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的每一天都要受到父母的严格安排和设计。放学后，不再能自由玩耍，而要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及其他有人组织并监管的活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超过其他孩子。
生于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却惯于在社交媒体构筑的虚拟世界里寻找意见的共鸣，面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往往用举报的方式来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青少年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大幅激增，自杀率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心理焦虑，已经成为大学生寻求心理治疗的首要问题。
《娇惯的心灵》，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著，田雷、苏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版
作者｜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
摘编｜李永博
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
心智比任何时代都更脆弱
(构词如同iPhone)
,也就是“internetGeneration”
(互联网世代)
的缩写,因为他们是破天荒的第一代,成长于互联网触手可及的环境中。[有些人使用了“Z世代”
(GenerationZ)
这个词。]无可否认,千禧世代一开始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出生在1982年的年轻人,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家里已经用上了康柏(Compaq)电脑,他们在家用电脑上开始用网景浏览器(Netscape)和远景搜索(AltaVista)来下载音乐、搜索黄页地图了,但问题是,搜索引擎并不会改变社会关系——而社交媒体却会。
(Twitter,创立于2006年)
、“汤博乐”
(Tumblr,创立于2007年)
、“照片墙”
(Instagram,创立于2010年)
、“色拉布”
(Snapchat,创立于2011年)
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年复一年,这些公司越来越擅长抓住并留住顾客的“眼球”———此处借用了他们业内人士的说法。社交媒体可以使人愈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2017年,“脸书”的首任总裁肖恩·帕克接受采访,他对那些初始阶段发展的回顾,读来令人心惊胆战:
在道出上述一番言论之前,帕克还说过:“这对我们孩子的大脑会造成什么,只有老天知道。”
乔纳森·海特，1992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现执教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托马斯·库利伦理领导力讲席教授。著有《正义之心》和《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TED大会演讲人。
简言之,进入互联网世代之后,人类的成长就发生了破天荒的变化,十岁出头的孩子正值塑造品格的人生阶段,现在他们却沉浸于由社交媒体所编织的社会和商业试验中,如庞然大物一般,无处可逃。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第二项发生在代际之间的主要变化,是焦虑和抑郁症比例的急剧上升。在本章余下部分,我们运用特温格在《互联网世代》内所给出的数据,绘制了三个图。这些图直截了当,讲述了一个能让听者流泪的故事。
关于心理病症的研究向来有一定论,女孩要比男孩更容易抑郁和焦虑。这一性别间的差异,在青春期到来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甚至并不存在,但自打进入青春期,差异就显现出来。21世纪之初,青春期男女之间的差距相当稳定,但大约从2011年开始,青春期女孩的抑郁比例迅速增加,由此导致差距扩展开来。如图7.1所示,到了2016年,根据受调查女生所提供的信息,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症状符合了我们的标准,也就是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严重的抑郁症发作。男孩子的抑郁比例也有所增加,但相对而言要慢很多
(从2011年的4.5%上升到2016年的6.4%)。
青少年的抑郁率：
七年不过转瞬即逝,难道青少年的心理状况竟至发生如此的变动说不定,图7.1所反映的,只是诊断标准出现了变化也有可能,只是做出抑郁症之诊断的门槛被降低了,但假设更多的青少年因此获得帮助,大概也能算是好事一件吧
不排除以上可能,但也要想到,降低抑郁症诊断的标准,鼓励更多的“病人”使用治疗和心理疾病的语言,也可能导致某些不良后果。给人贴标签,会制造某种所谓的循环效应:一旦被贴上标签,人们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诊疗于是变成了自我应验的预言。“乱贴标签”之所以构成如此强横的认知错误,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如果抑郁症成了你的一种自我认同,那么等着吧,你就会形成相应的心理图式,关于你自己还有你的前途
(我一无是处,没有未来可言)
。这样的心理图式会成为你的负担,你因此难以调动能量,专心致志地应对挑战,而反过来说,若是你能够从容应对,就会克制抑郁症对你的掌控。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抑郁症的真实性。我们永远不会告诉抑郁症患者,只要“坚强些”,这些症状压根不是事———格雷格有过切身的体验,深知这么做毫无帮助。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在分派心理健康的标签时,若是降低诊断的门槛
(或者说鼓动“概念渗透”)
,就会增加“患者”的人数。
但悲剧在于,图7.1所示的青少年抑郁症的激增,并不仅仅是诊断标准变化的结果,我们这么说,是有坚实证据可以作证的:十来岁的青少年的自杀率也在增加,其趋势与抑郁症比例一致。如图7.2所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每10万名年龄在15岁至19岁之间的青少年的年度自杀人数。自杀率和尝试自杀率是两回事,因性别而异;女孩尝试自杀的次数更多,但死于自杀的男孩却更多,究其原因,在于男孩通常会选择不可挽回的自杀方法
(比如吞枪或者从高层建筑跳下)
。数十年来,青春期男生的自杀率上下波动,在20世纪80年代,因当年犯罪和暴力的高潮而迅速上升。但随后,进入90年代,犯罪的浪潮突然消退,所以青春期男性的自杀率在1991年到达历史高点。尽管自2007年开始的自杀率上升还未至历史最高点,但目前来看,它仍然高得可怕。再看青春期女生这一边,可用的数据开始于1981年,从这一点起算,女生的自杀率始终保持稳定,虽然与同年龄段男性相比,女生的自杀率要低出许多,但只看女生这条线,自2010年起自杀率稳步上升,便已经到达女生自1981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若同本世纪初相比,现如今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少女则增加了一倍之多。在加拿大,十来岁少女的自杀率也在上升,只是没有如此快速,与此同时,青春期男生的自杀率却有下落。
(而在英国,不论男女,自杀率近年来都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青少年的自杀率(每10万人)：
(10岁至14岁),
自残率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从2009年的每10万人中110人,到2015年的每10万人中318人,几乎增加了3倍。
(而在此阶段,10岁至14岁年龄段的男孩的自残率保持大致稳定,每10万人约有40人。)
由此可见,自2010年开始,女孩们的日子就过得很糟心。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孩子？
这里至少存在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社交媒体所呈现出的,是那种“展示”版的生活,而这种存在于表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会对女孩子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许多观察者已经指出,较之于男孩,女孩更热衷以接纳和排斥为中心来组织她们的社交生活。社交媒体就如同大功率的发射器,把同龄人的日常都展现在青春期少男少女的眼前,她们打开屏幕,看到的就是那些她们所认识的朋友,如何一起玩乐,一起做事———包括有些她们本人没得到邀请的活动。一方面,这会加重所谓的“错失恐惧症”
(FOMO,担心自己错过了)
,不分性别,同样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刷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展示”版的照片,女孩子受到的冲击就远大于同龄男性,归根到底,按照乔治城大学语言学教授黛博拉·坦纳所言,这种所谓的“被遗落的恐惧”
(FOBLO,亦即害怕自己被踢出圈子)
会给女孩子造成更多伤害。当女孩子看到朋友们在一起的照片,若是她收到邀请但却因故无法参加,这叫“错过”,但若是她连邀请都没收到过,这就是“被遗忘”,这会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况。此处正如特温格所言:“女孩子更常使用社交媒体,当看到同学和朋友三五成群,而自己却一人独处时,她们就更常感受到被排斥,感到孤单。”特温格在这里用数据来说话,她的结论是,不论性别,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自认为受冷落或被遗忘的人数,目前处在历史的高点,但就变动的走势而言,女孩子患此恐惧的增幅更大。从2010年到2015年,统计10来岁的男孩子,他们承认自己经常感到被冷落的比例从21%增至27%。女孩子则从27%跃升至40%。
社交媒体之所以跟女孩子过不去,第二个原因在于女孩和男孩都有攻击性,但行为方式却各有不同。心理学家尼基·克里克的研究表明,男孩子的攻击性更多地表现在身体上——他们会互相推搡、打架斗殴,也更热衷于以身体侵略为题材的故事和电影。与之相对,女孩的侵略性更多发生在“关系”层面;她们会想办法去破坏对手的人际关系、名声和社会地位——比方说,使用社交媒体,务必要让对手知道,她已经被踢出了小圈子。总而言之,就整体而言,男女两性在攻击性上没有什么差异,但他/她们在伤害他/她人时会首选什么样的方式,男女之间却一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说到底,克里克是在20世纪90年代得出了上述研究结论,那时候社交媒体可连影也没有呢。)
更不必说,既然男孩子的攻击一般而言是直接对人的,那么在他们各回各家后,受攻击的目标就有了避难之所。但在社交媒体的笼罩下,女孩们无处可逃。
给定男女之间所首选的攻击方式有上述差异,若现在有一个大恶魔,在美国全体青少年的口袋里,都放入一把上了膛的手枪,结果会如何谁会遭受更多的伤害,男孩,还是女孩大概会是男孩子,原因很简单,他们会发现枪战更刺激,更倾向于用枪来解决冲突。话说回来,假如这个大恶魔所送赠的不是枪,而是在每个青少年的口袋里放了一部智能手机,里面装满了各种社交媒体应用,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抛开恶魔的设定,以上大概就是从2007年至2012年这五年间所发生的事。现在已经水落石出,女孩们更受伤。社交媒体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它不仅会破坏人际关系,同样也可以加强交际,在很多方面,它让青少年有了宝贵的实践,以锻炼他们社交的技艺。但问题在于,社交媒体的出现,可以说是继人类发明语言以来,进行人际关系之进犯的最大利器,而当前可用的证据已经表明,女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之深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