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应曹僧的观点，诗人王子瓜指出，近现代以来的诗歌观念日趋狭隘，纯诗与生活的距离不断拉大。而AI技术的介入或许能够重新激活诗歌的音乐性，使其从“死”的文字回归到有声的艺术形式。他特别提到江弱水的《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一文，认为诗歌的音乐性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识形态意义，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可能催生出全新的文艺样式，而非仅仅改变新诗格局。
本次工作坊的第二个论题“‘黑盒子’：AI与人脑”，则是由诗人翻译家杨铁军打开。他首先回顾了新诗百年发展历程，指出这是一个诗歌不断丧失阵地的过程。但他同时肯定了当下诗人如曹僧等人借助新技术探索诗歌新可能的尝试，认为这种努力虽难以完全恢复新诗的传统功能，却可能催生新的艺术样式。而后，作为一位从比较文学转向计算机科学的学者，杨铁军着重介绍了AI系统中最具突破性的神经元网络技术。他指出，尽管当前AI系统的节点已超过人脑，但在本质上仍无法完全模拟人脑功能。这种差异源于两个“黑盒子”的根本区别：AI通过不断调整权重来“学习”，而人脑的运作机制则远比这复杂得多。最后，杨铁军从哲学角度探讨了人类研究AI的深层动机，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他指出这体现了人类试图突破自身限制的野心，“这就像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他形象地比喻道，“如果AI真能完全取代人类，那就意味着人类达到了‘神’的地位。”杨铁军的跨学科背景使他能够既看到技术发展的潜力，也认识到人类创造力的独特价值，为当下AI与艺术创作的讨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后，与会者围绕AI与诗歌融合可能催生的新型文艺形式展开了深入对话，打开了本次工作坊的第三个话题：“一种全新的文艺形式的生成”。
青年学者唐小林首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尽管AI与诗歌的结合已有四十余年历史，但为何至今未能产生一个“AI杜甫”？他认为，AI或许能创造第二个、第三个杜甫，但无法创造第一个杜甫。同时，他建议将AI技术引入诗歌教学，以应对文科教育的整体转型。在谈到当下的诗歌音乐创作时，唐小林还将其与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了类比。他肯定了以曹僧为代表的诗人在诗歌音乐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认为这些尝试扩大了诗歌的受众群。但他同时指出，当前的诗歌音乐创作仍处于一个转换阶段，就像早期网络文学简单将传统文学搬上网络平台一样，唐小林认为“诗歌创作和诗歌音乐创作使用不同的媒介，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目前的工作虽然仍处于转换阶段，但相信未来会孕育出全新的艺术形态。
不同于国内研究者对AI诗歌技术层面的更多聚焦，学者顾甦泳提出了观察与思考AI诗歌创作的另外视角。他指出，在迄今为止有关AI诗歌的讨论中，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批判主义“这两种态度都将AI视为外在于人的存在，忽视了它作为特定社会历史产物的本质”。借鉴马克思的“机器论”，顾甦泳强调AI不仅是一种技术产物，更是包含着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系统，而当前AI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不可分，是资本增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所谓“AI带来的不仅是技术革新，更可能导致创意产业从业者的技术性失业”。他警示道，“这种变革可能加剧行业内卷，推动更多类似ChatGPT的机器语言系统的发展”。面对这种形势，他还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诗歌是否应该成为逃避现实的本真性庇护所，还是可以成为重新介入并改变现实的工具？顾甦泳的分析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讨论，将对AI与诗歌关系的考察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
由诗歌借助AI的帮助与音乐合作的跨媒介实验，学者翟月琴也从自己的研究经验出发介绍了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跨界融合的实践。她以周瓒的瓢虫剧社等为案例，展示了诗歌作为展演形式进入剧场空间的可能性，指出了这种尝试面临的挑战。她认为“这些创作不仅是简单的艺术形式转换，更是对消费时代中诗歌神性与灵韵的深度追问”，“跨界表达提醒我们，对诗歌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单一视角，而应该通过多元艺术形式的交融，发掘诗歌文本中被忽略的维度。”其实，无论是跨界演绎还是AI写诗，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技术创新不应仅停留在文本生成层面，而应该探索如何与人类的创造力相结合，在保持诗歌艺术本质的同时，开拓新的表达维度。这也许是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融合的一个重要方向。
“诗歌与AI”工作坊会议结束后，与会者们仍沉浸在讨论氛围中，围绕传统与现代、人文与技术、保守与创新等等问题，共同勾勒着诗歌在AI时代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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