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帮信”犯罪有何应对之策？荆楚网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是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3个新型网络犯罪之一。设立“帮信罪”，对于有效惩治网络犯罪，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洗钱等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网络秩序，可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帮信罪”案件有何特点？“帮信罪”案件缘何会呈“井喷式”增长？法院审理“帮信罪”案件存在怎样的困境与难题？

《法治周末》记者近日专访了一位基层法院法官——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法官张群。

贪图小利导致“帮信”案频发

记者：以曲阜市人民法院为例，这几年“帮信罪”案件立案情况是怎样的？

张群：2020年以前，曲阜市人民法院未受理过“帮信罪”案件，2020年审理“帮信罪”案件仅为1案2人。到了2021年数量开始有了增加，当年受理“帮信罪”13案32人，2022年1月至7月受理“帮信罪”案件12案40人，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目前，曲阜市人民法院共受理“帮信罪”案件26案74人，共审结22案50人，关联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数额累计达4000余万元。

记者：“帮信”犯罪案件成“井喷式”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客观原因是多面的，这里列举两点，一是信息网络方面，网络技术的日益发达，网络上各种信息、页面、应用软件APP等可谓无孔不入，一些虚假信息、诈骗链接能够轻易进入群众的视野；二是金融领域方面，金融部门对大额、可疑资金流动的调查滞后，使得无法进一步提前打击。

高学历犯罪主体居多

记者：“帮信罪”案件有哪些发展趋势？

记者：这类案件的犯罪主体有哪些特点？

张群：其他刑事案件犯罪主体多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犯罪时多为中年人，与此不同的是，实施“帮信”犯罪的行为人主要以青年人为主，大学毕业生、“90后”成为该类犯罪的主要主体。从曲阜市人民法院已受理的26件涉案74人的“帮信罪”案件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的被告人共有37人、犯罪时年龄在30岁以下的被告人人数达51人，分别占总人数的50％和68．9％，这些犯罪主体当中不乏是在校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对“帮信”犯罪缺少警惕和防范意识，对“两卡”类“低成本、高收入”下的金钱诱惑难以抵制，经受不住诈骗团伙的拉拢、利诱，有的甚至由最初赚取佣金的“工具人”，演变为组织、拉拢、招募下线的“牵头人”，从而陷入“帮信”犯罪泥潭不可自拔。这些被告人当中许多人并不具备强烈的主观恶意，但都对犯罪行为是明知的，最终也难以逃脱法律制裁。

新型案件存在审理困境

记者：审理“帮信”犯罪案件，存在哪些困境和难题？

张群：主要有三个难题。一是对犯罪资金的区分认定存在困难。犯罪资金是衡量犯罪情节的一项重要标准，但由于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是多样复杂的，司法实践中，涉案卡内资金部分存在交织不清的问题，出现犯罪资金与个人正当使用资金相互混同的情况，甚至有个别人员故意通过此法转移部分上游犯罪资金，造成计算和区分涉案流水的技术困难。

二是“帮信”案件中是否构成共犯的事实认定问题。自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信罪”以来，对于该罪行为主体与被帮助对象之间是否构成共犯关系，一直众说纷纭。争议的产生，主要在于一是对“帮信罪”中规定的“明知”的理解，如“帮信”犯罪中的共犯认定是否仅限于“通谋”？“心照不宣”“各得其利”可否作为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实践中又应该如何认定？同时，刑法对“帮信罪”中规定的“犯罪”是否应当查明帮助对象所实施的有关行为已达到犯罪程度？这些工作难点都需要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严格审查法定要件，在贯彻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做到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这就对法官的个人办案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

三是“帮信罪”与“帮信”后的违法行为的界分。电信诈骗通常有较长的链条，涉及众多主体和诸多行为，这些行为之间的法律定性和审理甄别是个巨大工程，仅就提供“两卡”来说，往往有“卡农”“卡商”等不同层级，“卡商”可能又有一级、二级等多个层级。司法实践中，更有“帮信”后又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的行为，还有帮信行为人挂失涉案银行卡并提现的行为。这些在实务层面的认定，会直接影响有关案件的性质认定和政策把握。

治理“帮信”犯罪之策

记者：治理“帮信”犯罪有何应对之策？

张群：微犯罪性和主体多元化的犯罪特点决定了在“帮信”犯罪的预防、控制和打击上需要动员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包括司法机关、法治宣传部门、网络运营商以及金融部门等，联动打击，推进社会预防和管控。

侦查机关需要充分利用网安、技侦、情报的技术优势和信息研判平台，对犯罪的作案方式、特点，进行分析研判，提高案件侦破能力。检察部门需加强对办案的指导，解决案件定性、办案程序、鉴定等问题。审判部门要明确法律适用和证据标准，妥善处理好法条竞合等问题的认定标准，精准有效适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