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海高考英语听说测试结束，2022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分处于不同省市的高考生，虽然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考试科目，却有着类似的集体记忆：
2020年2月，正值高一的他们随着疫情开启了“网课生活”。此后的2年，疫情的阴霾或浓或淡地萦绕在他们身边；今年3月，在“备战”高考前夕，疫情在一些地区卷土重来，他们或在家重拾网课，或在学校接受封闭管理，或者迎来高考延期。这种“非常态”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
2022届高考考生，是在疫情下完成高中学业的一代，也是大规模使用网络教学的一代。正如有媒体将他们称为“网课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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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春节分外冷清与紧张，新冠像一头怪物在各地肆虐，让节日气氛全无。或许是受大人们紧张情绪的影响，还在上高一的张冰冰，对于即将到来的下学期，感觉“特别害怕”。
张冰冰在黑龙江某地级市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上高中，班级是“尖子班”。黑龙江作为“老高考地区”，高中还是传统的文理分科。高一开学刚两个月时，她在班级里排名还不错，不知道自己适合学文还是学理。由于怕物理学不明白，她最终选择了学文。
可真到了文科班，她才发现自己对文科不太感兴趣，“学不懂，也不爱学”。她的成绩直线下降，“在班里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已经有同学被淘汰去了普通班，这让她压力特别大，“很怕下一次会掉到后面的班级”。
“尖子班”按成绩排座位，同学之间似乎隔着无形的屏障。张冰冰不敢主动交朋友，别的同学也不主动接近她——她寻思，自己成绩排名垫底，可能下一次就被“淘汰”出去了，即便交了朋友，关系也不会特别长久，“人家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她在班里基本没有朋友。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张冰冰很害怕高一下学期的生活，连学校安排的寒假补课都没参加。直到接到学校突如其来的通知——“下学期要上网课，不知道上到什么时候”——她才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没有和同学社交的压力了，也不用再体会和老师面对面时那种紧张害怕了，能“自己在家好好学习”了。
早自习一般是早测（测验），晚自习一般留给学生写作业。高一的作业不算多，张冰冰到晚上8点就差不多能写完，然后躲在摄像头的一边玩手机——老师们以前从没有过网课的经验，不知道要学生上课时“全程露脸或者露手”，这就给了学生们“可乘之机”。张冰冰经常玩手机到凌晨1、2点才睡，以至于第二天听课、做题时都一直犯困。
张冰冰说，母女俩都关在家里上网课，“那种感觉挺奇妙的”，就像妈妈陪着她上课一样，让她十分放松。她和以前没分班时的同学交流一圈，发现大家上网课的状态都差不多：开始觉得挺新鲜，慢慢地，因为不用和老师面对面接触，没有老师看着管着，就都松懈下来了，上课的时候偷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写作业也没有在学校时那么认真了”，有人干脆抄同学的——结果就是，大家“成绩都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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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学校就安排学生们开始上录播课——老师把讲课视频上传到学校的网络平台，学生每天按照课表，对着电脑自学完相应的课程。可能是发现教学效果不好，从第二周开始，学校又开始改用腾讯课堂了。
上海作为2020年全国14个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市之一，取消了文理分科，改用“3+3”模式，即常说的“大三门”和“小三门”。前者指语、数、英为必考科目，每科满分150分，以高考卷面分计入高考成绩。其中外语考试包括笔试和听说测试，考生可选择参加1次或2次外语考试，较高一次成绩将被计入高考总分；后者指在物、化、生，政、史、地这6门中选择3门作为选考科目，每科满分70分，按等级赋分计入高考成绩。
高一上学期结束，学生们就要选择好“小三门”。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董绘名做完后要拍照上传到学校的网络平台。通常，语文是“积累整理的作业”，数学是“每天2到3面的A4纸练习题”，一般半个小时就能写完；英语“每周做一两套模拟卷，具体（分解）到每天，基本上是几篇阅读理解”；地理和生物每周上3次课，“作业都不到半小时的量”——唯独物理，虽然作业同样不多，但“网课教学没有线下教学那么好懂”，“把知识点搞懂就要比较久”。
她自嘲地说，自己大概“每隔两三天就会迎来一次ddl（Deadline）危机”，紧迫之下，偶尔也会一鼓作气“鸡血地把之后的作业一口气提前写了”。
但董绘名还不是最早上网课的那一批高一学生——2020年的2月8日元宵节，高一的陈兴于开学前一天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因为疫情学生不能返校，“要在家里上网课”。
陈兴在山东某县的一所民办中学读书。学校是当地口耳相传的“名校”，以“教学质量高”和“一本率高”闻名，每年报考的孩子趋之若鹜。前几年，学校成立了教育集团，在山东省内外开了多所分校，陈兴从初中开始就在其一所分校就读。
“课堂”上，老师会通过抽签点名的方式提问，检查学生们对新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起初陈兴还觉得这种方式挺有趣，新鲜感一过，老师的提问就让他觉得害怕了。
因为没有老师监督，自制力比较差的学生在上课时不乏有“划水”的，大家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逃脱老师的检查，比如用“拿本书把自己挡起来”、“假装网卡了”企图蒙混过关。陈兴自认为是“比较听话的那类学生”，他会在课下按时完成作业，课上认真学习，但有时也会忍不住偷偷玩手机，“看视频、刷抖音、听音乐”，都干过。
曾有一个同学发现了钉钉的bug——开着摄像头时，如果把软件界面切换成小窗，摄像头就会发生卡顿，停留在退出时的画面。于是，那个同学常常在上网课时冲着摄像头摆出认真听课的姿势，然后将软件切成小窗口，自己再偷偷去干别的事。
一次上语文公开课（年级主任和校长都在线上旁听），语文老师看这位同学听得非常认真，就点名让他回答问题——当时他应该是在和同学打游戏，没有关麦克风，只听见他吆喝：“那个人在山上，快把他干掉，把他干掉我们就赢了！”
当时语文老师“非常无语”，但也只能留言让那个同学“下课后解释清楚是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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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课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张冰冰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紧张情绪有所缓和，也让她从更客观的视角，发现了老师的“另一面”。
张冰冰和同学们每天做完作业后，要拍照上传到小程序里，再由老师批改和评分。老师们会指出每一道错题，语音留言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改。同学们听到后，要用红笔修改，并在旁边写上错因，再拍照上传到小程序里给老师们再看一遍。
陈兴的学校倡导一种独特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一个班的学生，按照学习成绩分为4个档次，不同档次的4个学生要组成1个“学习小组”，由“一号同学（成绩最好的同学）”担任组长。网课期间，学习小组也挪到了线上，陈兴本是组里的“二号”，因为组长喜欢睡觉，他就接过了“督促组员”的任务。
网课一上就是3个多月，清明节、端午节和劳动节，陈兴都是在家里过的。每逢节日，学校就会在系统里发起线上活动，让学生拍摄活动的照片上传到系统里，由老师评级，量化成学分，计入班级日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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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8日，董绘名的学校复课了。网课期间，每次小测验前她都会临场抱佛脚，“把欠下的（知识点）尽量搞懂”，好掩盖摸鱼的事实，所以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她的成绩还挺好。但她也意识到了网课对同学们成绩造成的分野，“适应网课学习模式的进步很明显，不适应的会有所退步”。
董绘名后来总结，高一的网课经历，让自己“初步知道了‘自学’是怎么一回事”，“还有放纵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多少也为升入高三后的自学提供了经验。
出于防疫需要，学校制定了很多规范。以前是全班50个同学，大概分为12个学习小组，两张桌子拼在一起，4个人围着桌子坐成一圈；现在为了防疫，把桌子重新分开了，恢复成一排一排的，还加大了间距。学习小组则改成了“前后桌的4个人为一组”。
学校要求，上课时老师和同学都要戴口罩，后来变成了老师讲课时可以摘下口罩，学生必须全程戴口罩。此前上课时有小组讨论的环节，课下同学之间也经常继续讨论问题，如今，老师说特殊时期，“非必要不讨论”。同学们也听话，自觉减少了讨论问题的次数，遇到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或者是需要合作的事情，才小小讨论一会儿。
同样，在人员密集处，必须全程戴口罩，平时尽量少说话，不能两个人并排走——为了防止学生们在路上不自觉地并排走，要以班级为单位，男生排一队，女生排一队，下课后排队去食堂吃饭；吃饭时也不能挨着坐，一个人的左右两边要各空一个位子，也不能面对面坐，桌子两边的人得错开坐；吃完饭后还是排队回宿舍，到了宿舍楼下，男生、女生再分开走。至于上厕所，可以自由行动，但是得戴着口罩——总之，只有在宿舍里才可以不戴口罩。
这些新校规让陈兴“非常不舒服”，“很不适应”，他希望回到疫情之前“同学们一起玩儿、一起闹”的校园时光，但显然不可能。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8月1日放暑假（学期延长了1个月），疫情形势终于好转，学校管理也不像之前那么严格了。陈兴他们也可以在上课时可以戴着口罩讨论问题、吃饭时可以面对面坐，平时也可以并排走了。开班会、开年级会，要求也没有那么严了。
而黑龙江的网课则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才结束。夏天返校后，张冰冰的第一感觉是：“不是特别适应”。
她的同学们也是如此，上了一整个学期的网课，大家似乎都不爱学习了，返校后的第一次月考成绩惨不忍睹，“尖子班”的数学考试平均分只有40多分。后面的一两个月的线下教学，老师“特别努力地拽”，同学们的数学平均分才逐渐回到90、100多分。
返校后，张冰冰另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假期少了很多”——网课期间，学校每周日会放一天假，遇到“五一”小长假，也会放1天半左右。而返校之后，每两周才能休息一个周日，节假日几乎不会再放假了。
接下来的2021年，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
但对于陈兴而言，虽然高二一整年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但是高一网课的“后遗症”似乎一直存在——从前一年学校复课后，他以为老师会把网课期间的课程“重新过一遍”，结果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2021年4月，黑龙江突发疫情，张冰冰又上了大约1个月的网课。对于这次短暂的网课，她没有觉得恐慌，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发生的地方距离她比较远，另一方面，突然“从特别有压力的”在校学习变成回家上网课，对她来说“心里其实挺轻松的”。
第二次上网课，老师们更有经验了，都是在学校的教室里用在线课堂上课，让同学们看着班级的黑板，让学生们“会有一种更容易学进去的感觉”。
当时，正值高二下学期第一轮复习，张冰冰也有了学习的自觉，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作息。晚上8点到9点写完作业后，她会自己刷题到11点左右，然后上床睡觉。
此时，她的成绩已经慢慢提了上去，她也敞开心扉，在学校里交到了一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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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节过后，黑龙江疫情不断，已经进入高三下学期的张冰冰开始了自己高中生涯的第三次网课。
这次的网课上得断断续续：寒假期间，网课上了20天；2月份开学，恢复线下上课没几天，3月3日后因为本地大规模做核酸，又断断续续上了好几次网课；到距离高考还有60天左右的时候，防疫需要，又上了一周网课；回到学校上了一两天课之后，学校又通知学生们回家上网课——一直折腾到高考前40天，张冰冰才回到学校。
此时的“网课”大多是与“核酸”关联在一起的：一旦周边城市出现病例，张冰冰所在的城市就要做核酸。上午在社区做完核酸，下午居家上网课，等第二天核酸结果出来，显示阴性才能返校。
起初，核酸基本上是一周做一次，后来不管有没有疫情，每周都要做。张冰冰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做过多少次核酸、上过多少次网课了。
刚开始上这种短暂的网课，张冰冰“没有很慌”，可后来总是这样，她就“特别慌了”，那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慌——她不知道网课会上到什么时候，每一次会上多久；不知道今天回到学校，第二天会不会突然又有疫情；也不知道网课会不会一直上到高考前，那她再也无法见到老师和同学了。
春末夏初的黑龙江，天气仍凉，张冰冰就在线上迎来了“二模考试”。老师根据家庭住址，将住得比较近（同小区或相邻小区）的四五个同学划分成一组。一共考4科，每人负责取一科试卷——大概在考试前10分钟，取卷子的同学拿着刚从老师那里拿到的试卷，来到小组约定的集合点（两个小区中间那条道路或者某一个商店门前）分发试卷，大家再赶紧跑回家，打开视频，考试。
一般情况下，班主任会在学校门口接应，然后把收回的试卷分给各科老师。再之后，跟2年前一样，老师批改完，拍照，上传到小程序，让学生们更正。
为了让平时走读的张冰冰安心复习，妈妈每天都给她送饭。最后40天的高考冲刺，张冰冰的回忆是，“当时真是又害怕又烦，还挺期待着毕业”。期间充满了细碎的不适应，比如午休时楼上班级太吵睡不好，趴在桌子上睡午觉，手和脚都会麻。
高一、高二时，学校每年都让学生劳动，在学校的花园里种李子树、松树。张冰冰和同学们在长高的树下挖野菜或捡松果，“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她说，“玩儿的时候很快乐，会忘掉那种乱七八糟的压力”。
3月，就在张冰冰断续上网课的时候，上海在新一轮疫情之下，已经开始实行居家隔离。3月14日，董绘名也开始重新上起了网课。
董绘名的妈妈是护士，疫情期间基本每天都要上班，家里只有她、居家办公的爸爸和一只猫。因为医院的同事确诊，妈妈曾被拉去酒店隔离过一周，董绘名对她的辛苦感同身受。在一线的妈妈会告诉她疫情防控的真实情况，多少缓解了一些她在网上看到传闻后引发的焦虑。
家里不缺食物，只是食材单一，“天天吃大白菜，也会有些厌烦”。在高三最后的日子里不能去学校上课，她觉得挺遗憾，因为此前的高三生活“挺开心的”，但是疫情来了就都回不去了。
高三的网课，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学校用腾讯会议上网课，上课时要求学生开摄像头，露脸，考试时，手和脸要同时出现在画面里；老师和同学互动的频次多了一点，上课如果答非所问，也会被批评；数学老师有个专门的师生群，会把做的不认真的作业拿出来“处刑”；有同学被抓住“写作业或者考试用了作业帮”，被罚写检讨……
在漫长的居家期间，董绘名一直尝试调节自己的状态，建立学习和生活的秩序。5月底，她在网上更新心情，剖析了网课对自己学习状态的影响。
她觉得自己“高中这几年，在学习上都会侥幸地依赖外界环境”——这轮疫情前，她喜欢选择在比较有学习氛围的环境里学习，比如，平时住校，她会在教室或宿舍里自己刷题，寒暑假她会去家附近的图书馆。她总觉得在这些地方学习效率比较高，一旦周末回到家，自己就会“变成一条咸鱼”。
高一网课时，她在“打鸡血”和“摸鱼”之间摇摆，靠着“临场抱佛脚”应付测试。这种依靠外界压力驱动的学习方式，弊端在高三网课时全部暴露了出来——她成了“全日制而非周末限定咸鱼”，感觉自己“做不动题了”，“每天写完作业就觉得很累”，也没有办法像在学校时那样和同学、老师畅快地交流学习了。
这一切都让她觉得很无力：“高一是在学新东西，漏了的会明显暴露出漏洞，高三下学期主要是复习，欠缺的不会明显暴露，只会像温水煮青蛙那样，慢慢地没有了做题的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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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冰冰和董绘名不同，2022年3月初，陈兴被封在学校里了。
刚开学一个月，疫情蔓延到陈兴的学校所在的县城后，原本应该放“大周”回家的那天，学校突然宣布“封校”——其他年级学生都回家上网课了，只有高三学生留在学校里。虽然理智上知道这是应对高考的无奈之举，但陈兴心里还是非常不爽。
为了防疫，学校不允许家长给孩子们寄送东西。到后来，衣服就成了一个难题。2月16日（正月十六）开学时，学生们穿着冬衣来学校，陈兴身上最薄的衣服是件保暖内衣。封校一直到4月，山东天气转热，他只好穿着保暖内衣去上课，还是汗流浃背，“汗出多了，浑身都痒，那种感觉非常不舒服”。还有的同学穿着羽绒服和棉袄，实在热得受不了，就穿拖鞋上课。“开风扇根本不管用，学校还不让开空调。”
另一个难题是理发。学校后勤处统一派老师过来，随便找一个教室，谁想剪头就报名，据说“那个老师的手艺不咋地”。学校的超市也关门了，实在没零食吃，陈兴听同学说医务室有卖巧克力和糖，就过去买零食，正好碰到医务室的阿姨拿着推子给她丈夫理发。
见阿姨手艺不错，他便问能不能帮自己理。阿姨说：“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帮你理，但你别对外说啊。”就这样，他花10块钱，买了大拇指肚大小的3块糖，1块巧克力、1块软糖和1块奶糖，还顺便理了发。回去后，同学和老师都觉得他头发理得好，纷纷问他在哪儿理的，他只能忍着不说。
封校期间，学校食堂供应的饭菜，种类倒是和往常一样，每顿1个肉菜、3个素菜、1份汤或粥，但取餐方式由自助式变为了定额分配，肉菜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陈兴说，封校倒是让学校饭菜的味道提高了不少，往常是大锅菜，如今只剩高三学生了，菜“做得有滋味儿了”。
一次，陈兴在教室里多学了一会儿，去到餐厅时发现他们班的就餐区就只剩他的舍友还在。舍友把盘子里鸡腿夹给他，说是给他留的。他问舍友为啥不走，舍友说：“如果我走了，你哪里还有肉吃？”陈兴感动得不行。
留在学校里的高三学生们，每天依旧是复习、考试、讲评，和平时没什么区别。生活单调，每天中午听学校广播里放的歌，是陈兴唯一的调剂。歌单是固定的，第一首是李玉刚的《万疆》，他觉得很好听，第二首是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他每次就只听这两首，然后就进食堂吃饭了，后面的歌就听不见了。
封校期间，校长和所有高三老师都留在学校里陪学生。当时学校的财务出了一些问题，有些老师拿不到工资，也依然坚持认真工作，让陈兴“感觉是非常负责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2个月。4月底，全市高三学生要参加第二次模拟考试。考完的那天晚上，陈兴在走廊里听见有人喊：“终于放假了，终于放假了！”刚开始他还不相信，等他回到班里，才知道这是真的。同学们都非常高兴，“真的都快乐疯了，终于能回去了”，一群男生搂在一块儿，又跳又叫，“感觉都快把整栋楼给掀了”。
不过，依然有同学因为家在“封控区”不能回去，其他同学就帮忙给他们带吃的、穿的、用的。
随着高考一天天逼近，董绘名陷入了焦虑，她觉得漏掉的知识点很多，而自己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她与初中同学交流之后，更是感受到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她的学校，每周考一套“语文整卷”，老师就觉得很难了；而她的同学在更好的高中读书，之前都是一周考两套卷子，现在才减到一周考一套。
董绘名在“初升高”的时候，3次自主招生都去了上海的“牛校”，中考填志愿时却戏剧性地“高分落榜”，进了这所普通的市重点中学。她心底一直埋藏着一股不甘，“从得知录取结果的初三暑假就开始努力”，这3年，她的学习成绩总是保持在年级前列，可看到原来成绩差不多的初中同学如今享受着“各式的午餐、400米的绿茵大操场、真正能改变学习生活的社工部Q&A”后，她还是憧憬不已。
她一面被各种情绪缠绕着，一面不断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转折点出现在她尝试了“无纸化学习”之后——高三需要打印很多复习资料，一大堆A4纸堆在一起，“有种‘白色恐怖’的感觉”。她后来发觉自己不愿意做课外习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想打印。于是，她做作业、刷题，都用平板电脑。开始是觉得新鲜、有意思，后来发现无论是整理资料还是查找资料，都很方便，她干脆自己在网上找各种“模卷”做。
董绘名认为，能做到“没有他人的审视却能自处的人，才是真正会学习的人”。本来她就觉得“想要让这个能力（自控力）增长挺难的”，所以才尽量借助外物约束自己。可疫情期间，她没有办法依靠外界了，只能依靠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她开始在家里做运动锻炼身体，为了避免自己摸鱼，会直接把手机关机。
她自学的方式主要是刷题。她的数学成绩稳定排在班级前列，刷题不多。除语文外的科目，都是靠这招提分。比如她一直都不感兴趣的英语，因为高三时老师天天鼓励她、抽查她，她“大概刷了四五本题，单词背了几遍”，成绩从折完后的五六十分，提高到了一百一二十分。对于“一直学不明白”的文综，以前35道选择题她能错将近20道，刷了四五本选择题后，35道题就只错5、6道了。
高三网课期间，张冰冰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还是挺感谢当时的自己，虽然当时真的挺累，看不懂题，也一直看不到效果，就特别特别烦，但是其实后来结果还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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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一个月，张冰冰一直失眠。紧张、激动、害怕、期待，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她有时候深夜11点躺下，凌晨2点才能睡着。但是高考那3天，她倒不紧张了，“考完一科，解放一科，挺放松的”。
老师和家长想各种办法帮考生们缓解紧张：考完数学后，老师在班级群里发同学的表情包，帮助他们放松心情；女老师穿着旗袍，男老师穿着马褂，站在校门口为同学们们加油；她的妈妈和小舅，拿着花、奶茶和一堆好吃的去接她；还有航拍记录高考的场景……她觉得整个过程“都很高兴”。
经过疫情和网课，张冰冰对老师的印象改观了，对于之前那几个感觉“不太喜欢自己”的老师，上过网课之后，她“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她说，高中3年多亏了这几位老师，“他们真的特别好”，“真挺用心的”，班里很多落后的同学都是被老师们用心理辅导、单独补课的方式，“一点一点拉上来的”。
张冰冰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疫情期间，为了满足她馋面包、饼干的愿望，不太会做饭的妈妈上网学做各种吃的。为了缓解她的压力，妈妈会带她出去散心，有时她的情绪不稳定发脾气，妈妈会陪着她，疏导她。经过疫情，她发觉自己更加爱国了，有时听到爱国歌曲，会产生“特别想学习”的感觉，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高考前，学校放了1天假。外市的学生不能回家，只能家长过来，订好酒店把孩子接出去住一晚。陈兴的爸妈、姐姐都来了，他在周六上午出校门见到家人，吃了几顿好吃的，换洗了衣物，睡了一个饱觉，周日上午又返回学校。
高考那3天，他的心态很平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的数学题很难，考场上他旁边一个女生，考数学时把笔一扔，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监考老师连忙安慰她。
回顾高中3年，陈兴感觉上网课和学校封闭管理期间，他和同学、老师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上网课时，大家在网上畅所欲言；“封校”期间，同学和老师“成天在一块儿，没事聊聊天，互相送个吃的、喝的”。
他觉得，疫情“封校”的经历对他影响挺深的，让自己的“抗干扰能力有所提高”。这让他明白了，凡事不要心急，要更加清醒地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其他该来的总会来的。
6月6日，在张冰冰和陈兴上考场的前一天，上海的高三考生迎来了线下复课。学校住宿部不符合防疫规范，不允许学生住校了，董绘名成了走读生。依然是每天上8节课，只是几乎每天都在考试。
她依然在网上偶尔更新自己的心情，重复写着“拥抱变化”，鼓励自己“适应不确定的日常”，“感受到平庸生活中也有奇迹”，“每天尽量做得比昨天更好一点”。
原本应在2022年5月初举行的“物化政史”4科等级考试，因为疫情推迟到了6月。6月18日，她参加了物理的等级考试——她在高二选择了地理、生物和物理作为“小三门”，在高二下学期（2021年5月）已经进行完的地理和生物等级考试，成绩已经计入高考，极大减轻了她高三备考的压力。
7月7日至9日，上海的高考在延期1个月后如期开始。董绘名的心态逐渐平稳下来——半年前，她已经参加了春季高考，语数英3科里的英语成绩可以保留为高考成绩（和夏季高考的英语成绩对比，取最高的那一个）。
从高二等级考，到高三春考，再到高三等级考，最后到正式高考，董绘名觉得自己“一次比一次更不紧张了”。最后的3天正式考试，她感觉自己已经“放开了”。考试过程中让她印象最深的是，考完2个小时的数学后，她排了1个小时队去做了个核酸。
尾声
7月底至8月初，高考录取结果揭晓。
张冰冰考上了黑龙江一所211大学的中外合办专业，学习金融。她从小就喜欢法医，疫情发生后，她很想去学传染病学，可选择了学文，就没办法报法医和临床医学专业了。她利用暑假学习滑板，考了驾照。
因为今年数学试卷偏难，陈兴的数学的劣势削弱了，数学成绩居然从往常的班级三四十名跃至前十五六名。最终他考取了山东省内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因为喜欢文学和英语，他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暑假，他在考驾照之余又读了几本文学名著。
9月，天气由热转凉。大学开学后，各地疫情依然偶尔爆发。张冰冰在入学后经历了开学“封校”、军训期间“解封”，目前又处于“封校”中。现在她在宿舍里上网课，可以在校园内活动。因为专业需要学俄语，她经常跟朋友们“吐槽”俄语难学。
董绘名的大学，线下正常上课。她觉得大学生活挺充实的，大部分的学习和生活都要靠自己安排，目前主要的困恼是“课程难度有点大”——因为大一结束时要分流（分为计算机、微电子等），需要“卷绩点”。
夏去秋来，他们的大学生活陆续进入轨道。他们和所有的2022年高考考生一道，与高中3年告别，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