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版权问题再引关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亟须平衡之道新闻频道

行业发展高歌猛进，“长短相争”时有发生

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展示自我与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撑下，短视频行业高歌猛进，但与之相伴的是法律和产业之间一些不协调的问题，“长短相争”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近年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些涉短视频著作权纠纷案件，相较于日常生活中较为多发的短视频侵权现象，实际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并不多。诉讼主体以长短视频平台为主，体现了长视频和短视频之间激烈的竞争状态。”该院法官张倩介绍。

以“数字向善”为指引，合理界定平台注意义务

“在法律共识的价值之下，科技发展既要重视对权利人的保护，也要重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设置必要的利益平衡机制，促进文化和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吉豫表示，应在尊重科技发展实际和规律的基础上，合理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

“平台是否有义务过滤侵权行为，首先要考虑技术可行性。除非行业普遍采用特定技术，否则要求平台对权利人的侵权行为采取过滤措施，会违背‘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的基本法理。此外，过滤措施成本的问题也极其重要。”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教务处副处长陈绍玲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教授刘文杰则着重强调了侵权行为中的证据问题。“在有关赔偿数额的认定过程中，原告最应该举证的不是作品价值，而是就被告侵权行为的举证。”他解释说，原告的作品价值与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有被告的侵权行为才与损害的大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朱冬则表达了对以直接侵权为基础计算间接侵权人赔偿数额的隐忧。“尽管现行法框架下间接侵权应当适用连带责任，但是如果将损害赔偿的数额跟直接侵权数量相挂钩，可能带来损害赔偿数额难以计算以及追偿机制失灵的问题，恐怕会导致间接侵权人责任过重以及社会成本增加的问题。”

张吉豫认为，要设置最佳的预防义务程度，其程度不能高于预期损害情况。她还提出，要合理界定预防侵权措施。如果平台已经采取合理有效技术措施，仍然难以发现侵权问题，就不应再为未查知部分承担侵权责任。

解“事”先解“心”，“定分”方能“止争”

刘文杰就如何认识酌定赔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提出，酌定赔偿是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规则。法院在判定超出法定赔偿额上限数额时，应该进行充分的说理，即说明在案哪些证据已经可以证明本案中的损失或者违法所得已经超出了法定赔偿额的上限。只有这样，才能够判决高出法定赔偿额上限的赔偿数额。

“本次《著作权法》修改以前，法定赔偿额上限是50万元，这次修改增加到原来的10倍也就是500万元，这就意味着立法者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损失或者违法所得确切数额的时候，500万上限已经足以弥补原告损失，在这样的立法精神之下，要求高出法定赔偿额上限的酌定赔偿，更要有充足的证据。”刘文杰说道。

刘维通过比较短视频与长视频成本与收益、比对同类型案件判决金额、分析域外赔偿标准以及正常收益和维权收益的区别，认为短视频著作权侵权和合理使用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比如视频转换性使用，视频文题不符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对平台过错和原因力的判断，在论证分析损害赔偿数额时可能需要更慎重。

这一观点也得到刘文杰的认同。“在知识产权侵权及注意义务认定过程中，需要一种利益平衡的思维。”刘文杰说，在知识产权的争议中，权利人和被控侵权人一方可能都是创新的主体，不管长、短视频平台还是其他平台，都是互联网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维表示，在新背景下要实现不同主体的利益平衡，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要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稳定、平衡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