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5日，大年初六，56岁的谢建民坐上了从家乡泗洪出发到南京的大巴。50块，两个半小时车程，这条路线谢建民已经往返了14年。
2009年，从供销社下岗后，当时年过四十的谢建民选择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开始了自己的城市“漂泊”。每天挤在劳务市场，从各色中介手里，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工抢一份日结工作。工厂流水线、消防安装、工地搬砖、餐厅服务员……日结工作收益不稳定，为了维持住每月三四千的收入，15年来谢建民基本将南京常见的一线体力岗位干了个遍。
年近六十的谢建民没有停下打工的步伐，他每月要帮儿子还两千多元房贷，家里还有1万多元的贷款未还，他不敢退休、也不能退休。
劳务市场漫长的等待
自春节后返回南京，谢建民陆续干了4份零工，但都没能干长久。“今年到现在拢共就挣了5000块。”谢建民向记者抱怨着。他表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难。”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饭店端盘子，干了小半个月，因为餐厅客流量下降被辞退。接受采访那天，他已经有5天无工可开了。
3月中旬，南京的最低气温一直在10摄氏度以下。早上五点半，伴随着乘车人潮的涌动，谢建民在南京南站候车区的椅子上醒来，将被子收进旧得发灰的行李箱，用杂物桶装上自己的全部家当，踏进地铁三号线的首班列车车厢，前往5站路之外的殷巷。
作为南京最大的零工劳动力市场，每天清晨五六点，是殷巷劳务市场最活跃的时候。招工的老板一般会在早上挑选符合要求的农民工，把他们集中带到工地。
马路边站满了和谢建民一样的农民工，他们大多穿着发灰的迷彩服，或背着挎包，或拎着小桶，里面塞满了水壶、毛巾等物品，等待着中介或招工的老板发布价格合适的日结工作。
正在询问工作机会的农民工，作者拍摄
失业第五天的早上，谢建民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继续在劳务市场“留守”，用漫长的等待换取一个可能的工作机会。他向记者介绍道，下午还会有一个招工的小高峰：快递站招聘临时快递分拣员。不过这项工作更倾向于招聘年轻人，谢建民这样的“大龄农民工”并不受青睐。“我年纪大了，人家不要。现在50多岁的人不好找工作的。”他感慨道。
由于现实市场上的冷落，谢建民转而将希望寄托于网络社会。经过朋友介绍，谢建民学会在手机招聘软件上寻找工作机会。“最近隔两三个小时就刷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事实上，和劳务市场要求相似，很多岗位都不招55周岁以上的农民工。
剩余为数不多的岗位中，还有着大大小小的陷阱。据谢建民观察，有的老板在招聘信息上开的价格是每天200~300元，等工人们到工地后会发现，老板只愿意支付招聘信息上开价区间的最低价格，甚至连最低价格也不给。在工作一天之后，老板以“技术不行”等各种理由辞退他们也不奇怪。这样下来，工人相当于白打了一天工，还要搭上伙食费和路费。谢建民用“不上道”和“狡猾”来形容这些老板。
大龄农民工的求职困境
从社会需求来看，岗位少、求职者多的现状导致劳务市场的招聘情形越发严峻。谢建民回忆，2022年后，求职者猛然增加很多，但就业岗位没有新增。激烈的竞争导致了用工条件越发苛刻。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门傍身的技术就会好过很多。谢建民年轻时在家乡参与过消防安装施工特种工种的长期培训，掌握安装消防给水及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技术，可以做消防安装工作。据谢建民观察，工地招技术工的时候价格会开到300元以上，但普通的体力工每天只有200元左右。
去除技术工种，在体力工种招聘中，年龄则成了主要门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96亿人，农民工平均年龄42.3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9.2%，约8632万人。
在殷巷劳务市场做中介的曹远，每天都在劳务市场内转悠，替雇主找到合适的劳务人员。“在劳务市场找工作的农民工，很多都是50岁左右，估计要占到一半多。大多是干一些像工地搬砖和装修这样的体力活。”曹远介绍说。
62岁的任怀国老家在安徽亳州，早些年他曾在辽宁大连打工，“后来那边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了，听说南京这边活多，两年前就过来了”。然而，对于任怀国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来说，南京的就业市场也不“友善”。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205国道附近的西善桥劳务市场，是任怀国找工作的地方。2017年至今，该劳务市场因用工争议、环境脏乱、交通堵塞等问题多次被取缔，但没过多久又会再次“热闹”起来。
马路对面的西善桥劳务市场，作者拍摄
早上五点半，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刚在路边停下，正在西善桥劳务市场蹲守的农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涌上前去。“200元一天，工地小工，55岁以上不要……”听了中介的介绍，任怀国停下了动作，没有再向里挤。
60岁以上的年龄让任怀国在农民工就业市场上已失去了部分竞争力，“建筑工地一般都要50岁以下的，我们这个年龄的很多老板都不愿意要。”即使找到工作，他也只能干一些打杂和打扫卫生的活，比其他人要少拿70到100元不等的日工资。
农民工群体大多有着相似的特征：学历低、没关系、没背景、没有一技之长，在劳务市场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没技术的大龄农民工更是劳务市场自上而下“工资克扣链”的最底端。
在盐城专事农民工招工中介的金鑫，已经在这片“江湖”上行走了7年。与南京江宁殷巷劳务市场的招工形式相似，在积累了一定的农民工人脉后，金鑫有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招工关系网。
许多大龄农民工为了进入这个“圈子”，主动或被动提出减少工资。“看到是年龄比较大的，我都会先拒绝。有些人就会把工资再压一压，让我赚更多中介费，来获得这个机会。”金鑫说道。
即使如此，对于大龄农民工，招工中介还是顾虑颇多。金鑫承认大龄农民工比较有工作经验，但真实招工却不愿意选择这群人：“体力劳动风险较大，年龄大的话总归更容易发生意外。”
退休养老是遥远的梦
30年前，吴志华选择离开老家泰州，来到北京打拼，后来辗转在武汉、哈尔滨、南京等地工作，目前在南京一家空调售卖店负责空调的安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今年57岁的吴志华面对这份工作已经感觉力不从心了。
“以前爬上爬下我根本不怕。但是现在站在高层上面安装，腿已经有点撑不住了。”吴志华感慨道。但问及何时退休时，吴志华却有些茫然：“干不动了，就回家。”
事实上，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我国年满六十周岁且连续工龄满10年的男性劳动者，便已经符合退休标准，理论上应该到了回家颐养天年的时候。
尽管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多地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障，但许多农民工依旧没有“退休”和规划养老的意识，很多人甚至都没有“交社保”的概念。
安徽师范大学仇凤英教授的调研显示，第一代农民工[1]农保[2]的参保率是65％，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只有5.9％，自己购买商业保险的是2.9％，有26.2％的人没有参与任何社会保险。
许多农民工自身也对缴纳社保存在误解。“我从来不交社保，钱不如直接留在自己手里”，徐新华表示。在许多农民工的心里，交社保也是一项成本，因此许多农民工也不愿意自行缴纳社保。
沈甜的父亲最早也不愿意交社保。“可能大多数农民工也不会想到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找个保障，除非说子女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提醒他们。”沈甜最初让父亲去交养老保险的时候，他并不理解，“一个月交1000多，退休以后每个月只能拿900到1000多，那我为什么不把钱存着，到时候每个月自己取来用？”父亲反问她。
不过，在女儿的多番劝说以及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讲解下，沈甜的父亲认识到购买保险是对未来的保障，最终还是买了居民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只要宣传到位了，他也能意识到买份保险是好的，是让未来生活有个保障。”沈甜认为。
还有部分农民工是出于经济原因无法缴纳社保。根据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累计缴费满15年的，才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去掉房租，任怀国去年一年只赚到了1万块，除掉日常开销和其他支出，所剩寥寥。同时，他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还未达15年，也无法承担一次性缴清的费用，因此现在还没有领上养老金。“能拿到的钱也很少，两三百块钱”，他说。
即使有养老保险，他们也并不会按时“退休”。因为就算按照最高档次缴费，每月养老金收入也不过数百元，难以维持稳定的生活，他们会选择继续劳动以获取更高收入。“要是最近半年还是找不到工作，我就回老家给人盖房子，一天也能赚五六十块”，任怀国表示。而对于那些没有参保的农民工，他们面临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的处境，因而会更倾向于继续劳动。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谢建民身上。去年他赚到了8万块，但是除掉日常开销、房贷以及贷款还款，他几乎没有余下钱。“根本没法考虑退休，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就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谢建国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曹远、金鑫、沈甜、吴志华为化名。
注释：
[1]在学术界，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出生，并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外出务工的农民人群，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
[2]农保是指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农村经济组织、集体事业单位和各业劳动者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缴纳义务，劳动者在年老时按照养老保险费缴纳状况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