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杭州一所学校发布了一则倡议书，建议同学们在16周岁之前尽量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就在上个月末，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投票通过法案，禁止该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被称为“全球最严社交媒体禁令”。
看来，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担忧，环球同此凉热。“禁令”其实就像是设置了一层隔离和保护膜，这种隔离是一个好办法吗？或许，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时候，“一刀切”也是值得一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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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上升至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这1.96亿未成年人，正是“数字原住民”一代——他们伴随着电子产品、社交媒体和高速网络成长起来。
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曾提出，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儿童和成人在接触信息上实现无差别，最终会导致“童年的消逝”。英国《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2019年刊登的研究证实，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抑郁症之间存在关联。
有些孩子在还需要戴“小天才”手表的年纪，就已经混起了基于智能手表成立的社交圈。扩列、互踩、点赞、接龙……他们懵懂地追求着点赞量与人气，提前感受了一把成人世界的社交攀比与焦虑，社交媒体过早侵入童年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
随着年龄增长，从手表到手机再到平板，在一块块或大或小的屏幕中，孩子们由此获取信息、沟通交流和表达自我，不断创建属于他们的“社交密码”，构筑不被成年人窥探和打扰的社交圈层，也遭遇了上一代人在成长中不曾遇见过的诸多风险挑战，例如网络沉迷、网络暴力、网络犯罪等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社交媒体并没有进行内容分级，血腥暴力的、擦边的等越界内容，儿童和青少年很容易刷到。澳大利亚做出禁令决定的主要理由是“社交媒体可以成为欺凌者的工具、同龄人压力的平台、焦虑的推手、诈骗者的工具。最糟糕的是，它还可以成为网络捕食者的工具”。这些理由同样没有国界，是有社交平台的地方，都可能出现的问题。
争议也是显而易见的。社交媒体上同样有很多科普类、文化类等优质内容，可以丰富孩子的视野，“一刀切”会让孩子失去很多见识世界的机会。同样有人担心，这种把孩子和社交媒体隔离开来的做法，是把孩子和真实的世界隔离开了，会让孩子与时代和社会脱节。
是堵还是疏？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治理问题。
02
近年来，全球多国都推出了针对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方面的限制措施，其中不乏全国性或地方性法律。
有的将管理低龄未成年人上网的权限交给父母。比如法国2023年通过法案，要求不满15岁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平台应得到父母许可。
有的禁止在中小学校使用电子产品。比如荷兰自2024年1月起，禁止各地中小学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智能手表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有的全面禁止低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比如美国佛罗里达州，2024年3月该州州长签署法案，禁止14岁以下儿童成为社交媒体账户持有者，并仅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允许14至15岁的青少年成为账户持有者。
澳大利亚此次推出的“全球最严社交媒体禁令”，规定16岁以下未成年人即使获得家长同意也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该禁令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倒逼平台承担社会责任上。如果社交媒体企业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其平台，则可能被处以最高50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35亿元）的罚款。
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在草拟阶段就引发了热议。面对批评者的质疑，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本人承认，“社交媒体禁令的实施过程不一定会完美无缺。”
眼下，技术层面配套的“年龄验证技术试验”还未测试完成，该禁令具体如何执行、各地区执行标准能否统一都还是未知数的时候，支持“一刀切”禁令的人们，其实是在支持法案传递出的信号——
“就像18岁以下的禁酒令不一定意味着这一群体绝对接触不到酒，但我们知道应该禁。”
每个地方都在做出自己的探索。是堵好，疏好，还是疏堵结合？当下并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拉开未成年人与社交媒体的“社交距离”，已经迫在眉睫。
03
今年1月1日，我国首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开始实施，并提出了实行社会共治模式。
在社会共治的共同体中，作为监护人的家长是第一责任人。这些责任包括父母以身作则多阅读、少看手机，引导未成年人选择适合的内容，监督他们安全上网、防沉迷等。
事实上，这样具体到每一个家庭的约束想要落实到位，或许并不比唤起社交平台巨头的良心、或以国家层面强制推行禁令来得更容易。
一方面，当孩子在网络世界游刃有余的时候，很多家长却处于明显“缺课”的状态，不具备引导和监督孩子安全上网的能力。
无论是套用家长信息轻车熟路地绕过防沉迷，还是偷偷用家长绑定的账户充值打赏，“熊孩子”的背后往往对应着失守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如果家长对于互联网的了解甚至不如孩子深入，该如何发现孩子的各种小动作，又该如何去指导孩子适度使用网络、正确使用社交媒体？
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禁止孩子玩手机、与互联网争夺孩子的注意力，往往是亲子间矛盾的导火索，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数不胜数。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95%的青少年主要在家庭场域上网。但如果家长阻拦的措施不当，容易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冲突严重时还会引发离家出走、自残自伤等极端事件。
杭州学校发出的这份倡议书，积极作用正在于从学校层面亮明了态度。倡议书从学校层面率先传递出让未成年人“尽量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的信号，将极大地给予家长底气和支持，促成有效的家校共育互动。
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家长能不折不扣以身作则吗？
只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从手机里走出来，重建更丰富的社会生活，手机带来的成瘾性和孤独倾向才有解题的可能。
因此，与其断言“不现实”“因噎废食”，不如试着理解杭州这所学校的探索和尝试。也不妨一起静观澳大利亚“最严社交媒体禁令”的实际成效，无论是总结经验还是汲取教训，每一次尝试，都不会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