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年嫖客，边从衣兜里掏小费给小姐，边问：为什么要干这行啊？小姐边穿衣服，一边不经意地说：家里太穷了，很早爸妈就死了，没办法。嫖客听到后，顿了一下，从皮夹子里多掏出几张票子。小姐接着还是不经意地说：家里还有个弟弟要上学，还要供他上学，虽然我小时候成绩也不错，也想读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就出来赚钱了，小学还没毕业，能干什么啊。嫖客一听：哎，不容易啊。说着又多拿出几张票子。小姐又接着说：本来想攒点钱开个小卖部，又碰到个男的，把钱都骗走了。嫖客一听，又掏出几张票子……（结合某影片与田野故事改编）
片段二：文姐。②
陈信波：那您能具体给我讲一下17岁在火车上那事吗？
文姐：可以不要那么发掘这一点不？因为非常多的人来问，做访谈，都想把这件事（指变性）找出一个成因，或者是原因，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一方面（问），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陈信波：我倒也不是纠结你为什么变成这样，我就是想知道您那个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文姐：我先暂停一下。因为，一旦你把一个人的经历写上，呃，像媒体采访我，先问你谈过几次恋爱，然后报道就写，啊，他，谈过几次恋爱，然后，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就是，因果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把这个放在前面……
陈信波：就是说媒体它会把你这个事用什么成因导致这样是吧？
文姐：就是，你不说这是成因导致，但是……你非要放一个人生经历在这，就跟那个事等价的。你跳过怎么变成这样的。
陈信波：嗯嗯，跳过。那你高中以前有谈过恋爱吗？
文姐：天呐。你能不能问我决定之后的事儿？（访谈记录，陈信波2015年5月13日整理）
片段三：一个同性恋的出柜。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经历青春期的小伤痛。只不过与其他人相比，我的痛苦更深一些。一个夜晚，我回忆起那痛苦的经历：我正在跟我的父母坐在一起看电视，我朝他们扔了一本书，哭着说“这就是我”，然后离开了房间。那本书是英国犯罪学者唐纳德·韦斯特（DonaldWest）写的，叫《同性恋》。这本书一定影响了当时英国自称为同性恋的好几代年轻人。时距同性恋解放运动还有五年或更久，这本“科学的”书至少没有那么赤裸裸的敌意，并且某些地方确实是明显激进的。
我亲爱的父母既困惑又伤心，像那时候的大多数父母一样，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件坏事，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我父亲去看了家庭医生，医生安排我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问了我一些敷衍的问题，我告诉她一些我的故事，她安排我去进行脑部扫描；幸运的是我的脑电波是正常的！她问我是否能接受自己成为同性恋者，我说我可以。于是她说，那就没关系了。我认为我是幸运的……（Plummer，1995：7）
二、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一个批判的分析框架
以上类似的故事片段，在英国性社会学家肯尼·普拉莫（KenPlummer）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在我的田野里也时常出现。普拉莫这样描述自己研究兴趣的转向（Plummer，1995：9-10）：
十年前，我有幸收集了一些自认在性方面与众不同的人们的生活史。我招聘了一位研究者和一位录音誊写员，我们充满热情地动身去采访和研究有异常性经验的男女……每个访谈各有特色，从被性追踪而跑出屋子，到访谈若干喜欢被橡胶包住的男性，穿着制服的，在衣服上撒尿的，穿着女人内衣的，在车库和酒窖里为“厚皮革”举办聚会的……我们听到了许多故事，但这不是我的重点。他们的讲述内容很重要，但现在，也就是十年过去之后，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对整个性故事讲述的性质以及其中相似的部分提出疑问。即，这些使性研究者好奇的故事是关于什么的？
第一，故事的性质以及讲述策略：故事的结构、故事的意义、故事的讲述卷入／产生了怎样的情感（比如骄傲，或耻辱）？
第二，故事生产与消费的社会过程：什么角色参与了故事生产？什么因素使得人们愿意成为一个讲者或者听众？什么因素可能会使人们保持沉默？读者又会对故事进行怎样的解读，如何在其中找到共鸣？
第三，故事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其效应：故事的讲述对于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秩序的维护或者挑战有何影响？
第四，故事讲述所涉及的社会变迁、历史与文化因素：某类故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怎样的差异性与变化过程？为什么某类故事在某个历史时刻会出现，在怎样的社会情境中会出现？不同文化中是否存在差异？故事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个充满权力的政治过程？
尽管普拉莫笔下的性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以美国与英国为主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下，也正如作者自己提醒的，要看到这种时空的局限性，要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但是故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性故事的分析策略及其生产过程、生产情境的批判式检视对于我们解读听到的故事、讲述社会学故事、促进更好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不同于普拉莫的讲述思路的是，我的切入点更集中：聚焦于中国的社会情境与学术语境中研究类的故事讲述，明确提出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在我的研究经历中，因为“隐私”与“敏感”的文化建构而形成的“不可说”（包括不愿说、不知道如何说、暂时不被记起等情况）与由于某种心理驱动、利益考量、运动需求招募而来或“读者来信型”的“我要讲”（主动讲述故事，甚至有专业的被访者）共同构成了各类性故事讲述的两大陷阱或挑战③，且相互关联。即，“我要讲”所蕴含的常见故事套路的缝隙中或者背后往往有着一些“不可说”的影子，而对于“不可说”这类故事痕迹的追寻也能更好地看到常见的故事套路及其问题所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作为故事生产的一环，作为研究者，我们能听到怎样的故事讲述，如何解读这些故事片段？如何剖析那些经常出现的故事套路？我们又如何透过讲述的片段去想象不被表达的图景？“不见”背后是怎样的社会现实？如何创造可能的讲述空间与社会条件以听到、生产多声道的故事？如何促进由被研究者、研究者、编审、出版商等多种社会角色参与的“更好的故事讲述”实践？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我将基于自己从1999年开始持续开展的“红灯区”田野调查研究及从2003年开始的女性的性与身体经验研究系列，更为综合地在方法学上提出一个批判且积极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
在方法层面，我的观察是，除却人类认知的局限（不可知的生活与事件），即便是对于可触摸的经验材料，我们的努力也还远远不够。问卷，做得够好吗？访谈，做得够好吗？参与观察，做得够好吗？经验研究，做得够扎实吗？主流学界或者侧重理论层面的探讨，或者青睐研究结果的写作，却似乎不屑于具象实践、思考研究过程与方法上的可能改进。即便是定量调查研究方法，相比于统计分析，对于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的质量把控依然远远不够。这些被严重忽略的议题，我归之为“论方法”与“过程方法学”。即，把研究过程、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作为分析与反思的对象，以区别于抽象层次的方法论探讨，或者教科书式的方法介绍或者技术训练（且基本是译介）（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换言之，本文是关于实践与过程研究的研究。
尽管在英文文献中有关研究过程的讨论并不鲜见（尤其是在反思人类学与反思社会学的兴起之后）④，但在中国社会学界，仅少数学者论述了过程分析、叙述分析的重要性（相对于结构主义方法）（孙立平，2000；应星，2001；卢晖临，2004；黄盈盈，2016，2017），略多的文献侧重于讨论研究中的某种具体方法，比如个案法（王宁，2002；卢晖临、李雪，2007；王富伟，2012）、访谈法（杨善华、孙飞宇，2005；侯龙龙，2001；陈向明，2001），以及口述史研究中涉及的社会与个体记忆问题（方慧容，2001；王汉生、刘亚秋，2006；刘亚秋，2010，2016）。整体而言，试图打开研究过程的黑匣子，以令研究者的权威性丧失神秘色彩的方法学探讨（克利福德、马库斯，2006：12），尤其是质性研究的方法讨论，基于本土研究经验的具象的建设性的方法层面的讨论，远远不够。
具体来讲，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关乎研究者能够接触到的故事片段（经验材料），及对故事讲述作为集体实践的社会学分析；关乎我们参与的资料获取过程与多角色参与的知识生产；关乎对于故事套路的警惕，及对更好的故事讲述的追寻与想象；当然也关乎我们对于“社会学何为”的切身思考与本土实践。
带着对于“唯方法论主义”（应星，2016）的警惕，以及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局限性的认识，带着对“复杂且充满暧昧的生活”“布满尘埃的材料”的认识，以及对于“天真或偷懒的经验研究者”的警惕（周平、蔡宏政，2008；黄盈盈，2017），我更希望致力于接地气地思考与实践一个简单却不易的基本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情境与学术语境中，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学的经验研究？
以性故事的讲述为例，我将具体从以下三个层面构建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第一，这些故事是关于什么的？第二，我们如何追寻、激发更好的故事讲述？第三，何为更好的故事讲述？如果说第一个层面的探讨侧重对故事讲述，尤其是故事套路及其生产情境的批判性解读，第二个层面则转向具体研究方法的建设性探讨，以触摸到更多平常“不可说”的故事片段；第三个层面触及方法背后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并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与学术语境中，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与反思，探讨这个框架的意义。而在结语之前，我将回到性故事讲述的“特殊”与“普遍”，结合现时的有关方法论的本土语境展望进一步对话的前景，并把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有限度地）推向更具普遍意义的（各类）故事讲述领域。
三、关于什么的故事
首先回到引言中的三个故事片段。
第一个片段中出现的“小姐”与客人之间的对话，是一种略带夸张却很常见的故事套路。“为什么做小姐”的发问，已然带出了人们常见的对于“成因”的好奇与执着（Abbott，1998，2007），尤其是对于“异类”的“成因”的偏见式好奇。而小姐的回答，显然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做小姐的“真正”原因，而是小姐对此类问题的习惯性回应，符合大众对于“为什么做小姐”的故事讲述的期待。“家里穷”“父母早逝”“供弟弟上学”“被男人骗”蕴含着阶层与性别不平等的悲惨故事，使小姐们不仅容易赢得客人们的同情，也可以据此多拿小费。小姐们深谙其道。
换言之，这个故事片段讲述的是以客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态度和作为社会与道德边缘人群的小姐们的生存策略，可以理解为一种策略性的故事讲述。此类策略性的故事讲述或者有人称之为“真实‘谎言’”的扑朔迷离的叙述，在我们的红灯区研究中比比皆是（黄盈盈等，2017）。在这种故事讲述中，除了主流与边缘的讨论，也触及我们对于权力关系、结构制约与个体能动性之关系、生活中主动与被动之人际关系更为动态的认识。
根据陈信波的访谈，文姐是自己做过研究的，了解其他变性人的情况；对于现在的话语体系，包括酷儿理论等学术话语都有一定的了解，以及自己的见解。因此，其讲述是非常有策略的，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认识与叙述特点。文姐之所以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除了朋友的介绍，也带着很强的“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侧重在变性之后的故事，包括身体与情绪改变，及如何有策略地与周围人互动等议题）的色彩，带有挑战常规叙事、展现自我，甚至教育包括访谈者在内的主流社会的目的。整个故事讲述，不仅与文姐的个性有关，也与近年来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性别（LGBT）在中国大陆的蓬勃发展有关。对文姐的故事讲述特点及其可能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把握，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窥探变性人在中国社会所处的境地。而后者，又有利于我们对更多的文姐们的故事的把握。如果缺乏这样的了解，在另外的场合（如媒体），类似故事很可能会隐含或消失在常见归因故事套路的缝隙之中，也很可能成为另一些变性朋友们“不可说”的部分。
在第三个片段中，那个向父母出柜的同性恋就是普拉莫教授本人。我感兴趣的分析点是：一位著名的英国性社会学研究者、同性恋运动家，在回忆自己的出柜经历时，会有怎样的表达，寓意何在？普拉莫这样社会特征的人在回忆及书写自己的故事时有着什么特点？结合对其生平的了解以及同性恋这一议题在那个历史时段英美社会的处境，这类故事讲述倾向于向读者突出什么，掩盖什么？普拉莫自己也认为这个小小的“出柜故事”就足以提出“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之若干分析点（Plummer，1995：7）：
什么因素把我带进自己的同性恋故事中去，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什么力量让我决定告诉我的父母？我依然记得告诉父母时我的内心经历的巨大的感情挣扎，那么什么使“告诉父母”变得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以仅仅扔一本书给他们的方式告诉他们？它如何反映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我的心理医生以敌视的心理看待我的故事，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没把我的故事告诉自己、父母或心理医生，将会发生什么？我对自己私密生活的这段经历的叙述在我的人生和广阔的社会世界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对于以上三个片段的性故事讲述并不陌生，我们对于“真实生活”与“被讲述的故事”之间、情境与文本之间的差距也心知肚明（Wengraf，2001；杨善华、孙飞宇，2005；王明珂，2016，2017），对于亲历历史的某些人群却“无事可述”“无苦可诉”“那没什么好讲”的反应也有过切身感受与分析（方慧容，2001；刘亚秋，2016），“下属群体能发声吗”（斯皮瓦克语）的质疑也常在耳边响起（马丹丹，2010）。但是，我还是想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之上，更为积极地追问：它们是关于什么的？
在以上三个故事讲述中，我们听到的显然不是为什么做小姐，为什么变性，如何向家人出柜的真相，而首先是另一些“社会真实”。我的提问将随之转向：哪些条件可能造成了“真实生活”与“故事讲述”之间的差距？哪些条件可能限制了“下属群体的发声”，或者改变了其发声的形式与特点？哪些是透过此类边缘故事、此类讲述（或不可讲述）特点值得分析且可以分析的“另一些社会真实”？
尽管每个个案、每个故事讲述的细节不同，至少以下的思考是必要的：在一个整体的“忌性”文化中，个人的私密故事为何会走向公众？他们为何愿意对我讲述？（个体的倾诉欲望与性／别咨询的考虑？某种社会运动的驱动？甚至是访谈费的激励？为了帮助我完成研究，碍于介绍人的面子或者压力，还是对她／他来说，性并非禁忌，也非隐私？）这些故事套路，有哪些特点？我们继而可以结合更大的社会与历史背景提问：社会如何抑制了某种表达，激发了某种“期待的回答”？如何看待无法表述的故事，以及过度表演的故事？这些故事为什么在此刻出现，又将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哪些社会角色参与了故事的生产？
这些故事讲述，是关于个人心理特点与生活经历的，是关于人际互动的，也是关于政治、文化与社会运动的，更是关于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诸多因素的互动与博弈过程的。与盖格农（J.Gagnon）的“性脚本”相比（Gagnon&Simon，1973），这些层次需要更加动态与具身化的分析，而并非不同层次的社会规定的既定脚本（精神的、人际的、社会的）对于我们行为的设定。换言之，我们也都参与了某个时代背景下故事讲述的具身实践。
四、其他的故事讲述可能
对于故事讲述的陷阱，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分析。比如，应星在质疑了定量调查的常见做法之余，也对目前常见的“惨不忍睹”的质性研究表示警惕，具体论述了社会学研究者讲故事存在的若干陷阱：朴素经验论、家乡社会学类的个案选取、社会学想象力的缺乏，以及道德政治立场对于复杂生活的裹挟，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能避免或者改善的途径（应星，2016）。杨善华、孙飞宇（2005）对于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从另一个角度对访谈所涉及的被访者的“叙述”的局限进行过详细分析，并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议：悬置的态度、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了解、把被访者的个人生活史作为切入点、全方位的观察等。王明珂（2014，2017）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则明确提出了边缘、移动与反思作为具体方法的优势，认为边缘以及异类案例的分析是我们了解自身认知偏见的关键场域，移动、多点的观察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社会的本相。不少口述史研究者，更是在切身体会的基础之上，对于“访谈”与“口述”的局限进行过反思，强调多方材料佐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定宜庄，汪润，2011；定宜庄，2017）。
（一）寻找另类个案
我在性与身体的经验研究中，也会刻意地去寻找一些另类的个案，一些容易被忽略、不被社会大众看见的性／别⑤主体。我的努力与自我告诫是：秉持接地气以及生活逻辑的理念，看向生活的复杂、暧昧与多样，并在其中寻找挑战既有社会记忆模式与常规故事讲述套路的那些另类个案。
这些另类的个案故事，不因为其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取胜（数量上很可能是非常少数的，但是也可能是被视而不见的“不少人”），而是因为她们相对于主流论述的独特性与挑战权力规范的力度而被选择，是因为她们所凸显的积极的、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性意义而被叙述，更是因为她们的“存在”本身而被注目。这些另类的个案，恰恰是一个社会中不被叙述，甚至被故意压制、被抹去的部分，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不被社会记起的“不可说”部分，成了“在场却缺席”的生活真实。这恰恰也是不强调量上的代表性，而是强调故事丰富性的质性研究方法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策略。
（二）激发“另类讲述”
对于另类讲述的激发，除了立场与方法论，更多地涉及具体的访谈方法与研究策略，即积极地去尝试可以创造另类讲述的条件与空间，包括具体的对话场景与对话策略，当然也包括更为舒适、多元的社会空间。在我的研究中，这个层次的探索可进一步细化为三个方面。
首先，重视生活情境。
其次，扩展田野的边界，把会议作为激发另类故事讲述的空间。
会议在性故事讲述中的积极作用，体现为对于当时性／别生态的丰富展现，同时它也是一个积极的可以翻转权力、为另类个案及另类故事讲述提供在场可能的重要空间。我们的办会主旨是提倡更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含义的“性”研究，以挑战性的医学化与商业化、“忌性”的文化以及近年来日益凸显的性／别领域的身份政治。我们是带着这些理念，带着对于当时情景、语境的解读与对话目的，积极地策划每年的主题，鼓励、吸引一些异类的参与。会议讲台，对于不少性／别边缘主体来说，其积极意义也是我们这些“日用而不知”的老师们容易忽略的。
正是借由“老年与性”的三次工作坊的策划与举办，我们了解到了不少老年女性更为积极的性尝试与性体验。⑦正是在介入小姐研究十来年后，在研究与行动的界限变得模糊之时，才得以在某一次营造了“自己人”的内部会场上听到“我其实还蛮享受做小姐的”这类“大逆不道”的另类声音，以及更为重要的，说完之后那声长长的舒气“今天终于可以这么说了”。会议，作为一个整体，在把各种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它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了在中国大陆“公然谈性”的可能，看到了教室之外另一类“性教育”的形式，挑战了“研究”“运动”的常规界定与想象，看到了另类存在的社会空间。更为重要的，主流与边缘的关系在这样的会议场域里被不断地反转与挑战。异性恋世界的主流，在这里成了被人质疑与挑战的对象；性／别里的边缘，在这里又可能不断圈粉。边缘人群也被进一步地复数化，其内部更为微妙的宰制与权力关系得以更为细致地展现，边缘中的边缘也开始凸显。这种反转与挑战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使得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有了颠倒的可能，至少拉出了更长的光谱线。
再次，对于研究者的局限性的认识与挑战也是激发其他故事讲述可能的途径之一，而且应该作为方法之一纳入讨论。
王明珂（2017）透过文本分析，提倡一种反思性的研究：“我们如何透过一些新方法、角度、概念来突破认知的‘茧’，因而能深入认识社会本相，也因此对社会本相有所反思与反应”。认知的“茧”，在性研究中，除了知识范式与视角层面的表现，也突出地表现为道德、价值规范层面的束缚。如我在研究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体与性时所分析的（黄盈盈，2017），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不仅体现在被研究者身上，也体现在研究者的学术实践之中。故事套路的形成也与研究者的预设和引导有关。因此，研究者自身的反思与自我挑战也是去挑战常规的故事讲述、获得平时不可见的故事片段的重要面向。
在学术训练过程中，尽管“脱敏训练”可以让研究者谈性不色变，尽管访谈技巧练也有助于研究者在不同的场合把聊天更好地进行下去，但是嵌于日常生活中的性与性别文化对于研究者身体与情欲的切身制约仍然时不时显现。在与某些女性，尤其是艾滋病感染者，或者身患乳腺癌的女性“谈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疑惑：性，相对于身患疾病的女性来说，或许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有些关于性与亲密关系的议题自己都很难张口。经常地，是研究者首先忌讳“谈性”，以“这个问题不重要”而转移话题。正如万斯调侃性地指出：据说贫困阶层仅仅对具体的、物质性的和与生活保障有关的事务感兴趣，因此，面对贫困阶层谈论性的快乐是不礼貌的，而且是糟糕的政治实践，就好像性与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无关（Vance，1984）。正是类似的自作聪明式的假设限制了研究者谈性，或者为“性不重要”提供了合理化解释，加剧了“忌性”的文化，也使得性在某些人群中越发“不可说”，或者只能以某种符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套路出现。
因此，如何说出“性”这个字，如何把性与亲密关系的议题带到研究领域，尤其是带到与这些饱受疾病之苦的人群的讨论中，是艰难且充满挑战的。我在以往的研究中，与我的学生们除了谈性议题上的脱敏训练，除了常见的访谈、小组讨论、自己写故事等研究方式，也具体尝试过如何通过平时与艾滋病感染者小组的互助式交往、会议及其间隙的观察、聊天、游玩，甚至是跳蛋（性工具）的赠送来打开“谈性”的局面，在反思与挑战研究者的同时激发另类的故事讲述（黄盈盈，2017）。
（三）在矛盾冲突、差异、变化中把握故事讲述的复杂性
除了另类个案的选择、研究者在立场和态度上的自我反思与挑战，对于故事讲述套路的警惕和对于“不可说”的追寻，当然也关乎具体的访谈与分析策略，尤其是对于矛盾冲突、差异性分析与变化的重视。我们可以在这些缝隙中寻找其他的讲述可能。
高鼻子女孩要给阿凤介绍香港人，阿凤很高兴，马上就猫到她身边问：“真的？介绍成了我给介绍费。”
高鼻子女孩说：“那个香港人很幽默，5000块一个月，不包括房租之类。但包了之后不能出去做事。”
阿凤说：“那也好，5000块，不出去做事也行；”又说：“聪明一点还可以平时出来赚点，他反正一个星期才来一次。”
“那把人带到家里做不就得了，叫那人（男客）别出声。”
“要（香港人）刚回来怎么办？”
“哪会那么巧？”
阿凤很高兴，也很热心，一个劲问这问那；问：“老不老？”
“33岁。”
“是工地的还是公司的？”
“公司职员。”
看来阿凤很满意。高鼻子女孩又教她怎么讨他（香港人）喜欢：“不要把自己搞得很低调。”
阿凤忙问：“怎么叫搞得很低调？”
“好像文化素质很低的样子。”
这时笔者插了一句：“比如说讲粗话。”
阿凤忙说：“我不会讲粗话。”又对高鼻子女孩说：“你就对他说我不是发廊的，告诉他我是到姑姑这里来玩。过年姑姑不让回去，我们俩是偶然遇见的。”
女孩说：“我就说你是我老乡，他也不清楚情况。”
“好好，我来了也才1个月嘛。”
“他下次来了我呼你。那个人素质挺高的，你跟他聊聊报纸上的一点东西。”
阿凤很认真地说：“我也知道一点这些。”（黄盈盈田野笔记，2000年2月2日）
这次“冲突”给我的最大收获，并不是测“谎”，或者带来“真相”，而是同样的主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表达差异会如此之大。这使得我对于某些小姐在面对我这样的外来者时经常的表述或者说习惯性叙事有了一个切身体会。更为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单一叙述的偏差。即，如果我仅凭着阿凤跟我聊天时的故事讲述，就会得出她不希望自己被包养的论断；而如果仅仅是凭借我在发廊里的观察与旁听，则会得出阿凤特别希望被包养的论断。无论哪一种，都是偏颇的，而对于发廊内外不同情境下的矛盾论述的分析以及对于矛盾的进一步思考，则可以加深对于阿凤的“包养经”以及其生活更为复杂与立体的理解。
具体来说，从空间上看，多个田野点的比较分析——不同档次、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场所在经营组织特点、小姐与妈咪及客人之间的关系、群体的自我认同与职业实践方面的差异及联系的分析——直接挑战和丰富了我的“红灯区想象”与常见的红灯区故事。
比如，四川、东北的红灯区让我更好地反观到了深圳红灯区的特点（某种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状态，存在几个小姐合起来雇佣妈咪的形式），以及相互间的流动关联（比如，有个开发廊的老板娘的大学生儿子称四川某地的红灯区为“小姐培训基地”，以四川、东北流向深圳的非常之多）。在与众多小姐的唠嗑中，我听到了“家里穷”之外的多种表达（比如宿命论，“我比那些坑蒙拐骗的人好多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为了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甚至是享受论等）。流连于多个发廊，我感受到多种经营管理方式的存在、小姐们做生意的不同积极性与具体实践策略等。夜总会、卡拉OK厅、小发廊、站街女等不同阶层的小姐则让我进一步思考：我们所说的小姐，到底指谁？这些差异性与多样性无不加深了我对于“小姐人群”复杂性的认识（黄盈盈，2004；黄盈盈、潘绥铭，2003），也让我看到了众多异于常见故事讲述的现实版本。
所有这些田野经历与方法尝试，都提醒我们故事讲述的复杂性、田野边界的模糊性、我们认知的局限性，当然也提醒我们更为立体地、批判地去看待故事讲述的局限与可能，在个案的矛盾冲突与动态的互动实践中，努力去把握社会的隐秘与复杂（孙立平，2000；应星，2001）。
五、迈向更好的故事讲述
故事套路的问题何在？另类故事讲述的意义何在？什么是更好的故事讲述？这是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必须要面对的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也触及我作为一名性社会学研究者的立场与情感。
故事套路的形成可能受媒体以及听众的猎奇心驱动，可能因为某种运动的需要被生产，也可能由于某些研究者的有意介入……其常见的问题，往往是远离了生活，简化了复杂，切割了暧昧，乃至增加了新的污名与偏见。在我看来，这些恰恰是辨析及挑战既定故事套路的目的与意义。虽然这里的“度”很难把握，研究的“真实”也许永远无法触及，但是保持对既有故事套路的挑战，保持对切割生活的警惕，保持一种批判且独立思考的态度，永远是必要的。对故事套路的追问，有助于更好地去发现及生产那些不被表述、不被听见的杂音，看向生活的角落与“边缘的制造”，碰触到某些“不可说”。
具体到“性”的议题上，不是“真实”可不可及，而往往是道德恐慌与价值情感的卷入远胜于对“生活真实”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探讨（卢宾，2007）；可怕的是，讲着讲着，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或者失去了对于真相探究的兴趣；更为可怕的是，信以为真的故事讲述套路逐步变得不容置疑，从而坚定到不愿意看向任何其他的可能，甚至是不允许有些许的迟疑（比如那些性侵的故事、涉及儿童的性的议题）；至此，有争议的真实（contestedtruth）也就变成了绝对的真实（Plummer，1995：24）。不管是落在后现代对真相质疑的漩涡也好，还是网络上盛行的“后真相”的命名也罢，在“客观中立”的乌托邦已然漏洞百出的时代，立场与情感卷入的复杂性也应该引起警惕。至少，在肯定的同时也不应该使其成为绑架我们对于“生活真实”的追求与简单化思考的借口，要警惕道德政治立场对于复杂生活的裹挟（应星，2016）。
在对另类个案与另类故事讲述的找寻中，直接间接的故事听多了，多维材料的积累与实践经验的沉淀，都可以帮助我去窥探与想象（常见）表达之外的东西，去检视蕴含于故事套路与“常态”的规范和权力，去捕捉在记忆的微光（刘亚秋，2010）中闪现的那些生活真实。正是这些规范与权力，刻画着种种性／别与身体的边界，制造着种种性／别与身体的等级，其隐而不显的特点则参与制造了各类看上去“平等”的假象。正是这些规范与权力，通过某些根深蒂固的或别有用心的叙事结构，不断得到复制与强化，使得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且不断制造新的偏见与边缘。这也恰恰是我们寻找“另类”、望向“边缘”、超越常见叙述及表达的意义所在。
诚然，另类与同类（常见套路）、主流与边缘，甚至“我要讲”与“不可说”都是相对且多重的概念，也都处在不断流变之中。也因此，在什么情境下看待哪一种另类，在什么语境下讨论什么层次的边缘，如何讨论，意义何在，这类动态的、有针对性的探讨就变得尤为重要。但不管情境与语境如何变迁，另类与边缘的意义在一个更好的社会学故事讲述中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王明珂，2017），社会科学需要更多的另类思考。
如果说社会学研究追求真实，也是试图追求这种贴近我们想要研究的人与事的生活（无）逻辑与活法的真实，以及更有洞见地体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真实。更好的故事讲述，也应具有让各类边缘主体在场发声而不用过度担心被歧视、被压制，甚至被压迫的社会条件。这类故事生产，具有跨越身体边界与社会规范的勇气，具有审视与挑战性等级（卢宾，2007）的力量。这类故事生产，也一定是多声道的，一定是为生活的复杂与暧昧、智慧与策略、边缘以及边缘的边缘留有余地的。
六、性故事的讲述：特殊？普遍？——开放的对话前景
性故事的讲述特殊吗？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与叙事社会学的关系如何？与整体的方法讨论的语境关系如何？这个分析框架如何走向更普遍的研究领域，甚至其他的故事讲述领域？
如果说我们的研究有所特殊的话，那么这种特殊性不仅仅在于性、性别、身体等议题“日用而不知”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特点，更是性与身体的“私密性”文化建构所带来的“秘而不宣”（黄盈盈，2017），或者走向其反面——猎奇式或管制型话语爆炸（福柯，2000）。
可以说，性故事的特殊主要体现在“性”这个议题附着的高度道德化的特点及其“魔鬼学”的成分（卢宾，2007；福柯，2000）。一个社会的“忌性”文化（何春蕤，2013），往往使得“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大部分人而言成为敏感议题，小姐、同性恋、变性人等性／别主体则容易成为“边缘人群”，从而造成研究中的“隐私屏障”或者某种应付主流的“表态文化”，为田野进入带来更多的挑战，进而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信任关系、伦理考虑等方面做更多的思考与尝试（黄盈盈、潘绥铭，2009；黄盈盈，2015，2017）。在整体的“忌性”文化之下，一方面，“不可说”的部分会加强；另一方面，性的话语爆炸往往也会随之出现，使得某些（允许被出现的）类别的性话语层出不穷，且形成套路，在政治、道德、立场、利益的捆绑之下与生活的真实渐行渐远。⑧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不可说”与“我要讲”带来的方法学挑战更加敏感的原因之一。
本文所构建的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在整体上希望促进社会学以及更广的社会科学领域“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应星，2016），更多地开展“论方法”（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以增强方法意识，提升方法素养（风笑天，2016）。
遗憾的是，我虽然在分析层面提出了作为集体实践的方法框架，但是身为研究者，我在本文的经验分析还是侧重在自己熟悉的资料收集与解读的层面、发生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故事讲述实践，而对于更为广阔的包括资助方、各级各类编审、潜在读者等影响最终故事生产的其他社会角色的参与实践缺乏详细论述。作为本文的局限，我发出邀请，邀请触及知识生产过程中更多环节、更多角色的方法研究与原创思考。
最后，研究领域的故事讲述也可以为发生在媒体上、平时生活中的故事讲述的倾听与生产提供借鉴，只是具体的对话语境略有不同。在各类故事层出不穷，且经由互联网不断放大其社会效应的“后真相”时代，对于既定故事套路的警惕，以及对于多重故事讲述可能的追寻，变得尤为重要。
可以说，我们都是故事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身体与性／别故事如此，边缘与底层类故事如此，其他类型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如此，更广泛社会领域的故事讲述亦然。总之，不避瑕疵，抛砖引玉，期待更为开放与丰富的学术对话和方法实践。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身体实践：变迁时空中北京市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研究”项目（17SRB010）的阶段性成果。本文部分内容在“日常生活论坛：叙事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举办，2017年10月28日—29日）与“第二届女社会学家论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与紫金智库举办，2017年11月25日）宣读过。感谢赖立里、肖索未、刘亚秋、潘绥铭、冯珠娣等师友对本文初稿提出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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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的“小姐”是指在性产业中以提供性服务赚钱的女性；“妈咪”是指在性产业中通过给小姐介绍生意赚取介绍费的女性，经常也是一个发廊或者其他类似场所的管理者；“客人”或者“嫖客”是指购买性服务的男性；“红灯区”是指提供性服务比较集中的场所。
②文中所涉受访者，均已做匿名处理。
③“不可说”与“我要讲”经常成对出现，本文的分析侧重在后者所体现的故事套路及其应对策略上。每类研究都会不同程度地触及“不可说”与“我要讲”。有关涉性的敏感议题与边缘人群研究中触及的“不可说”及相应的方法学考虑，我们在以往的论述中有过分析（黄盈盈，2018；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而对于“敏感”与“隐私”的文化建构的深层分析，则需要放置在更为长时段的中国式“性史”（thehistoryofsexuality）中加以探究，本文暂不触及。
⑤台湾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何春蕤、甯应斌、丁乃非等学者在1995年创造了“性／别”的中文概念，后来发展成为斜理论（同时也是为了表述方便）。这条斜线首先宣告了与主流性别的界分，更为明确地刻画出了性别本身的多元流动及其间的暧昧复杂，指出性与性别的不同及复杂关联；“别”则道出了性的多元异质和内部差异，以及其中的压迫与宰制的关系，也表达性与其他社会差异（阶级、年龄等）的复杂关联（何春蕤，2013）。
⑥在2015年7月4日—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阳春与小美妈妈做了发言。
⑦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分别于2014年10月17日—18日、2014年12月8日—9日和2015年11月22日主办了以“老年知性恳谈会”为主题的三次小型工作坊。
⑧有关性的道德恐慌、性的话语爆炸的分析，详见卢宾与福柯的诸多论述。道德恐慌在中国情境下的表现及近年来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有关性成为敏感与隐私议题的文化建构以及在不同阶层中的差异性表现也需要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