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指出，互联网相较传统行业，会产生巨大的“跨边网络外部性”，引发市场上的“鸡生蛋、蛋生鸡”型的回振效应。因为先发者优势会越来越大，所以各平台往往通过疯狂投资、巨额补贴等“赔钱”手段快速抢占市场。而作为市场运营发生地，平台“守门人”的角色更使大数据杀熟、强制用户二选一等损害用户利益的行为不时发生。
尽管打击互联网垄断的舆论伴随《反垄断法》的出台而愈演愈烈，但作者认为，反垄断需要看“行为”而不是“结构”。高市场份额不是处罚理由，当企业确实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消费者和行业产生损害时，才应受到处罚。而通过拆分企业或者巨额罚款等措施驯服企业，往往伴生其他负面作用甚至于南辕北辙。从欧美的反垄断实践看，在互联网企业受到巨额罚款后，其股价往往会迎来一轮大涨，最终其市值的增加甚至可能比罚款高上几倍。
什么是互联网平台垄断？
互联网平台的垄断到底有哪些表现？它们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严监管的时代下，以上问题都十分值得我们思考。
▍互联网平台垄断：结构和行为
在开始讨论前，有必要先对“垄断”一词做一些澄清。在不同语境下，“垄断”一词的含义是不同的。有些时候，它指的是一种市场结构，即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占据了很高的市场份额；而在另一些时候，它指的则是某些行为，即一些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了这一地位。结构意义上的垄断是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条件，因此也是企业实施各种垄断行为的重要前提。但是，由于各种竞争约束的存在，那些在结构意义上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也未必有市场支配地位，因而也就未必会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
在谈到反垄断问题时，很多非专业人士经常会将矛头指向那些规模巨大、在市场上拥有高份额的企业。但事实上，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重点关切的是垄断的行为。高市场份额本身不能成为被处罚的理由；只有当企业确实滥用了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并对竞争、效率和消费者福利造成了损害时，它才应该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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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意义上的垄断问题
在互联网平台兴起之后，首先出现的是结构意义上的垄断。和传统产业相比，互联网产业的集中度通常要高很多。在传统产业中，一般都会存在多家实力相当的头部企业，整个行业通常会呈现出多寡头竞争或者垄断竞争的结构。而在互联网产业，则有“数一数二，不三不四”的说法，即同一个领域只会有一到两家份额巨大的企业，排名靠后的企业在市场上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
例如，根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以网站成交总额（GMV）计算，在2019年的B2C市场（包括开放平台式与自营销售式电商，不含品牌电商）上，排名前两位的企业天猫和京东所占份额分别为50.1%和26.51%，两者总共占据了76.61%的份额，而第三名之后的所有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总共才23.39%。再来看“流量”市场。在数字经济时代，“流量”是各大企业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流量集中在腾讯系、字节跳动系、阿里系和百度系这四个企业集团手中。根据Questmobile的数据，2018年9月，这四大企业集团的应用软件所占据的用户使用时长份额达到了互联网总使用时长的75.9%，其中腾讯的份额占到了46.2%；2019年9月，这四大企业集团占据的市场份额略有下降，但依然达到了互联网总使用时长的72.5%。
除此之外，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行业的结构性垄断还表现出了两个新特征。第一，互联网平台巨头正在通过投资和并购，巩固这种垄断的结构。互联网本身是一个高度动态的行业，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迭代十分迅速。因此，在自由竞争的状况下，一个企业即使垄断了某个市场，这种垄断也很难持续。不久之后，新兴的企业就会发展起来，取代它的位置。然而，由平台巨头主导的大批投资和并购却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这种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是否能够继续有效。人们担忧，如果新的挑战者一冒头就被收购了，那么在位的巨头将不会再受到有效的挑战，它们的垄断地位将会长久持续下去。
第二，互联网平台巨头正在努力扩展自己的力量，将垄断从一个行业扩展到另一个行业，“跨界竞争”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常态。一旦一个平台巨头在某个市场上积累了足够大的力量，它就会尝试利用这种力量去开拓其他的市场。几乎在每一个行业，我们都可以看到几家熟悉的互联网平台巨头的身影。不少人的担忧，伴随着这种商业扩张，资本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无序流动，最终不仅会损害竞争秩序，还会影响消费者福利。
（二）行为意义上的垄断问题
与结构意义上的垄断相伴随的，是疑似的垄断行为的出现。
在互联网的诸多垄断行为中，知名度最高的恐怕是所谓的电商“二选一”问题，即电商平台要求平台上的商家只能在本平台进行销售，并通过协议、算法等方式对此予以保证。早在2010年，京东和当当之间就曾经因“二选一”问题发生过纷争。而2017年天猫与京东之间因“618”大促引起的“二选一”争议更是引发了京东对天猫的反垄断诉讼。事实上，中国电商领域排名前几的平台几乎都在实施“二选一”；并且，一些平台在控诉对手进行“二选一”的同时，自己也在采用“二选一”作为竞争策略。从本质上看，“二选一”其实是一种限定交易行为。关于这种行为的影响，学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不过，公众对这种行为总体上持负面态度。例如，根据南都智库的调查，54.18%的被访者认为“二选一”行为在长期是有害的，应当坚决反对；相比之下，认为“二选一”行为可以理解的受访者则只有31.56%。
“大数据杀熟”也是经常引起人们批评和反感的平台经营行为：同样的商品或服务，老客户看到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出许多。这是价格歧视行为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表现。随着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营销策略被各大互联网平台广泛应用，“大数据杀熟”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北京市消协曾对北京市消费者进行过一次关于“杀熟”的调查，被调查者中有65.05%认为这一现象很普遍，23.27%认为这一现象较普遍，认为这一现象不太常见的仅有4.65%。
▍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的由来
（一）垄断的内因：平台自身的特性
从根本上讲，互联网平台之所以会形成垄断，是由平台的内在特性决定的。和传统的企业经营商品或服务不同，平台类企业经营的业务是市场，它是通过撮合、促成交易来获益的，这种本质使得它具有了很多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特性。在这些特性中，最重要的是其多边性及“守门人”（gatekeeper）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两个特性导致了平台垄断现象的产生。
平台多边性的另一个后果是，它让平台具有更大的扩张自身业务的欲望和能力。既然平台是通过撮合不同市场上的用户达成交易来获利的，那么同时在不同市场上经营就会给它们创造更大的商业机会。多边性的存在也允许平台更为便捷地进行交叉补贴，利用已有市场上的优势去开发新的市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跨界竞争才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常态。
（二）垄断的外因：监管的滞后
如果说平台自身的特性是造成互联网平台垄断的内因，那么监管的滞后就是外因。监管的滞后，即监管与实际情况的不匹配，包括监管缺失和监管过严两种情况——二者都可能加剧互联网平台的垄断。
在某些行业，当监管机构发现初始监管缺失导致的问题后，往往会报复性地推出过严的监管措施，这通常会给潜在的竞争者设定过高的进入门槛，反而在客观上进一步巩固了在位者的垄断地位。
▍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的应对：中国方案的探索
目前，如何应对互联网领域的垄断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对于这个难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欧洲的方案非常激进，在用严厉的反垄断措施打击互联网平台巨头外，欧盟还试图通过《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从防止平台企业形成结构意义上的垄断入手，彻底杜绝垄断行为的产生。美国的应对则具有两党交替的循环性：民主党通常主张以拆分等激进的反垄断措施对付互联网平台巨头，共和党对平台巨头则持相对的宽和态度。
显然，无论是欧洲的从重从严，还是美国的来回摇摆，都不是有效的方案。作为世界三大反垄断司法管辖区之一，中国理应有自信对互联网垄断问题给出自己的方案。
（一）厘清垄断和正常商业行为的边界
在互联网领域强化反垄断，绝不是要全盘否定或消灭互联网平台模式，而是要纠正平台竞争中存在的乱象，减少因竞争“内卷化”带来的不必要损耗，引导互联网平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利益。因此，搞清楚什么该反、什么不该反，是首先应该关切的问题。
首先，该反的应该是垄断的行为，而不是垄断的结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结构意义上的垄断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恰恰相反，它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为实现更高的效率创造可能。由于平台企业运营的业务就是市场本身，因此对它们来说，更集中的市场意味着市场更为整合，其效率意义应当得到肯定。真正麻烦的问题是，当平台企业掌握了市场的入口，扮演了“守门人”角色后，它们可能滥用这种力量，去破坏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这些行为才应该是互联网反垄断的目标。通过纠正这些行为，驯服平台这个巨兽，将其巨大的力量为我所用，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其次，对于疑似的垄断行为，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棒子打死。在现实中，很多正常商业行为和垄断行为在表现上十分接近，但它们本身却是有合理性的。我们在强化反垄断时，必须十分小心，绝不能矫枉过正，把这些正常的商业行为也反了。
例如，现在“二选一”的民愤很大，但不同“二选一”案例的性质其实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些案例中，是平台单方面强迫商户进行“二选一”，这种行为当然是平台对自身力量的滥用，应该坚决反对。但在另一些案例中，所谓的“二选一”其实是平台与商家之间基于双方意愿共同达成的独家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不会损害竞争，还会带来防止搭便车、促进关系专用型投资、降低交易成本等多种好处，对此不应该盲目反对。
再次，对于平台之间的屏蔽行为，很多人都认为这构成了反垄断意义上的拒绝交易。但这种朴素的观点也未必正确。事实上，从反垄断的角度看，只有“必要设施”才是被要求必须开放的，除此之外，资产所有者一般没有义务向自己的竞争对手开放资产。试想，如果一个人花费了巨大的投入，建成了一个平台，然后就被对手以反垄断的名义强制要求开放了，那么以后还有谁会去花心思建平台呢？
（二）建立完整的反垄断体系
说到反垄断，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拆分企业或者巨额罚款，认为这些强力的事后干预方法才是驯服巨型企业的最好办法。然而，很多时候事实却并非如此。以拆分为例，对于这种反垄断方法的效果，其实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比如很多研究都指出，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AT&T的拆分，可能给整个行业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后果。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自AT&T之后，美国政府就再没有在反垄断中动用过拆分的工具。相比于传统的企业，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各业务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如果贸然拆分，对行业的破坏可能比过去远为巨大。至于巨额罚款，固然可以对垄断企业给予有力的处罚，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垄断问题。事实上，从欧美的反垄断实践看，在互联网企业受到巨额罚款后，其股价往往会迎来一轮大涨，最终其市值的增加甚至可能比罚款高上几倍。因此，巨额罚款充其量只能作为反垄断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作为主要手段。
在事前，监管机构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引入更多的竞争。互联网行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位企业通常可以自然地设立很高的进入壁垒。要引入竞争，监管机构就必须帮助竞争者拆除这些壁垒。举例来说，平台之间数据标准的不兼容大大增加了用户跨平台转移的成本，进而导致了新进入者难以和在位平台竞争。针对这种现象，监管机构可以倡导数据标准上的统一，促进数据的可携带、可转移，从而尽可能降低市场的进入门槛，促进竞争的发生。除此之外，正如前面指出的，在现实中，很多不当的规制措施在客观上会阻碍竞争、巩固垄断。对于这类规制措施，监管机构应当考虑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予以破除。
总而言之，反垄断的工具应该是多样的，监管机构应该综合利用各种工具。在事前，可通过各种制度设置尽可能降低市场的进入门槛，促进竞争；在事中，可通过“市场调查”等方法监督好大型企业，对垄断行为早发现、早干预；在事后，也可通过罚款以及结构性的干预政策，对垄断的行为进行纠正。只有将各种工具有效配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抑制垄断问题。
（三）加强反垄断与其他法律和政策工具的配合
互联网领域的垄断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反垄断来解决，但也有很多问题并不能通过反垄断来解决。比如，现在中央强调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这个目标其实很难用反垄断来实现，因为在《反垄断法》中，并没有规定企业能进入哪些行业、不能进入哪些行业。如果垄断企业在进入一个行业时，没有发生明显的垄断行为，我们就很难用反垄断来处理它。再如，现在很多人都不满垄断平台的数据收集，认为这可能侵犯隐私、带来风险。但是，对于这种现象，反垄断也很难有所作为。试想，如果把那些违规收集信息的平台都一拆为五，我们的信息会更有保障，还是相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