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唯物主义的大洗礼，鬼神的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已经很淡漠了。但是我们还是能隐约感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鬼的所指。日常用词中有魔鬼、厉鬼、吊死鬼、饿死鬼、胀死鬼、吸血鬼等等。中国有天神、地祇、人鬼之说，人和鬼并称，人和鬼关系密切。鬼是人变的，人和鬼的区别在于人是活的，鬼则是死人之魂。人和鬼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人是活人，鬼是死人（之魂）；人生活在阳界，鬼生活在阴界（冥界）；人是实体，鬼是幽灵。鬼可视为反物质之人。
鬼guǐ见尾“㈠迷信称人死魂灵为鬼。《礼·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㈡指万物的精灵。《诗·小雅·何人斯》：‘为鬼为蜮，则不可得。’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三六移居公安山馆》：‘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㈢隐秘不测。《韩非子·八经》：‘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㈣机智，狡诈。《方言》：‘虔、儇，慧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南史·茹法珍传》：‘初，左右刀敕之徒，悉号为鬼。’㈤星宿名。见‘二十八宿’。㈥国名。见‘鬼方’、‘鬼国’。”，越南语qu，金尼阁kuèi，郑张尚芳（见微）kul（居伟）。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鬼”解字：“象人身而巨首之异物，以表示与生人有异之鬼。其下从人、、大、无别。其从人者为《说文》篆文所本。《说文》篆文又从者乃后世之增繁。郭璞注《尔雅》引《尸子》：‘古者谓死人为歸。’《说文》：‘鬼，人所歸为鬼。从儿，甶象鬼头，从厶。古文从示。’殷人神鬼观念已相当发展。鬼从人身明其皆从生人遷化，故许慎所释与殷人观念近似。”。
鬼工：言技艺极其精巧，非人力所能为。
鬼才：才气怪谲。
鬼子：骂人的话。
鬼方：殷周时西北部族名。《竹书纪年上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地何在，旧说不一，近人考谓当在岐周以西，汧、陇之间。
鬼戎：鬼方的别称。《竹书纪年·殷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后汉书八七·西羌传》：“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
鬼火：墓地或沼泽出现的青色燐光，俗称鬼火。
鬼手：詈词。
鬼主：唐宋时分布在中国西南边境部落首领的称号。其俗尚鬼，称主祭者为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部落大者称大鬼主。
鬼市：夜间集市，至晓而散，故称鬼市。
鬼目：草名。
鬼奴：古代泛指南海居民。宋朱彧《萍州可谈二》：“广州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又：“船忽发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
鬼伯：鬼王。即阎王。
鬼胎：迷信的人称妇女所生的畸形儿为鬼胎。
鬼侯：商纣王时诸侯。
鬼祟：鬼物为害。
鬼教：讥斥佛教之称。《魏书·李瑒传》：“瑒自理曰：‘……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以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应世導俗，其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
鬼票：旧时迷信，凡客死外地，柩运还乡时，须向城隍庙请鬼票，沿关津焚化，不然，云魂不得过。
鬼魅：人死为鬼，物精为魅。
鬼头：㈠古钱币有蚁鼻钱，俗名鬼头。亦称鬼脸钱。形上狭下广，狭处有小孔，面有刻鏤。近世在长沙等地常有出土。近人考证，为春秋战国时代楚国使用的钱币。
鬼门关：神话中指通往阴间的门。
以上诸词的解释摘自《辞源》，以下解释摘自《新华字典》网络版。
《新华字典》（网络版）‘鬼’字注解：鬼guǐ某些宗教或迷信的人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鬼魂。鬼魅。鬼蜮（a.鬼怪；b.阴险害人的）。阴险，不光明：鬼话。鬼黠。鬼胎。对人的蔑称或憎称：酒鬼。烟鬼。鬼子。吝啬鬼。恶劣，糟糕（限做定语）：鬼天气。机灵，敏慧（多指小孩子）：鬼精灵。表示爱昵的称呼：小鬼。机灵鬼。星名，二十八宿之一。
详解：鬼guǐ【名】（象形。甲骨文字形，下面是个‘人’字，上面象个可怕的脑袋（非‘田’字），是人们想象中的似人非人的怪物。‘鬼’是汉字部首之一，从‘鬼’的字大多与迷信、鬼神有关。本义：迷信的人认为人死后有‘灵魂’，称之为‘鬼’）
同本义【devil;apparition;ghost】
鬼，人所归为鬼。——《说文》
众生必死，死必归士，此之谓鬼。——《礼记·祭义》
载鬼一车。——《易·睽》
为鬼为蜮。——《诗·小雅·何人斯》
仓颉作书鬼夜哭。——《淮南子·本经》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楚辞·屈原·国殇》
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林觉民《与妻书》
又如：鬼伯（鬼王）；鬼雄（鬼中的强者）；鬼物（鬼怪，鬼魅。有别于生人，故称鬼物）；鬼教（说阴间鬼神之事）
万物的精怪【goblin;demon;spirit】
鬼者，老物之精也。——《论衡·订鬼》
庶人庶士无庙，死曰鬼。——《礼记·祭法》
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唐·杜甫《移居公安山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又如：鬼王（群鬼的首领）；鬼车（传说中长有九头的妖鸟）；鬼名（神灵统率之兵。即神兵）；鬼卒（即鬼兵、神兵）
沉迷于不良嗜好或患病已深的人【devil】——通常用于骂人语。如：酒鬼；色鬼；烟鬼；鸦片鬼；懒鬼
不可告人的打算或计谋【dirtytrick】。如：捣鬼；心里有鬼
用于对小孩等表示爱昵的称呼【fellow】。如：小鬼；机灵鬼
对人表示轻蔑的称呼。如：小气鬼，吝啬鬼
蠢人，莽汉——用于骂人话【fool】。如：死鬼；老鬼
姓
鬼guǐ【形】隐秘不测【secret;stealthy;surreptitious】
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韩非子·八经》
又如：鬼促促（鬼鬼祟祟）；鬼诨（应酬；应付）；鬼慌（暗里着急；心慌）
慧黠，机警【clever;smart;exquisite;strangeandchangeful】这孩子真鬼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唐·岑参《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
又如：鬼工（形容制作的精巧，非人力所能及）；鬼才（才情怪谲，资质出众的人）；鬼幻（似鬼神般变化莫测）；鬼出电入（比喻出没迅速而难测）
在传统中，因鬼与歸音相近，人死歸于尘土（唯物主义的看法）或歸于冥界/阴界（唯心主义的看法）而将鬼和歸相联系。《康熙字典》鬼：《唐韵》《集韵》《韵会》居伟切音诡《说文》人所歸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尔雅释训》鬼之为言歸也《诗小雅》为鬼为蜮《礼礼运》列于鬼神《注》鬼者精魂所歸《列子天瑞篇》精神离形各歸其真故谓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又《易既济》高宗伐鬼方《诗大雅》覃及鬼方《传》鬼方远方也又星名《史记天官书》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注》舆鬼五星其中白者为质又姓《前汉书郊祀志》黄帝得宝鼎冕侯问于鬼臾区《注》黄帝臣也又国名《山海经》鬼国在负二之尸北又乌鬼《杜甫遣闷诗》家家养乌鬼《漫叟诗话》川人家家养猪每呼猪作乌鬼声故谓之乌鬼《梦溪笔谈》夔州图经称峡中人皆养鸬鹚以绳系颈使捕鱼得则倒提出之谓之乌鬼《元微之江陵诗》病赛乌称鬼《自注》南人染病竞赛乌鬼又《扬子方言》虔儇慧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
《礼·祭义》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奇异混合，它将众生死后骨肉发生分解歸于尘土称之为鬼，并认为众生所具之“气”（生命的气息、灵魂、魂）为“神之著也”。人死后被奇怪地分为了鬼、神两部分：归于尘土的骨肉属于冥府（鬼），脱离肉体的气（灵魂、精神）属于天国（神）。这种两分使原来的鬼（魂、鬼魂、气、精神）升华成了神。《礼·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生也。……燔燎（膻）[馨]芗，（见）[覸]以萧光，以报气也。此教众反始也。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覸]以侠（无瓦），加以郁鬯，以报魄也。”
理解古人鬼之概念的关键之处是要弄清楚甶（鬼头）是什么东西。甶fú帮物“髑髅。《说文·甶部》：‘鬼头也，象形。’是‘鬼、畏、禺’等字上部所从的形体。清倪涛《六艺之一録二一二》：‘人死髑髅也，象肉尽而骨巉岩之形。’”，郑张尚芳（非物）bd（分勿）。支谶译pūr、put、支谦译pu为弗（非物），安世高译pūr为不（帮物、帮有、帮尤），古诺斯语表否定的前缀út-、英语表否定的前缀for-皆出自汉语的否定词不/弗/勿，也就是说古诺斯语表否定的前缀út-即汉语之勿、英语表否定的前缀for-即汉语之弗；波斯语pūr意为儿子。甶可还原为put、pul、pur、pūr。《说文·甶部》：“甶，鬼头也。象形。凡甶之属皆从甶敷勿切”。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甶”解字：“象鬼头形，与《说文》甶字篆文形同。《说文》：‘甶，鬼头也。象形。’”甶即鬼头也，其核心是“头”。《词源》对甶的解释是髑髅即人的头盖骨，这是一个符合历史的极其准确的解释。
甲骨文卑从又从甲，右手执甲为卑，暗示着所执田（甲、甶）的地位低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没有身体的头颅被手持者完全征服。昂特蒙神庙也是凯尔特-利古里亚人最负盛名之一，同样位于罗讷河口。“割下的脑袋，上面按着首领的手”（第108页。石雕。昂特蒙神庙，公元前2世纪，普罗旺斯艾克斯博物馆）断头披散着头发、眼睛、嘴巴皆闭，断头上放着一只完全张开的手，这个动作让人想起胜利者手提战利品（头颅）的情景。从又从甲之卑与此类似。卑bēi，郑张尚芳（帮支）pe（府移）；卑的读音当源自甶*put/*pul。
希罗多德称盖塔伊（Getae）人：“至于他们为什么自己认为是长生不死的，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他们相信他们是不死的，死去的人只是到撒尔莫克西司（Salmoxis）神那里去而已，他们中间有些人则称这个神为盖倍列吉司（Gebelezis）。每隔四年，他们便用抽签的办法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个人来作为到撒尔莫克西司神那里去的使者，并且要他向神陈述他们的需求。”（《历史》卷四94）Getae（即月氏）人的冥王Salmoxis、Gebelezis可能都出自甲*capul，也就是说Salmoxis之Salmo、Gebelezis之Gebele可能都是甲*capul之音转。
腓尼基的karibu可能也和甲*capul存在关联。一个带翅膀的karibu（戴维·罗尔《传说文明的起源》第58页）——半人半鹰的神（鹰首人身），腓尼基的牙雕，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天神、地祇
天神、地祇、人鬼并称表明神、祇、鬼曾经属于三个不同的层次。甲骨文没有神字。神shén神（牀三）真“㈠天神，神灵。《周礼·春官·大司樂》：‘以祀天神。’注：‘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也指人死后的魂灵。《楚辞·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为鬼雄。’㈡谓事理玄妙，神奇。㈢指人的意识和精神。㈣谓表情气色。㈤人像。写照叫传神。㈥姓。”，越南语thn，郑张尚芳(船真)hlin(食鄰)，英语God（上帝）、soul（灵魂，精神）、Elohim（上帝.）、kami（（神道教的）神）、deity（（多神教中的）神；女神）、deva（天）、fane（<古>神庙，神殿）。船真之神很可能是腓尼基大神巴尔baal之音转。《说文·示部》：“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食鄰切”。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没有神字。容庚《金文编》收录有7例，其中1例为申（即甲骨文、金文之申），6例从示从申。
希罗多德称斯奇提亚人“他们崇拜的只有下列的神，即他们最尊敬的希司提亚（Hestia），其次是宙斯和他们认为是宙斯的妻子的该埃……在斯奇提亚语里，希司提亚称为塔比提（Tabiti），宙斯称为帕伊欧斯（Paeus），这个称呼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确切的。称该埃为阿披”（《历史》卷四59）斯奇提亚人的天神塔比提Tabiti之Tabi-当和梵语deva同源。塔比提Tabiti之词根Tab可译作汉语的唐。汉语以突（康巨译du为突（定没））厥对译突厥语Türk（蒙古语复数为Turkut），而汉语的唐*Dam（郑张尚芳（定唐）gl'aa＞d（徒郎），王力《同源字典》dang，金尼阁tcam；支谶译sa（kh）为蠰（审阳、审漾、泥唐、日养））在突厥语中作Tab。
祇qí群支“㈠地神。同‘’。《论语·述而》：‘谏曰：祷尔于上下神祇。’㈡安适，安定。㈢大。㈣病。”、zhǐ《集韵》章移切（章支）“㈤恰好，仅仅。从示氏声巨支切。”，越南语k，郑张尚芳(群支)ge(巨支)、(章支)kje(章移)；支谶译g、je、安世高译jī、康僧铠译ghi、khya、支谦译gha（俞敏注：“这个字是gh的音。也许现存本受P.影响了。”）、kir为祇（群支、章支），苏美尔语ki‘地’。《说文·示部》：“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天曰神，地曰祇。”《玉篇·示部》：“祇，地之神也。”。《尸子》卷下：“天神曰靈，地神曰祇，人神曰鬼。”。
该亚Gaia源自ge（Dorianga）‘earth’。周及徐称：“god(神)在日耳曼语中是普遍形式。它在印欧语东支的普遍形式以梵语-hūta（读音*ghūta）为代表，对应于‘祜’**gaad。‘祇*ge’与希腊语gaia，多里斯方言ga，阿提卡方言gē（大地之神，地母）对应，音义准确。”（《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第604页）
古**kaad,*kaa,ku：见模开一上天。朱骏声“古”字下云：“转注：《周书·周祝》：‘天为古。’《书·堯典》：‘曰若稽古。’郑注：‘古，天也。’《易·系辞传》：‘其于中古乎？’虞注：‘乾为古。’”又，祖先。《广雅·释诂》：“古，始也。”《礼记·祭义》：“以事天地社稷山川先古。”郑玄注：“先古，先祖。”。作为“天”讲的古*kal（王力《同源字典》ka，郑张尚芳《上古音系》kaa）当即拉丁语caelum（天，名词）。古*kal之k音转为g、a音转为o、l音转为d即是英语god。
饕餮
马承源将饕餮纹称作兽面纹。“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所有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中国青铜器》第325页）
鼎5（图26.商中期器.第98页），鼎7（图27.商中期器.第99页）上皆有饕餮纹，但此两鼎是商中期器。壶1、壶3（图28、图29.商早期器.第217页.），瓮、甂1（图30.商早期器.第247页.）。商早期器中出现饕餮纹的是壶、瓮、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商代中期的变化是突出了目纹，有的比例相当大，炯炯有神。纹饰很少用粗条纹构成，而是用大量回曲形的雷纹和并列的羽状纹构成纹饰的其余部分。整个兽面纹比早期精细，神秘的气氛强烈，但图案仍然是抽象的。兽面的主干和地纹区别仍不明显。”突出目纹可能是因为饕餮还兼任光明之神的缘故。
“商代晚期的兽面纹有三种形式，形象具体的，肢体省略的和变形的。商代晚期兽面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扩大了角的部位，兽目相对地缩小，兽的脸颊和两腮额顶、兽腿、爪、体躯和其余的地纹能够用平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开始时纹饰仍以平雕的居多，以后出现了兽面纹主干的浮雕，并以细雷纹为地。这是最常见的一类兽面纹。一类是只有平雕或浮雕的兽面，没有兽体的其余部分，也仍然是图案结构的象征性省略，与所谓‘有首无身，食人未咽’的形象无甚关系。这类纹饰不足全部兽面纹的十分之一。体解的兽面纹分数种，一种是只保留一些角、目、鼻、耳、爪等彼此各不相连的线条，多数是素面的，没有地纹，然而有的也有地纹，但是仍然没有纹饰实象的整体感。另一种变形是只表现一对兽目，其余部分皆以细密而有规则的雷纹组成。是构图的退化现象。又一种是变形的兽面纹，虽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大兽目，但其余的条纹仍然做得相当精丽，不以其变形而简陋粗率。”饕鬄的整体面貌似牛头或人面，但所附肢体却是爪而非蹄子或人足，这表明饕鬄并非写实性动物而是神性动物（动物神，百兽之主）。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兽面纹最为发达，种类也很多，虽然它们的形象结构是公式化的，但是突出的角型却很不相同，是区别各类兽面纹的主要标志。角型有一些是常见的，如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出土的大方鼎，铭牛的其花纹就是牛头纹，铭鹿的大鼎，其花纹即是鹿头纹，角型清楚。有的是弯曲的，从角根的外卷如羊角，有的是从角根展开角尖向内卷，如牛角之类。有的是这类角的变形，既不像牛角，又不像羊角，可分别称之为上卷角或下卷角。”
“环柱角型兽面纹。角作半环形，中间有一短柱与额顶相连，这是一种动物角的变形，实际生活中还没有见到过这类角的动物。环柱角型兽面纹初见于商代早期，商代中期青铜器中反而少见，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又较为盛行。”（图53.第345页图2）牛眼、牛鼻、牛耳，向上内弯之角显然是水牛角的抽象。
“牛角型兽面纹。这类角都似实际的水牛角，角根横向，角尖上翘而内卷，有的向两侧展开的体躯，很明显是牛，可以认为是牛纹。但更多的是具有兽的利爪和长的獠牙，这就与牛无关了。”（图54.第345页图3）具有牛鼻、牛眼、牛耳，双角微微向上伸展、角尖部位的弯曲不厉害当非水牛角而是黄牛角。
“外卷角型兽面纹。类似牛角型兽面纹，但其角回环多转，和牛角型兽面纹已有较大的区别。”（图55.第345页图4）向下卷曲的双角为公羊角的抽象。
“羊角型兽面纹。实体是羊头，角根上翘向下内卷，犹如四羊方尊羊头的平面图，这种角型的兽面纹，具有羊蹄的很少，大都是非蹄足而是锋利的兽爪。内卷角型兽面纹，即形似羊角而有多环旋转的角型。可能是以羊角为基础变化而来的。”鼎19（商晚期器.第101页）为写实性羊角。斝14（图56.商晚期器.第196页.）接近写实性羊角。
“曲折角型兽面纹。角作形的曲折状。角根在下，向上折曲而下，再向外弯曲而上翘，弯曲之处，皆作方折形。这种角的形状不见任何动物，但与西北高原上一种大角羊相比，图案有些类似，这种羊角向两边下垂，角尖向外翘出。也许当时纹饰造型取自此类动物的角型。”（图57.第346页图6）此饕餮似人面，两角似飘扬的旌旗。
“双龙角型兽面纹。这是一种较为奇异的兽面纹，即兽角是用完整的龙形来表现的。龙体也作曲折或扭曲形。但双龙角型兽面纹并不普遍，只见于甚精的器上。”（图58.第346页图7）双龙扭曲如飘扬的旌旗。
“长颈鹿角型兽面纹。角作上小下大的瓶形体，在实际动物中只有长颈鹿才有这种角，旧称龙角，是较晚起的角型之一。这种角型有时内侧岐出一刺，当是同一类物象。”（图59.第346页图8）
“虎头型兽面纹。真实的虎双耳竖起但不甚大。青铜器纹饰中的虎头纹双耳竖起，相当夸张。虎耳作状，和内卷角的式样有些近似，它的区别在于内卷角的角根肥大，角端尖锐，虎头的耳部置在额顶角的地位，它的两端都是圆势的。”（图60.第347页图9）见不到虎的影子，长在头顶的是角而非耳。
“龙蛇集群型兽面纹。兽面纹在西周晚期已完全衰落，至春秋早期已无所见。但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部分青铜钟的鼓部，重新出现了兽面纹构图，兽头的眉、额、面颊和口等各个部位，都是以卷曲缠绕的、小的龙蛇组成的，变为龙蛇集群式的兽面纹。”（图61.第347页图10）
壶10（图62.商晚期器.第218页.）上的饕餮是一个另类饕餮，角2（图63.商晚期前段器.第182页.）的饕餮纹上方为一戴羊角的哈索尔。
湖南宁乡黄村出土商代晚期大禾鼎四面各有一带角与爪的人面，有人据此联想到“黄帝四面”的传说（图64.郑岩《中国表情》第39页）。人面上方的角已经抽象化且变小，当是哈索尔的一种变形。
长有公羊角的亚历山大（图65.现藏于巴林国家博物馆。戴维·罗尔《传说文明的起源》第234页），这枚银币上的亚历山大大帝头像有公羊的角，表明他被神化为宙斯-阿蒙之子。亚历山大自称是埃及最高神阿蒙之子，而阿蒙在动物世界的形象便是公牛，因而他自然要用角来神化自己了。许多当时的硬币上亚历山大的像中都有公羊角，这些小小的艺术品无疑都是造神的工具。
主
将玉琮的材料改为木柱、将在玉琮表面雕刻祖先神祇改在木柱外面雕刻祖先神像即是图腾柱（图79a、79b.）。
在文化中引人铜器的铜石并用时代，在伊朗境内大体开始于公元前5500-5000年、结束于公元前2900年。在包括卡尚（Kashan）和德黑兰在内的中部地区，最为著名者乃是见于锡亚尔克（Sialk）遗址的发掘物（锡亚尔克一至三期）。在锡亚尔克一期遗物中的骨器中，有一件头戴圆锥帽疑似骨筓的物件（图81.A.H.丹尼、V.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135页“锡亚尔克一期遗物”中的骨器）。如果这一骨器确是雕刻的人体，它将是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主”。周原蚌雕像
后洼遗址下层滑石雕塑品中的半身人像(图83.刘锡城《中国原始艺术》第176页“后洼遗址下层滑石雕塑品3.人半身像”)或许是鹿石的前辈。
蒙古语称‘（墓地）石人’为babal，突厥语用bütā‘永久的石碑’指‘墓碑’。塔什干Tashkent中的塔什Tash意为石，干kent意为城，塔什干仍是石城之意；突厥语bü当即汉语的碑。碑bēi帮支、pō，越南语bi，郑张尚芳（帮支）pre（彼为）；支谦译pra为卑（帮支）；汉语的碑*pre出自蒲类Bar或腓尼基的Baal神。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制作这些墓地石像的是远古时代的“伊伯利亚人”，他们在坟墓周围竖立一些方尖形石头，每一块石头代表死者生前所杀的一个人。这种代表死者所杀敌人的方尖形石头就是杀人石。后来这些石头演化成了耸立在墓前的石像。亚里士多德的记述表明伊伯利亚人Iberians最早在墓前立杀人石。科西嘉岛上的杀人石当是伊伯利亚人所立，同沙达纳人交战的科西嘉岛土著居民是伊伯利亚人。伊伯利亚人墓前的歼敌石形象是其敌人的形象，这些敌人是来自海上的海盗们（即沙达纳人）。
公元前六世纪，黑海地区的斯基泰鹿石被并无渊源关系的歼敌石babas所取代，实际上意味着伊伯利亚人在黑海地区成功地进行了扩张。亚洲的伊伯利亚又被称为东方的伊伯利亚，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科尔启斯Colchis之东、亚尔巴尼亚Albania之西、高加索山脉之南、亚美尼亚Armenia之北，“有人认为亚细亚的伊伯利亚人是欧罗巴的伊伯利亚人的祖先；另一些人认为亚细亚的伊伯利亚人是从欧罗巴的伊伯利亚人那里迁去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名字相同，而他们的风俗和语言不是相同的。”（阿庇安《罗马史》卷十二101）杀人石在黑海地区的出现标志着伊伯利亚人的到来。希罗多德在《历史》卷三93中提到在高加索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第十四地区有“国王使所谓‘强迫移民’所定居的红海诸岛的居民”。伊伯利亚人可能是居鲁士或大流士一世强迫从红海诸岛迁徙来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高加索扎下根后便开始了象黑海地区的扩张。当有一部分伊伯利亚人向东迁徙进入中国并成为后来突厥的一部分。鹿石和歼敌石并非全然不同，就它们都有系住、钉住的寓意而言，他们表达的主题是相同的。
伊赛多涅斯人（Iseedones）死去的父亲的头颅在平时大概也是作为神主保留在匣子中的。希罗多德称：“据说伊赛多涅斯人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的时候，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便把羊带来，他们在杀羊献神并切下它们的肉之后，更把他们主人的死去的父亲的肉也切下来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至于死者的头，则他们把它的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他们把它当作圣物来保存，每年都要对之举行盛大的祭典。就和希腊人为死者举行年忌一样，每个儿子对他的父亲都要这样做。”（《历史》卷四26）
猎头习俗
猎头（又称猎首）习俗是指将敌人杀死后砍下头颅并收集的一种习俗。许多古代文明都曾流行过猎首的做法。如古埃及人、亚述人、斯奇提亚（又译斯基泰）人、古代凯尔特人、古中国人等等。在人类学著作中，猎首行为出现的直接原因包括摄取敌人灵魂（彻底征服敌人）、统计战功、完成某些宗教仪式、维持星象平衡、展现阳刚、勇猛、嗜血和威信等等。
古埃及早期王朝迈尔那石板背面的一排无首尸体清晰地显示这些被杀死的敌人的头颅已被胜利者割走，古埃及早期王朝无疑有割取敌人头颅的习俗。
拉格什鹫碑上兀鹫嘴刁阵亡战士的头颅在象征着阵亡战士灵魂升天的同时也暗示着苏美尔人同样也有割取敌人头颅的习俗。
亚述战士手提敌人首级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场景表明亚述人同样也割取敌人首级的习俗。（图84.戴维·罗尔《传说文明的起源》第101页。凯旋的亚述士兵高举着战争中不幸被杀的敌人的头颅。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规定，士兵的军功一律以斩获并带回的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计算功劳也非常公平。三国蜀将关羽被孙权俘虏并处决后，首级即送予曹操。
距今77—20万年的北京猿人就已经产生猎头习俗。德国的古人类学家魏登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化石时，发现北京猿人骨骼化石里头骨跟四肢骨的数量无法构成1:2的正确比例——头骨太多了，四肢骨的数量却不够。在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排除后，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几十万年前北京房山区那个山洞里，有北京猿人拎着别人的脑袋回来了，所以山洞里头盖骨的数量明显过多。当时魏登瑞顺着这个思路往下一查，果然发现在头骨上有明显石器打砸的痕迹：左眉弓让人拿石器削开了，头顶被石器砸穿了，后脑被石器击漏了。拎着别人的脑袋回来后的北京猿人就近找几块大石头咔嚓一下，把人脸给砸碎了。在山洞里发现了五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魏登瑞的发现表明，在几十万前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那个山洞曾经生活着一群食人魔，他们喜欢到附近去猎杀别的北京猿人，把人杀了以后尸体大部分就地享用，脑袋用纯石器割下来拎回山洞里保存起来。
居住在今天厄瓜多尔、秘鲁和亚马逊平原地区的舒阿尔族有猎取人头后脱水作为祭品的习俗。
“菲律宾群岛吕宋岛内地邦都的土人都热衷于猎取人头。他们猎取人头的主要季节是栽种和收割米稻的时候。为了庄稼长得好，每块地至少在移植时猎取一个人头，播种时又猎取一个人头。猎取人头者结伴三三两两地走出去，埋伏着等待牺牲者，不管来的是男人或是妇女，便砍下他或她的头、手、脚，赶紧带回村去，大家欢呼迎接他们。首先把人头挂在村前空地上的两三棵死树上，四周围着大石头，当作座位。然后人们围着树跳舞，宴会、喝酒尽醉。待人头上的肉烂尽了之后，砍下头的人就把头颅带回家去，作为珍物保存起来，他的伙计把那些手和脚也同样处理。吕宋内地的另一部落阿波耀人，也遵循着类似的风俗。”（费雷泽《金枝》第626-627页）
肯尼思·乔治（KennethGeorge）在对苏拉威西岛西南部的马普伦多族的考察中发现：他们的一年一度的“猎首”行为已经演化成以椰子代替真实头颅的一种纯宗教仪式，称为“pangngae”。该仪式在每年水稻收获的时节举行，其目的包括展现不同部族文化间的分歧和辩论，显示男性的阳刚之美，分发公共物资，以及抵制外来文明对马普伦多族文明的同化等等。
少部分印度教性力派信徒会以人体、人血或首级为祭品，奉献给时母、难近母等女神的现象。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少数信徒仍然有这种行为，在英国殖民当局全力禁止下才逐渐消失。
在印度西北部的那加兰邦，古老的科亚克（Konyak）部落在这里繁衍生息。科亚克部落有着猎头传统，男子猎取头颅被认为是英勇的象征，擄获的头颅则用来祭祀，以保佑庄稼风调雨顺。但受到基督教以及近代文明的影响，这项习俗已在几十年前废止。猎头勇士在擄获人头后可以纹刺面部，获得带有黄铜骷髅吊坠的项链，而每个黄铜骷髅吊坠就代表一个擄获的人头。
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在部族冲突中一般会挖去头盖骨然后用烟熏的方式保存敌人的头颅。如今不少毛利人部族正试图追索流散于世界其他地方博物馆的他们祖先的头颅。
新几内亚阿斯马答族有一个自开天辟地来就存在的传统：凡男子成年之后都得经历一个考验，那就是猎取一颗人头，然后才能去求婚。他们仍然相信，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的男人就不配有后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主要是美军）士兵在太平洋战场上曾大量收集日军阵亡士兵的头盖骨作为战利品或馈赠亲友的纪念品。但在欧洲战场上的盟军却无此行为，这既与当地习俗有关系又与日军异常英勇有关。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日战争打的很艰苦，导致美军士兵对日军士兵既恨又钦佩其勇敢。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曾于1342年9月严令禁止上述行为，但未取得显著效果。
过去在台湾本岛原住民中曾流行出草的习俗。出草是台湾少数民族猎人头习俗（猎首、猎头）的别称，就是将敌人的头颅割下的行为，泰雅语称为mgaya“姆嘎亚”。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卷五、番俗六考/北路诸罗番一：“捕鹿，名曰出草。”朱仕玠《小琉球漫志》卷八、海东语（下）/射鹿：“番以射猎为生，名曰出草。”台湾教育部《国语辞典》：“旧日台湾原住民埋伏于草丛中，捕杀入侵者或猎取他族的人头，再将人头去皮肉，置于髑髅架上。称为出草。”从台湾原住民身上，可以发现“出草”是以“射猎为生”的生番的狩猎-军事文化制度的一部分，是猎人-战士应该履行的神圣义务。
从清朝同治年间曾发生过震动中美的出草——罗发号事件中可以发现出草对维护原住民地盘的重要意义。1867年，美国商船罗发号自汕头开往牛庄，途经台湾海峡时，随大风漂至屏东七星岩触礁沉没，遇险船员在狮龟岭海岸一带登陆，一上岸就遭到龟仔角社的原住民出草攻击，船长亨特·汉特夫妇等十三人被猎头。唯一幸免的粤籍水手逃到官府。最后以美方与原住民直接达成谅解协议告终。然而清廷想直接和原住民缔结协议却遭到拒绝，原住民表示绝不和欺诈万端、不守信用的汉人缔结和约，誓与汉人血战到最后一人。外人一上岸就被猎头显示了台湾原住民以剽悍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地盘的意志和决心，因此猎头行为有一种警示作用：警告外人不要随便进入别人的地盘。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以讨伐和安抚并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待山地的“生番”，到第五任总督佐久间左马太（1906年4月—1915年5月）时期，原住民已经发生过针对日本人的数次出草，致使日本人认为讨抚政策失败，关键就在于原住民一直拥有武力、隶属于拥有自由行动权的武装部落。于是在最急欲处理的“要禁绝高山族的猎头习惯”事项中改讨伐和安抚并用为先“讨伐”、后“抚育”的政策，因此，1910年-1914年的“五年计划”主要工作目标就在于彻底收缴原住民的枪支弹药，完全解除其武装。而后又制定了原住民要使用枪支必须登记借用的政策。
猎头习俗的形成源于争夺生存资源，通过猎头减少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收养对方幼儿、系住、役使敌人的灵魂、化敌为友）。由于消灭其他部族的有生力量就能减少其他部族的人口，降低其对土地的需要和竞争力，也就使自己的部族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源，确保了生存的能力。因此，所谓“出草”便被规定为成年男子证明和提升社会地位的机制，并成为宗教信仰中祭祖的一环。这些社会制度和文化宗教上对于出草的重视，其根本原因乃是为了维持族人对外敌的警惕，增加本部族的竞争力。
泰雅族人认为，头是灵魂之所在，猎到的头颅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用来祭祀祖灵，为族人祈福，增加自己的力量。所以泰雅族人要祭祀祖灵，或是遇到天灾瘟疫时，就会去猎人头，以人头祭祀，希望祖灵能平息愤怒，保护族人。族内中要是有争执，僵持不下，头目无法调解时，便会让争执的双方进行死斗，由胜利者割下头颅。另一种情形是被人诬陷，为了要洗刷嫌疑，就将怀疑自己的人杀害。因为泰雅族人相信，祖灵能让正义的一方存活，既然是为了正义而战，所以决斗猎头是一件极光荣的事。还有一种情形是有家人被猎头，或是与邻村结怨，为了报复而猎头。
赛德克人出草凯旋之后，到了部落把人头拿到猎头者的家，喂人头吃酒糟、猪肉、糕，众人庆贺跳舞一夜。然后带到领队家让其他出草队员们喂人头猪肉，并与之饮酒，而后拿到骷髅架上，摆放在很多旧骷髅的中间，挂上用草根作成的饰物。意思是：“经由我们的力量使你能到我们的部落，也许你全家很难过，但如今你很高兴能吃到很多的东西，我们也成了朋友。”猎取了敌人的人头并将其放在骷髅架上，意味着对这些鬼灵魂的彻底征服和对这些鬼魂的彻底掌握。从他们完全被己方控制的角度来讲，这些头颅已经成为己方的一员，己方已经成功变敌为奴。赛德克有“人、人类”之意，巴莱是“真正的”，赛德克·巴莱意即“真正的人”。电影《赛德克巴莱》中赛德克族战士凯旋时哼唱着：“生前你是我的敌人，但是，现在已经不是，来喝酒吧!”电影里赛德克学童在举刀砍向日本人时，大喊：“可怜的日本人，和我们一起到祖灵的身边，去当永远的好朋友吧！”
赛夏族在播种仪式前猎获首级，而在收获仪式后举行例祭。
排湾族的“五年祭”中，族人会围成一圈并手持长竹竿，一直往上猛刺被抛在空中的头颅；后来出草的传统随着现代法规的宣导而被禁止后，头颅改由藤球替代。
台湾本岛的原住民族中，部落都会有摆放出草所得头颅的置首架（即骷髅架），希望获得祖灵的庇荫。但在猎首习俗被禁止后，一般置首架上的头颅皆改以兽骨替代。
头颅和酒杯
斯奇提亚人有把自己最痛恨敌人的首级处理后当杯子来使用的习俗。希罗多德称斯奇提亚人“至于首级本身，他们并不是完全这样处理，而只是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把首级眉毛以下的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金，再把它当做杯子来使用。一个人也用他自己的族人的头来做这样的杯子，但这必须是与他不合的族人并且是他在国王面前打死的族人。但如果他所敬重的客人来访的时候，他便用这些头来款待他，并告诉客人，他的这些死去的族人怎样曾向他挑战，又被他打败；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们的勇武。”（《历史》卷四65）
春秋时期的中国，汉初的匈奴，公元6世纪的日耳曼人都存在以仇敌头颅为饮器的习俗。司马迁《史记》记载春秋时晋国赵襄子攻杀智伯之后，将智伯的首级割下，雕刻上漆当作饮酒之首爵（《史记·刺客列传》：“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为饮器”）。匈奴在杀死月氏王后亦以其头颅为饮器（《史记·大宛列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公元566年，伦巴第国王阿尔伯因和阿瓦尔人结盟联合夹击格皮德人，给以格皮德人致命打击。阿尔伯因亲手斩下格皮德国王库尼蒙德的首级，取出头盖骨，将其做成镀金的酒器。
拉丁cappa‘head头’＞古英语cppe‘cap帽子，cape披肩，hood兜帽’。古英语cppe‘帽子，披肩’源自拉丁语cappa，其拉丁语源是caput‘head头’。蓋gài见泰‘苫，用白茅编成的覆盖物；车盖，遮阳御雨之具；器物上的盖；胜过，压倒；遮盖，掩盖；崇尚’、hé匣盍“通‘盍’，何不”、gě见盍‘地名；姓’，越南语蓋cái、盍hp，王力《同源字典》泰that；支谦译av为盖。汉语蓋的读音充分显示了蓋有两个语音尾（-t尾和-p尾）、且呈现出-t尾取代-p尾的趋向。蓋实即拉丁语之甲caput‘head’。苫shān审盐‘用茅草编成的覆盖物；古人居丧时睡的草垫’，越南语chiêm。《左传·襄十四年》戎子驹支称：“乃祖吾离被苫蓋，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疏：“被苫蓋，言无布帛可衣，唯衣草也。”甲*caput＞*cat（=见泰之蓋），甲*caput＞*cap（略去词尾-ut，此即见盍之蓋）＞*hwap=匣盍之蓋，甲*caput＞*cap＞*sham（审盐之苫）＞苫shān。
汉语的匣、箱、盒皆出自甲*caput。匣xiá匣狎‘贮存东西用的器具，大的叫箱，小的叫匣’，越南语hp；箱xiāng心阳“指车箱；凡可藏物，有底、盖者都叫箱；指正厅两旁的房屋，通‘厢’”，越南语sng；盒hé匣合‘盘覆、盘盖；底盖相连、体积较小的盛器’，越南语hp。
中古英语chiere‘face脸’＜古法语chere＜晚期拉丁cara＜希腊καρα‘head头’。希腊语kara‘head头’是以古、羯（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为‘头’。希腊语κρυα（karua）‘胡桃’和καρα‘head头’非常接近，两者应是同源词。
拉丁culleus‘皮袋，盛流体的袋子’＞古英语的cylle‘皮瓶，容器’。古英语ytel‘kettle水壶，partorcopperpot铜锅，cauldron大锅’＜拉丁catillus‘小盘，陶盘’。拉丁catillus的词根cat-源自甲：甲*caput＞*cat（=见泰之蓋）。
魌头
现代的娃娃头、和尚头以及万圣节的吓人面具（包括狼头、熊头等动物头）似乎和鬼头——甶——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事实上这些面具在中国并非出自鬼头而是出自魌头。
魌qī溪之“醜貌。同‘’。见‘魌头’”，郑张尚芳（溪之）kh（去其）说文作。《说文·頁部》：“，醜也。从頁其声。今逐疫有头去其切”魌头：状貌丑恶的面具。《周礼·夏官·方相氏》：“长蒙熊皮”汉郑玄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敺疫癘之鬼，如今魌头也。”亦用假面作乐舞，以慰死者之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十三尸穸》：“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魌头，所以存亡者之魂气也。”在中国，最初是蒙上熊皮扮成熊相吓唬和驱赶恶鬼（“以惊敺疫癘之鬼”），后来从熊皮慢慢地演变成头。原本“惊敺疫癘之鬼”的吓人面具（魌头）在现代反倒成了吓人的鬼了。
祝zhù照屋“㈠男巫，祠庙中司祭礼之人。㈡以言告神祈福。㈢断。㈣织。㈤通‘注’。㈥古国名。㈦姓。”、zhòu照宥“㈧诅咒。”，越南语chúc。呪zhòu照宥“同‘咒’。㈠祷告。㈡梵语陀罗尼，义译为呪，又曰真言。㈢呪骂。”，越南语chú。郑张尚芳祝（章屋）tjug/tju（之六）、（章尤）tjugs（职救）见诗，说文作詶，后作呪，呪（章尤）tjus（职救）祝分化字，见昜林，咒（章尤）tjus（职救）同呪，州（章尤）tju（职流），周（章尤）tjw（职流）。康僧铠译cu、康僧会译cyu、(v)ju为周（照尤），上古汉语的周为*cul/*clu，祝为*curs。祝*curs的声母c在后来音转为t-，-r音转为-g或者脱落。《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corse（n.1.诅咒，咒语.祸因，祸根.2.咒骂.）：OldEnglishcurs,ofunknownorigin.《培根词汇》corse（n.）：lsteOldEnglish‘aprayerthatevilorharmbefallone,’ofuncertainorigin.perhapsfromOldFrenchcuruz‘anger,’orLatincursus‘course.’Connectionwithcrossisunlikely.NosimilarwordexistsinGermanic,Romance,orCeltic.
对考古出土人头像/人面像的解释
考古出土的人头像/人面像形形色色，但总体上可以分为抽象性的（神鬼）和写实性（如祖先头像）的两大类，功用不外是为了祭祀、宗教、纪念或装饰。人头像/人面像主要用来祈福、驱鬼辟邪、还原、系住敌人的灵魂等等，但有的时候仅仅是为了美观、好看而作装饰用。
苏美尔的早期神祇
颈部或顶部饰有人像的彩陶罐
乔加马米出土的嘴巴似鸟喙的黏土头像（图88.戴尔布朗主编《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第74页）亦源自旧石器时代的鸟头人身大母神。考古学家一直挖过欧贝德文化层直到萨迈拉文化层，在那里发现了带有条状舞蹈人物图案的陶器碎片——它糅合了两种文化的典型风格，并显示了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考古学家把它以及与它相像的陶器命名为乔加马米“过渡型”。这些三角形脑袋（图89.戴尔布朗主编《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第77页）的人物显然不是写实性人物而是抽象性人物。
古埃及内脏坛子盖在远古时期全是人头形状（图101.《木乃伊法老时代的生与死》第63页）。木箱装着一位木箱装着一位名叫格的医生的四个内脏坛，这位医生大概死于公元前2050年。四个坛子盖都雕为人头形状。直到公元前1000年，荷拉斯的四个儿子才成为内脏坛的普遍保护神。对于这些精心装饰的内脏坛子，西方人称之为“卡诺皮克坛子”（CanopicJars）。这是西方早期埃及学家们的命名，他们把这些坛子错误地同古代特洛伊战争中墨涅拉俄斯的向导卡诺泼斯（Kanopos）连在一起，因为他后来悲壮第死在尼罗河三角洲西北部的卡诺泼斯城（以他的名字命名，今埃及的阿布基布港），并安葬在那里，受到当地人的崇拜，崇拜的形式就是坛子。所以，当西方埃及学家们最初看到这种盛装内脏的坛子时，便误认为是卡诺泼斯的坛子。Canopic本身有“华盖的”、“天篷的”之意，在译成汉语时，结合坛盖的精美雕刻，称它为“华盖坛子”倒是最合适不过的了。Canopic本身的“华盖的”、“天篷的”之意当与这种坛子以人头为盖有关，该词最终出自甲caput‘head’。
朱勇年收藏的“神人头盖罐”（图102.《中国西北彩陶》第177页马厂类型高30厘米）和伊特鲁里亚人的卡诺皮罐非常接近。他在书中第171页登载的“神人罐”（图103.马厂类型高35.5厘米）、第214页的“神人头形器口瓶”（图104.高30.5厘米）似乎也是以人头为盖的。
双面神像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双面神（图109.郑岩《中国表情》第35页）：高度5.6厘米，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头上有一对歧角。玉人头上的歧角表明这是个阴阳合体两性双面神。
早期文化遗址中的鬼头（甶）
河南密县莪沟村出土的裴李岗文化灰陶人头像，是一件年代较早的雕塑作品，高3.6厘米，距今7000多年，其制作风格十分粗朴简单（图113a.郑岩《中国表情》第17页）。刘锡城称河南莪沟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图113b.《中国原始艺术》第170页)距今约8000-7500年，属于创立期（或发生期）的雕塑作品。灰陶人头像具有非常突出的大鼻子。灰陶人头像不对称的面庞、一只眼睛的眼球作长条凸起（和三星堆文化对眼睛的处理相类似），表明此件作品也是鬼头（甶）。
仰韶文化彩陶盆中的人面鱼纹
“彩陶的人面鱼纹”中所谓“人面鱼纹”的歧角向上内弯当是牛角，“人面鱼纹”当是哈索尔。牛角加三角形的造型则是苏美尔神祇的标志。“彩陶的人面鱼纹”中2、4所戴帽子与乌尔纳姆纪念碑（图128.《中东艺术史古代》第149页约公元前2050费城大学博物馆）、古迪亚圆柱形印章（图129.《中东艺术史古代》第150页约公元前2100罗浮宫）、尼姆鲁德王宫门口的翼牛（图130.《中东艺术史古代》第194页公元前900不列颠博物馆）中的神祇所戴的牛角冠相像，尤其和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所戴的角头盔（图131a.《传说文明的起源》第130页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的“胜利之碑”局部，刻画了这位国王正在登上一座神山的情景。他本人被描绘成戴着有角头盔的神。纳拉姆·辛是在世时便宣布自己是神的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之一。图131b.阿卡德纳拉姆·辛王庆功碑公元前2500-2000罗浮宫）、阿卡德神祇所戴的带角锥形冠（图132.《传说文明的起源》第71页，坐在山顶的大神遭到一男一女两个神祇的谋杀.图133.《传说文明的起源》第204页这个阿卡德王国时期的印章表现了太阳神沙马什正要割开另一个神的喉咙）相像。
赫梯神祇的长锥形帽下部亦有带角的形式。赫梯牡鹿银质杯上的献祭图（图134.戴尔·布朗主编《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第44页），女神所戴圆锥帽下面有表示神祇身份的牛角、一凹一凸的竖条遍布圆锥帽。博阿兹柯伊东北的岩石露头画窟距赫梯首都哈图萨斯约1英里，建于哈图施利三世及其子图德哈里亚统治时期的公元前13世纪中叶。尽管哈图萨斯人都能认出这些神祇，铭刻的象形文字却是胡利安语。哈图施利王后，来到哈图萨斯的胡利安神祇也加入赫梯神明的行列。B室的12位相似的男神（图135a.戴尔·布朗主编《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第76页.图135b.《中东艺术史古代》第160页雅兹来凯亚岩刻公元前1350-1250）所戴锥形帽帽檐前面有角。
哈索尔玉人头
这件为台湾养德堂珍藏的青玉人头高4.8厘米，宽9.7厘米，局部有斑锈。玉人头戴宽大冠帽，冠帽的两角卷起上翘，冠帽有下垂饰物。面宽而短，额头突出，眉毛长而卷曲，眼大而圆，蒜头鼻子，嘴巴阔大，牙齿外露。嘴边各有两枚獠牙外翻，两枚向下，两枚向上，中间有八枚排列整齐的牙齿，上下各四枚。耳廓明显，耳外斜上角各有一个月亮形的孔，其下又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孔，耳垂下有一圆孔，似表示佩戴的耳环。下巴圆润。短而粗的颈部下是狭长的肩部（图136.杜金鹏、杨菊华《中国史前遗宝》第263-264页）。玉人头的年代和出处不明。
该玉人头虽然融合了中国南方神祇的特征（獠牙），但总体看依然和古埃及早期王朝时期的纳尔迈石板上的哈索尔相像，最初的源头当是古埃及早期王朝时期的哈索尔。
大地（生殖）女神该亚
青海省乐都县柳湾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这个墓地中墓穴的大小和随葬品数量相差十分悬殊，一些“凸”形大墓多有木棺之类的葬具，随葬品很多，如564号墓就有95件随葬品，其中大量的彩陶壶，造型基本相同，花纹复杂多样，甚为精美，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实际需要，显然是拥有财富的标志。有的墓出土了绿松石和海贝，当是辗转交换所得。而有些小墓没有葬具，仅以残碎陶器作为象征性的随葬品。
柳湾遗址出土的“男女同体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高约33厘米，小口短颈，斜肩鼓腹，平底，有对称的半环形双耳，与马厂类型的同类器物很相似。“该陶瓶最有特色之处是身上的纹饰。装饰分为四组：陶瓶的前后分别画有或浅浮雕着双性人体、变体蛙文或人体四肢纹；陶壶的左右即双耳上部绘以方格网纹，网纹外套以圆圈。在红褐色与乳白色之间，绘以水波纹或垂幛纹。此陶壶装饰最引人注目之处和最突出之特点就是正面的浅浮雕人体像：浮雕位于自颈至腹部正面，裸体，眼睛小得仅为一条缝，鼻子长而直，下鼻翼较宽，大耳朵，方形嘴。乳突明显，圆肚脐，手臂弯短，置于下腹，两臂之间有性别器官，既似男性，也似女性。下有两条细短腿。人体各器官基本都是阴刻而成，有的部位用手指勾画出来，有的部位系用木棍之类的硬物划出来。”（图137.杜金鹏、杨菊华《中国史前遗宝》第184页）。
但从青海乐都柳湾出土马家窑文化彩陶壶浮雕裸体人形（图138.郑岩《中国表情》第20页）彩照看，杜金鹏、杨菊华所称“眼睛小得仅为一条缝”“性别器官，既似男性，也似女性”并不成立。浮雕裸体人形眼窝深陷、大眼，鼻梁高挺，大耳，嘴巴大张，具有典型的印欧人种特征；国字脸，脸部给人的印象是似扑克牌中的人物。胸部的一对突起表示双乳，腹部中间的突起表肚脐，女阴被准确刻画出来。人物双手抚摸下腹部，腹部微微隆起表明她可能是孕妇。人体下肢左右两侧分别是变体蛙的肢体，肢体朝上，仿佛捧举着人体。作者通过这样的处理营造了一个他有意要达到的艺术效果：人体的地位被进一步突出，她作为一尊受人崇拜的神祇，居于显要的中心位置，受到尊崇和拥戴。突出的双乳、女阴、变体蛙肢体等等表明这一浮雕裸体人形反映的当是马家窑文化的生殖女神。第二年要播种的种子或许就是存贮其中的。
以圆盘凸起表示肚脐的有：腓尼基（图145.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图版14女神赤陶，腓尼基，约公元前2500年）、特洛伊（图146.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图版12A.女神铅制，特洛伊，“燃烧的城市”第三层（或出自美索不达米亚）、图147.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图版27A.容器图像赤陶，特洛伊，第四层）、克里特（图148.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图版13女神赤陶，克里特）。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图版12B.阿斯塔耳忒金制模压饰牌，叙利亚，约公元前13世纪女神的肚脐也作圆锥状凸起（图149.）。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图版15.母神泥雕，印度，公元前1000-300年（图150.）。母神的肚脐为下凹之圆，但在右手边的母神位于双乳和肚脐之间有一圆锥状凸起物。
朱勇年收藏的“地母神像罐”（图151.《中国西北彩陶》第178页马厂类型高19厘米）、“地母女神像陶罐”（图152.《中国西北彩陶》第228页马厂类型高35厘米）中的肚脐亦是作乳突状。他所临摹的“人像双耳罐”（图153.《中国西北彩陶》第179页青海柳湾彩陶研究中心藏高33.8厘米）的肚脐也似乳突状。
殷墟的伏羲女娲
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人面统铜盉（图154.）。“盉盖上的人面造型写实，但额上却有一对角，其后部沿器腹垂下一蛇身，尾部盘桓于腹底，两侧还有一对手臂，设计极具巧思。这一神化的半人半蛇怪物，令人联想到后世人首蛇身的人类始祖伏羲与女娲。但这一神怪被制作为一件实用的器物，显然也不是供人膜拜的偶像。”（郑岩《中国表情》第32页）盉嘴根部两側各有一蛟龙，蛟龙对着盉嘴张开大嘴似乎要吞噬盉嘴中流出的液体（酒）。头上的一对歧角（可能是长颈鹿角）表明它是一个神祇。蛇身则将它和后世的伏羲女娲（图155.）相联系，这个造型当是后世伏羲女娲的原型。
虎吞人头
妇好墓出土铜钺（图156.郑岩《中国表情》第36页）：在钺身两面装饰两只侧面相对的虎，两虎张开的大口之间有一人头，似是两虎吞噬人头。在早年出土的著名的后母戊（旧释“司母戊”）大鼎的耳部，也装饰有同样的纹饰（图157.郑岩《中国表情》第37页）。由于人头代表灵魂，虎口张开准备吞噬人头寓意虎将吞噬敌人、异己者的灵魂。凯尔特人柱子上的人头（图158.Christianeéluère《凯尔特人的欧洲》第14页刻有浅浮雕的砂岩石碑。莱茵兰的普法尔茨费尔德。公元前4世纪。莱茵国家博物馆，波恩）表达的可能是系住敌人灵魂之意。柱子上的人头为圆眼，鼻根隆起、鼻子从前额平直拉下来。在对凯尔特人进行研究的考古学早期发现中，这根用于祭祀的砂岩柱是1608年在普法尔茨费尔德（Pfalzfeld）的雷玛尼（Rhémanie）出土的。它最初被置于坟头上方，大概有2.5米高。但由于它在1934年之前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到今天只剩下1.48米。这根石柱建造于公元前450年至前350年之间，也许是当时坟头上的饰物。
鹰攫人首玉佩
“上海博物馆藏龙山文化玉鹰形佩表现了神鹰与人的密切关系。”（图159a.郑岩《中国表情》第23页）龙山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但该件作品是征集品，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佐证其年代。“鹰和人首的形象构思、琢磨风格、人首和鹰之间的布局都与被定为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圭上的类似图案相一致，故被认为是山东龙山文化的遗物。”“鹰的双翅收起，两爪突出，锋利的一爪紧紧抓住一人首，一爪踏于一物之上。人首头上戴冠，大眼高鼻，重圈为眼，耳朵较大，佩带耳环，长发后飘。”（图159b.杜金鹏、杨菊华《中国史前遗宝》第276-278页）
北京故宫博物馆所藏“鹰攫双人首玉佩”也非经正式发掘出土的文物，据说出土于华东地区。也有人说该玉佩原为清宫旧藏，未知何时何地出土，民国间可能由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带出清宫并落入天津某德国人之手，后由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世襄先生收回故宫博物馆。鹰爪下各攫一个人头。两个人头相背，面向外，作侧面形象，特征完全一样。他们头戴高帽，冠帽似分两层，两层之间以阴线纹道隔开，帽子上有纵向平行、细腻规整的短直线；脸部较长，重圈眼，嘴巴以‘3’形表示；耳后有阴线刻出的长发，长发下垂，至发梢处向上微弯；耳朵呈月牙形，戴有环形耳饰，下颔下有较长的胡须。（图160.杜金鹏、杨菊华《中国史前遗宝》第272-273页）长发和上海博物馆所藏品一样向下后翘。
天津市博物馆亦收藏有一件鹰攫人头玉佩.作品高6.8厘米，宽4.7厘米。黄灰色玉，局部有白色沁斑。上部为侧首展翅的雄鹰。雄鹰羽冠上卷，利目圆睁，爪攫人首，气势凶猛，人的上肢与鹰相接，下肢连一兽面，底部与背下对穿一孔（图161.杜金鹏、杨菊华《中国史前遗宝》第274页）。
人头代表灵魂，神鹰利爪抓住人头这一题材和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纳尔迈石板中荷鲁斯鹰爪抓住从人头的鼻子上穿过的绳索是一样的。这一图景表达的是自己的神祇（荷鲁斯是太阳神）攫取并系住敌人的灵魂。
祖先塑像
1964年，在甘肃省礼县高寺头村出土的陶人头像高12.5厘米，宽8.5厘米，系泥质橙黄陶，夹少量细砂。额前至脑后塑有半圈突起的带状泥条，是额上的装饰带。眉毛微隆起，眼内凹，鼻子呈三角形，嘴镂孔而成横条状，下颔短小，向前略凸。两耳垂处各有一个小孔，可佩挂饰物。颈部粗而长。此件圆雕头像，面部丰满，并略加磨光，显得结实敦厚。五官端正，细眉细眼小嘴巴，鼻子略翘，给人一种滑稽感，神情敦厚质朴，亲切动人。头像仅在头顶部有一个黄豆大小的小孔，因此作为生活实用器的可能性不大，而是拟人的雕塑品，可能有特殊用途，与原始社会的祖先崇拜有关。(图162.杜金鹏、杨菊华《中国史前遗宝》第121-122页)
在殷墟艺术品中，一些零星发现的人物形象很难解释为祭祀所用的偶像。1935年，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400号大墓中出土一件青铜人面像，与大部分商代青铜器纹样图案化的特征不同，这是一件罕见的写实风格的作品。人面为高浮雕，纵25.3厘米，宽23.4厘米，与真人面部大小相当，其额部短窄，眉宽而长，双目较小，外眼角吊起，颧颊饱满，鼻子宽扁，人中明显，嘴巴紧闭，双耳较大，下颔圆收。这一形象具有蒙古人种的特点，可作为研究殷墟人种问题的补充材料。人面的顶部有一环，说明这是一挂具。其瞳孔、鼻孔、耳孔均内凹，背面接有一细管，这些细管显然并不是为了让人从背后观瞻，而是从正面强调器官深入到体内的特征。该器物出土于墓道，与之同出的器物有铜壶、盂、勺、盘和陶擦等，其中铜盂有“寝小室盂”的铭文，推测是一套盥洗用具。这张表情沉静自然的人面，杂厕于一套日常用品中，含义实难推测。”（图163.郑岩《中国表情》第32页）这个青铜人面像和甘肃天水柴家坪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塑人面像神似，但青铜人面像眼眶内各有一个小圆洞显然是用来镶嵌眼珠的。顶上较大的挂口方便随时取、挂。她或许就是殷商的神主（祖先）像。神主（祖先）像后来简化为祖先牌位。
大溪文化是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四川巫山大溪遗址而得名。据科学测定，其年代约在公元前4400-3300年左右。
石雕人（猴）面像于1959年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一座儿童墓葬中出土，现藏于四川博物馆。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雕人（猴）面，距今约6000—5000年，属于大溪文化的晚期阶段。石材为细腻的火山灰岩，颜色漆黑，平面呈椭圆形，高6厘米，宽3.6厘米，中间厚约1厘米，顶部左右各有一椭圆形穿孔。在石材两面的中间位置，均用阳刻手法凿出人（猴）面形象。面部的结构与石材的结构协调一致，呈纵向布局。两面雕刻的手法基本相同：面部轮廓突起而清晰，约为椭圆形，眼大而圆，鼻直而方，脸颊圆润、丰腴，颧骨较为突出，口圆而略显小，似呈“O”形，整个面部的表情似乎与正常人的表情有所不同，显得紧张而恐惧；一面似有头发，一面似无；一面下巴略尖，一面圆浑；一个眼略圆，一个略长。护身符性质的灵物。这件体积很小的石雕作品顶上有镂孔，所以毫无疑问地说，它是可以佩挂的。是禳灾辟邪的护身符（图165.杜金鹏、杨菊华《中国史前遗宝》第297-298页）。
敌人人头
陕北神木县北是毛乌素沙漠，南部密布高原沟壑，万里长城从境内横穿而过，秃尾河挣出沙漠从县南直奔黄河。石峁位于县城南边60公里处的山梁上，秃尾河支流洞川沟从山梁下汩汩流过。石峁村实乃一龙山文化遗址，延绵2公里不绝，到处是古代的房基、墓葬、灰坑。考古发现的玉器，皆出土于用石板搭构的墓葬中，由同出的陶器知道，这些玉器为龙山文化遗物。
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的侧面人头像于1979年出土，乳白色玉料，局部有褐色侵蚀。高4.5厘米，造型扁平，头侧视，鼻子和口都在器物的边缘上，鹰钩形状的鼻子系圆雕而成；眼睛用凹线刻画出来。侧面有一橄榄形的轮廓，不知表示什么，其下有一圆孔。脑后部有一个凸起物，可能表示耳朵。头顶部有一椭圆形发髻，下巴和脖子连接处有一道阴线纹。这是一件圆雕作品，整件作品线条极为简练，仅用寥寥几刀，就将一个面带微笑的人物表现出来。（图166.《中国史前遗宝》扉页彩照）人头像为丹凤眼、招风耳、鹰钩鼻，当是闪米特人。由于穿孔在下方，穿上绳索后，人头像的头部向下，佩戴这种头像的目的是系住敌人的灵魂。具有闪米特人种特征的人群当是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的敌人。
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头像（图167.《中国史前遗宝》第156页）舒之梅、张绪球《楚文化奇谲浪漫的南方大国》第32页），新石器时代，长2.9厘米宽2厘米天门萧家屋脊遗址“玉雕人头像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至今已发现十多件。虽然人物形象与冠饰不尽相同，但全都穿戴整肃，表情庄重，并都佩戴耳环。这类人头像大概是代表巫覡一类的神职人物。古人佩戴这些头像，是为了确保平安。”该玉雕人头像脖子下方正中凿有一圆孔，系上绳索后人头像的头部向下，佩戴这种头像的目的是系住敌人的灵魂。戴圆形毡帽和耳环、丹凤眼的这一族群当是石家河文化主人的敌人。
三星堆青铜像
“青铜兽面具”商代晚期高65厘米宽138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图174.《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48-49页)、“青铜兽面具”商代晚期高84.3厘米宽78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图175.《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50页)、“青铜兽面具”商代晚期高82.5厘米宽78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图176.《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51页)，具有向外突出的圆柱形眼球和戈刃状大耳，表现的大概是千里眼和顺风耳，显然是三星堆文化中的神祇。
三星堆哈索尔。“青铜兽面”商代晚期高12.5厘米宽27.7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图177.《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53页)、“青铜兽面”商代晚期高12.3厘米宽27.8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图178.《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53页)、“青铜兽面”商代晚期高20厘米宽23.5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图179.《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54页)；“青铜兽面”商代晚期高23厘米宽38.4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图180.《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56页)、“青铜兽面”商代晚期高20.5厘米宽26.6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图181.《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53页)，“下颔处有两夔相对将兽面拱起”，将兽面拱起的更象是抽象之鹰；“青铜兽面”商代晚期高17.5厘米宽29.3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图182.《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53页)牛角特征明显、大眼睛（牛眼）。人面牛角表明这里的“青铜兽面”当是哈索尔。
“青铜跪坐人像”商代中期高14.6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宽脸，方颐，云雷纹坚直方耳，耳垂穿孔。圆眼，正视前方，张口露齿，神态严肃。头发从前向后梳，再向前卷，上有发套，似作扁高髻。上身穿右衽交领长袖短衣，腰间系带两周。下身着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上。脚上套袜，两腕上各戴二镯，双手扶膝，坐姿（图183.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19页）。这是一尊写实性青铜像，人物具有正常人的眼睛。除了这尊跪坐人像而外，三星堆的立人像(图184.《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13页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1厘米二号祭祀坑)、青铜兽首冠人像(图185.《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16页殘高42.6厘米二号祭祀坑)、青铜喇叭座顶尊人像(图186.《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18页高15.6厘米，直径9.8厘米二号祭祀坑)、青铜跪坐人像(图187.《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20页高12.4厘米，宽5.86厘米二号祭祀坑、第21页高13.3厘米，宽5.54厘米二号祭祀坑)、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的眼球中间都具有一条棱线，都属于非正常眼球。凭借这种眼球似可他们统统归之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