpaceX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可回收火箭的负载能力只有正常载荷的60%～70%，回收后的火箭需要一系列对箱体修复和清洗的过程。可回收背后是运力的损失和其他成本的提高。”
杨毅强说，如果火箭只能使用两三次是不划算的，如果可以反复使用10次，则肯定划算。同时，他也毫不讳言资本市场对SpaceX的影响：“马斯克也是要向投资方‘讲故事’‘说情怀’的，这是他不计成本坚决要做可回收的原因之一。”
火箭企业“没想象中那么烧钱”
目前市面上的商用火箭公司最早成立于2014年(翎客航天)，最晚成立于2017年(灵动飞天)，均属于初创阶段。
作为火箭发射和研制这一领域的从业者，对资金的需求毫无疑问是迫切的，尤其是早期的研发投入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
火箭公司融资额高于卫星公司
在已获得的投融资中，从轮次来看大多数企业都停留在天使轮、A轮及A＋轮早期轮次。不过，从融资额看，单家火箭公司的融资额要高于卫星公司。
有投资机构统计，2017年共有17家商业航天公司获得总额超过21.6亿元的投资，其中航天科工火箭、零壹空间、星际荣耀3家火箭公司的融资额便超过13亿元。
零壹空间创始人舒畅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2015年公司组建了最初的核心团队，于年底拿到了1000万元左右的天使轮，“其实就是凭借我个人在行业内的信誉获得的一笔‘友情赞助’。”2016年10月，零壹空间获得逾亿元的A轮融资；2017年12月，公司自主研制的固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第二个月获得了逾2亿元的A+轮融资；2018年5月，“重庆两江之星”成功发射，零壹空间又获得了超过3亿元的融资。
星际荣耀则是在2018年6月30日完成由经纬中国领投的6亿元A轮融资。
也有暂时看来比较“省钱”的公司。星途探索曾于2018年初获得由翊翎资本领投、七熹投资跟投的千万级天使轮融资。
九天微星CEO谢涛认为，民营火箭公司屡屡获得融资，一部分原因是民营火箭公司有SpaceX这一明确的对标公司，投资人比较容易看懂。
一位不愿具名的商业航天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投资人分两派：一派认为火箭是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投资火箭相当于投资基础设施；另一派的观点认为火箭不是制约的问题，因为中国有成熟、廉价、可靠的火箭选择，缺乏的是整个卫星的应用生态和产业，“持这一派观点的投资人可能会投卫星多一些。”
和共享单车比，火箭融资是“小数目”
胡振宇的翎客航天在融资上也曾经遭遇过不顺，直到2017年春天，普华资本、御风投资冯仑、长润金控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等投资方的一笔数千万元融资到账，才化解了公司账面上一度只有几十万元的紧张局面。
“其实商用火箭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烧钱。”胡振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虽然前期的研发成本以及发射成本都不低，但相比于动辄融到数亿美元的共享单车来说，目前商用火箭的融资仍是个“小数目”。
星途探索CEO梁建军则直言：“商业火箭肯定不是‘轻资产’项目，但要说有多‘重’，也并不能说特别‘重’。”
但他同时坦言，比较突出的几家民营火箭公司都在研发液体发动机，正式上天之前要进行大量地面实验，周期会比较长，“这会烧一些钱。相对来说测控服务需要的资金规模会小一些，主要是初期的资本支出，包括地面站网络建设的基建、设备、软件等。”
规模效应显现后成本将下降
当投资人遇上商用火箭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与投资人有效沟通并达成信任关系。“商用火箭肯定是一个长周期的投资项目。”梁建军认为，这个行业的投资方将面临长周期、高风险同时也有较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能投商业火箭的人需要满足两点要求：有耐心，懂行业。但现实情况却是，在我国纷杂的创投圈中，能懂得火箭技术和原理的金主屈指可数，“在目前的投资圈中，很多情况下创始人团队不需要把每一个技术节点都向投资人讲清楚，即便是商业火箭这样看重技术的项目，‘画大饼’‘讲故事’对投资人依旧是有效的。”
胡振宇说，很多投资人愿意当商业火箭的早期股东，之后寻找接盘者自己离场，但他还是更愿意与懂技术懂行业的投资人接触。
但千万级的早期融资肯定是不够花的，明年3月有发射计划的星途探索正在寻求新一轮融资，定于2020年发射运载火箭的翎客航天也没闲着。胡振宇明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要想实现成功试射，单轮千万级人民币的融资还“远远不够”。
商业火箭企业不能“忽悠”“讲故事”
“数千万人民币级别的融资是连一声响都不可能听见的，这些钱只够圈来一个专业团队然后做做模型，后续肯定需要再融资。但商业火箭行业比的不是某次融资能否得到一个天文数字，比的是谁有持续融资的能力。”关于商业火箭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总指挥杨毅强提醒，要注意资本市场对商业火箭的不良驱动，“为了给投资人‘讲故事’，有些公司不得不以制造概念的方式做‘创新’。比如有的公司宣称发射后在40公里处分出了几个‘返回式卫星’，而真正的返回式卫星是指已入轨并完成任务之后再返回地面的卫星。这些完全违背技术常理的说法，是为了增加花样来吸引投资人，这就违背了商业火箭的初衷。”
杨毅强表示，目前资本市场出现了商业火箭“响一声就能获得一笔钱”的怪圈。比如一家火箭公司每次发射成功或液体发动机试车成功，都在资本市场获得了认可，“不久前那家公司的火箭发射时，有投资人告诉我，他看着飞得‘挺高的，挺好的’。我说火箭轨迹有400多公里，人类肉眼最多看到20公里，你怎么能认定飞得高就是飞得好呢？”
短期内以激情投资的方式将公司估值迅速拉高，接下来会出现难以寻找投资方前来接盘的危险，这是杨毅强所担心的。“值得与之合作的资本方必然是对航天事业有所理解、有所敬畏的，没有准备好5至7年的忍耐期，我不建议他入场。”杨毅强说。
他认为，能将商业火箭做成的企业到最后只会有两三家，目前亦庄一隅就聚集了10余家火箭公司的情况终究会被打破。
军民融合：“国家队”逐渐退出部分航空航天领域
由于火箭的特殊性，商业火箭公司的发射活动需要受到一定的制约。
即便是对领空和发射场地管理相对宽松的美国，SpaceX使用发射场地和试验网的审批权也掌握在美国军方手中。
星途探索CEO梁建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作为火箭的使用方和管理方，我国商用火箭的发射场地、测控网的确掌握在军方手中，但军方本身十分支持和推动军民融合。
翎客航天创始人胡振宇则直言，军方作为管理方和使用方，“如果加入了商用火箭这个门类并使之繁荣壮大，军方在使用火箭时便可在商用和国家任务火箭之间寻求最大的议价权，这对军方是有利的。”
军方和官方支持力度“超乎想象”
“军方和官方对我们的支持力度超乎想象，我们此前没想到对发射场和测控网络的使用申请能如此顺利地通过。”星际荣耀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被确定为国家战略后，已不存在政策上有阻碍的情况。
此外，在火箭技术“军转民”的过程中，商用火箭也利用了几十年来国家任务火箭的探索结果，可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零壹空间创始人舒畅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从发射支持系统、试验场、测控网等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到规模化的航天人才培养，传统航天为商业航天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SpaceX也是“民参军”企业
其实，SpaceX同样也是美国语境下“民参军”的标杆企业。
2008年4月22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SpaceX获得由猎鹰号发射的IDIQ合同。自此，SpaceX成为全球仅有的由私营企业承担国家航天发射任务的股份制公司。
商业公司竞标不再“低人一等”
零壹空间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据他了解，目前我国军方的实际态度是国家层面在航空航天事业中逐渐退出一些领域，“未来在所有火箭和卫星发射上军方只管升空这一个环节，火箭的制造、研发，包括动力系统以及配套的其他服务，都可以交由商业航天公司来做，这就更进一步明确了商业航天的市场空间。”
另一则消息显示，军方日前明确了在航天领域采购竞标中的“中性竞争原则”，这意味着从今以后，体制内单位与商业公司竞标国家项目将被同等对待。成熟的商业火箭公司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发射任务。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总指挥杨毅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军民融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火箭等领域不再架设在某一个特定的圈子中，而是将其架设在我国强大的整体国力之下，“此前体制内单位有干不完的活儿，市场上的商业机构没事可做，产能严重不平衡，‘军民融合’意在终结这种局面，在器械和部件的生产上打破某些厂家的垄断，引入市场主体之后，可以确保军方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这些部件和设备。”
杨毅强认为，商业公司的存在不是对国家任务火箭技术的低水平重复，而是创新。“以SpaceX为例，他们研制的可回收火箭就不是对此前美国国家任务火箭的低水平重复，未来我国也不排除在商业火箭领域出现引领整个中国航天技术趋势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