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要发布这份白皮书，主要有什么考虑？谢谢。
陈宗荣:
我们第一个白皮书是1997年10月发布的，从1997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1997年的白皮书当时是以大量的事实全面介绍了中国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些真实的状况，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些很翔实的数据和情况，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宗教和宗教政策提供了权威的信息。
这20多年中国发展变化非常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很大，中国宗教状况也变化很大，五大宗教的面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前面也说了，五大宗教处在由追求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转变的过程中。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再发一个白皮书，把中国宗教2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近些年来，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方面，还有五大教自身建设发展方面一些新的重大的变化向国际社会做一个介绍，也阐述我们的一些观点，发表这个白皮书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在国际人权领域中国政府是主张对话而反对对抗的真诚愿望。
路透社记者:
我的问题是与梵蒂冈签订协约的问题，近期是否会达成有关主教任命方式的协议并进行发布，如果不是，那么目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谢谢。
这个问题请我的同事肖虹女士回答。
肖虹:
可能您也知道，中梵关系一直在保持接触，我们也就一些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讨，中方一直都是抱着诚恳的态度去改善中梵关系，也一直为此做出努力。我们也愿意和梵蒂冈同向而行，共同推进建设性的对话，共同为改善双方的关系不断地去努力。谢谢。
人民日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2016年全国宗教会议结束后，对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不同的解读声音，说中国的宗教政策收紧了，请问这种说法对吗？中国政府对待宗教的政策是否会有变化？
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我前面说了，这个会议是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15年之后召开的又一次在宗教工作方面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就宗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会后我们通过不同渠道听到有人反映，中国宗教政策是不是收紧了，是不是要对宗教加强控制了等等，我想借这个机会说明两点：
第一，中国的宗教政策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恢复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后，中国宗教政策就一直坚持了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基本的理念、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政策，这个核心价值观、基本的理念就是要实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所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实行的就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这么一个基本政策。国家也把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写入了宪法，宪法第36条里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和规定。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基本的理念和基本的政策一直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说它的核心是没变的。
另外，也规定了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院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因为宗教活动场所以前没有明确取得法人资格，这样他们的合法权益没法得到保护，他们的财产没法登记在宗教活动场所的名下，所以说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另外，明确了要求将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纳入城乡土地总体规划。因为现在中国发展很快，城市建设也很快，条例要求在城市规划时就要把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规划进去，要不然城市建设完成了以后，信教群众如果需要一个活动场所，再去建设的话就跟规划相冲突，建不了，所以说要提前规划进去。因此可以说中国宗教政策是既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又根据新的实践要求不断进行充实和完善，在阐述宗教理论政策上，党和政府的态度更鲜明了，观点更加明确了，措施更加有力了，更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更符合形势的发展。
德国电视二台:
请问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协议到时候会不会形成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比如说由哪方来决定主教的任命，以及如何处理地下教会等等？谢谢。
这个问题继续请肖虹女士来回答。
中新社记者:
白皮书中提到，我国现有信教公民近2亿，较之前1997年白皮书的1亿人数有较大的增长，请问原因是什么？谢谢。
1997年白皮书公布1亿人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在和巴基斯坦、印尼伊斯兰教代表团，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提出的。他当时说，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里去的就更多，他说差不多1亿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97年发表白皮书的时候，我们都是采用了周恩来总理的说法。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说明两点：
第一，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统计加估计，是一个大概的数字，而且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是6亿多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还多，到13亿多人，所以人口有大量的增长。由于各种原因，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再加上人口的增长，信教人数增长是很自然的事。
第二，特别是改革开放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大，各个宗教都有一些增长，很自然的事。所以现在再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个说法就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发展。现在白皮书说的近两亿人的数字是我们五大教根据自己的统计有一个数字，再加上学术研究机构、统计机构的抽样调查，两方面比对得出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得到各方面基本认同。
华尔街日报:
有两个问题。关于中梵关于我再补充一个问题，目前很多专家都指出，目前解决的时机，掌握在中方手中，梵蒂冈方面在等待中方做出最终的确认。请问中方为什么还没有最终确认谈妥这个事情，有什么因素导致此事尚未最终达成？谢谢。
关于中梵关系肖女士已经作了两次回答，我想这里针对你的提问再说明一下。中梵改善关系是双方的愿望，从政府角度来说是始终保持着一个改善关系的真诚愿望，而且中国政府始终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目前，中梵双方有着畅通有效的渠道，有些什么问题会通过这个渠道去商谈、协商，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梵蒂冈和中国政府能相向而行，就进一步改善中梵关系做出努力。谢谢。
香港大公文汇报记者:
佛教借教敛财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请问你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治理佛教、道教的商业化问题？谢谢。
第一，投资建造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和寺庙，通过这个方式来聚敛钱财。第二，将寺庙和宫观作为一个赚钱的工具，把它承包甚至推向资本市场，要打包上市。第三，一些不是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宫观举行佛教活动、道教活动，来收取门票、收取布施，乱设功德箱、乱烧香、乱放生等等，通过这个方式来赚钱。第四，一些佛教的僧人和道教的道士受商业化的影响，戒律松驰、追名逐利，通过各种方式追求钱财。
佛道教商业化为全社会所诟病和指责，其实佛教和道教商业化受伤害最深的还是佛教和道教自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身这种商业化的方式侵害了佛教和道教自己的权益，因为他们拉走了很多的信众，很多信众把布施给假僧假道，或者把寺庙当成盈利场所的这些人，自然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第二，损害了佛教和道教的社会形象。佛教和道教商业化的行为跟佛教和道教自身追求的价值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他们的社会形象也受到了很大影响。第三，影响了佛教和道教的健康发展，如果佛道教长此这样发展下去，自己就会把自己毁灭了，就无法拥有更多的信众，自己的生存发展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近年来在佛教和道教界强烈的呼吁下，也在社会有关方面的强烈呼吁下，党和政府对于治理佛道教商业化问题高度重视。
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第一，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中央有关部门发了多个文件，通过这些文件明确是非标准，什么是商业化，什么是不正常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错的，同时明确了政策界限。第二，加强督查，采取重点案例督办还有重点案件曝光。另外，联合有关部门联合督导，通过这些方式来督查改正。第三，开展专项整治，我们最近几年都在开展治理乱建露天大佛活动，因为据我们了解，现在没有经过合法审批的，粗制滥造的佛像很多，也不符合佛教仪轨，都是为了赚钱。治理违规设置功德箱。不是佛教的寺院和道教的宫观也设功德箱让人往里面投钱，这也是商业化的典型表现。第四，加强正面引导，我们把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的数据基本信息在网上公开，让社会搞清楚哪些佛教寺庙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另外也把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公开挂牌，信众一看挂着牌子的就是真的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不挂牌的肯定就是假的。还倡导佛教信徒和道教信徒文明敬香、合理放生，指导佛教教徒加强道风建设等等，采取了几个方面的工作，有效的遏制了商业化的问题。但是佛道教商业化倾向的遏制难度还是比较大，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希望媒体和社会跟我们一块儿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中评社记者:
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家宗教局并入中央统战部，想请问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改革，这样改革后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我今天来出席这个发布会，身份就是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现在我们宗教局并入中央统战部，正处在调整的过程中。在4月1号上午召开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和国务院侨办处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中央统战部新的领导班子组建。国家宗教局和国务院侨办并入以后，新的中央统战部领导班子的组建，标志着新的单位产生。我原来的身份就没有了，但是新的身份还没有明确，所以现在以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的身份来出席这个发布会。
这次机构改革，把国家宗教局并入中央统战部，体现了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统筹统战和宗教等资源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举措。我刚才说的这些话，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里说的话，这也是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我想通过这个改革能产生以下好处：
有利于优化宗教工作体制机制，提高宗教工作水平，加强宗教工作力量。因为原来是统战部里也有负责宗教工作的，宗教局本身就是做宗教工作的。这样并入以后，就把原来的体制进一步理顺，两方面的力量更好的统筹。就可以优化体制机制，提高治理水平，加强宗教工作力量，从而更好地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事务管理，促进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因此这样的改革只会有利于宗教工作，而不会影响宗教工作。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宣传无神论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都是党的主张和工作要求。中国共产党主张无神论，也主张宣传无神论，但并不等于不能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不能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共产党和宗教界的关系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无论宗教工作机构怎么改，中国共产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会变。我想这样改革以后，对宗教工作会越来越有利，对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力度会越来越大，成效会越来越好。谢谢。
香港有线电视记者:
在白皮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新加的部分，就是宗教要强调中国化方向。宗教界会努力去阐释教义，使之更符合国情和时代的要求。因为我看到这次是新加到白皮书里面的。想问一下如果这些要求跟那些教义发生冲突的话，你们会怎么办？你们的工作也提到，天主教推进民主办教，这一个工作具体是怎么样推进的？
您说教义冲突是指什么？
里面有中国化的解释，但是有很多宗教他们有自己的教义教规的解释，比如天主教选举主教，他们有自己的教义，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怎么办？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作为一项政策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16年4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强调，后来就写到党的文件里作为一项党的宗教工作基本的政策。为什么要提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呢？首先宗教和它所在的社会相适应，是任何宗教都要遵循的一个规律，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如果一个宗教和它所在的社会不相适应的话，这个宗教就不能生存发展，我想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的宗教也能证明，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也能证明。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最早还不是由党中央提出来的。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前，基督教界自身就已经提出了坚持基督教中国化的方向，而且做了积极的努力，我原来分管基督教方面的工作。在2015年以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项要求以前，基督教已经召开了基督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所以说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个政策是符合宗教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来以后得到了宗教界广泛积极的响应和热情的支持，也得到了宗教学界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大家都或者联合、或者单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论坛，对中国化的内涵，中国化的要求，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包括像您说的它会不会和宗教自身的教义思想相冲突等等都作了一系列的探讨。
我想说明的是，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不是要改变宗教的基本教义，是不可能和宗教的教义相冲突的，因为它不会触动宗教核心的教义、核心的礼仪、核心的制度，是在保持这些核心不变的前提下，再引导宗教界更好的从政治上适应，从社会上适应，从文化上适应，来更好地实现中国化。具体来说从政治上就是要引导宗教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大前提，从而和广大的不信教群众一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社会上怎么适应呢？就是引导宗教界更好的顺应社会、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宗教也是存在社会里面，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要为这个社会服务，还要跟社会和谐。在文化上相适应，是宗教文化思想的表达、宗教礼仪的表达，宗教建筑的风格，宗教艺术要有中国化的特点，中国化的特色。我想人类社会上没有一个超国家、超地域、超民族的宗教，任何宗教都会有地域性、民族性和国家性。我想包括三大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是如此，所以说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为了更好的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有效的举措，得到了各个方面的认同，反对的声音是有，但是极少极少。
另外你提到天主教民主办教，这是天主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民主办教本来就是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传统，民主办教不是要改革天主教的核心教义和制度，而是在处理事务方面不要一言堂，使大家通过组织的集体决策、民主决策来决定教会的事务，我想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和天主教历史上传统的做法。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今年2月，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开始施行，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要修订这个条例，修订之后有一些什么新的特点？谢谢。
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是去年9月7号正式公布的。旧条例是2004年11月30号公布的，我当时也是在国家宗教局，刚刚从办公室转到政策法规司。转到政策法规司的时候，这个条例制定已经接近尾声，是要到发布阶段，我可以说亲身经历了它从制定、实施一直到修订的全过程。为什么要修订条例呢？是因为当时那个条例从2005年3月1号实施以来已经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宗教状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条例一是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变化，比如有些规定比较原则，另外有些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条例里也没反映。比如说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地位，网络宗教事务等等，很多新的情况没有写进去。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根据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宗教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新的任务需要体现到法规里，把它转变为国家的意志。三是随着中国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各个方面都要提高立法质量。原来的旧条例在立法质量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所以要新修订。
凤凰卫视记者:
首先我要申明一点，中国不存在什么地下教会、家庭教会。我理解你所说的家庭教会就是基督教会的私设聚会点。确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数量也不少，因为这是跟基督教自身的特点有关系的。对这些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我们采取的措施是以堂带点，就是一个教堂带若干个聚会点。这样就可以有效地为这些在聚会点过宗教生活的信教群众来提供宗教服务，宗教指导，来满足他们的合理宗教需求。
第二，这次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在第35条特别明确了，如果目前还不具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条件，但是信教群众又有过宗教生活的需要，那怎么办呢？就是由信教公民推出代表来向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申请设立一个临时活动地点，来解决这些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需要一个场所的问题。也特别明确要求当地的宗教团体，比如说基督教协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这些宗教临时活动地点的信教群众提供服务，包括宗教的服务等等。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措施。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
还想回到主教任命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天主教徒认为政府不让罗马教皇完全掌控中国主教的任命，妨碍了他们的宗教自由，您对此有何评价？另外，请问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掌控主教任命主导权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宗教事务，中国宗教坚持的是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至于你说的不让罗马完全掌控主教任命权会妨碍信教自由，我不能认同这种观点。而且在广大的天主教教徒宗教生活实践中，也不存在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